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家洲 | 《秦风》与“秦声”所见“秦俗”探析

 《诗经》的《国风》，收录了《秦风》10首，保留了先秦时期流传在秦国的民间歌谣，成为研究秦地文学和风俗的宝贵资料。战国秦汉时期成书的历史典籍，散见与“秦声”相关的若干记载。将两类资料加以梳理和对读，可以加深我们对于“秦俗”的认识。为此，拟写小文，略述所悟，就教于方家。

1、在《秦风》之外，是否还有与秦文化相关的更早的上古文献的存在？

成书于战国末年的《吕氏春秋》，在其《古乐篇》，保留了一段珍贵的记录：“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一曰载民，二曰玄鸟，三曰遂草木，四曰奋五谷，五曰敬天常，六曰达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总万物之极。”这就是“葛天氏八阙乐歌”的罕见记录。“葛天氏”是早期神话传说中的人物，从《古乐篇》的行文时序推测，似乎“葛天氏”的年代应该与黄帝相当甚至于更早。对此，赵沛霖先生曾有专文考订这篇“原始诗歌”。兹将其基本结论转录如下：“从我们对于‘八阙’所作的悬解，可以看出它与我国神话传说的密切联系和它的内容的丰富性。在性质上和内容上与‘八阙’相似的诗篇，在我国古代还有《诗·大雅·生民》和《诗·商颂·玄鸟》。如果说《生民》是记叙周民族创业的史诗，《玄鸟》是记叙商民族创业的史诗，那么，葛天氏的‘八阙’乐歌则是记叙秦民族创业的史诗。”“从成书的时间看，《吕氏春秋》写于秦始皇八年，即公元前239年，正是秦统一中国的前夕，面临着中国大一统的形势，吕不韦记叙秦民族祖先的神异和创业的历史，不正是适应了秦统一中国的需要吗？”如果我们把赵沛霖先生的论断视为定论，则研究秦人早期诗歌的史料，在《秦风》之前必须关注“葛天氏八阙乐歌”的存在。特别是“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的场景描写，对于我们理解《秦风》的吟唱实景，或有独特的价值。

2、《秦风》所涉地域范围的思考

先秦秦汉时期的历史典籍，多见“秦地”“齐地”等术语，作为一种“地域”区划，是来源于古老的“分野”体系。这个体系，在《史记·天官书》和《汉书·地理志》集中表述为“十三分野”。其中有“秦分野”。“秦地，于天官东井、舆鬼之分壄也。其界自弘农故关以西，京兆、扶风、冯翊、北地、上郡、西河、安定、天水、陇西，南有巴、蜀、广汉、犍为、武都，西有金城、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又西南有牂柯、越巂、益州，皆宜属焉。”“故秦地于《禹贡》时跨雍、梁二州，《诗·风》兼秦、豳两国。”按照这个“分野”区划，“秦地”的范围，实在过于辽阔。按照《禹贡》所叙述的“九州”体系，秦地竟然跨有雍、梁二州；按照《诗·风》的地域划分，跨有兼秦、豳两国。在如此广阔的范围内讨论广义的“秦风”，很难保证地域文化的同质性，因此，对空间范围做出适当压缩和规范，也就成为必要的了。上引文献中，“南有巴、蜀、广汉、犍为、武都”以下诸郡，不列为“秦风”的地理范围之内，也许是可以考虑采纳的方案。这个地理范围，基本与春秋中期秦国的控制区相一致。大致上相当于现在的甘肃东部与陕西全省。在《诗经》的《风》中，秦、豳两国之风是地位对等的，但是，如果从“分野”的逻辑出发，“豳风”实际上应该属于“秦风”的组成部分。或许以“附庸”视之最得其实。老一代经学研究大家蒋伯潜先生的“《诗》之地域”之说，也与上述观点可以互应：“《诗》之地域，以《国风》考之，则《秦》《王》《豳》，约当今之陕西省及河南、甘肃二省之一部”[6]。如果这个思路大致无误，我们研究“秦风”应该把“豳风”纳入到视野之内。

关于《秦风》各篇的诗人立意，研究者各有所见，成为我们解读时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

