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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三师十八团上海知青《青春在远方》作者合影。
走进政治处的小红楼
章黎明
记忆中十八团最惊艳的地标，当数友谊广场主席塑像周围7栋众星捧月般的小红楼了。莽莽雪原上小红楼银装素裹，格外庄重典雅，去过团部的知青很少没在那里留过影。广场西南侧的一栋两层小红楼就是当年的团政治处。
1971年夏，当我告别了摸爬滚打了两年的低洼连队走进这栋神秘的小红楼，展现在我面前的是与火热的连队生活全然不同的生态体系。昂首进出这栋楼的掌舵人，从处到各部室负责人都是头顶红帽徽的现役军人，令曾使多少知青为之热血沸腾的屯垦戍边陡增了几分象征意义。
有人戏称，在政治处，宣传股吹喇叭，组织股办喜事，保卫股办丧事，此话似乎有点道理。我最先加盟的宣传股集中了一批能说会道、才思敏捷的中青年干部，大多是从黑土地里脱颖而出的青年才俊。当时政治风向标多变，宣传股最敏感，也最忙碌。每天，一篇篇洋洋洒洒的大文章，诸如宣传动员、领导报告、新闻报道稿等，如同印刷机般被快速印制出来，常常看得我目瞪口呆。作为仅仅在连队里涂抹过黑板报的我，有幸得到了严谨敬业的报道组长李德仁大哥般的悉心指导，天津知青张素芬宛若姐妹般的热情指点，我也在一次次深入连队采访，勤学苦练的写作中，逐步领悟了新闻报道的乐趣和诀窍。很可惜，尚未入门，一年之后，我又被调到设在组织股的团工委，走上了感知知青命运更近的岗位。
与宣传股整日价热气腾腾、标新立异不同，组织股同样人才济济、藏龙卧虎，却相对低调谦和得多，让我更深感温馨如家。
作为天下第一团，当时全团拥有12万人口，其中各地知青和本地青年各约1万。团组织建制非常健全，15个营级团工委，约250个团支部，团员人数多达万计。各营连负责青年工作的副教导员、青年干事、副指导员中知青占了相当比例，由此形成了一支生气勃勃、战斗力很强的青年工作队伍。
当年的青年工作虽称不上头等大事，却也因知青比例高、事关主席亲自发动的上山下乡运动而备受重视。在团部，我的直接领导是组织股副股长袁洪祥，号称袁马列，口才文字功夫都十分了得，常爱琢磨一些无伤大雅的玩笑开涮人，但对我们知青属下却十分呵护。每每当我遇到一些不知所措的难题时，常会从他似乎不经意的眼神或轻轻的点拨中得到启示和领悟。再上面是政治处副主任冯振山，人称老冯头，一个诙谐幽默的老革命，曾参加过湘西十万大山剿匪，很有思想水平，与当时的极左思潮保持着理性的距离。虽说免不了被有些人斥之为右倾，却为我们知青挡了风雨，减轻了莫须有的压力。最顶层的则是与我同龄的好闺蜜，本地青年中的佼佼者、团副政委崔凤琴，多年来，我们同住一个屋，同食一锅饭，可谓亲密无间。虽说领导层次多，但他们对我们初出茅庐的年轻人十分信任放手，甘为后盾。还必须值得一提的是同在组织股的妇联主任柳玉环大姐，真诚善良，坦荡无私，被誉为十八团的邓颖超，对我们这些远离家乡的知青更是关爱有加，如同寒日里的一缕阳光，至今暖人心怀。
在当时假大空盛行的年代，青年工作也难善其身。但是或许性格使然，我不喜欢唱高调，更不愿说假话。好在我们从红宝书中找到了尚方宝剑，即按照主席的教导，要善于围绕中心，开展适合青年特点的独立活动。这给了我们难能可贵的施展余地。
记得那些年里，我们每年都要策划一次全团青年大聚会（名称不一，或称团代会、青年积极分子代表大会等）。为了这样一次属于青年自己的年度盛典更精采、更完美，我与先后同在团委的上海知青时新建等，不遗余力、激情满怀地投入各项筹备工作。
最吃重的无疑是一大堆会议材料的准备了。从大会发言、工作报告到领导讲话，不知度过了多少个难熬的不眠之夜。好在有机会经常耳濡目染政治处写作高手的大作，更有大笔杆子袁副股长做后盾，我们边学边干，边干边悟，竟也像模像样地完成了全部大会文件材料的起草工作。每当我们美滋滋地从司令部大楼文印室捧回一大摞一大摞还散发着油墨香的会议材料时，总感觉天特别蓝，空气格外清新，心里舒坦极了。
为了让长年辛苦在基层连队的青年们也能尊享作为青年代表的礼遇和荣耀，我们竭尽全力精心安排好代表们吃住行的每一个环节，还绞尽脑汁策划了不少深受青年欢迎的大会余兴节目。曾记得，一次次激情澎湃的赛诗会，一场场热闹非凡的联欢会，还有浩浩荡荡地从小学校扛来桌椅搭起高高的合影台阶，数百名青年代表抡起铁锹道边植树……
那些欢歌笑语四起、青春活力迸发的热烈场面，至今仍让我激动不已。印象更深的是，每当盛会召开之际，一辆辆绿色大卡车满载青年代表从四面八方驶向团部，各地青年欢腾雀跃，激情相拥，如同大部队凯旋会师般壮观；分别时又是那样难分难舍、依依惜别，此情此景至今恍若眼前。
回上海后我曾在被戏称为“联合起来开大会”的妇女联合会工作多年，参与筹备的大大小小会议难计其数，但印象最深的却还是在知青时代。
