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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三师十八团上海知青《青春在远方》作者合影。
序
青春在远方，青春献边疆。上世纪的1969、1970年,两千多名来自上海各学校的知识青年,背起行囊，登上专列，奔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三师十八团(今友谊农场)的各个营连,投身于屯垦戍边的行列。
这些知青，少则三年五年,多则十年八年,在北大荒这块黑土地上劳作、生活、学习、奋斗，他们流过泪、淌过汗、吃过苦，历尽艰辛磨练;同时也见到了、学到了不少以往未曾接触的东西，他们在各自岗位上,努力工作、顽强拚搏、无私奉献，留下了一段段值得回味的记忆。
这是一段不同寻常的人生经历,又是一段在人生道路上具有特殊意义的经历。环境和岁月铸造了知青们的坚韧性格和优秀品质,他们把一生中最美好的青春年华献给了北大荒，献给了农场的发展和建设上。
如今，这些老知青均已年逾花甲，都退离了工作岗位，他们拿起手中的笔，从不同侧面、不同角度，记录下来那一件件难忘的事，我们将此结集出版，也算是献给老知青们上山下乡五十周年的一份礼物!
十八团(友谊)上海知青联谊会
会长 阮雅芬
2019年1月
陆姐的小草屋
阮雅芬
每每和黑兄黑妹们谈起在黑龙江上山下乡知青生活和工作的年代，最令人难忘的还是陆姐的小草屋。
陆姐名叫陆纫兰，是我们知青公认的大姐，她和李源夫妇比我们知青年长十五六岁，是经历过解放战争、于一九五八年从东海舰队转业到北大荒的官兵， 他们是开拓北大荒的先驱，也是我们知青崇拜的一代人，因为他们胸怀大志，报效祖国，牺牲个人利益，主动放弃城市的舒适生活，到北大荒艰苦的环境中开创天地，当时陆姐是我们七营的妇女干事，李源是六十三连的副连长，因为他俩都是南方人，所以跟我们上海知青的感情特别亲切。
陆姐的家离七营机关工作的地方有七八里地，和六十三连的农户住在一起，一间不起眼的茅草房，进门是一间客厅兼厨房，左右两户人家，各有一个不到一平方米的低矮灶头，又能做饭又能烧炕取暖，对门是房东老胡家。
真可谓是小草房啊！外墙用“拧拉合辫”垒起来的，房顶上铺着苫房草，房子灰不溜秋的，着实看上去贫瘠不堪。 陆姐的房间简单得令人感觉非常寒酸， 在我们当年知青的眼里，他们夫妇可是不小的官啊！他们房间和他们的身份毫不匹配，那不到二十平方米的小房间，土草墙毫无修饰，一边是炕，能挤五六个人睡觉；炕上一张小桌，四个人围着还有点挤；两个放被子的箱柜能容纳四床被，箱柜上面遮了一块洁白布，倒也显得干净整洁；墙上还有一面长八十公分、宽五十公分的大镜子，剩下的啥也没了！
可是就这么一间小草屋，却时刻吸引着我们这些远离父母的“知识青年”前往。当年我们这些十八九岁的年轻人，即单纯又幼稚，但是对生活却充满热情和幻想，更有意思的是，我们在热情之余还有渴望，渴望和期盼去陆姐那间小草屋放松， 因为在那里我们可以尽情享受在家的感觉；在那里我们可以抒发想家的痛楚；在那里我们可以尽情欢笑；在那里可以痛哭流涕；在那里我们可以品尝家乡的口味；在那里，我们可以体会和感受家人般的的温暖！
记得有一年大年三十晚上，六十三连上海知青张玉琴、吴秀娟、叶彬、黄仲英等人，把领导的不能超假要求当作军令，在春节前几天按时从上海探亲赶回连队，这可是她们第一次尝试离开父母在远隔千里之外的北大荒过年啊!