1、试以《终南》为例，具体加以说明。陈彤先生有《〈秦风·终南〉或为慕爱尊贵者之迎送曲》一文，开篇即罗列五种异说：“《秦风·终南》的诗旨曾有五说：一、《诗序》云：‘《终南》，戒襄公也。能取周地，始为诸侯，受显服，大夫美之；故作是诗，以戒劝之。’二、《鲁诗》云：‘《终南》，襄公初为诸侯，秦人祝之而作。’朱熹等和之曰‘此秦人美其君之辞’。三、《诗经世本古义》云：‘《终南》，秦人美文公也。始得岐周之地，国人矜而祝之。’四、蓝菊荪云：‘本篇应为讽刺诗，讽刺那暴虐无道、荒淫奢侈的秦襄公’。五、金启华云：‘女对男的爱慕’；袁愈荌、唐莫尧曰：‘终南山的姑娘，对进山青年表示热烈爱慕’。”其后，提出了他的结论：“《秦风·终南》之作，本无戒、刺之义。”“《秦风·终南》之作似亦非如金启华所述为青年男女间的情歌。因为。诗句中的比兴并无喻指柔心私情之内涵，诗句中亦无卿卿我我之句，此其不同于《邶风·旄丘》《卫风·芄兰》《王风·采葛》《丘中有麻》等诗之处也。故余谓《秦风·终南》为慕爱尊贵者之迎送曲，要亦可以肯定无疑。”陈彤先生的考释意见，应该被视为定论。特别是本诗的结句“佩玉将将，寿考不忘”，反复斟酌之下，可以得出结论：它与对君王的“美”“刺”无直接关联，更与男女之间的情诗相去甚远。唯有“为慕爱尊贵者”而作，最得其解。

《终南》一篇，在“诗旨”的多解方面，可以作为“诗无达诂”的一个典型来看待。《秦风》的其它九篇诗作，在“诗旨”探求方面，也有不同意见的并存。我们只能是借鉴前人之说，参以己意而隐约得其大概。

2、《车邻》，《毛诗小序》解释为“美秦仲也。秦仲始大。有车马礼乐侍御之好焉”。直指为歌颂某位秦君，实有勉强之感。其中有“未见君子，寺人之令”之句，推测为某位秦君宴客之诗，大致允当。更有“既见君子，并坐鼓瑟。今者不乐，逝者其耋”，和“既见君子，并坐鼓簧。今者不乐，逝者其亡”之说，明显含有贵族宴乐之场景，更有劝人及时行乐之意。很符合国君宴客的氛围。

3、《驷驖》，是为描写贵族田猎的场景，同时，集中反映秦人的尚武精神。“驷驖孔阜，六辔在手”，“公曰左之，舍拔则获”两句，最为传神。

4、《小戎》，抒发的是女子怀念征夫的情感，其中言及军阵之严、军容之盛，也是歌颂秦人尚武精神的名篇佳作。“在其板屋，乱我心曲”，“方何为期，胡然我念之。”“言念君子，载寝载兴”，每一句诗，都道尽男女之间的思念之情。其它数句，则道出了军阵战马和武器装备的气势之盛。

  5、《蒹葭》，是《秦风》中描述男子思念美女的极致之作。“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这样的诗句，充满了浪漫和飘逸之情，似乎不应该是粗狂豪放的秦地汉子之诗（近现代的“秦腔”似乎也不是它的延续），很容易被误判为“侬侬吴语”。如果我的这个判断可以成立，就昭示我们对先秦时期的秦地文学、音乐、情感表达方式，要增加“委婉细腻”的解读。秦人文化的多样性，应该由此而得到足够的重视。

6、《黄鸟》，是《秦风》中批判性最强的一篇。子车氏“三良”为秦穆公殉葬一事，引发了诗人的哀怨和愤怒。“《黄鸟》，哀三良也。国人刺穆公以人从死，而作是诗也。”《毛诗序》的这个判断，后世研读《诗经》者，信奉者多多。其中朱熹之说，在批判的力度上，达到了更高的境界：

