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三八红旗手标兵、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研究院院长黄会林

“尽心竭力奉献一切，

是我一生的使命”

——专访全国三八红旗手标兵、

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

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研究院院长黄会林

在全国妇联举办的纪念“三八”国际妇女节暨表彰大会上，10人荣获“全国三八红旗手标兵”称号，其中一位头发花白、精神矍铄的学者引人瞩目，她就是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研究院院长黄会林，今年已90岁，笑称自己是“90后老教师”。黄会林的生命历程堪称传奇，少女时代走上抗美援朝战场，是在枪林弹雨中坚守高炮阵地的女战士；躬耕杏坛六十余载桃李满天下，培养各领域人才无数；重振北京师范大学艺术系，成为中国高校第一位电影学博士生导师；倡导知行合一，是北国剧社的发起者，也是北京大学生电影节的开山者；晚年提出“第三极文化”理念，致力于让世界了解中国文化……90岁的黄会林，至今仍旧站在讲台上授课，如同中国高等教育的一面旗帜，她的学生、学界敬称她为“黄先生”。

黄会林

记者：去年您获得“全国三八红旗手”称号，今年又获“全国三八红旗手标兵”称号，从巾帼女战士到中国影视学领军人物再到中国文化传播带头人，可谓实至名归，请您谈一谈获奖感受。

黄会林：获奖还是有一些意外的，确实没想到这么大、这么重的荣誉会颁发给我，全国作出贡献的人是很多的，我自己做的事情还远远没有达到这项荣誉赋予的责任，感受到各个方面对自己的一种呵护与厚爱。特别感恩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新时代给予我的力量，感恩我所在的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学校的领导、老师、青年学生们对我的这样一种呵护。我是1934年出生的，今年90周岁了，在这个年龄获得这个奖项，也是在激励自己能够继续前行。

记者：16岁从学堂走上抗美援朝战场，走过枪林弹雨，获“人民功臣”荣誉称号等，您曾说“为祖国而死，是我的光荣”。是什么支撑您走过随时都可能为国捐躯的那几年？

黄会林胸前佩戴大红花参军入伍，赴抗美援朝第一线

黄会林：那年是1950年，我在北师大附中读初三。当时全国人民爱国热情高涨，为了我们祖国的安宁，为了我们家园的平安，我们愿意把自己的生命投入到保家卫国当中。我们班40多个人，每个人都递交了申请书，要求参军入伍，最后经过组织选择，批准4个人参军，两个男生两个女生，我非常荣幸地被选上了。我所在的部队是中国人民志愿军高炮512团，在抗美援朝战场上经历了血雨腥风的战斗，真的是枪林弹雨，九死一生。比如我参加过的清川江大桥保卫战，持续了七天七夜，上千架敌机反复轰炸扫射，很多战友们牺牲了，把自己留在了那片土地上。

抗美援朝战争中，朝鲜清川江战役结束，黄会林（前排左五）入选100名人民功臣，成为其中唯一一名女兵功臣

我正是在朝鲜战场上奠定了自己的人生信仰，奠定了自己的价值观、人生观，我们大家有一种自觉的意识，就是作为幸存者，从此以后我们的肩膀扛着祖国的责任，祖国需要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而且我们还扛着烈士们未竟的遗志，我们的生命不仅仅属于自己，必须以全部力量去奉献自己的一切，这是我一生价值观的起点。

记者：战争结束后您返回北师大学习并留校任教至今，培养了一大批中国现代文学、戏剧、影视及文化传播专业人才，其中很多已经是学界中坚与翘楚。对于高校艺术教育，您有哪些经验？

黄会林：1954年1月，我到北师大附属工农速成中学继续学习，用一年半时间补了初中高中的课程。1955年，我被保送到北师大中文系，1958年提前毕业留校任教。一路走来，现在已经是我教学生涯的第66个年头了。在这个过程中除去有半个多世纪是给本科生上课以外，我名下指导过的硕士生、博士生和博士后大概超过了170人，其中有不少人在他们各自的领域发挥着核心作用。我觉得也不能说是我培养了他们，首先是他们各自努力，自己刻苦勤奋，为了理想信仰而奋斗，才能够成才。

