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期间，我得空整理了一下退休时从单位带回后、许久从未曾动过的小书箱。随手翻出几页稿纸，《孙海同同志抗日小故事》映入眼帘。我顿时泪流满面，将思绪拉回到近20年前……

这篇文章是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前夕，我为了爸爸参加一系列纪念活动，帮他整理的。

在那些天里，年近八旬的爸爸带着病体接受釆访，参加各种座谈会。一次，去人民大会堂参加纪念大会时，为了不给干休所工作人员增加麻烦，他就少喝水，以减少如厕次数，结果因缺水而身体不适，回家后就发烧了。从这件小事上，便折射出他老人家凡事都想着别人的思想品德，又一次深深打动了我。

爸爸给我讲的那些久远的故事，时时牢记在我的脑海里。

1926年农历正月十二，爸爸出生在山东省威海市郊孙家滩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里，靠几分山坡地维持着生活。

那年月，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地方恶霸欺压百姓，民不聊生。仅家乡一带，每年饿死、病死的乡亲就有几十口人。孙家滩临近海边，是大片的滩涂地，仅能靠晒盐维持生活。爸爸十来岁便要挎着篮子走几十里路去邻县，用海盐和把在海滩上捡回的海蜇淹好后，去换回地瓜干来充饥。

14岁那年，威海被日寇侵占。在家乡实在活不下去了，爸爸就在一个表亲带领下闯关东了。他们先坐船到了大连，没有找到工作，爸爸又被带到吉林南山煤矿，在乡亲的帮助下当上了童工。哪知道当时的东北在日冦的铁蹄下，煤矿工人的处境更加悲惨。童工要干成年人的活，却只能拿一半的工钱，每天在冰冷黑暗的井下要干十几个小时的工。不到半个月，爸爸的脸上、身上就长满了冻疮，脓血直流，衣服粘在身上都揭不下来。年少的爸爸咬紧牙关，默默忍受着。因为他知道如果不干了回家，不仅拿不到工钱，早晚也得饿死。在这里干一天活，还能领到两个窝头吃。

随着日寇对华掠夺的不断深入，对工人的剥削更加残酷了。每天的玉米杂面窝头换成了橡子面，吃后消化不了，解不出大便，体弱者因此肠梗阻丧命。就这样还时常被克扣工资，好不容易发钱了，日本工头还要强迫买他手里的东西。日本侵略者的残酷压搾，时时激起工友们的满腔怒火。因为没有组织，也只能把仇恨埋在心里。后来家里捎信来说爷爷病重，让爸爸回家。到家后爸爸才知道，爷爷是被逼给鬼子修炮楼，生生被鬼子打断了腿。保长捎信让他回来是为了顶替爷爷去给鬼子干活。爸爸看着瘫在炕上的爹，望着哭干眼泪的娘，仇恨的怒火在胸中爆发，他拿起菜刀要去炮楼找鬼子拼命。多亏乡亲们的阻拦，爸爸才捡回了一条命。

这时，在胶东半岛有打鬼子的队伍，还不时有抗日根据地的消息传到爸爸耳中。于是，爸爸和同村的几个伙伴一起商量着，跑出去“找队伍，打鬼子去”！为了躲避被抓去修炮楼，他们几个就藏在离村几里路的山上，白天挖野菜，捡人家收过的花生，夜里偷偷送回家。没过多久，他们经常看到，在山坡树林里有一个汉子，也在挖野菜，打山柴。一天，那人突然走过来问道：“你们几个小子整天在这嘀嘀咕咕干什么呀？”爸爸看着他小声回答：“找队伍！”他上下打量几眼说：“你们明天晚上就在这儿等我吧！”原来由于孙家滩是敌占区，这位汉子是到村里来摸底了解情况的。

第二天晚上，这位汉子见面就说：“小兄弟，我知道你们都是苦孩子，想打鬼子就跟我走吧！”就这样，爸爸和几个伙伴从此便踏进了抗日的队伍。后来才得知，那位汉子叫李岩，是八路军威海武工队的司务长。

从那时起，爸爸就把自己彻底交给了抗日队伍。在部队里，听从指挥，服从命令，上级叫干啥就干啥。白天,爸爸和战友们随机化妆成小伙计、学生、小叫花子，去城里贴标语、发传单，宣传抗日；夜里,便悄悄摸到鬼子炮楼附近侦察情况，获取和传递了许多重要情报。当兵第一年就受到嘉奖。