《春秋传》曰“君子曰：‘秦穆公之不为盟主也宜哉！死而弃民。先王违世，犹贻之法，而况夺之善人乎？今纵无法以遗後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难以在上矣。’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复东征也。”愚按穆公于此，其罪不可逃矣。但或以为穆公遗命如此，而三子自杀以从之，则三子亦不得为无罪。今观临穴惴栗之言，则是康公从父之乱命，迫而纳之于圹，其罪有所归矣。又按《史记》，秦武公卒，初以人从死，死者六十六人。至穆公遂用百七十七人，而三良与焉。盖其初特出于戎翟之俗，而无明王贤伯以讨其罪，于是习以为常，则虽以穆公之贤而不免。论其事者，亦徒闵三良之不幸，而叹秦之衰。至于王政不纲，诸侯擅命，杀人不忌，至于如此。则莫知其为非也。呜呼，俗之弊也久矣！其后始皇之葬，后宫皆令从死，工匠生闭墓中，尚何怪哉？

朱熹此解的高明之处在于：他超越于对某位秦君的个人恶行的批判之上，而把从秦穆公到秦始皇的君主都纳入了批判的范围之内；而且把自愿殉葬的可能性也包罗在被批判的范围之内。真正是从生命至重的角度，对为君主殉葬的制度做了毫不容情的否定与批判。有如此解诗之语，推崇朱熹为古代伟大的思想家，也是当之无愧的。

“临其穴，惴惴其栗。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16]这句充满激越感情的诗句，三次叠用，表达了极强的同情心和批判性。

7、《晨风》，抛开毛诗的“美”“刺”之说，解读为弃妇怨恨旧夫之作，应该是符合诗人原意的。“未见君子，忧心如醉。如何如何，忘我实多！”[17]感情真挚，如泣如诉！如此诗句，如果不从男女私情、不从弃妇之怨解读，只怕求之越深，离诗人原旨越远。

 8、《无衣》，《毛诗序》解读为“刺用兵也。秦人刺其君。好攻战亟用兵。而不与民同欲焉。”细观诗人之意，似乎是尚武精神的体现，多有慷慨悲歌之意。反观《毛诗》之说，似乎与诗旨相悖。“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脩我戈矛，与子同仇……王于兴师，脩我甲兵，与子偕行。”对此诗的解读，我也认可朱熹之说：“秦人之俗，大抵尚气概，先勇力，忘生轻死，故其见于诗如此。然本其初而论之，岐丰之地，文王用之以兴二南之化，如彼其忠且厚也。秦人用之未几，而一变其俗至于如此，则已悍然有招八州而朝同列之气也。何哉？雍州土厚水深，其民厚重质直，无郑卫骄惰淫靡之习。以善异之，则易以兴起而笃于仁义；以猛驱之，则其强毅果敢之资，已足以强兵力农而成富强之业，非山东诸国所及也。除了朱熹如此解释之外，东汉历史学家班固对《小戎》的诗意，也从“高上勇力”“歌谣慷慨”方面加以解读，这种判断，自当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天水、陇西、安定、北地处势迫近羌胡，民俗修习战备，高上勇力鞍马骑射。故《秦诗》曰：‘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皆行。’其风声气俗自古而然，今之歌谣慷慨，风流犹存耳。”[19由朱熹、班固两位的如此解说，《小戎》诗旨的解读，应该视为定论。

9、《渭阳》，多解读为秦康公追念亡母之诗。记载的是春秋时代“秦晋之好”背景下的一段重要事实。秦穆公安顿逃亡在外的晋国公子重耳返国为君（即晋文公），秦康公时为太子，礼送其舅父晋文公于渭水之阳，且赠送礼物表达心意。《毛诗序》有“念母之不见也，我见舅氏，如母存焉。及其即位。思而作是诗也”之说，应该是允当之论。“我送舅氏，悠悠我思。何以赠之？琼瑰玉佩。”表达得是很真切的甥舅之情。可以作为秦人感情质朴的典型来看待。

