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朝江《世界苗族迁徙史》连载26》

第八章  通往世界各地1.老挝“秘密战争”；2.“巴特寮”接管政权；3.泰国“难民营”；4.移民美国；5 苗族定居四大洲十多个国家导读： 

20世纪60至70年代，美国在发动侵略越南战争期间，策动了老挝10年“秘密战争”，支持老挝王室以王宝(苗族)为司令的“特种部队”遏制巴特寮组织(老挝爱国战线)的发展。

1975年，越南抗美侵略战争取得全面胜利。美国在从越南撤军的同时停止了对老挝王室政府的支持。老挝爱国战线在越南共产党和当时红色高棉的支持下，夺取了老挝政权，建立了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因为惧怕报复，王宝率领他的部队及家属和一部分苗族(10余万人)先后逃离老挝，拥入泰国。

泰国不堪重负，要求联合国协调解决。后在联合国及国际社会的帮助下，老挝苗族难民漂洋过海，远迁美洲、欧洲、大洋洲，苗族从东半球迁徙到了西半球。美国是吸纳老挝苗族难民最多的国家，先后吸收略8—9万，法国吸收约1.1万，圭亚那(法属)0.2万，德国0.15万，加拿大0.12万，阿根廷0.1万，澳大利亚0.2万。至2004年，世界苗族人口约1120万人。其中，中国约950万人，越南83万人，老挝35万人，泰国15万人，缅甸3.5万人，美国25万人，法国1.7万，圭亚那0.22万人，阿根廷0.3万人，加拿大0.15万人，澳大利亚0.21万人，新西南0.17万人。柬埔寨国有苗族约2万人，他们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美越战争期间，从越南和老挝流入柬埔寨的，主要居住在柬越、柬老边界线一带。

至此，除非洲外，苗族定居在四大洲十多个国家，苗族由中国的一个民族变成为世界性的民族。

苗族长时期(长达5000多年)、远距离(从东半球到西半球)的长途迁徒与大流离，是世界民族史上少有的奇迹，在世界2000多个民族中极为罕见。

第一节  老挝“秘密战争”如前所述，老挝毗连泰国、缅旬、中国、柬埔寨和越南。在亚洲的地图上，就面积的大小而论，老挝所占的位置不多。老挝的面积约与英国相同。英国人口密度大，而老挝是亚洲人口密度最小的国家之一，每平方英里平均大约只有3—5人。老挝共有60多个民族，按人口的多少，苗族居于第四位。

老挝地形复杂。地势北高南低，山地和高原占全国面积的80%，有“印度支那屋脊”之称。

老挝“秘密战争”，是指1960－1973年期间，美国与老挝巴特寮组织在老挝的那场特种战争，也就是20世纪60—70年代美国中央情报局曾招募老挝苗人为之抗击老挝爱国战线及其北越盟国的战争。为了叙述这场战争，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老挝反抗外国入侵的历程。

在历史上，老挝人民具有反抗外国入侵的光荣传统。

1893年，法兰西帝国入侵老挝，将老挝置于自己的殖民地。老挝成为法国保护国后，1907年签订了《法暹条约》，规定了老挝边界。在法国占领期间，老挝人民曾经举行过无数次的起义。

1940年日本帝国侵入印度支那。

1941年12月，当维希法国的占领军向入侵印度支那的日本投降时，老挝出现了全国性有组织的斗争。1945年日本投降，以老挝伊沙拉战线闻名的独立运动建立了以佩差拉亲王为首的政府。

1946年法国再度侵入老挝，伊沙拉政府流亡泰国。1950年重建伊沙拉战线(后称老挝爱国战线)，成立了以苏发努冯为首的寮国抗战组织，人们通常称这个组织为“巴特寮”，即“老挝爱国战线”。

1951年，苏发努冯同意达成越南、高棉及老挝爱国战线之间的一项友好协定，后来这个协定或联盟成了越南侵入联盟内国家的借口或辩护士。

1954年，法国同越盟签署了多国参加的日内瓦协议。根据日内瓦协议，法国从印度支那撤退。这个空出的位置立即被美国所填补和利用，它马上就对越南、老挝和柬埔寨进行所谓的“援助”。

美国蓄意霸占和控制印度支那半岛，由来已久。

特别是老挝，它拥有战略上吸引美国人的查尔平原，因为可以在那里驻扎空军基地，来控制南中国和东南亚的大陆国家。

当时，美国的如意算盘是，以泰国和南越为基地，完全控制老挝，颠覆柬埔寨王国政府，包围越南民主共和国，并进逼中国的南部边疆。美国在日内瓦会议上声明不使用武力威胁或武力来妨碍日内瓦协议的执行，但在同年9月却拼凑了侵略性的“东南亚条约组织”，擅自把越南、老挝和柬埔寨列入美国的所谓“保护地区”之内。 

 老挝爱国战线势力发展很快，到1960年，巴特寮几乎控制了整个老挝山区，即老挝领土的三分之二。美国是支持老挝王室政府的，它不希望看到巴特寮组织掌握老挝政权。

1961年，美国肯尼迪政府决定派遣“特种部队”到老挝去训练游击队，以便采用巴特寮常用的战术来对护巴特寮组织。由于老挝王室部队毫无斗志，美国人担心他们援助的现代化武器如果不被老挝军人偷去黑市上出售，也一定会在巴特寮组织的伏击中被邀了去。

一句话，他们不相信老挝王室军队。

于是，他们就选中了苗人作为训练对象，因为苗人久住山区，对山区了如指掌，而这些山地正是要从巴特寮手中夺回来的地区。美国人很快在王室军队中找到了一个名叫王宝的苗族军官。由他招收苗兵并进行训练。

王宝出生在川塘，他己经在多次战役中显露出才华。在对日本进行游击战时，他是一名士官，因作战勇敢，并具有指挥才干，被选送永珍军事学院学习。从永珍军事学院毕业后，他以少尉军衔参加了奠边府战役，在这次战斗中，他率领300个苗族士兵救出76个军人。

1960年12月，他己晋升为中校，当贡勒的军队进攻查尔平原的时候，他是唯一坚守阵地的军官，其他的军官全都逃之夭夭了。

查尔平原战役后，他被任命为老挝第2军区司令。

该军区包括川塘和桑怒两省。他很快就把司令部搬到龙镇。1964年王宝原来3000人的苗族部队已经发展为15000人的特种部队，部署于上寮和下寮的5个地带和48个战区。在川圹省西南的龙镇，已经建成一大特种部队的秘密基地，设有机场、军官训练学校、供应仓库，以及谍报、破坏和暗杀技术等训练中心，大量招收苗族青年进行培训。

在后来几年间，他的这支军队发展到3万人左右。在老挝，王宝被称为“苗王”，他所统领的苗族特种部队被称为 “苗族雄狮”。

在1960年1973年老挝“秘密战争”时期，他们作为美国军事援助的“特种部队”，同侵入与北越毗连的查尔平原和老挝东北部的越南人作战。

美国政府训练、装备和资助这支特种部队，他们由美国支持的老挝王国政府军指挥，部队由清一色的苗族人组成。特种部队士兵的军饷为每月30美元，比老挝王家军队每月5美元要多得多。

