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宫

王福国

文化宫的全称是淄博市工人文化宫。它在博山城中心的东南，离我们家不到十分钟的路程。文化宫是一个集合概念，它由一个偌大的院子组成，里面有影剧院，图书馆，阅览室，展览馆，运动场，以后还又建了灯光球场，游泳池。文化宫的东边是淄博市第一医院，小时候它的名字叫工人医院。文化宫的西边是山城大名鼎鼎十字路村，此村人人习武，威震博山。文化宫的南边是新村一部分的东村。新村也是一个集合概念，它由东村和西村组成。新村的房舍很特别，它既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村庄，也不是一个一个的院落，而是整整齐齐的一排排的房子。这种情形只有像山东机器厂，酸厂，电机厂等大型企业才有的家属宿舍。新村的住户们大都是外地人，这倒类似于台湾的眷村。此处居民民风彪悍，且善抱团。

文化宫给我最初的印象，现在想应该是静谧，井然，还有神圣。那时文化宫的图书馆，每周都在阅览室举行故事会，我经常跟着哥哥们去听故事。我还清楚的记得，在此听了小说《烈火金刚》中“肖飞买药”一章，精彩极了。文化宫对少时的我来说，太神秘了，它的边边角角，都透着一种异样的气息，它的每座建筑物里面，仿佛都藏着许多许多的故事。文革开始后，情形就大不一样了，文化宫成了我们的乐园和“天堂”。放了学，回家扔下那单薄的书包，或者干脆连家也不回（那时上学已经不重要了），撒腿就向文化宫跑。小伙伴们在偌大的文化宫里爬上爬下，追逐打闹，或四处游荡，寻寻觅觅，以期发现属于我们的秘密。听说二壮子曾在影剧院的楼顶上捉到了一只野鸽子，我们便顺着排水管子也爬到楼顶，掀瓦拆砖，找遍了所有能容下鸽子的地方，结果是连个鸽子影也没有。但有小伙伴言之凿凿地说确实看到二壮子捉到野鸽子了。多少年以后我还想，那上面或许真的就有野鸽子呢。野鸽子没找到，却发现了图书馆的后墙上有一个破损的窗子。透过窗户，里面是整排整排的书架，书架上密密麻麻地排放着书籍。几张桌子上面也堆满了书，只是上面落满了厚厚的灰尘。这是一个惊心动魄的发现！这么多书里面，肯定有《烈火金刚》！肯定有肖飞买药！于是，在一个月黑风高，伸手不见五指的晚上，大多数惊险小说都是这样开头的。与几个小伙伴，带着家里用来买粮食的布袋子，博山人叫洋面布袋，战战兢兢，哆哆嗦嗦地爬进了图书馆，心要跳出来似的，惊恐万状，那里还顾得上什么《烈火金刚》，慌乱地装满布袋，落慌而逃。若干年后，我知道了窃书不叫偷。那时文化宫的影剧院，还正常播放电影，上演的不外乎《小兵张嗄》《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等有数的几部片子。票价五分，区区五分钱也没有，即便有了，也很难买上票，因为售票口永远拥挤着黑压压的人群，小孩子根本挤不进去，常常有人买上了票，却挤掉了帽子，挤掉了鞋子。由此也经常引发争端，售票口俨然是一个角斗场。我们只好另辟蹊径——瞧电影。对此，文化宫方面也早有防范：在所有离地一人多高的窗子上，都包上了铁皮，壁垒森严。但早有人在铁皮上凿出了许多小孔，于是，电影开演后，小伙伴们便来到窗下，叠成罗汉，小孔离地面高低不一，低的叠两人就能瞧见，高的就得叠三个人了，最上边的身子紧紧贴在窗子上，一只眼晴对着小孔瞧进去，几人轮流瞧。最吃力的是下边的人，实在坚持不住了，就喊“撑不住了”，而上边瞧的正是精彩的时候，就说“再等等”。有时瞧的正起劲，文化宫驱赶的人来了，下边的一抽身子，上边的人便纷纷跌落下来，四散逃去。那时的孩子身子骨结实，那么高的地方跌下来，常常是亳发无损。

灯光球场也是一个热闹的去处。那时有重大的蓝球赛事，都是晩上在灯光球场举行。赛事来了，整个博山倾城出动，高大的围墙里面，灯火通明，能够进去观看的人数极少，球场外面则人山人海，常常是解放军把门，公安维持秩序，随着球场里面此起彼伏的裁判员的哨声，观众的欢呼声传出，外面的人群更加躁动不安，有人冒险爬上高墙跳将下去，但是，十有八九被公安擒住，再押送出来。明明知道进去看球无望，但人们都不肯散去，陪着里面的人看球，等待的就是一个输赢的结果。现在想，在外面等待，或许也是一种更好的享受。