有一次，爸爸和同时参军的伙伴王友一起进城去贴标语，回来的路上遇到鬼子巡逻队。在危急关头，爸爸灵机一动，给王友施一个眼色，假装为争抢一囗剩粥打了起来。鬼子走到跟前，看到两个小叫花子为一口剩粥而打架，便哈哈大笑走过去了。鬼子哪里知道，他俩争抢的竟是贴标语的浆糊。

渔汛期到了，鬼子为了防备武工队袭击，在石岛一带严禁渔民出海打鱼，小炮艇每天围着海岸巡逻。爸爸和战友们想法用自制的土地雷放入铁桶里推入海中引爆，吓唬和迷惑敌人。经过几次较量，鬼子的小炮艇还真不敢轻易出来了。那时斗争很残酷，武工队达不到每人一杆枪，弹药也很少。居无定所，早上出发，真不知晚上还能否回来。

参军第二年春季的一天，爸爸和王友等5位战友进城执行任务，被鬼子特务队发现后，堵在一条胡同里。爸爸由于带着宣传品走在后面，他灵机一动跳进一家小院墙，被一位听到枪声的好心大爷迅速将他藏到大门洞停放的棺材里(胶东有个风俗，家里有老人都提前准备好棺材停放在门洞里)。可爸爸儿时的伙伴王友和其他3位同志却再也没有回来……讲到这里时，爸爸老泪纵横，对我说：“我们村一起出来5个伙伴，到全国解放时，就剩下我一个了……

抗战胜利后，爸爸从武工队调入胶东军区警卫团五连，历任警卫员、副班长、班长、副排长、排长、副连长、连长。说起胶东军区司令员——一代武将许世友将军，爸爸说：“许司令武术功底很好，很会指挥打仗，对部队要求很严。特别是对有违纪的部下，批评教育之后，要从山下往山上反复挑水，以示惩罚！战士们在他身边都很小心的。”

1949年4月，爸爸被调入新组建的华东军区警备第五旅。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为巩固国防，加强海防，警备五旅奉命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步兵一〇一师（驻烟台市），担任海防、城市警备和战备任务。1952年2月，一〇一师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农业建设第三师，执行建设大型国有农场任务。

1953年1月，农建三师奉命入朝，整建制改编为中国人民志愿军铁道工程第十师。在开往朝鲜战场前线的列车上，爸爸成为一名光荣的志愿军铁道兵！

在抗美援朝战场上，爸爸任铁道兵团十师三〇团二营营长。爸爸深知对于冒着敌人的炮火抢修铁路，只靠不怕死是不行的。他虚心向营技术员王文波（后任铁十师总工程师）请教，在学中干、干中学，与志愿军战友们一起，以顽强的革命精神，用生命筑起一道“打不烂、炸不断的钢铁运输线”，创造了人间奇迹，保障了战时铁路运输的需要，取得抗美援朝战争的最后胜利。

1959年我出生时，爸爸已从铁道兵学院毕业，调入铁道兵四师十七团任参谋长。从我记事起，无论是在山东泰安的十七团，还是到江苏郫县、北京房山的十六团担任团长，爸爸总是在忙。脑子里装着都是他的部队，关心的都是工程任务。工地上、隧道里，处处留下了他的足迹，桥墩上、钢轨上都有他的身影。

1968年秋，爸爸在铁四师任副参谋长，被派往北京市房山县组建革委会，不久就连升两级提为副师长。

在那个特殊年代里，爸爸穿着军装，在地方工作10年。他仍旧保持军人本色，服从命令听指挥。执行党的政策，团结周围同志，深入群众一线，脚踏实地地工作。他提出把“靠边儿站”的老干部和劳模送到部队锻炼，实际上是加以保护起来。他带去的干部战士辛勤工作，走遍了房山的南北两沟，与全国劳动模范徐庆文、吴春山、李金成为挚友。爸爸拜农业专家为师，与几位副职领导打成一片，团结协作（当时几位副职的行政级别都比他高，担任过地区级领导），使当时的房山县快速稳定恢复了生产，农、工、商指标都稳步上升。爸爸在地方工作十年，深受当地干部群众的拥护和爱戴。

1969年4月，作为党的九大代表，爸爸光荣地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当时的中央新闻记录片中，留下了他手持毛主席语录高呼口号的特写镜头。