美国的中央情报局一直控制老挝的苗族武装，每年向其提供约6000万美元的训练经费。

早期仅是希望用这支武装来收集老挝爱国战线的情报，到1960年以后就利用这支武装力量直接与老挝爱国战线的巴特寮部队交战，以阻遏老挝爱国战线的发展。苗族在老挝的社会地位低下，老挝王家军队公然鄙视他们，因此，王宝的军队和老挝王家军队是分开的，并直接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控制之下。

由于美国在老挝进行的是“秘密战争”，没有公开并直接参与老挝内战，所以对王宝军队的援助是以美国援助开发署的名义提供的。

王宝军队的给养十分充足，武器装备主要由美国供给。王宝奉命组织三、四十人一组的特别游击队，游击队员都是苗族。经过特别培训后，他们从1962年6月开始，用麻雀战方式袭击“巴特寮”。

他们的游击战方式十分奏效，并获得极大的成果，短短几个月时间，他们就从“巴持寮”手中夺回大片土地。

至1963年春，王宝就控制了老挝东北部的大片地区。在外国势力的支持下老挝的苗族特种部队发展到了3万人，羽毛丰满的苗族特种部队在美军撤出印度支那前的14年中，在老挝的中部平原多次与老挝爱国战线的巴特寮部队开展激烈的战争，是阻遏巴特寮军队的劲旅。

莫当在《苗族史》中写到：“苗族在军事上取得进展的同时，在政治上和社会上也取得了成功。

在1973年的一年里，吐拜莱冯被任命为新闻部长和国王顾问委员会的成员。这个委员会是处理所有涉及少数民族问题的机构。

吐根莱冯被任命为最高法院检察官。在国会的34个席位中，他们取得了3席，这同其10%的人口比例是相适应的。

在16个省长中，他们占1个，而且有4个县长，24个区长，及许多乡长。

在正常时期，苗族人口占一半以上的川圹省表现尤为突出。

最后，一些优秀的苗族青年被送去培养以作将来的栋梁。当时有34名苗族青年学生在国外大学深造，其中25人在法国。

正如在军队中存在的矛盾一样，在老挝平民和苗民之间也存在着极深的误解。前者对后者产生的深远影响实在感到不安。人们怀疑王宝将军进行这场战争有其个人目的，或许他也确实在某个时候产生过某些想法。

此外，任命吐根莱冯为最高法院检察官也引起争论，有人称他为‘没有祖国的乞丐。’”在1961年1973年老挝“秘密战争”时期，他们作为军事支援的“特种部队”，同侵入与北越毗连的查尔平原和老挝东北部的越南人作战。美国政府训练、装备和资助这些特种部队，他们由美国支持的老挝王国政府军指挥。我们知道，在美国侵略越南战争期间，连接越南南北的有一条著名的胡志明小路，不断的为越共和北方的军队输送给养。

这条小路经过了老挝和柬埔寨，美国无法从地面上封锁这条小路，因为1961年美国签署了《关于老挝问题的日内瓦协议》，必须保证老挝的中立国地位，所以美国一方面不断地用飞机持续轰炸这条补给通道，一方面通过中央情报局秘密雇佣了大量的居住在老挝山区的苗族人对老挝和越南的共产党军队开展游击战争，骚扰胡志明小道的运输，伏击途经的军队，营救被击落的美国飞行员甚至帮助美国在老挝北部竖立雷达。这些苗族人的领导就是上面提到的王宝将军。

为了在表面上保证对老挝中立承诺的遵守，美国对这件事情保持了高度的机密，这也在后来给苗族人带来了不少的苦果：为美国人卖了命，却无人知道，无法得到应有的补偿。

1975年5月11日遭受老挝共产党武装的重创的王宝部队被迫撤离老挝，到在泰国边境的难民营避难，后于1975年6月移居美国。美国在策动老挝秘密战争期间，为了获得苗族的效忠，在为王宝的部队和其控制区内的苗族提供粮食和药品的同时，各种现代化的运输工具还不得不为这支部队向外运输鸦片。

当时的美国航空公司与大陆航空服务公司（CAS）、老挝发展航空公司一起，成为将苗族人的鸦片从其特种部队总部龙镇（龙金）运至万象的主要运输工具，这些毒品经万象再转运西贡。

金三角地区的毒品沿着政治为其铺平的大道畅通无阻地从深山密林走进了现代都市，过去靠人背马驮徒步山间小道的毒品运输由于政治的需要转瞬间插上了钢铁的翅膀，鸦片的交易成本有史以来降到最低，鸦片利获得了巨大的增值，特别是毒品交易半合法化，金三角地区罂粟的种植和生产受到了极大的刺激而不断发展。

1970年以后，随着美军逐步的撤退，战事对老挝苗族“特种部队”越来越不利，更多的士兵开始使用海洛因。老挝秘密战争，它实际上越南战争的一个组成部分。

战争期间，老挝的政治分为两派，苗族也由于居住区域和观点不同而随之分为两派，各有本民族的领导人。亲美的一派以王宝、李夫米为首；在巴特寮这边，以费当、叶务为领导人。费当是老挝爱战线副主席，叶务是川圹省省长。

苗族当中层干部的也不少。如女干部阿万，很能干，20世纪60年代中期她只有24岁，就当了罗勃拉邦的最高军事指挥官。川圹省的妇女主任原先也是带兵的，很能打仗。而严格说来，秘密战争是将老挝的苗族一分为三。

略有三分之一的人支持老挝王室政府并从美国获得支持和培训，即王宝派；另有三分之一的人为巴特寮组织奋战，即费当派；还有三分之一的人选择中立。然而，选择中立的人在战争中所遭受的痛苦并不比其他两类人少。秘密战争结束后，略有15万苗族被迫离开了老挝，逃离老挝的也主要是第一部分和第三部分人。开始约有5万苗族随同王宝撤到美国，直到20世纪90年代，最终撤到美国的老挝苗族达10万人，这批在美国的苗族现在已经繁衍到了近30万人。

《石朝江《世界苗族迁徙史》连载27》

第二节 “巴特寮”接管政权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在越南战争中惨遭失败。

１９７０年底，根据尼克松总统顾问亨利·基辛格起草的计划，美国开始逐渐减少驻在南越军队的数量。南越将要靠自己的力量进行战争，因为美国将限制对其提供武器、弹药及药品方面的支持。美军开始逐渐撤回美国，到１９７２年末，在南越只剩下４．３万名美国士兵，他们也即将离开那里。

1974年9月30日—10月8日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军委举行会议。会议审议了1975年战略作战计划，分析了南方形势。会议一致通过总参谋部关于选定西原战场为1975年总进攻的主要战场的方案。1975年3月4日—27日西原战役大获全胜。

1975年3月8日—4月3日顺化一岘港战役大获全胜。1975年4月1日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给南方下达“总攻击”、“总起义”的指示。