当年的青年工作为我带来了欢乐，但烦恼事也难免。记得大约在1974年的一次青代会前夕，当时一位我曾非常崇敬的领导意外地召见了我，要求在青代会上向全团知青发出倡议，为投身农业学大寨，放弃两年一次的探亲假。我一听就火了，当即不假思索地予以回绝。我说，作为个人，我可以放弃，但知青本来就两年一次探亲假，难道要他们等四年后才能回家探亲吗？我还竭力争辩，说你们领导干部下连队有超过两个月不回家的吗？怎么能要求知青4年才能回家一次呢？领导碰了钉子，自然不高兴了，只听他嘿嘿笑了两声说道，小章，看你年纪轻轻，就这么保守！事情当然不会如此了结，后来这位领导又去找了一位连队指导员，让他在大会上发出了这个倡议。会后我们自然不会理会、更不愿推动这个倡议的落实，好在我的几位顶头上司很明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视若不见。但我很担心发出倡议的那个连队知青会遭殃了，当我询问那位指导员准备如何操作时，没想到他不紧不慢地扳起了手指头说，从第一年的年末到第四年的年初，不就是4年吗？哈，实足2年，我真心佩服基层领导的政治智慧。后来还听说，有些连队则以组织青年突击队的方式，号召知青们大干数月，将探亲回家的损失补回来。大多连队更是无动于衷，放弃探亲假的倡议就这样不了了之了。
“文革”中的知青运动潮起潮落，我不知道最初的返城风始于何时，只记得最早离开的是一些北京的高干子弟，他们的父辈陆续解放后，其中有些人就不辞而别了。一些温州知青也呆不住了，家乡悄然兴起的市场经济让他们嗅到了希望的生机。而哈尔滨离得最近，开溜的自然不是个别。为此，1972年夏，兵团抽调各路人员组成了“哈尔滨知青慰问团”，说是慰问，实质是动员劝说知青返回兵团。我有幸作为新闻报道组成员参与了这一不同寻常的慰问活动。慰问团总部设在哈尔滨最富丽堂皇的中央饭店，各路领导、新闻媒体悉数登场，一场场慷慨激昂的知青报告会，连篇累牍极富感染力的新闻报道，无数次串街走坊的深入座谈，慰问活动可谓声势浩大，但据说收效甚微。
1973年，毛主席给知青家长李庆霖关于“聊补无米之炊”的复信，揭开了知青问题的冰山一角，关心知青的生活问题引起了各级政府的重视。最早感受到这份关怀的大概数我们团委了。当时京津沪等地知青慰问品源源不断地送到团部，从全套知青自学丛书到水壶、背包、绒衣裤，还有格外受知青们欢迎的二胡、笛子等乐器。一时间，我们团委成了人们羡慕的中转站。政治处的几位年轻人更是乐此不疲地争当搬运工，如过大年般喜气洋洋地将慰问品送到各营连，为知青们送上了一份来自家乡的暖意。
上海还连续两年分批派出了知青慰问团，他们分别来自纺织、公安系统。慰问团干部的作风很深入，与知青们同吃同住，有时还一起下地干活。我曾陪同他们走了不少连队，每到一处除了听取汇报、召开座谈会，更多的是促膝谈心，直接听取知青意见。在全面了解知青进步成长的同时，慰问团也非常真切地了解和体验了知青们面临的种种困难和疾苦，比如，革命加拼命留下的身体伤痛，贫乏的精神文化生活，多年未改善的生活环境，大龄知青面临的婚姻难题，还有曾遭受欺凌侮辱知青的难熬处境，这些都深深震惊了慰问团的干部们，也越发增添了我对知青运动的困惑，从满腔热情前来接受再教育到岁月蹉跎前程渺茫，漫漫知青路，何处是尽头？
记得大约在1976年夏秋间，我和场妇联的上海知青尤子兰、文化站哈尔滨知青别闽生正在远离团部的大寨连一营9连蹲点。一天，接场领导来电，说是时任上海革委会副主任、全国劳动模范杨富珍带队来慰问，要我立即赶回团部接待汇报。盼见家乡亲人心切，我二话没说，借了一辆自行车就往团部赶。没想到刚驶出连队不久，在平时看似不陡的坡地上自行车竟如脱缰野马般飞似往下冲。旧车没铃更没刹车，我使劲用脚蹭车轮，可一点也不管用。眼看车轮越滚越快，情急之下，我将自行车撞向道边修路的碎石堆，结果连人带车飞滚了好几个筋斗。车散架了，人却奇迹般还算完整。好不容易搭车回到场部，面对家乡亲人，尽情倾诉了积压多年的心里话，也如实地表达了上海知青对慰问团的殷殷厚望。尽管我深知慰问团的干部们很正直很善良，可是在那个年代他们除了无奈，还能怎样呢？结果也是如此，这些问题经慰问团层层汇报后，有些事件得到了处理，有些连队知青的生活环境有所改善，可杯水车薪，与知青们的期待毕竟相差甚远。说来很有缘，回沪多年后我与杨富珍大姐成了邻居，每每提起当年往事，不善言辞的老人总是唏嘘不已，说你们太不容易了!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七十年代末，在拨乱反正的大潮中，党中央顺应民心，以快刀斩乱麻的方式改变了这一代青年的命运。有些遗憾，没能看到知青大返城的悲壮场景，在这稍早些恢复的高考中，我和宣传股报道组的上海知青王杰廉在经受了又一次命运的严酷搏击后，终于圆了迟到了十年之久的大学梦。1978年秋，重新踏上久违了的求学路，回望渐行渐远的政治处小红楼和身披金色盛装的黑土地，心头涌起的竟是如此强烈的眷恋和不舍。感谢神奇的黑土地为我的知青生涯留下了如此色彩斑斓的生命记忆，更感谢在那艰难岁月中曾给我温暖关爱的善良可敬的荒友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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