我在教书育人的过程中总结了一个教育理念，就是“严是爱，松是害”，我的学生们都知道这六个字。所谓严，一是做人品德之严，二是做事效率之严，三是做学问的方法之严。我认为只有用严谨的态度进行教学，用严格的标准要求自己，才能对得起我们北师大的校训，就是“学为人师，行为世范”这样一种厚重的精神传承。

在这样一种传承之下付出自己的努力，我在80岁的时候又开设了一门新的课程，叫中国文化与传统美学，面向艺术与传媒学院的全体博士一年级学生，希望能够让我们的学生对中国文化与传统美学进行体系性的系统学习。这门课已经开了10年，学生们反馈都还是比较好的，每年学期末学生评估课程平均分都在99分以上。

记者：1992年从声名显赫的北师大中文系到艺术系“开荒”，重建艺术系，开创影视学科，倡导中国影视民族化，筚路蓝缕。请谈一谈这段经历中难忘的事情，以及艺术学科发展重在哪些方面？

黄会林：当时我在中文系工作了34年，已经58岁了，接近退休年龄。那时北师大艺术系已经名存实亡了，5年没有招本科生，仅有几位做公共艺术教育的老师，而北师大又决定要在艺术系创建首个综合性大学的影视学科，于是让我去做这件事情。接到任务后，就开始着手“创业”，从学科设计规划、师资引进培养，到教材编写、招生计划、课程设置以及校舍、人员安排，各个方面开展推进，大家齐心协力地拼命干。我从1992年9月开学调过去，启动创建影视学科，1993年获批影视艺术与技术硕士点，1994年开始招收影视教育本科生，1995年获批中国高校第一个电影学博士点。当时一些高校同行跟我们说：“你们是三年迈了三大步，实现了三级跳。”奋斗10年以后，到2002年，我们学校又把艺术系升格为艺术与传媒学院。

我后来总结我们的学科建设理念可以概括为“一二三四”。一是“一个目标”，与专业院校有所区别，要培养头脑型、复合型人才。二是“两个翅膀”，一个翅膀是新兴的影视学科，同时我们还要有综合全面的传统艺术学科，包括音乐、美术、设计、书法、戏剧、舞蹈等等，双翼结合才能飞得高、飞得远。三是“三根支柱”，教学、科研和实践，教学是立身之本，科研促进学科进一步提升，而影视教育不是在青灯之下潜心钻研就可以的，必须要有实践。四是“四个特色”，即整合建制、人才培养、理论研究和实践品牌。

同时我们非常重视中国传统文化，因为那时欧美文化泛滥，而我们的传统文化渐行渐远，这样是非常危险的。创建影视学科时，我们就讨论学科的理论高度在哪儿？是以弗洛伊德、索绪尔、女权主义等西方理论为主体，紧盯好莱坞邯郸学步、东施效颦吗？当然不可以，所以在1995年前后，我们提出了中国影视民族化理论，大胆地向全国提出倡议，中国影视要走民族化的道路，要把我们民族文化的精华渗入到影视创作中，也得到了方方面面的响应。

记者：您不只是书斋中的学者、象牙塔中的教育家，更是身体力行、知行合一的艺术教育实践者。比如创办了新时期中国高校戏剧“第一举旗手”北国剧社，又创建了鼎鼎大名的大学生电影节。谈一谈为什么要克服万难做这些事情？

黄会林：我刚刚说我们教学的第三个支柱是实践，我们是从两个方面入手的，一方面我们的师生实地深入相关领域，比如去制片厂、去摄影棚、去电视剧制作单位等这些地方学习。但只是学习还不够，我们还要创建自己独特的实践品牌，于是有了大学生电影节。所以大学生电影节的由来是为了学科建设，让学生们通过电影节的独特实践来印证所学理论知识的价值意义，到今年启动已经第31届了，“大学生办、大学生看、大学生评”这个机制也一直延续下来。

