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之士　平生拾忆：

作家梦的破灭

文士明

小时候有过很多梦想，其中之一便是当个作家。这个梦做得很长，伴随着我逐渐长大，一直做到我高中毕业，做到我成为一个专职“修理地球”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

这一梦想的产生缘起于我的一个小学老师。老师名叫陈瑞德，教我们高小语文。陈老师酷爱文学，还特别爱好群众文学艺术，业余时间里常写点文章，已发表过一些小作品。他在课堂上向我们大力推介各类文学作品，介绍一些著名作家。当时他特别欣赏壮族诗人韦其麟根据民间传说写成的长篇叙事诗《百鸟衣》，不仅反复向我们推荐，还大段大段地为我们朗诵书中的章节，那些精彩生动的内容令我们感动得激奋不已。我一直喜欢阅读课外书籍，在陈老师的强力熏陶下，我比我的同学们多了一重心思。不仅阅读课外书籍的兴趣更大，而且很羡慕那些写书的作者，觉得这样的人很伟大，很有本事。进而竟不知天高地厚地产生了长大当个作家的愿望。

进入中学阶段，人逐步走向成熟，具有的知识程度和认知水平不断得到提高，与外界的接触越来越广，越来越深。心中的理想也就多了，但我想当作家的愿望依然强烈，只不过更增加了一些理性的成分。我广泛涉猎古今中外的文学书籍，只要能够找到的书我都拿来阅读，包括一些文学期刊，当时的《人民文学》、《萌芽》、《解放军文艺》、《湖南文学》成了我的至爱。而在整个中学期间，我的作文始终是班上首屈一指的，经常被当成范文宣读。课下我还开始试着写些小诗、小散文、小小说之类的习作，虽然水平很低下，但毕竟是认认真真、循规蹈矩地写出来的，倒也常敝帚自珍。记得有一年暑假，我一口气写出了五篇小小说，一位与我父亲同校任教也爱好文学创作的老师看后，给予了赞许和鼓励，其中一篇描写一个小学教师关心学生、一心扑在教育事业上，受到学生及群众的爱戴。 这位老师认为该文写得还相当不错，要我修改后投向《萌芽》。自卑自怯的我终于不敢这样做，让关怀我的这位老师一直为我感到遗憾。不过后来，我的课堂作文有两篇也写成了小小说，还有一篇写成了仿效著名散文作家阳朔、秦牧“诗意散文”风格的抒情散文（《徜徉在校园的黄昏里》），得到任课老师的大力誇赞，被当作范文在同年级的几个班内宣读，也算是有“文学作品”公诸于世了吧？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我一回小小的虚荣心。

这或许坚固了我的作家梦，但真正对我产生震撼作用，让我的梦想更为强烈的有另外两件事。一是读初中的时候，小说《林海雪原》的作者曲波来我们 学校作了一场报告，讲的是他创作《林海雪原》的历史背景和创作经过；一是读高中的时候，湖南本土作家谢璞（邵阳籍）的小说《这边风雨》被改编成电影剧本《牛府贵婿》，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决定拍摄这个电影，摄制组来邵阳地区拍摄外景，邵阳市文化部门请他们作报告。发言的有谢璞本人和女演员尤嘉，谢璞详细地谈了他的创作经历。他与曲波几乎都谈到作家神圣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谈到作家的创作要历经艰辛；都强调了作家必须深入生活才能写出好作品。

曲波当时是青年一代心目中的神，谢璞则是我最喜爱的湖南本土作家中的一个，是我仿效的偶像。他们的讲话，自然使我受益匪浅，也顺理成章地为我当一个作家的追求添加了厚重的催化剂。

这样，当我面临上山下乡的厄运时，竟不合时宜地将当作家的梦想与它联系 在一起，认为去农村权当是去体验生活，深入生活，将来像康濯、周立波、谢璞、萧育轩他们一样，写出《春种秋收》、《山乡巨变》、《二月兰》、《迎冰曲》这样的作品来。怀着这一不可告人的目的，我竟然带有某种甜美的心态来到了农村。