10、《权舆》，也是批评君王的一首诗作。诗人批评某位秦君忽视先君之旧臣与贤者，在礼遇贤能方面，有始而无终。《毛诗序》认定为是对秦康公的批评，或可备一说。“於我乎！每食四簋，今也每食不饱。于嗟乎！不承权舆。”[20] 略作解释：“权舆”的本意是指某种状态刚刚开始出现。诗人之意，在批评君王不能善始善终是为失德寡恩的同时，其实也在主张臣子们要有“见微知著”的判断力，在君王的礼遇呈现出忽略之初，就该及时察觉并做出应对。也就是所谓的“知幾”明哲，不与久处。这种隐含的处世智慧，实在很是宝贵。

稍作总结如下：《秦风》10首诗作，明确批评秦国君王的是《黄鸟》和《权舆》2篇；可以视为歌颂贵族美德的是《终南》《车邻》和《渭阳》3篇；抒发男女浪漫之情的是《小戎》（兼有歌颂尚武精神的内容）《蒹葭》和《晨风》3篇；表达爱国和尚武精神最强烈的是《驷驖》和《无衣》2篇，其次还有《小戎》兼有此意。从篇目分类而言，《秦风》的内涵是很丰富的。只有从俯瞰全局的视角出发，才有可能全面地理解早期西北民歌提供给后世读者的秦人精神风貌，并由此探讨秦人的风俗习尚。

历史学家司马迁的一个论断，很有代表性：“夫上古明王举乐者，非以娱心自乐，快意恣欲，将欲为治也。正教者皆始于音，音正而行正。故音乐者，所以动荡血脉，通流精神而和正心也。故宫动脾而和正圣，商动肺而和正义，角动肝而和正仁，徵动心而和正礼，羽动肾而和正智。故乐所以内辅正心而外异贵贱也。上以事宗庙，下以变化黎庶也。”[21]音乐与人性乃至于国家治理之间的关系，以神秘体认和不言而喻的关系而呈现出来，完全不必再做任何论证。和司马迁大致同时代的淮南王刘安，也有一段内涵相近的论断：“乐生于音，音生于律，律生于风，此声之宗也。法生于义，义生于众适，众适合于人心，此治之要也。”[22]两位汉代名家的观点，足以说明在古人的学术体系中，歌谣、音乐和人心、社会之间的关系。

正因为有如此的判断，是否操持某国的方言，可以被借用来鉴定某人的“国家立场”。请看如下一个历史故事：

陈轸，是著名的游说之士。与张仪同时事奉秦惠王，“皆贵重，争宠”。秦惠王选择以张仪为相，在政治斗争中失利的陈轸只好离秦而奔楚。后来发生了韩魏两国相攻之事，秦惠王有意从中斡旋停战，问于左右。左右的意见不一致，惠王也就无法做出决断。恰在此时，陈轸作为楚国的使臣来到秦国，昔日的君臣之间有了一段特殊的对话：

惠王曰：“子去寡人之楚，亦思寡人不？”陈轸对曰：“王闻夫越人庄舃乎？”王曰：“不闻。”曰：“越人庄舃仕楚执圭，有顷而病。楚王曰：‘舃故越之鄙细人也，今仕楚执圭，贵富矣，亦思越不？’中谢对曰：‘凡人之思故，在其病也。彼思越则越声，不思越则楚声。’使人往听之，犹尚越声也。今臣虽弃逐之楚，岂能无秦声哉。”惠王曰：“善……”[23]

陈轸巧妙地以自己依旧操持“秦声”而证明了自己身在楚国而心在秦国，由此而得到了秦惠王的再度信任。“秦声”所蕴含的意义，远远超出于“乡音”之上，代表的是一种政治上的“选边站”。

