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个笑话异曲同工：说有一群申请移民的人办理签证时，在排队等待的过程中忽然吵起架来，其中一大部分在力挺哈马斯大骂以色列，另一部分在支持以色列批评哈马斯，工作人员几番制止不见成效，便宣布说：凡是支持哈马斯的一律按移民巴勒斯坦签证，支持以色列的都按去以色列办理，人群瞬间熄火，结果全部要求移往以色列。

这都是段子式的调侃笑话，可对照一下身边，又不是笑话。

其实事情很简单——只要你不想事情复杂，直面矛盾，问题就会迎刃而解。当年袁世凯老兄分辨真假义和团的经验值得借鉴:统统拉出去枪毙，被打死的就是假义和团，因为真义和团宣称是刀枪不入的。结果不用说了，没人再敢谎称是义和团。

根治盗贼匪患

粗人中也不乏高明智慧之人。

民国早期，政令不一，天下纷乱，不少地方实行自治。读过一则短文若许年了：贵州有个大老粗军阀，我一时记不起他的名字，那厮治理一省几年，居然令困扰该省几千年的匪患彻底遁形。原来他的手段虽然粗暴，但却简单有效——

凡发生土匪盗贼偷盗抢劫案，就责令当地辖属官员先按损失数额出钱垫付赔偿受害者，待破案后追回财物再归还给官员，捉不到抢劫匪徒，损失算官员家的，百姓无损。如果县官不按这个原则执行，可直接找他这个督军告状。不出一年，便不再有土匪盗贼出现，居然一时河清海晏，属地内百姓安宁，社会太平。至少在他当政期间，老百姓还是过了几年安生日子。

其实事情很简单——匪患盗贼再猖獗，也只是百姓遭殃，官家无损无虞，甚至还能暗里从两头都得些好处，问题也就永远无法解决。看来无论民众遭受多大的损失，只要上不了掌权人的头，治下的百姓想从根本上摆脱祸害就只能是梦而已。

怎样偿命

读过一则短文，说是当年东北日本驻军的军人杀了一名中国士兵，张大帅愤而到日本领事馆责问，日领事随手写下一张五千元的关东券支票递给他，说人既死，这是赔偿。张接过支票，回去后愤而下令城内部队放假，遇见日本人只管杀。那时正是后半夜，街上冷清，但属下还是在街上寻到两个日本军士，二话不说给杀掉了。日本领事未待天亮便气势汹汹地来找张作霖交涉，张随即将头天那张五千元的关东券递还，同时又写下一张五千元的中国支票递上，日领事见状，瞠目结舌，无话可说，事情也就如此了结。

其实事情很简单——既然不讲理，就都按不讲理的方法办，歪理对歪理，邪招对邪招，以牙还牙，负负得正，也算一种公平嘛！

如何杜绝虚假广告

这些年来，人们常常为假广告而苦不堪言，有人多次和我聊起这个话题，总会说媒体做了广告，后来上当受骗的多了，媒体又会提醒群众千万小心如何谨慎，这假广告难道就没有办法杜绝吗？我说有，但做到做不到我说不了——出台一个制度，只要是你因为受了哪个媒体宣传所购买的货物有问题，就投诉这个媒体，由媒体承担赔偿责任，在保证你的利益不受损的前提下，而后媒体若是不服，他们可以投诉提供宣传内容的商家。如此这般，保证虚假广告销声匿迹。

其实事情很简单——你不能只顾收广告费赚钱，只管“卖当”，而顾客上当了你不管，谁的责任谁负。

梁正檩直椽子不斜

我市一公私合资企业事实盈利但账面年年亏损，虽然国有控股且控股方代表出任党委书记和董事长，被空股的私资方代表担任总经理属于“二把手”，看似“老一”权力最大，但连续两任董事长都干不下去给挤兑走了，一直没影响企业年年亏损和非控股方暗暗发财，且奈何不得他这个总经理。第三任“老一”来了后，所有条件（包括管理结构、人员设置、市场行情）都没变，却连续三四年盈利。出于好奇，我经过一番了解，原来新“老一”只用了一招，企业长期头疼难题迎刃而解——权力操作全部靠边站，所有用于生产、经营、管理诸方面的报账由各层面的签字人员一律按程序对照应负责任管理条款核对后签字，无论是从上向下安排，还是由下向上逐级审批，从办理人员到科员、部主任、到战线总监再到老总，签字时必须对前一层的签署意见和手续进行逐个核实，没有异议时再呈上一级审核，每级都是如此，最后呈专题会上当着一二把手的面公开会审，没问题入账，一旦出现问题，其损失一律由签字人员按规章制度上划定的比例追责赔偿，这样做并不是有权力的人被剥夺权力，而是保证权力合规行使。于是所有漏洞堵塞，企业连年盈利，收入普遍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