到农村后不久，我学着早已调任邵阳市群众艺术馆馆长的陈瑞德老师那样，写出了一个反映公社社员好品德、好精神的小型花鼓戏剧本（《青山情》），投到了省《群众文艺》。编辑部来函表示可能采用。其时已是“文革”前夕，政治风云变幻，许多文学文艺杂志均处于风雨飘摇、朝不保夕的命运。慢慢地很多杂志先后停刊，《群众文艺》也不例外，几个月后宣布停办，编辑部退回了我的稿件。我的第一次也是仅有的一次向文艺刊物投稿的行动就这样莫名其妙地失败了。无疑，当时对我产生了强烈的负面刺激，敢情，这个作家梦不是那样容易实现的。

接下来，我的作家梦开始破灭。首先因为我到农村一段时间后，发现完全不是我所理想的那么回事。环境是那样的艰苦，生活是那样的艰难，而劳动苦不堪言，用“如牛负重”都不足以形容，人际关系又是那么繁杂，不可捉摸。能够生存下来就算不错了，还遑谈什么搞文学创作，当作家？

真正让我的作家梦完全崩溃的是爆发了“大革文化命”。这场灾难一开始，文艺界就首当其冲地遭到灭顶之灾，我们喜爱的文学作品、艺术作品、电影、戏剧几乎都成了毒草，我们喜爱的著名作家、著名艺术家、著名电影演员、著名电影工作者也几乎都成了牛鬼蛇神而遭到残酷批斗、残酷迫害，有一些人被迫害致死，还有一些人自杀而亡。这时的中国，比欧洲的“黑暗中世纪”还厉害，还要不正常，是一个被严重扭曲的年代。在文化方面，正如“文革”结束后总结所说的，此时全国已成了“文化的荒漠”。在这样的世道里，还想搞什么文学创作？还想当什么作家？去他妈的吧。还是“三担牛屎六箢箕”靠得住些，自自在在当好我的农民角色吧。

从此，我彻底地打消了从小以来一直追求的愿望，而且忘得非常干净，非常彻底。

应该忘记的追求很快便干干净净忘掉了，必须消除的念头也毫不犹豫地彻底消除了。但是，多年来形成的写作兴趣，自小培养起来的一点点写作能力毕竟不可.'能说没有就没有，也不忍将其驱逐丢弃，在可能的时候，它还会强烈地表现出来，这是没有法子的事情。因而，在以后的知青岁月里，我还是搞过一些毫无意义、毫无价值的创作，写过不少毫无功利、毫无作用的文字。

下乡后不久，我在插队落户的生产大队牵头组建了以知青为主体的文艺宣传队，“文革”中，按当时的要求更名为“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我一直承担着编、导、演三重角色（还常充当乐器组临时成员）。经常要承担编排与编写节目的任务，既要搞文字创作，又要搞音乐创作，包括选曲配曲，有时还要学着谱曲：或者根据现有的曲子改编，或者干脆写新曲，不伦不类，滥竽充数。反正是蒙老百姓，往往效果还过得去。

当然，涉及音乐方面的这类情况不是很经常的，而文字创作就多了，那年代宣传队排演节目比较少有现成的剧本，常常需要自己编写。上面更是强调自编自演，若是进行评比，自编自演的节目更受重视，还可加分。当时常见的节目形式，如：对口词、群口词、三句半、快板、快板书、小演唱、表演唱、活报剧、小型戏曲、等等，我都写过，而且写出的数量不少。到后来，写得多了，技巧大有提高，每当有新的精神或所谓的“最新最高指示”下达，上级强调要及时进行宣传，往往苦战一天或一个通宵，我就能创作出好几个小节目，立即排练，很快就能在群众中演出。这些小节目一般篇幅短小，篇幅较大的东西如小剧本、小戏曲之类，写得便不太多。