1975年4月26日—30日南方人民军发动具有历史性的胡志明战役。4月26日17时，首先对西贡东面和西南面伪军发起讲攻，并突破敌军防线。

4月28日夜—29日凌晨，越人民武装发起总攻。

4月30日11时，人民军占领伪总统府。

至此，胡志明战役胜利结束。胡志明战役歼敌40余万人。由美国发动的侵越战争，遭到了越南人民的英勇反抗。这场战争使美国损失了５．７万人。

在南越的尸体堆积如山。美国发动的这场侵略战争，旨在阻止印度支那成为共产主义国家，最终以美国撤离而结束。

对越南人而言，战争最终使２００多万人死亡，３００万人受伤，１２００万人流离失所。对美国人而言，共有５７６８５人死亡，１５．３万人受伤。

1973年1月，美国和南越在巴黎签订了《关于在越南结束战争、恢复和平的协定》，美国军队撤出南越。越南南方军民于1975年4月30日解放西贡，结束了长达十多年的抗美救国战争。

与此同时，老挝的形势也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

美国对无休止地卷入老挝的“秘密战争”逐渐感到厌倦。梭发拉·富马政府也在寻找“妥协”。

1973年2月21日，老挝爱国战线全权代表和万象政府全权代表，在万象正式签定了《关于在老挝恢复和平和实现民族和睦的协定》。由签字双方本着民族和睦的精神通过协商解决双方的问题。协议还明确规定，美国必须严格遵守和覆行1962年的日内瓦协议，必须撤出它在老挝的一切军事人员，停止对老挝的一切军事活动和军事卷入。

一年后的1974年2月，美国被迫表示要停止对老挝的所谓“援助”，最后一批美国中央情报局人员撤离老挝。而早从1968年开始，老挝“巴特寮”转而进入反攻，并且逐渐把原丢失的地方重新占领。到1961年，“巴特寮”几乎控制了整个老挝山区，即老挝领土的三分之二，拥有几乎全部由山区居民组成的约8000人的武装力量，这个数字还不包括越南的大约30000人。

在反攻战役中，王宝的“特种部队”负出了沉重的代价。在总数4万人的军队中，自1968到1977年，就有3772人被打死，5426人负伤。军队已筋疲力尽，而且在战斗的后7年中，70%的新兵只是10到16岁的少年。虽然如此，对方还是要经过苦战才能取胜。

《关于在老挝恢复和平和实现民族和睦的协定》签定后，老挝这段时期的和平并没有延续多久。

1975年5月，巴特寮违反“和平与民族和解协定”，在老挝接管了政权。掌握政权后，他们逮捕了还在国内的非巴特寮领导人，把成千上万的政治家、军政官员、军人、技师和普通平民送进政治再教营。12月2日，巴特寮废除老挝君主制，宣告成立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

于是，他们开始对苗族人民进行血腥镇压，控告他们在老挝秘密战争时期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雇佣兵。

结果，苗族人开始一家或几家一起离开他们的村庄，越过国境逃到泰国。巴特寮用伏击打死他们、毁掉其道路、作为战俘遣返其偏远村子的方法，企图阻止苗族人的逃亡。任凭危险、疾病、饥饿和死亡，常常冒着巴特寮打来的炮火，他们很多人成功地渡过湄公河，寻找安身之所。

起初，大多数苗族人都舍不得离开他们誓死捍卫的祖国—老挝。与秘密战争没有多大牵连的农民、商人、公务员或士兵，还以为像所有的国家内战结束之后那样，他们会得到新的国家领导人的宽恕，如果遇上更好的领导人，他们还希望能够从大赦中捞到好处。他们决定生活在新的制度下，哪怕是在“巴特寮”的统治下。巴特寮士兵开始不断地渗入苗族的村庄。一个貌似领导的人非常客气地叫每家都隐藏他们的两个“只为你们服务”的人。但苗民们很快意识到，安置在他们家中的那两个巴特寮士兵的任务就是要日夜监视他们。他们无论走到哪里，都有那两个“保护神”陪同。

“保护神”声称，他们来的目的就是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使他们免受“右翼分子的恐怖活动所伤害。”不久，丈夫不敢同妻子讲话，父母也不能跟孩子们说话。那两个巴特寮士兵时刻监视着他们的言行。人们互不信任，并经常在深更半夜被吵醒，并以房子里面藏有“敌人”为借口而进行搜查。

然后，丈夫或儿子背顶着枪口被带到一个不知名的地方去。男女老幼都生活在恐怖中。因为他们随时都会被召集到一个远离家庭住址的地方去从事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的强制性劳动(如运送军火和粮食)或进学习班(政治再教育)。

实际上，这些地方就是劳改营，无一从该营中生还。人们的精神紧张到要快爆炸的程度。而且苗族村庄中暗杀事件不断增加。

人们无论在家里还是在去田野的路上都可能被杀死。于是，苗民们纷纷逃离。留在老挝的难民其境遇也一样不妙。除了原先站在“巴特寮”一边的人显赫起来，在1975年12月成立的新政府中，费当和西颂当在副主席中分别排在第二位和第四位以外，其他的人则被清算。吐拜莱冯被送到桑怒去改造，1977年死于营养不良。2值得一提的是，可能是在美国发动的侵越战争中，王宝的苗人“特种部队”曾帮助了美国人，随着越南战争结束和越南控制老挝和柬埔寨后，越南参与了对老挝苗族的报复和屠杀。

1981年4月14日《人民日报》刊载丁传英摘译《曼谷日报》的一篇题为《一场灭绝种族的大屠杀》的报导，文章说：“随着越南战争结束以及河内全面控制了老挝，越南人使用俄国提供的毒气和化学药剂，对苗族人开始进行一场可怕的灭绝种族的大屠杀。仅在富比山地区，估计就有5万苗族人死亡。“一些苗族幸存者诉说了越南人制造饥荒、奸杀妇女、摧残儿童和进行大屠杀的事实。最可怕的是他们称之为‘雨’、‘气’或‘烟’的毒剂，因为他们无法躲避这些能使人、水、牲畜、植物和田地都中毒的化学药剂。“当人们直接碰到‘雨’时，血就直接从鼻子里喷出来，同时吐出和泻出大量的血，受害者倒在地上翻滚，然后死去。“一位40多岁的苗族农民说：‘两年来，他们袭击我们居住的地区，许多人都死了，飞机在我们头上施放红烟，人畜都死亡。我们不能种植稻米，也不能干农活，必须躲在山洞里。’“另一位逃到泰国的苗族人说：‘他们在我们施放了三天毒气，75人当场死亡，500人病倒，大部分人在短期内都死了。人死后不久，身上就流出了黄水。

在三年当中，我们不断受到毒气的袭击。在施放毒气的地区，如果吃了那里的植物，或喝了那里的水，就会泻血，死亡。人们饿得受不了，只好吃中毒的树叶，结果，从1980年以来，我们地区就有715人死亡。’“1980年1月，记者在访问泰国时，曾会见一位刚从越南在老挝设置的集中营里逃出来的人，他诉说了又一种恐怖行为：搞药物实验，对被监禁的苗族男女和儿童使用化学药剂。“1978年11月，一支3500名的越南部队在丛林中抓到大约1200名苗族男女和儿童(包括我本人)。我们被带到一个叫做通棉的营地，那里关有大约2000名苗族人。“1979年3月25日，两架米格喷气飞机在集中营上空低旋。接着就向我们喷下白色的雨，100人立刻死亡，其他人腹泻了20多天，然后就发烧。我们走不了路，连胳膊也抬不起来，又有很多人死去。“5月间，4名医生在30名苗族人的胳膊上注射了一种带颜色的水，我也被注射了，我马上头晕，不能呼吸。血从鼻子里往外喷，倒在地上失去了知觉。“第二天，又来了4名医生。