因为地理的优势，经常光顾文化宫的是南关、新村、十字路三个村的孩子。后来起了争端：南关、十字路的孩子们联合起来为一方，现在我们不仿把他们称为红军；新村的孩子独为一方，权可叫蓝军。先是两军互相堵截，封锁住两军进出的路线，最后主战场又摆在了文化宫。红军用运动场上砖和水泥砌成的三面大语录墙为屏障，蓝军则以灯光球场的高墙做依托，双方用碎石块当武器，演出了一场激烈的战争。红蓝双方的小伙伴们，象今天的志愿者们一样，争先恐后，积极参与其中。我记得当时蓝军有个小子，平头，穿一件白衬衫，袖子挽着，机智，灵活，勇敢，左右手扔石块，既准且远，红军都惧他几分。这场战争进行了将近三年，顶一个解放战争了。

附：

衣着朴素，不事打扮的小姑娘

一一读福国先生《文化宫》有感

高全成

福国的美文《文化宫》，回忆童年趣事，引发群友诸多感慨，白云先生等先后以各种评论，飨予群友。我节奏慢，想说的话题早已被群友说得至为精彩，故不能再画蛇添足，还是老朽常谈，说说对福国真人忆真事说真话的感受吧。

文章贵真，关涉“史”的文章，真更重要。然而听高人说，“历史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这话说得太有辩证性了。写史或说史的人可以给“史”这个小姑娘描眉涂唇，戴首饰，穿花衣，但是真实的历史，不管小姑娘经过怎样的打扮，她还是那个或高或矮，或胖或瘦，或美或丑的小姑娘。回忆文章也属于“史”的范畴。福国回忆的当年以文化宫为舞台上演的诸多趣事，就是一个衣着朴素，未经打扮的小姑娘。

所忆与史相符，一是靠文笔，即大量的充足的文字听从作者的任意驱遣；第二是愿意写真，不愿粉饰；第三是既愿意，又有足够的勇气，这勇气大概来源于价值观和禀性。

开篇介绍文化宫的方位、大院内各文化组织，四邻概況，不是闲笔，是必要的交代，正如明海兄所说“为叙述童年的故事作铺垫”。听“肖飞买药”的故事，让人既想起一些名著，也令人想到那个时代的文化生话不很丰富但很有趣味。写在文化宫四处耍闹，为逮野鸽子竟顺着排水管道爬上楼顶，掀瓦拆砖。这与鲁迅童年在百草园为找人形何首乌而弄坏了泥墙是一样的童趣。我想，后来的伟人与后来的凡夫，在其童年时追求快乐、追求自由的天性，大概差不多。

在月黑风高的夜晚战战兢兢，哆哆嗦嗦地窃书，最后落荒而逃。说明当时就有所顾忌。现在再掀自己的历史旧账，需要有一点勇气。胆小者可能认为有损自己的形象，而坦荡之人不会认为这是什么丑事，是孩童成长过程中的正常现象。长大后真实地袒露出来，心里才觉得爽；而“犹抱琵琶半遮面”，不符合福国的性格。

为“瞧电影”而叠罗汉，的确有趣，但是需要得天独厚的条件。

写不同村的孩子，在各自首领率领下“开火”的事，我经历过一点。那时我们村里前街后街的男孩自成两伙，避开家长，在自己村及周边村的胡同里打游击。不是面对面的较量，而是相隔几十米扔石头、打弹弓。我参加了不甚激烈的两次，之后被家长软禁了。我家是个小独院，晚饭后父亲就下令关闭院门并分派给我们很多活儿。父亲很严厉，我不敢偷着出去，只能于次日白天打听一些战况。我现在还觉得半大小子打仗是很危险的。前街上一个姓刘的熊孩子，用弹弓误打了一个无辜的路人，把人的眼睛打瞎，闯了大祸。关于男孩子打架之事，我虚度六十又五之光阴，至今不知该做何种评论。但是，有一条，我是民国之前的老太太跳井——尖脚到底。如果我的孙子再去打这种巷战，我会超过我父亲的严厉，我会直接把我的孙子“硬禁”起来。但是，福国弟率真直书，任人议论，如同司马迁写项羽要挟刘邦一样。刘邦若不就项羽之范，项羽就把刘邦的亲爹活活煮成肉羹。没想到，刘邦根本就不吃这一套，从容地说：项羽老弟呀，当年我俩结为兄弟，那么我的老爹也就是你的老爹呀，如果你愿意把你老爹活活地煮了，那么请你把煮你老爹的羹分给我一杯，我也尝尝是啥味道。项羽登时晕倒。后来议者有的说刘邦是流氓、滚刀肉，有的说刘邦是睿者、大智慧。可司马迁当时哪管后人如何评论，只是秉笔直书而已。福国在把这种男孩打架之“小史”写真后，也加进了自己的评论。这种小史，又加如此评论，可能会引发多种评论，大概福国也不会强求读者（包括好友）苟同的，只不过是写出本真的事，说出本真的话，活出本真的自我来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