“文革”初期我编过一个小歌剧式的活报剧，场面比较大，四个人物，全是唱腔，所有曲谱都是我新编的。因而，写剧本、编曲谱花了近一个月时间，排练起来也费事，花了很多时间，虽然演出效果非常好，但太伤神劳心了，以后也就不再自找麻烦，尽量搞些编写起来较为简单、排练起来也相对比较简单的东西。

到了七十年代，我有几个小东西刊登在其时县文化馆编印的《双峰文艺》上，一个是快板书《老队长》，写的是公社社员为改变落后面貌而努力奋斗的事。还有一个快板书《禾场上》，我自认为写得比较好，自己感到较为满意（当然是从艺术标准角度来看）。这个作品反映（实际上完全是无中生有的杜撰）的是所谓“阶级斗争”的事，内容为阶级敌人利用民间武术腐蚀拉拢年轻一代，最后其阴谋被贫下中农彻底粉碎。这两个作品我们没有拿来作为节目演出，一是因为快板书属于北方地区的曲艺形式，南方很少见，在我们所接触的范围里从没有见过谁表演过快板书，二是因为当时我的写作目的起了某种变化。表明我这时又产生了几分搞文艺创作的心思，毕竟是多年的一个心结，“剪不断，理还乱。”呀.

我也写过一个四幕花鼓戏，戏名《猪场风云》，是反映所谓的“阶级斗争”的。剧情是在一个生产队集体猪场里发生的破坏与反破坏的斗争：一个四类分子（其时所谓的阶级敌人）对生产队集体猪场发展很快心怀不满，多次进行破坏，而主管猪场的生产队副队长思想麻痹，又主观武断，把发生的事故怪罪到饲养员身上。两个饲养员一个是贫农大嫂，一个是下乡女知青，她们忍受着委屈和社员们的责难，同四类分子斗智斗勇，最终揭穿了阶级敌人的阴谋，取得了斗争的胜利，也让副队长受到一场深刻的教育。剧本写成后，我没有交给本大队排练演出，而是交给别的公社一个大队（好像是青树坪公社金诚大队），据说他们演出很成功。当时该大队是邵阳地区某单位的点，蹲点干部看了戏，并要去剧本，觉得剧本写得不错，决定带回邵阳去找人修改，再作为重点剧目去地区作汇报演出。但我又打听到该大队把剧本说成是他们自己创作的，这使我很生气，好像我当时竟有一点朦胧的著作权意识，坚决不同意这样做，他们毫无办法，只好取消计划。而我从此将剧本搁置起来，不再理会。

大约在1976年初，公社文化站接到上级指示，要创作“走资派还在走”的文艺节目，文化站把这个任务交给我。于是我又花了近两个月的休息时间，创作了另一个篇幅较长的花鼓戏《机声轰隆》。剧情是：在一个公社农机站里，围绕着如何经营发生了一场激烈的思想斗争，正是一年中最忙的“双抢”季节，站长为了抓收入，坚持把站里的拖拉机和汽车全部派出去跑运输，还四处派人承揽业务，遭到了以共产党员李强为代表的职工群众反对，他们坚决主张将所有机车调回，帮助生产队完成耕田、运送农药化肥、送公粮等重要工作，突出“农机站为农服务”的指导思想（剧的具体内容记不清了）。剧本被公社文化站送交县文化馆，据反馈说县有关部门审阅剧本后，认为写得不错。又过了一段时间，公社文化站又正式通知我，准备去省会长沙修改剧本。时隔不久，“四人帮”垮台，文革结束，此事则不了了之。我不仅不觉得遗憾，反而大感庆幸。其实，在胡编乱造这些反映所谓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之类的东西时，我极其反感，只是在那种非常年代的非常环境里，为保全自己不得已而为之罢了。按后来才听闻与学习到的一个新词来说，这也完全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一种具体表现。