这次是给40名中了毒气的受害者注射，并让他们吃药丸。12小时后，他们看不清东西，说不出话来，晕了过去。15人死亡。医生把这些服药的人的反映写成了报告。“1979年冬季，美国陆军军医局长派遣一个代表团到泰国，就施放毒气的问题进行调查。这个代表团会见了40名男人、2名妇女和1名12岁的女孩，他们都是在老挝施放毒气的见证人和幸存者。代表团在一份报告中断定：‘曾经对苗族人使用了化学毒剂，从这些毒剂中产生的效果来看，可能是使用了神经毒剂和一种成份不明的混合毒剂。’”遭到残酷屠杀的苗族，大量逃离老挝，渡过湄公河，拥入泰国。

《石朝江《世界苗族迁徙史》连载28》

第三节 泰国“难民营”苗族迁往世界各地，泰国是一个周转国，十多万苗族是从泰国“难民营”移民到其他国家的。

从1975年5月起，苗族和其他种族集团〔如泰丹人〕，是到达泰国难民营的第一批难民群。

瑶族、克木人其他山地部落很快步其后尘，逃离巴特寮政权统治。

终于，在泰国境内建立起若干个营民营，接纳这些从老挝过来的逃亡者。

南朋是第一个苗族难民中心。这里以前是一个周围圈着铁丝网的军事营地，位于泰国东北部森林中的一个孤立隔世地区。

该难民营于1975年10正式开办，同年年底已庇护约12500难民。

1976年初，该中心迁到邦威耐一个靠近老挝的边境山区。

这个营地是难民们自己用美国资助的经费修建，由泰国政府监管。营地有200英亩地面，划为5个中心，每个中心各有一批工作人员。杨道博士曾是老挝王国的政治协商委员会委员，他著有《苗族为什么要离开老挝》一文，客观地反映了老挝国内斗争和苗族逃离老挝到泰国的情况。他写到：起初，我还不意识到要对老挝苗族人实施灭绝人种的计划。

1975年5月9日，结束了亚欧国家之行回到国内，我便从《考沙恩·巴特寮》报上得到证实。上面写到：‘我们必须彻底铲除苗族’。为了履行他们的诺言，巴特寮便向一群男女老少开枪。这群人估计有4万人。他们参加了1975年5月29日的万象和平大游行，以便从国家联合政府领导人苏瓦那·富马王子总理那里得到安全保障。在这次屠杀中，约有140人丧命。对于这些苗民的悲惨命运，富马王子只能对一个在老挝首都供职的外国外交官说：‘苗民对我很好。不幸的是，老挝和平的代价就是他们的灭亡。’苗民们知道，流亡反抗是他们唯一能够选择的出路。第一批加入历史性移民的是：王宝将军家的成员、在司令部供职的军官、几个寮族省的省长、跟他们有密切联系的候亚方省和新况省的苗族人和克木人，和在这两个省供职的公务员及其数目庞大的家庭成员。美国空军的4架dc46飞机，以龙镇为基地，在龙镇和泰国东北部的乌都恩基地之间进行了历时1个星期的往返飞行。

随着王宝将军的离开，飞机运输突然于1975年5月14日中止。王宝将军想留到最后1分钟以弄清那些曾经同他英勇地战斗过或勤勤恳恳地工作过的人是否能够安全地撤离。

王宝将军离开的消息不胫而走，很快就传遍了苗乡的家家户户。在所有的苗乡中，各个家庭的成员都在一起秘密地商量。

一个晴朗的早晨，男人们离开家到田野去就不回来了。他们在森林中躲着。后来他们的妻子和儿女也来加入他们的行列。

以后，几家约定某个晚上在某个山头会面。从而便开始了充满死亡与希望的冒险活动。那些家庭成员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日夜步行。他们背上背着轻便的包裹，沿着老虎和大象的足迹一直走在大森林里，以免碰到其他人。

在这种情况下，碰到其他人反而比碰到最可怕的野生动物更危险、更残忍。在指南针和地图的帮助下，他们朝着希望重新获得自由的西部走去。

他们停留一下，只是为了吃些野生植物或者休息以积蓄力量。他们的食物很快就吃光了，只得吃树根树叶以求活命。

在逃亡的过程中，经常遭到巴特寮巡逻队的伏击。他们无暇顾及死者，让死者在倒下的地腐烂，也不去抢救受伤者。

这些受伤者多数情况下也被巴特寮巡逻队所打死，因而也不想连累他们。那些走到湄公河边的人便借助于竹杆渡河。

他们把竹杆结实地捆在一起，挟在腋窝中以助漂浮。他们中只有三分之一的人才成功地抵达泰国，其模样极其可怜悲惨。

由于一路上不断遭到巴特寮的袭击，一些人回头进行抵抗。其余的人，有的在伏击中丧身，有的在渡湄公河时溺死，有的被巴特寮俘虏或者饿死或病死。

贵州民族学院苗族教授吴晓萍女士，专门到美国、澳大利亚等国调查苗族移民西方国家的情况，她根据自己的调查所得撰写了《穿越时空隧道的山地民族》一书。关于“泰国难民营”的情况，吴晓萍教授这样写到：从1975年到1992年，约有10多万苗族逃到了泰国。特别是1975年下半年和1976年上半年，在泰国湄公河南面，难民们突然蜂拥而至。开始几个月里，泰国的难民营人满为患、食品、饮水、居住和医疗问题非常严重，特别是水和食品非常短缺。到1979年，计划住12000人难民营里挤进了42000人，常常两家人挤在一间10平方米的竹房子里，锅碗瓢盆和衣服床单等混在一起。

当时，这些苗族难民逃到泰国时已身无分文，从家里带出来的东西在逃难中已花去大部分，剩余的最后一点财物也在渡湄公河时被泰国的船工们给刮光了。尽管联合国难民暑尽力在为难民们提供食物、衣服、水和药品，但非常有限，远远满足不了难民的生存需求。为了活命，一部分人不得不走出难民营到森林里去给泰国人做伐木工，或干农活。在上工和归家的途中，还常常被当地的泰国人抢劫。妇女和孩子们则在难民营里的“家”里一大早就起来排队，等着分配食物和水。过度的拥挤，太差的环境条件，严重的营养不足，加上不适应低洼地带的闷热，传染病开始在难民中流行。联合国难民署和有关的国际救援组织，在难民营附近设立了一些临时医院，但条伴非常简陋，医院就设在工棚里，工棚里支几块木板，上面铺点草或草席就是病床。

只有一个非常小的化验室分析血液和尿液，稍微复杂些的化验和抢救手段一样也没有。苗族难民中原来在部队的军官、宗族的长者和原来的村领导一起，只好自己组织起来，把苗族难民们分成小规模的小组，每一个小组选一个组长，负责向难民营里的指挥长官报告难民的疫情，难民营里的医生就通过难民的这一网络组织对苗族难民进行治疗和免疫预防。