我们再来讨论另外一个有趣的问题：战国时代的人对“秦声”（秦国音乐和语音）的特色，有何认知与评价？我们来看两个著名的历史典故：

秦昭王在位时，秦赵两国长期处于对立和战争状态，在这个背景之下，秦王派出使者邀约赵惠文王在渑池相会。赵国大臣廉颇、蔺相如鼓励赵王赴约以示不怯，蔺相如随行。在“渑池之会”上，发生了极富传奇性的一幕：“秦王饮酒酣，曰：‘寡人窃闻赵王好音，请奏瑟。’赵王鼓瑟。秦御史前书曰‘某年月日，秦王与赵王会饮，令赵王鼓瑟’。蔺相如前曰：‘赵王窃闻秦王善为秦声，请奏盆缻秦王，以相娱乐。’秦王怒，不许。于是相如前进缻，因跪请秦王。秦王不肯击缻。相如曰：‘五步之内，相如请得以颈血溅大王矣。’ 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张目叱之，左右皆靡。于是秦王不怿，为一击缻。相如顾召赵御史书曰‘某年月日，秦王为赵王击缻’。秦之群臣曰：‘请以赵十五城为秦王寿’。蔺相如亦曰：‘请以秦之咸阳为赵王寿。’秦王竟酒，终不能加胜于赵。赵亦盛设兵以待秦，秦不敢动。”[24]透过这个著名的“渑池相会”的现场描述，除了看到赵国大臣蔺相如的政治智慧和外交风度之外，读者还可以看到“秦声”成为秦国尊严的外在表现，以秦昭王的威严而被迫为为赵王“一击缻”算是演奏了“秦声”，就为赵王找回了被迫“鼓瑟”演示“赵音”的面子。带有一国特色的乐器，在国君相会的场合由国君演奏，就带有“外交角力”的特定含义。算是“外交无小事”的古代例证。还有一个细节应该注意：秦人带有地域特色的演奏乐器是“缻”，根据汉人的解释，是一种“瓦器”。《史记集解》注引《风俗通义》曰：“缶者，瓦器，所以盛酒浆，秦人鼓之以节歌也。”与之形成对比的是，赵国的演奏乐器是“瑟”。在乐器形制的外观、音色的丰富等方面相比较，秦人是否会感受到“秦声”的粗狂有余而雅致不足？

让我们再联系第二个历史典故，做出推论。战国末年，秦王政（后来的秦始皇）一时失察，颁布了“逐客令”，身为客卿的李斯给他上交了《谏逐客书》，从不同层面分析“逐客”的失误。其中有如下数语：“娱心意说耳目者，必出于秦然后可，则是宛珠之簪，傅玑之珥，阿缟之衣，锦绣之饰不进于前，而随俗雅化佳冶窈窕赵女不立于侧也。夫击瓮叩缶弹筝搏髀，而歌呼呜呜快耳者，真秦之声也。《郑》、《卫》、《桑闲》、《昭》、《虞》、《武》、《象》者，异国之乐也。今弃击瓮叩缶而就《郑》《卫》，退弹筝而取《昭》《虞》，若是者何也？快意当前，适观而已矣。今取人则不然。不问可否，不论曲直，非秦者去，为客者逐。然则是所重者在乎色乐珠玉，而所轻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内制诸侯之术也。”[25]此时的李斯，是在即将被驱逐出境而又不甘的状态下，他的进谏之言有强烈的实用性，力求打动人主之心，也就少有顾忌，甚至可以说带有“不惜一搏”的勇气。李斯的这一段话，是从音乐歌舞的角度，通过对比秦与六国的不同，来强调异国文化具有优越性而不该被排斥，进谏的结论在于：秦君既然能够容得下来自六国的锦绣衣饰、窈窕舞女、浪漫声乐，就应该容得下来自异国的人才。读史者更不应该忽略一点：李斯是楚国人，而楚国的音乐与舞蹈，在战国时代的各国之间比较，是以浪漫、妙曼而高标一时的，与“秦声”的质直粗矿区别度很大。以李斯的音乐素养，面对“击瓮叩缶弹筝搏髀，而歌呼呜呜快耳”的“真秦之声”，他的真切感受是什么？稍有生活常识的人，都不难感知。假如不是要在秦国图谋建功立业，李斯是不会在如此“真秦之声”的环境中生存的。李斯对“秦声”的简单化评价，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代表六国士人的一般看法。