除此之外，我也写过一些诗歌之类的作品。那倒是一种自觉行为，是多年来渴望从事文学创作的心愿之自然反应，尽管也属毫无意义、毫无价值之举。当时，青树镇的贺煜煌、李长庚先后下乡到我所在的公社，我们是同一街道的邻居，少年时的玩伴，且又都喜爱文学艺术，志在文艺创作，所谓志同道合者也，遂成莫逆之交。三人碰到一起，谈论的都是些舞文弄墨的话题，各人常写些东西，基本上是诗歌、小散文与曲艺性质的作品，然后相互点评切磋。贺煜煌喜爱音乐。我和他还合作编写过一首《知识青年之歌》，我作词，贺谱曲，记得也刊登在《双峰文艺》上。

七十年代，双峰县对主体挺立在我下乡所在的界塘大队地界上的鸭头山（癞头山）搞了个大规模的改梯田工程，我们三人都参加了这一“战斗”。李长庚还参加主编公社的《战地快报》，我写过些小诗刊于其上。其中一首《抬石工》，现在我还记得开头一节是这样写的：“虎背熊腰宽肩膀，抬棍钢绳手中拿。贫下中农的棒小伙，人送美名‘赛铁塔’。”似可窥知本人当年诗作的风格。

我还曾经计划创作知识青年题材的长篇叙事诗《红鹰高飞》，诗中主要人物是两名知青，女主人公叫洪英，男主人公叫高辉，两个人名合起来的谐音就是诗的标题。两人在农村一方面虚心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健康成长；一方面与贫下中农一道战天斗地，改造穷山恶水，改变贫穷面貌，取得了骄人的成绩，而且两人在共同的革命与战斗的生涯中还获得了甜美的爱情，最后成功地结合在一块，建立了幸福美满的家庭，决心永远扎根农村，施展出自己的更大抱负。该诗已动手写了一部份，大概有将近两百行，但后来一次我因“莫须有”的事情被喊到大队和公社接受审查时，大队造反派抄家，这部分手稿和其它一些文稿、信件及书籍皆被造反派烧掉，荡然无存。我一怒之下，发誓不再写了，便到此真正搁笔。

在苦难的知青岁月中，中断了我从小产生的作家梦，却又有了一段不值得回首的文字缘。当年所做的这一切，全都是无用功，所写的这一类文字都毫无价值、毫无意义，甚至可以说，全都是荒唐可笑的。也许那些用于文艺宣传队的东西，曾经有过某种暂时的效益，但也不过是属于那个疯狂的极Z年代的，永远找不出半点正面价值。好在当年我从没想过要保留这些东西，习惯于写了用了就丢，丢了就忘，当然，也有一部分如上所述是外力强制消失的。所以，我手头没有这类写作留下的只言片字，这倒也好：省心。它们已永远离我而去，是耶？非耶？早已是不重要的了。之所以写在这里，毕竟是我人生的一段真实经历。

附录：“文革”结束，恢复高考，我上了大学，攻读哲学专业。整天和理论打交道，搞的是理性思维，生疏了形象思维。但我在大学期间，又产生过文学创作的冲动，参加了学校诗社。在社刊上发表过一些小诗（基本上是新诗），至今还保留下来其中一首《树叶》。终因觉得有才思枯竭之感，遂中止。后来在工作期间，偶尔写下一点诗词、随笔，杂感，及一些回忆类性质的散文，留作自我欣赏，算是逗自己玩玩。

不过我发现，自己在工作期间到退休后的这几十年来，依然具有旺盛的文学创作欲望，并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某种程度上还越来越强烈。但是我把它纯粹当成一种兴趣爱好，不带丝毫功利之想。尽管我也知道，这里边也还隐隐约约地存在着当年那个长期作家梦的某种影响，毕竟曾经有过痴迷，有过追求，但我绝对不会再痴人说梦。为此，我一直坚守着这样的原则：不向报刊杂志投稿（有也是开初偶尔为之过），不参加任何相关的征文或比赛，也不参加任何有关的社团组织，连文学好友自组的诗社、文学社都不参加，做一个典型的“自由职业者”，倒也逍遥自在，悠哉乐哉！正是：

文学犹存志，笔耕不辍时。

无关功利欲，岁月本为诗。

（选自个人回忆录《知青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