北大荒的除夕，零下三十度，北风嗖嗖，加上现今少见的“大烟泡，”寒冷刺骨，阴冷阴冷的，这年，偏偏连队其他知青几乎都已回城过年，就剩下她们四个人，对她们来说，稚嫩的心灵有一种莫名的失落和无限的伤感，她们不知所措，当时可都只有18岁啊！ 她们中间张玉琴是排长，数她老练一些，她提议，我们自己过年吧！
于是她们四人从食堂买来几碗菜，在连队小卖店又买来一瓶北大荒酒，盘坐在宿舍烧暖的炕上喝起来，屋里灯光灰暗，饭菜简单，有韭菜炒鸡蛋，土豆丝一碗，再加上酸菜炒肉丝，在当时吃不饱的年代里，有这些菜已经是相当不错了，她们几个人也顾不了这么多，谁也不说话，闷头就喝酒，象一帮大男人似的，不会喝硬喝！喝着喝着，吴秀娟嗓子被60度烧酒呛得直咳嗽，黄仲英顿时大声嚎哭，这下可好，叶彬也开始流泪，四个人抱头大哭，甚至还妈呀、爸呀的喊了起来，鼻涕和眼泪全粘在一起，乱作一团，但又好生热闹！
正在此时，房门“嘭”的一声被人推开，屋里哭声嘎然而止。只见一个汉子身穿军大衣，腰间扎一根麻绳，头戴棉帽，透过帽沿下的雪花，依然能辨出那双被雪花遮住的、炯炯有神的大眼睛，他不是别人，正是陆姐的爱人、当时的副连长李源。
“大家好啊！这是在哭还是在笑啊？怎么下雨啦？外面不是在下雪吗？嗨！看谁能回答出我的问题”。大家一时都愣住了，李源说：“大家想一想，马站着是怎么跑的？”四个姑娘竟然都目瞪口呆，不知如何回答，还没等回过神来，李源哈哈大笑，“全体起立！从炕上跳下来，跑！跟我回家过年啰！”“啊哈！”四个姑娘总算被惊醒，转眼间都破涕大笑，跟着李源连蹦带跳的往相隔几百米以外的陆姐家的小屋跑去。
一进小屋，只见陆姐套着围裙，挽着袖子，把姑娘们一个个请进屋里，亲切的招呼大家上炕入座，小屋里张灯结彩，透亮透亮的，窗上贴着醒目的喜庆剪纸，门框上大红灯笼高高挂，更诱人的是炕桌上堆满家乡菜, 有红烧肉、白斩鸡、黄鱼烧咸菜、白菜炒年糕、蛋饺炒粉丝、紫菜虾皮汤、还有下酒的花生米和白白的大米饭！哇！ 有多长时间没有尝到家乡的菜啦！又有多长时间没有吃到白白的大米饭啦！毫不夸张地讲，在东北的那些年里，能吃上一顿大米饭那该是多么地奢侈！我们平时连吃大茬子和高粱米饭都是限时限量的，哪看得到整块整块的红烧肉啊！
李源给大家倒上家乡的黄酒，他举起酒杯，“到家啦！新年快乐”！“新年快乐”！大家回应着，又哭又笑，紧接着就往嘴里塞可口的饭菜，要知道刚才在宿舍只管喝闷酒了。陆姐更像是自己的长辈，往这个碗里夹鱼，往那个碗里夹肉。好痛快啊！吃上可口的家乡菜，品上家乡的黄酒，说上几句“阿拉”的上海话，还有“爸爸妈妈”陪伴，太幸福了！她们如同又回到了自己的家！
在陆姐的小屋度过快乐的一刻又何止是她们四位姑娘，凡是认识陆姐夫妇俩的知青大多数都被邀请去过那间温暖的小草屋作客。
我和来自温州的知青张秀华、北京知青亢长虹、上海知青季丽萍、哈尔滨小沙等，包括陆姐，尽管同住营部机关宿舍，但却分布在机关、医院、商店、工厂等各个不同的岗位上，我们经常忙里偷闲，一到放假就去陆姐家享受温暖。
记得那时我作为营副教导员率参谋干事五人工作组去附近炮连蹲点，当时叫党的基本路线教育，白天促生产，晚上抓革命。白天，我和连队小伙子一样，在农田里掰苞米，在砖窑里装卸砖坯；晚上，我们要组织领导班子开会，斗私批修；还要组织群众大会传达各级领导的指示，几乎天天晚上12点睡觉，凌晨3点多钟起床，有几次都在后半夜一点半睡觉，一天只睡两三个小时，也不知哪来的这股劲，尽管疲劳得很，但没有什么怨言，只盼望能挤出时间和知青兄弟姐妹们相约去陆姐家放松。
这一天又终于到来了，那年秋收刚结束，陆姐看我们都很辛苦，她说从上海带来了酱肉、大米之类的，让我们去她家放松放松，我听了欣喜若狂，这正中我下怀，我们叫上秀华、季丽萍、还有王杰廉，当时王杰廉是跟随张副团长来我营蹲点的团部宣传干事，他又是李源的好朋友，他知识渊博，口才一级，我们称他为“秀才，”有他在我们就很热闹，从营部到陆姐家需要徒步七八里地，我们谁也不嫌累，兴致勃勃地走了一个半小时，一路听秀才“吹牛”，不知不觉就到了陆姐的小草屋。
在陆姐家，我们爬上炕，有说有笑，打牌吃饭，毫无拘束，李源见多识广，给我们讲述抗日战争时期他爸爸妈妈如何参加抗日救国运动、后来他爸爸失踪、妈妈一个人如何带领他和哥哥、弟弟仨个度过艰难困苦日子的故事，直到解放后，他们从电台里听到爸爸在香港是著名凤凰影业的创始者、大导演，他还讲述了兄弟几个从误解爸爸到理解爸爸的过程，在战争和政治动荡的年代里，有多少人成为历史的牺牲品。听完他的故事，我们对老一辈开创者肃然起敬，我们一聊就到深夜，吃够了聊好了就糊里糊涂和衣倒在炕上横七竖八地呼呼大睡。真甜真香啊！这种感觉比入住现在的世界闻名的迪拜超级宾馆还要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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