蔺相如对“秦音”的贬抑，与李斯笔下对“秦声”的嘲讽，遥相呼应，足以证明六国士人对包含“秦声”在内的秦人的本土文化是持有保留态度的。

李斯在《谏逐客书》中论说“秦声”的一段文字，对后世学者的影响很大。试举西汉后期的名士、司马迁的外孙杨恽的自嘲之语为例来说明问题。

杨恽之父杨敞，官至丞相。杨恽仰慕其外祖司马迁的处世之道和文采学识，对世情常态时有贬抑之语。终究以言语得罪于朝堂，免官失爵。杨恽 “家居治产业，起室宅，以财自娱”。其友人安定太守孙会宗是智略之士，致信杨恽，劝解他“大臣废退，当阖门惶惧，为可怜之意，不当治产业，通宾客，有称誉”。杨恽恃才傲物，内怀不服，给孙会宗复信，讲到他的近况与心思：“夫人情所不能止者，圣人弗禁，故君父至尊亲，送其终也，有时而既。臣之得罪，已三年矣。田家作苦，岁时伏腊，亨羊炰羔，斗酒自劳。家本秦也，能为秦声。妇，赵女也，雅善鼓瑟。奴婵歌者数人，酒后耳热，仰天拊缶而呼乌乌。是日也，拂衣而喜，奋褎低卬，顿足起舞。诚淫荒无度，不知其不可也。恽幸有余禄，方籴贱贩贵，逐什一之利，此贾竖之事，污辱之处，恽亲行之。下流之人，众毁所归，不寒而栗。虽雅知恽者，犹随风而靡。尚何称誉！”[26]这是一段很有个性色彩的负气之语。其中的“家本秦也，能为秦声。妇，赵女也，雅善鼓瑟。奴婵歌者数人，酒后耳热，仰天拊缶而呼乌乌”之说，显然是从李斯的文字中化出的。其立论的根基，却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分明带有“能为秦声”的自豪感。

上举几个历史典故，除了杨恽的自嘲之语之外，战国时期的人士，说到“秦声”多含贬抑之意。除了在政治军事上得对峙大格局之外，还有一个因素，许多六国士人，包括出仕于秦国手握军政大权的原六国人士在内，谈到秦国“风俗”，大多持负面之说。商鞅回答赵亮之问：“始秦戎翟之教，父子无别，同室而居。今我更制其教，而为其男女之别，大筑冀阙，营如鲁卫矣。”[27]这是重臣商鞅对秦国风俗的定位。他所强调的是：他执政之后，利用变法推出的政令，改造秦国固有的落后的风俗，而向中原华夏之国的文化靠拢。再看六国君臣对秦国风俗的批判，更是严峻：“秦与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贪戾好利而无信，不识礼义德行。苟有利焉，不顾亲戚兄弟，若禽兽耳。此天下之所同知也，非所施厚积德也。”[28]似乎只有荀子在讨论“秦之风俗”时，笔下留情了。但是，对荀子论“秦俗”的原文，是可以有不同理解的。我曾经有专文讨论，或可参考。[29]

据此，我认为可以得出一个很有意思的结论：战国时代的各国人士对于“秦俗”的认知和表述，大多带有批判的主观意向，很难说他们的论述发自于“公正”与“客观”的立场；而保存在《诗经》中的《秦风》10首，却是秦人的早期民间歌谣，保留了西周到东周相当长时期的秦人地方文献。其中可以考见的秦人风俗，不仅是丰富多彩的，而且是更为真实而客观的。这是我们现在研读《秦风》应该从“文史兼备”的角度，给予更多重视、更高评价的意义之所在。

[1]本文引用的《诗经》文字，以朱熹《诗经集传》（北京，中国书店，1994年）为据。《秦风》10首的诗意岐解纷纭之处，参考多位学者的研究所得。在研读过程中，黄焯《诗疏评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给与我诸多教益。受教之处虽然未能在文中注明，却受益自知。

[2]王洲明：《周代地域文化与〈国风〉的风格》，收入氏著《先秦两汉文化与文学》，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6，第124页。