由于西医的缺乏以及苗族难民们对西医的不了解，当时在难民营里医疗体系非常混乱，西医、苗族草医和苗族巫师们都同时在忙碌着。西医们忙着为病人们打针送药丸，苗族草医们则忙着采摘和煎熬草药，巫师们则在难民营附近到处竖起路标召唤病人的灵魂。但无论这几方的“专家们”如何努力，每天仍有许多苗族难民在难民营里死去。

特别是1976年，在每一个难民营，几乎每一天的每一刻都在响着由鼓和芦笙奏出的哀乐。联合国难民署尽力与各种国际救援机构合作，力图改善难民营的恶劣生活环境。为了解决住房的拥挤问题，他们建了一些简易的长排连通房屋，国际救援组织也送来了大量的食物、衣物和药物。

几个月后，情况有所好转。同时苗族难民们自己也抓住一切机会来改善自己的状况，尽量减少自己对救援的依赖。特别值得指出的是，1976年国际救援组织、儿童救助组织和基督教与传教士联盟等机构，简称cama，启动了一个妇女自助项目。该项目鼓励难民营里的苗族妇女们制作手工艺品。cama为她们提供原材料，还专门为她们雇了一个纺织品设计师，在色彩的搭配以及图案式样等设计方面为她们作指导性的建议，并为她们开辟海外市场。

妇女们非常高兴参加这个项目。几年后，在世界上许多的商店里都可以看到这些苗族妇女制作的苗族文化特色的床单、桌布、布包和圣诞树上的装饰品等。特别是她们制作的“苗族故事绣”和织锦非常有特色，苗族妇女难民们用针线把自己民族的历史以及在老挝的生活都绣或织在了这些“故事绣”和织锦上。现在一位移居美国的名叫mai的苗族妇女说，我在泰国难民营生活了近8年，我每天都做手工来补贴家用。我可以3－4天就做一个包。

这和我们在老挝时就不一样了，我们在老挝只是农闲时才做这些手工的，而且主要是为一家人过苗年做准备。在泰国难民营里我们每天没有事，所以我们每天就用许多时间做针线活。开始几年我们主要是把我们的手工艺品拿到泰国的市场上去卖，后来我们有许多亲戚到美国了，我们就把手工艺品寄到己经在美国定居的亲戚们那里，然后他们在美国卖掉再将钱寄给我们。

就这样，在国际救援组织的帮助下，难民营里的苗族难民们慢慢地形成了自己的“难民营”文化：有了自己的难民学校、难民市场和难民公认的带头人或领袖。有手艺的人尽力为自己的工艺品寻找市场，没有手艺的人则从泰国人那里租种庄稼，孩子们也进了临时学校。

年尾时，苗族难民们还在难民营里举行了简陋的新年庆典，在新年庆典仪式上苗族巫师们“驱赶掉了”苗家过去一年的不幸，为苗族难民们“召唤来了”新的一年的新生活。苗族难民们开始从逃生的惊恐和失去亲人的极度悲哀中安定下来并开始思考将来的问题：泰国难民营毕竟只是暂时的栖息地，以后该怎么办？回到老挝去？或是到别的地方去？

当时，难民营那些老挝政府的反对派以及老挝境内的抵抗者们一直在利用泰国难民营作为袭击老挝政府的基地。这些组织和力量常常利用美国早期苗族移民们写给泰国难民营里的亲人们的信件所反映出来的在美国生活的艰难，去进一步强化还留在难民营里的苗族难民中已经存在的对美国的恐惧心理，动员他们支持和参与“打回老挝、夺回土地”的反老挝政府的活动中去。但自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泰国和老挝两国关系的逐步正常化，泰国政府越来越不支持后来甚至反对和极力阻止老挝苗族利用泰国难民营来组织反老挝政府的武装活动。1991年6月，泰国和老挝两国政府代表会同联合国难民署官员，签了一份分期安置难民，争取在1994年关闭难民营的协议。当时滞留在泰国难民营里苗族难民大约还有4万多人。

根据这个协议，他们必须在返回老挝和移民第三国之间做出选择。据说这个计划在实施过程中并不那么顺利。一方面美国的苗族移民们在知道了这个协议后强烈反对，他们于是在美国的许多城市里游行，抗议泰国对这些苗族难民们所进行的所谓“强行遣送”；另一方面是因为许多苗族难民对老挝政府缺乏信任，担心返回老挝不安全，所以不愿意回老挝。据说当时即使有人想回老挝，其他的人也会阻止他。因此当时难民营的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一位移居美国的名叫mei vue的苗族告诉吴晓萍教授：实际上当时在泰国营里还是有人愿意回老挝的，但他们不敢讲，如果他们讲了，他们就可能会遇到麻烦，舆论压力也很大。

他说他当时曾表示过自己希望回老挝，但不久有人扔了一颗炸弹在他住的附近。据说当时在是否应当继续支持仍然留在老挝的苗族的反政府武装的问题上，美国苗族移民也分成了两派。不管美国苗族移民和泰国难民营里的苗族难民们如何努力反对泰国政府关闭难民营，泰国政府和联合国有关官员一直在努力。1992年，泰国政府公开逮和驱逐了好几个持有美国护照的试图在泰国组织颠覆老挝政府的苗族政治人物。泰国政府越来鲜明的政治倾向迫使那些长期滞留在泰国难民营里的苗族难民们最终还是做出了去向选择。虽然联合国的官员们一再告诉苗族难民们返回老挝不会有危险，但大多数的人还是选择了去美国或其它国。

1991－1994年，美国又接受了大约25000名苗族难民移民美国。1992年底，苗族难民最多最集中的泰国bah vihai难民营关闭，随后，其它的难民营也陆续关闭，最后一个难民难于2004年才关闭。难民营关闭了，但难民还存在。

2005年7月，因特网登载一篇题为“最后难民营关闭上万苗族难民流落泰国街头”的文章。文章说：最后难民营关闭上万苗族难民流落泰国街头……正值雨季，苗族难民无处可去，无法煮饭，如何能熬过炙热的天气以及随时来临的大雨？

他希望泰国与美国政府能够了解苗族难民的困境，适时伸出援手。又据一篇题为“泰境苗族难民求援，不愿遣回寮国”的文章说：目前躲在泰国边境的苗族难民，面对泰国政府威协将他们送回寮国的困境，最近向国际社会救援，希望美国能够给予协助，别将他们送回寮国。领导这支数千名苗族难民的帕贾塞马指出，自从当年协助美国投入越战之后，他们就种下了必须逃难的悲惨命运。他说，随着越战结束，寮国赤化，他们成为寮国政府追杀的对象，虽然一路逃到泰国避难，但如今又面临泰国政府强制遣送回国的威协，让他们不得不向美国求助。

寮国近年来虽然逐渐开放，不过首都永珍多次遭受不明炸弹攻击，寮国政府将矛头指向苗族与在海外逃难的反对者，而泰国地方政府与已取得泰国籍身分的苗族民众，也表示不欢迎来自寮国的苗族。泰国碧差汶省省长狄瑞则再度强调，所有非法入境的苗族人民，都必须被遣送出境，或是送到第三国。由此可看出，泰国的难民营虽然已关闭，但仍然还滞留有不少的苗族难民，他们生活得非常艰难。