1986年1月，北京师范大学北国剧社成立大会召开。图为与会人员合影

我出生在风雨如晦的旧中国，成长于筚路蓝缕的新中国，是历史发展和伟大变革的见证者和亲历者，格外珍惜来之不易的崭新生活，因而时刻要求自己刻苦努力，生怕自己配不上祖国的挑选，兢兢业业地用自己的努力报效祖国，这是战争经历在我生命中积淀的一种使命，我们应该有意识地立足大时代，胸怀大格局。所以60多年来，我不断根据国家教育事业需要调整自己的教学科研方向，转移到比较薄弱的、急需人力投入的领域，去贯彻知行合一的理念，包括推动戏剧文学的教学改革，创建北国剧社，然后又从零起步创建北师大影视学科，创建大学生电影节等等，我始终认为大学教育的使命是培养知行合一的复合型人才。

记者：2009年，您在北京文艺论坛上提出“第三极文化”，对中国文化重新定位，强调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影响至今，现在中国致力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第三极文化”在内涵上是否有新的推进？

黄会林：我老伴儿绍武是烈士遗孤，是在部队抚养下生长起来的，他一生特别明确的理想追求就是用笔歌颂红色革命英雄，创作了大量红色革命题材文艺作品，已经出版的有320多万字。我们那时候经常在家里讨论中国文化的现状和一些文化现象，感受到中国文化状况堪忧，几乎被西方覆盖垄断，乱象丛生。我们觉得很忧虑，觉得不能够让中国文化在跟着强势文化走下去了，所以借用了地理学概念，南极、北极，极就是顶端的意思，世界文化的大花园里百花争艳，但其覆盖力和影响力是有大小主次的，欧洲文化、美国文化覆盖世界，是世界文化的两极，我们应该建立自己的坐标，重视自身文化中的精华部分，所以我们就提出中国文化要做第三极文化，目标是要推动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随着时代发展，第三极文化一定会有新的推进，它不断地跟随世界趋势和我们伟大祖国的发展趋势丰富提升。

1956年，黄会林与绍武的结婚照

记者：促进中国文化传播，您强调请进来、走出去，2011年发起“看中国·外国青年影像计划”，开展十余年来，是否达到了您的预期，实现了哪些效果？

黄会林：13年来，到2023年为止“看中国”已经有来自全球5大洲、91个国家的1008位外国青年来到中国，用他们的眼睛看中国、认识中国、了解中国，用他们的心灵体验中国，完成了短片作品950余部，在世界26个国家进行了展映，获得了180多项国际性奖项。这就是请进来、走出去，我们请他们进来，然后他们完成讲述中国故事的影像作品，再走出去到世界各地去弘扬中国文化。

2011年，举办第一届“看中国·外国青年影像计划”时，邀请了9名美国波士顿大学的青年来中国，我们去机场接他们，结果他们在航站楼左看右看迟迟不动，说你们中国怎么可以有这么好的航站楼，百思不得其解的样子。熟悉了以后我们就问他们，怎么会提出那样奇怪的问题，他们说中国给他们的印象不是这样的，而是男人梳大辫子、女人裹小脚，等等。当时对我刺激特别大，我由此感受到中国文化被这个世界了解得太少了，他们对中国的了解远远不是我们今天的现状。这也更加坚定了我们用“看中国”的方式来传播中国文化，一定要让中国文化走向世界，让世界具体地、真实地、鲜活地知道中国是什么样子，使人类命运共同体越来越成为全球共识。

记者：您晚年一直致力让中国文化走向世界，今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深化中外人文交流，提高国际传播能力。请谈一谈怎样才能提高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能力，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

黄会林：我们的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研究院人不多，但大家都在非常努力地做这方面的事情，包括“看中国”、中国电影国际传播数据调研、举办国际学术论坛、创办会林文华基金和会林文化奖等，我们的共识就是要让中国文化立起来、走出去。我们用各种办法、各种途径做这项事业，深深地感觉到只要用有效的途径来传播，就会有成效，世界各国人民是可以接受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真理性的概括，人类是有共同的追求、有共同发展的需求的，这本身就保证了中国文化能够在世界上发挥它的作用。

2015年，“看中国”项目创始人黄会林对该项目进行介绍

记者：从“80后”步入“90后”，您对下一步有哪些规划？

黄会林：做具体的事情对我来说会越来越有点困难了，但我还是会秉承着八个字——生命不息，奋斗不止！尽自己的所能，尽心竭力奉献一切，这就是我一生的使命，也是抗美援朝战争给我留下的信仰。

来源：中国艺术报 | 作者 何瑞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