1978年春，爸爸听从召唤，从北京市回到了驻守太原的铁四师。在受命师长后立即投入太谷岚线铁路的修建工程。由于当时的经济形势需要，铁道兵部队还要自揽外委工程。1981年，由于过度劳累，爸爸突发心脏病，晕倒在大同煤矿外委工程的工地上。幸亏及时抢救，脱离生命危险后被送回北京，直接住进解放军总医院，从此离开了他一生挚爱的老部队。

爸爸是典型的山东大汉，性格也直爽，对工作对自己、对部下要求都很严格。作为师、团首长，不少人也都挨过他的批评。但是，他对战友、对部下、对战士却亲如兄弟。当年部队在烟台集训，准备奔赴抗美援朝前线时，他向上级请示，特批连队的宝贝文化教员宋家迪（后任铁十师宣传科长），一位十八九岁的学生兵，回家见父母一面。以至70多年后，这位90岁的老兵提起他的孙连长时还激动不已。

爸爸在十六团当团长时，给战士搓背的故事，几十年后还被大家谈起。那是在1966年，一天，他从三营南观隧洞出来后，身穿和战士们一样的棉衣工作服进入澡堂。营部通信员去拿他的军装未跟上，在泡池里有个年轻战士看着40岁的爸爸说:“老同志，看你年岁不小了还在部队里,是炊事员吧？来，帮我搓搓！”爸爸笑着就给他搓了起来。等他们洗完，通信员也走了过来：“团长，衣服放这儿了。”这时那个刚穿上衣服的小伙子才明白了过来，伸着舌头转身就跑出去了。

爸爸任铁四师师长期间，带着作训参谋下连队，在十六团一连峙头隧道掌子面发现有打干风枪现象，便果断予以制止。他提出：绝不能图省事、抢进度、打干风枪。他叮嘱风枪手们：你们现在还年轻，打干风枪，粉尘吸到肺里，很容易得矽肺病，很难治，一定要打水风枪。他任职期间就定下硬杠杠：保护战士健康，严禁打干风枪。

1980年在山西太原，爸爸曾亲自现场考查拍板，将执行加固汾河河堤任务的连队营地，由汾河河堤内改到师机关附近，免除了战士们大冬天住在河滩里没遮没挡，地面潮湿、忍受寒冷的现象。

爸爸正直热情，上下级之间、官兵之间，关系融洽。除了开会、列队，见面不笑不说话，有事讲道理。有时接到一个不熟悉的下级来电，他都会首先自报姓名。偶尔遇见不相识的部下，他甚至先给对方敬礼。多年来，凡是在他手下工作过、接触过的干部战士，都盛赞他是一位爱兵如子、可敬可爱的首长。没有官架子，不打官腔，没有那种距离感和畏惧感。

不管是在部队，在地方，还是离休之后，谁有什么困难事，他都主动帮忙。良乡干休所院里有一位老工程师，1976年唐山地震时失去了一个孩子，大儿子还留在唐山工作，他老伴精神上受到很大的打击。爸爸四处奔波帮他把大儿子调回北京，解决了老俩口的实际困难。他就是这样一个热心人。

爸爸离休后没有放松自己，与疾病积极抗争，配合医生治疗，还学习太极拳、健身剑锻炼身体。继续发扬铁道兵艰苦奋斗、以苦为荣的精神，积极主动，好学上进。干休所组织的政治学习从不拉课。还参加老年大学书画班，从零开始勤学苦练。经过几年的努力，爸爸的书画作品竟然上了《解放军俱乐部书画展》。

爸爸经常对我们说：要感谢党的关怀和部队多年来的培养教育，感谢战友们的支持和帮助。爸爸的优良品质和认真务实的工作作风，深受战友们的喜爱和好评。晚年，时常来看望他的战友不断，使我们深受感动备受鼓舞。

爸爸老年后疾病缠身，但是老人家意志顽强，乐观向上。每当见到为他治疗的医护人员和干休所的干部战士，都是微笑道谢。他对子女讲：要感谢党、感谢部队把他从一个没上两年学的苦孩子，培养成军队的正师级干部，到老年还享受军级医疗待遇。

爸爸与病魔抗争了数十年后，于2014年6月在解放军总医院南楼走完了他人生的最后一程。爸爸从军几十年，战争年代荣立过五次三等功。爸爸对党忠诚，热爱祖国，热爱军队，为新中国的建立及社会主义革命和铁路建设事业贡献了自己的毕生力量！

在爸爸的告别大厅里，摆放着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和中共北京市委送的花圈。这是党、国家和军队是对他人生的充分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