美国应该尽人道主义，把余下的难民都迁移至美国或及其盟国。对少数迁移不去又不愿回到老挝的，泰国政府应该接纳并让他们取得国籍和永久居住权。

《石朝江《世界苗族迁徙史》连载29》

第四节 移民美国由于大批难民拥入泰国，泰国不堪重负。

泰国的处境很困难，如果遵循惯例接纳了大批老挝难民，它可能被指责为组织雇拥军，准备以后派回去颠复老挝新政权。

同时，大量难民的拥入，可能会被坏泰国同化山地居民实现民族一体化的计划，因为泰国的山地居民正在因为大量难民的拥入而慢慢地被同化。难民问题挠乱了泰国正常的政治及生活秩序。

于是，泰国政府要求联合国干预这个问题。

1975年7月30日，联合国难民署派出代表前往泰国，经与泰国政府协商，形成了《1975年印度支那移民与难民援助条例》，由联合国给进入泰国的难民提供援助并寻找移民国家。

1975年底，按照《1975年印度支那移民与难民援助条例》，约150户苗族计750人(主要是王宝和军官及家属)首批离开泰国难民营，移民美国。贵州民族学院吴晓萍教授多次赴美国，专门调查苗族移民美国的情况，并将自已的调查所得整理成书，书名为《穿越时空隧道的山地民族》。

她在书中写到，开始美国政府对接纳老挝苗族难民的问题并不是那么痛快的。

1975年2月，美国议会通过了印度支那移民和难民援助法，把印度支那难民和一般移民区别开来，给印度支那难民以特殊的照顾，对他们取消了许多限制性的移民政策，这使印度支那的战争难民进入美国比过去要容易得多。但这一政策当时主要是针对越南难民。

老挝苗族难民起初进入美国还是非常困难。越南难民在1975年的4月底就被批准相继进入美国，但老挝苗族难民是到了1975年底才被批准从泰国难民难进入美国。据说，美国国会对接纳老挝苗族难民还发生过激烈的争论。

一些了解老挝“秘密战争”的人，特别是一些曾经在老挝和苗族并肩战斗过或一起工作过的美国人，当时曾利用各种场合为老挝苗族难民呼吁，要求美国政府履行当初雇佣老挝苗族军队时的诺言，接受这些难民到美国并对他们做出妥善的安置。这些舆论对在泰国难民营的老挝苗族难民迁徙美国有一定程度的帮助。吴晓萍教授运用lo的资料，认为老挝苗族难民移民美国呈波浪式的经历了四个不同的发展阶段。

1975年到1978年是他们移民美国的初级阶段，这期间大约有9000名老挝苗族难民获得签证移民美国。这个阶段进入美国的老挝苗族难民具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他们的身份几乎都是高级军官或宗教领袖；二是除少数高级将领外，绝大多数都没有带家眷，家眷多留在泰国难民营。从某种程度上讲，这部分难民负有探路的性质，他们先去看看美国到底是什么样。这也是老挝苗族迁徙时采用的传统的惯用方法。

一旦要迁徙了，长者或宗教的领袖们以及强壮的男人们总是先行探路，待确定新的环境适合建立新的家园时，再把妇女、儿童和老人接来。在这一阶段里，移民其它国家的老挝苗族难民也是这样，只是先行探路，绝大多数的人还留在泰国难民营。他们不愿轻意下决心移民美国或其他国家，一是他们对王宝存有幻想，希望王宝能有一天东山再起，他们好跟随王宝原因回到老挝，回到自己的家乡去；二是对美国及其他国家不了解，他们非常恐惧到一个不了解的陌生的地方去。1979到1982年，是老挝苗族难民移民美国的第二个阶段。这个阶段也是老挝苗族难民移民美国的第一次高峰。仅1980年内就有27000个苗族难民拿到了美国的移民签证。这个阶段美国接受了大约8万苗族难民。出现高峰的有来自美国的移民政策的变化以及美国生活的吸引力，也有来自泰国难民营里的生活压力。一方面，先期到达的老挝苗族移民们给泰国难民营里的亲人带去了平安信和定居美国的信心；另一方面，当时泰国难民营里给老挝苗族难民许多的压力。一是那里的生活状况越南越恶化，拥挤、缺少食品和水等，给滞留在泰国难民营的老挝苗族难民们，几乎是受着生活的煎熬；二是老挝国内的政治局势日益稳定，因此那还滞留在泰国难民营里的对王宝抱有希望的苗族难民们，逐渐对王宝将军带他们回老挝的希望日益减弱，同时泰国政府也在不断地缩减对难民营的政治上的支持，动员他们要么移民第三国，要么回老挝去。在这种情况下，许多苗族难民只好选择移民美国。

这个阶段的苗族移民和第一阶段的移民的身份结构和社会结构都不一样，他们多是一般的农民或士兵，文化教育水平很低，绝大多数的人是文盲。他们除了会传统的农业耕作技术和打枪外，对现代技能基本不懂。而且迁徙时多是携家带口。所以，这一批苗族移民美国后，大批的人都沦为社会救济的依赖者。

1987年到1990年，是老挝苗族难民移民美国的第三个阶段，这也是第二次移民高峰。这个阶段大约有31000名难民移民到美国。这批移民除了先期逃到泰国的难民外，还有很多陆续又从老挝过来，他们多是逃出老挝的王宝部队的军人的家属或亲戚。这批人在泰国难民营呆的时间不是很长，由于他们的亲人已经移民美国，他们中很多人只在泰国呆了很短时间就拿到了美国的签证，所以他们迁徙美国的经历相对来说要容易得多。

由于有前期到达美国亲友的帮助，这批人到美国后的初期适应期也相对要轻松得多。1991年到1996年，是老挝苗族难民移民美国的第四个阶段，这一阶段移民美国的苗族难民约有29000人。20世纪90年代后，由于美国政府的相关移民政策有所控制，使得苗族难民移民美国的速度缓慢下来。尤其是在1994年后，苗族难民移民美国的数量就越来越少了。到1996年4月1日，美国基本上停止了给老挝苗族难民的移民签证。从1975年至1995年的20年间，共有10余万老挝苗族难民移民到美国(包括一部分迁移其他国家后又移居美国)。在苗族移民刚刚入境时，为了避免接纳苗族难民的任务只集中在几个州，美国政府曾制定了一项政策，把新的难民分配到全美国。随着时间推移，分配到美国各地的苗族难民逐步熟悉了美国的环境，他们开始逐步向自己的亲人和领导所在的地区，或向教育、社会服务以及工作就业便利的各州和城市迁移，这就是人们所讲的苗族移民在美国境内的第二次迁徙。

根据吴晓萍教授在美国的调查，加利福尼亚、明尼苏达和威斯康星是美国苗族第二次移民最多的州。20世纪80年代时，全美的苗族移民都希望迁徙到加利福尼亚州，因为那里的气候和土壤非常适合农业生产，他们可以在那里种植多种多样的蔬菜和药用植物；那里的亚洲人多，这也使他们在心理上有一种亲切感；

