【介子旭说】诗词与书画
中华文明是世界农耕文化的孤本，是现代社会中仅存的古代文化。“五四”以来的白话文运动受西学影响，渐渐以白话文替代了流传在中华文化圈几千年的文言文。甚至有人提出要消灭汉字，以拼音文字代替汉字，其中不乏胡适、鲁迅、陈独秀这样的大家和革命者，似乎中国的落后源于中华古文明和中国传统文化，归罪于汉字和文言文。总认为花上几年学习几千字的常用汉字，浪费了中国人的青春，不如二十六个字母来得轻松愉快。
“五四”以后的相当长的时期，作为书画一家的中国画，同样也备受煎熬。中国画被认为是落后的艺术，民国初年不少主流中国画院把中国画，摒弃缩减为偏科选学。而做为公开废止的文言文，地位却更为尴尬。受汉文化影响几千年的邻国朝鲜、韩国、越南人现在读不懂自己的历史，是因为害怕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中国人抵制汉文化却是时代的短视。但也有中国文化忠实的捍卫者，如梁启超先生、王国维先生、陈寅恪先生、马一浮先生等等，还有一辈子不写白话文的大画家吴湖帆先生等（这些先生多成了被批评者，而又在尊崇国学的今天回归）。
认识总是在历史的不断发展中更新和进步的！随着中华民族的崛起，中国人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文化，重新认识文言文、重新评价古诗词。古体诗上承《诗经》、《楚辞》，下接宋词、元曲，都是一家血脉，惟面目稍异矣！余以为中国的古诗、词、歌、赋，都是最优美的文学形式！
一首小诗寥寥数行，传递了作者的感情、感受，托物言志，借景抒情，所谓“一景一物亦关情”也。诗又是带韵律的文章，是跳跃在文字间的音乐，诗中时而高亢激昂，时而婉转低回。“中国的文字，尤其是诗的文字，是一种紧凑非常，紧凑到最高限度的文字”。
诗词不只是做为文人雅士的消遣，许多国之栋梁和治学大师都是诗词高手。“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张九龄，唐大学士、中书令），“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王昌龄校书郎、江宁丞），“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王维，中国文人画奠基者），“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韩愈，刑部侍郎，唐宋八大家之首）……不胜枚举。！而格律诗是所有诗体中要求最为严格，最富韵律，文辞最优雅、最和谐、最齐整、最完美的诗，是诗中之诗。现代人中读懂格律诗的人少，能作格律诗的人凤毛麟角，能作出脍炙人口格律诗的人寥若晨星。
书法的形态之美，古人早有论述。孙过庭《书谱》云：“同自然之妙有，非力运之能成”，“观乎悬针垂露之异，奔雷坠石之奇，鸿飞兽骇之姿，鸾舞蛇惊之态，绝岸颓峰之势，临危据槁之形。或重若崩云，或轻如蝉翼。导之则泉注，顿之则山安。纤纤乎似初月之出天涯，落落乎犹群星之列河汉”。描绘书法之美，非优美高雅的文言文不可，而诗词即是首选。平仄对仗诗情画意，引经据典雅致骈文，犹如公孙大娘之舞，美不胜收！卫夫人《笔阵图》云：“‘一’如千里阵云，隐隐然其实有形。‘、’如高峰坠石，磕磕然实如崩也’”。这些论述，已不是论述的本身，是汉文字象形喻意的图形再现。中国字源自象形，与表形之画是孪生兄弟。所以中国历来有书画同源之说，而中国画的精华是文人画。文人之画始于王维，兴于五代，完善于两宋，巅于赵子昂、元四家，再传于明清，重生于近代齐、黄等。
“诗是无形的画，画是有形的诗”，中国书画的“逸镜”只可以意会不可以言传。“太似叫媚俗，不似叫欺世！”。诗亦如此，太直白且无味犹如嚼腊；太隐喻生涩难懂，和寡无趣。诗、书、画能够达到“添一分太多，少一分不可”，难也！几分相像？几分酸甜？几分柔美？几分骨感？这样无法量化的诗书画和超越时空想象的描述最难。书画大师是极推崇诗词的，齐白石大师在谈到自己的艺术成就时，说过一句令人惊讶的话：“我的诗第一，印第二，字第三，画第四。”齐白石此说可以看出，诗词在书画大师中的地位。画无书则乏力，书无诗则无神！“诗、书、画、印”中，“诗”无论从难度和文化内涵上都是第一位的。
一个普通的人不必博览群书，也不必都会格律诗，但每一个有文化的中国人都要知道格律诗；每个学习中国书画之人，都要懂格律诗；每一个把书画当成追求的人，都要常读一读格律诗，学写一些格律诗，并在美仑美奂的格律诗中得到升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