[3]赵沛霖：《葛天氏八阙乐歌为秦民族史诗考》，收入《文学遗产增刊》（第十七辑），北京，中华书局，1991，第16、19页。

[4]关于“分野”，可以参见邱靖嘉的新著之说：“‘分野’本身表示天地之间的对应，但在具体使用该词时，根据语境的不同，其所指可能会有所侧重……当‘分野’具体指地域时，亦可做‘分土’……由此可见，在记述具体的对应关系时，天星与地域可以互称为‘分野’。”邱靖嘉：《天地之间：天文分野的历史学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20，第27页。

[5]《汉书》卷二十八下《地理志下》，北京，中华书局，1962，第1641、1642页。

[6]蒋伯潜：《十三经概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第186页。

[7]参看：汪春泓《关于〈毛诗大序〉的重新解读》，收入氏著《史汉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8] 王洲明：《周代士人忧患意识与〈诗经〉的讽刺诗》，收入氏著《先秦两汉文化与文学》，第109～110页。

[9]朱熹：《诗经集传》，北京，中国书店，1994，第2页。

[10]陈彤：《〈秦风·终南〉或为慕爱尊贵者之迎送曲》，收入氏著《先秦文学探新》，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第72、77～78页。

[11]朱熹：《诗经集传》，《秦风》第76～77页。

[12]朱熹：《诗经集传》，《秦风》第77页。

[13]朱熹：《诗经集传》，《秦风》第77～78页。

[14]朱熹：《诗经集传》，《秦风》第79页。

[15] 朱熹：《诗经集传》，《秦风》第79页。

[16]朱熹：《诗经集传》，《秦风》第80页。

[17]朱熹：《诗经集传》，《秦风》第81页。

[18]朱熹：《诗经集传》，《秦风》第81～82页。又，文中“以善异之”，或许是“以善道之”之误。此处存疑而不深究。

[19] 《汉书》卷六十九 《赵充国辛庆忌传赞》，第2998～2999页。对于《赞》中所引的《秦诗》，唐代学者颜师古注释：“《小戎》之诗也，解在《地理志》。”

[20]朱熹：《诗经集传》，《秦风》第83页。

[21] 《史记》卷二四《乐书》，第1236页。

[22] 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89，第296页。

[23] 《史记》卷七〇《张仪列传》，第2301页。

[24] 《史记》卷八一《廉颇蔺相如列传》，第2442页。

[25]《史记》卷八七，《李斯列传》，第2543～2544页。

[26] 《汉书》卷六六《杨敞子恽列传》，第2895页。

[27] 《史记》卷六八《商君列传》，第2234页。

[28] 《战国策》卷二十四《魏策三》，“魏将与秦攻韩”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第689页。

[29] “荀子眼中的秦政之美，不见得符合全部真相，可能只是秦国愿意示人的‘表象’；荀子所论秦内政之美，就某些判断标准而言，与孔孟之道确实有所不同；而且还有‘主宾答对’的特定背景，荀子赞美秦政，也可以从‘应对之语’的人之常情得到理解；荀子直言秦国内政的根本缺陷是‘无儒’，体现出他秉执儒家学说的坚定立场，不失其学术宗师的风范。”参见：孙家洲、李重蓉《荀子“论秦国内政”再审视》，载《河北学刊》2020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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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各省秦姓人口及在本省排名》

河南：44.6万（43名）

山东：34.45万（47名）

广西：29.08万（41名）

江苏：29万（56名）

四川：23.98万（78名）

河北：23.32万（59名）

重庆：23.28万（32名）

湖北：22.05万（62名）

安徽：21.44万（66名）

山西：21.24万（34名）

陕西：17.96万（34名）

浙江：16.01万（62名）

贵州：12.87万（76名）

湖南：12.79万（92名）

辽宁：11.8万（69名）

黑龙江：10.38万（65名）

广东：7.02万（126名）

吉林：5.99万（69名）

青海：5.69万（41名）

上海：5.06万（1997年55名，2020年62名，未公布人数）

天津：2.45万（68名）

海南：1.75万（66名）

台湾：1.14万（109名）

仅公布所在地区排名，未公布人数。

新疆：55名

甘肃：57名

内蒙：58名

宁夏：61名

北京：67名

云南：83名

所在地区人口100名之外，未公布数据。

福建、江西、西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