亚洲人开的商店多，而且价格便宜，在那里可以用低廉的价格买到许多东方食品，这让他们更容易适应环境；特别是当时加利福尼亚州的社会福利好，它能给那些有孩子的家庭提供许多方面的经济资助。但后来加利福尼亚州不堪重负，州议会于1996年通过了社会福利改革法，于是许多苗族移民就离开了加利福尼亚州向明尼苏达州和威斯康星州迁移。他们希望能在这些地方找到工作或得到当地政府比较好的福利资助。但不多，他们发现这些地方的福利并不比加利福尼亚州改革过的福利体系对他们有利，而且就业也不是想象中那么容易，况且这些地方特别冷，于是在度过1—2个寒冷的冬天后，其中的一些人经过冷静的思考，又搬回了加利福尼亚州，或搬到北卡罗莱纳和科罗拉多州等，因后两个州土地便宜，而且有些苗族移民已在那里成功地发展了养鸡业。再随着时间的推移，后来苗族移民的流动就比较理智了，从而相对地安定下来。美国是当前世界上最为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之一，其“拼盘”式的文化融入了世界很多民族的文化。

远渡重洋来到这里的苗族一方面既要面临着美国“高度文明”的“洗礼”，另外也面临着全球化浪潮的最为激烈的冲击。

杨朝荣先生认为，在美国历史上有苗族到达记录的时间是1975年12月，移民美国的苗族经历了文化震动与“休克”。

文化震动是由于现代社会的骤然巨大变化对人们心理的强烈影响，这种影响甚至能够使人们在前所未有的社会压力面前张惶失错，无所适从，产生心理上的麻痹的震颤，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把这种由于内在的文化积累或外在的文化移入引起的急剧的变迁对人的心理的积累与震动叫做文化震动。而文化“休克”则是由于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甚至不同地区、不同社群有着多样的文化结构和文化内容，各特殊的文化模式受到各国、各民族、各地区、各阶层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如气候、地理条件、资源、人口以及社会环境等影响而造成的种种不同就构成了文化上的差异，这种差异导致文化的震动，从而“休克”就很自然的出现了。

对刚从传统的社会文化直接跨越到美国高度发达现代社会的苗族人来说，他们的生存环境发生了变化，他们的生活和文化背景较之于美国，形成了巨大反差，他们的社会文化处于弱势文化。因此，他们面临的便是心理、文化上的震动和“休克”。

人类学家George M ·Scott经过调查指出，苗族不远千里来美，他们的物质文化、生活方式、社会、宗教组织、政治领导模式发生了巨大的变迁。在美国，他们不再从事刀耕火种的生产方式，宗族再也不能控制土地的使用权，也不能左右宗族成员的搬迁问题。

相反，在San Deigo有四分之三的苗族或靠支助或靠社会福利来生存。这样，苗族传统的经济形态保留的唯一特征便是共享扩展家庭成员间的生活物品和基本的必需品；

至于社会组织，大部分苗族在美国不再以扩展家庭而生存。美国地主、房地产和消防医疗机构禁止太多的人居住在一间或一栋房子里。

因此，尽管家庭成员之间还保持着很紧密的感情联系，然而很多的则不得不分开来住，另外，社会服务把核心家庭作为援助分配单位的作法也影响着他们传统的扩展家庭观；以往有大型宗族拥有的权力现在也“大权旁落”。宗族长者们往常主持的仪式在美国越来越少，因为这些仪式很多都需要杀鸡、猪或宰牛，以便用它们的血作为牺牲来祭祀，而在美国，他们在城市里不可能买到活着动物，并且一些仪式需要歌唱和大声的奇异的敲击，美国苗族知道这样会使得他们的邻居——美国人的耳朵——感到不快活。

虽然如此，他们认为他们的仪式依然值得崇拜和举行，精神的信仰会让他们舒服，特别是对祖先的崇拜，他们相信祖先会永远保佑和支持他们。 Scott认为，在政治生活中，那些受过西方教育、会讲英语的年轻人们——西化的精英们——已经闪亮登场，他们的作用就是将打破大型美国苗族社群的社会文化，进而取代宗族首领的地位。

他研究还发现，在美国社会中，美国苗族社会组织机构最受影响的可能是妇女权利问题，现代的妇女平等权利的强烈要求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传统的苗族的家庭观。在传统的苗族家庭里，尽管社会分工、小孩的养育等均由妇女来完成，但是她们的地位较低于男子的，大小事一般均由家庭之男人来决断。而在美国，勤劳的妇女们却容易找到工作，男人则由于工作技能的突然改变而不易于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来供养整个家庭。

文化震动和文化“休克”同文化变迁往往是同步的，随着社会文化环境或自然环境的改变社会文化的变迁也便随之发生。

①苗族迁入美国后，从不适应到逐步适应，从客居逐步走向主流社会。他们初到美国时，绝大多数不懂英语，语言障碍使多数人找不到工作，只能靠政府发放的救济款勉强度日。当地政府为了给他们解决困难，特地为他们请来老师教他们学习英语，学习美国的法律和生活习俗等。学会英语后，再由当地的苗族协会帮助寻找工作。由于他们的文化程度普遍不高，大多数人只能从事一些简单的体力劳动，如妇女搞收录机装配、扫地、烧水等，男人学开车、修车，开饭馆，卖鱼等。如今，在美国的苗族人，除极少数的老年人靠救济款生活外，其余的都有了工作，虽然收入远不如其他美国人，但生活已有很大的改善。因文化程度不高而饱受其苦的美国苗族人，都千方百计地供孩子上学。

到1988年，苗族子女中已有10个人获得了博士学位，26个人在攻读博士学位，50人在攻读硕士学位，100多人在攻读学士学位。为了保持自己的民族文化，苗族学生每天还利用一定的时间来学习苗文。现在美国的苗族，都是苗文和英文并用，他们还办了一个苗文刊物，每年出两期，为各地的苗族互通信息，介绍科学知识。此外，还有三个苗族人办了个出版社，现已出版了一些苗文书籍。但是，据来一些美国的苗族老人说，现在的美国苗族青年已开始学习美国的生活方式，老一辈人非常担心最终会丧失本民族的文化传统，他们正在寻求保持传统文化的方法。 Scott认为，在政治生活中，那些受过西方教育、会讲英语的年轻人们——西化的精英们——已经闪亮登场，他们的作用就是将打破大型美国苗族社群的社会文化，进而取代宗族首领的地位。在这里，我们介绍一位苗族女参议员。米·貌阿 (Mee Moua)，是一个曾在泰国难民营度过几年孩提生活，几十年后成为律师，而后成为首位苗族参议员的美国苗族妇女。米·貌阿在她生命的最初10年里经历了一个人所能经受的最深刻转变。

她生于老挝，在泰国的一处难民营里生活了几年，她的早年深受本民族苗族 (Hmong) 的故事和传统的熏陶。但后来她家迁徙到美国，最后定居在威斯康星州的阿普尔顿 (Appleton, Wisconsin)。几乎是一夜间，她上了美国学校，入了女童子军 (Girl Scouts)，参加了辩论俱乐部，打起了篮球，还在天主教堂唱圣诗班。像大多数移民孩子一样，她比父母更快地学会了英语和美国的生活方式，因此她成了她的家庭和主流美国机构团体之间的不可或缺的桥梁。结果，这为她的新工作提供了良好的训练：2002年1月，貌阿入选米尼苏达州参议院 (Minnesota Senate) ，她是第一个在移居国家获得如此高的政治职位的苗裔。跨越两种文化的生活决没有削弱貌阿处理繁杂的立法工作的能力，而是赋予了这位36岁的议员综合洞察某个问题和在不同观点中发现共同基础的罕见才能。“自打小学5年级以后，我就为我的家庭和社区当翻译，”她说。“我的经历教会我起着桥梁的作用，作一名提供服务的人。” 貌阿是近100名出生国外的州议员中的一个。许多人来自欧洲、加拿大和中美洲，而其他人则来自背景迥异的国家—老挝。最初的移民来自瑞典、爱尔兰、德国和意大利等。苗族人是较新的移民，1975年后陆续到来。尽管在民主农庄主劳动党 (Democratic Farmer Labor Party ，DFL) 初选中力挫4名对手，而后又以51%的选票在有4名候选人的竞选中胜出，貌阿还需要苗族社区以外的支持才能入选参议院。在选区的7.2万人中苗族人口仅为1万，有些苗族领袖起始还反对她当候选人。为了赢得胜利，她必须建立一个覆盖选区内不同居民区的广泛联盟。她的教育背景帮上了忙：她于1992年获得布朗大学 (Brown University) 的本科（学士）学位；1994年自得克萨斯大学 (University of Texas) 获得公共政策硕士学位，并于1997年获得米尼苏达大学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法学学位。同样有助于她的是她在明尼阿波利斯 (Minneapolis) 著名的伦纳德-斯特里特-戴纳德 (Leonard, Street and Deinard) 律师事务所的工作经历。她在移民事务上代表雇主、给小企业出谋划策，并从事与市里财务和税务有关的工作。

她成功地说服DFL不支持任何候选人，以压倒优势战胜了对手。像许多移民出身的议员一样，貌阿给立法机构带来一种公众利益的意识。

如今已是参议员的貌阿决心继续充当不同群体之间的桥梁，而不仅仅定位在全国第一个苗族参议员上。这可能会令苗族领袖和参议院里指望她成为苗裔代言人的盟友们失望。“我愿意做一名文化大使，可是我不能只充当立法机构和苗族社区的唯一联系，”她说。“我并不拥有也不能控制他们。”至于她在参议院的作用，她（坚定地）表示：“只要我的经历或背景有助于讨论时，我就要入席。我可不愿他人对我有某种固定看法。”譬如，她自豪地说，她是参议院税收委员会、防止犯罪委员会、教育和交通运输委员会的成员，并强调指出她参与解决影响整个东区的重大问题，其中包括一项区内的主要再发展项目和新图书馆计划。

貌阿的经历都有助于她的工作，但她的效率来自她的个人素质，尤其是她促进不同群体间沟通的能力。她无疑从自己身为移民的经历明白美国人有时会无端怀疑与他们不同的人的爱国情结。 

虽然貌阿在政治上的成功标志着苗裔群体在更全面参与美国生活的的过程中取得了重大进展，但就此断定同化过程已经完成或者认为最终有必要完成就错了。实际上，貌阿虽然已经进入主流社会，她仍然热切地帮助苗裔维护他们传统文化的一些精髓。譬如，她想支持苗族大家庭的悠久传统。在过去，苗族人数代同堂有助于遏制如离婚和家庭虐待那样的问题。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苗裔生活在核心家庭中，这些问题有上升趋势。

貌阿试图通过邀请亲戚介入有关离婚的讨论和敦促苗裔社区牢记他们传统的对家庭的忠诚来阻止这些势头。她说，无论你是什么种族背景，这样做都合情合理。“我们须要召回家庭成员，”她说。“我们必须要做所有优秀的美国家庭做的事，立下周日在妈妈爸爸家共进晚餐的规矩，不要忙得见不着人。” 然而，这不是容易遵循的规矩。苗裔社区既复杂又不断变化。的确如此，甚至貌阿有时也陷入文化冲突中。譬如，作为议员，她的最初措施之一是提出一项赋予苗裔领袖为人证婚的法律权力的议案。这个想法似乎没有争议。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领袖已经拥有这种权力。此外，貌阿将议案视为维护苗族文化一个宝贵部分的途径。

苗族人举行持续三天三夜的传统婚礼时，证婚人唱长达20个小时的歌曲 — 所有这些歌曲都是口传的。貌阿希望法律上承认证婚人会鼓励更多的年轻人学习这门有难度的技艺，从而使这份宝贵的遗产后继有人。

但是，她的议案从未交付表决。理由可能看来令人意外。议案挑起一场激烈的争论，不是在主流社会，而是在苗裔社区内部。由于证婚人一般都是男性，似乎许多年轻苗裔妇女担心法案将支持苗族传统的父权制社会制度。从任何意义上说，貌阿都是个解放了的美国妇女 ?她与经营房地产的丈夫各承担一半家务和照顾孩子的责任。

她说，妇女自己可以成为证婚人。但是她无法说服她的选民。在遭到批评情况下，她被迫撤回了议案。貌阿说。她有许多其他重要的事要办，包括争取再度当选。

石朝江《世界苗族迁徙史》连载30

第五节  苗族定居四大洲十多个国家在联合国的努力下，美国的盟国及其其它一些国家，也加入到接纳印支难民的行列。法国曾经占领过老挝，它认为有责任帮助老挝和柬埔寨，1976年全年，它每月接纳约1000人，当时接收难民11000人左右。

中国、德国、法属圭亚那、阿根廷、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也接纳了几千或几百人不等。由于各国政府担心难民难以适应当地的生活，所以，都不敢多承诺，而且他们总是选择那些受过较好教育的人。刚开始的时候，绝大多数难民没有出路，而且眼看着他们之中的优秀分子被别人领走。移民美国的杨寇先生，

他现在是美国加州大学斯坦尼斯劳斯分校的苗族教授。他对20世纪70年代以来苗族迁徙西方国家的情况进行了专题研究，用英文撰写了“战后时期的苗族大流散”一文，登载在《亚太移民杂志》2003年第3期第12卷。他在该文中这样写到：苗族战后大流散始于1975年，是老挝秘密战争所造成的后果之一。1975年战争结束致使老挝超过10%的人口沦为外国难民，这些人中半数以上为苗族。20世纪70年代初，估计老挝的苗族约为30万，其中有一半人(15万)在1975年以后离开了祖国。这些苗族难民流散的足迹遍布欧亚大陆、美洲大陆和澳洲大陆。杨教授除了写苗族难民移民美国的情况外，还作重写了苗族移民其他国的情况。

他说：澳大利亚苗族的数量略高于2000人，由几位引人注目的专家所带领，他们是：加利·伊阿·李、宝·夏阿考和吴·邵。加利·伊阿·李是第一位苗族人类学家，宝·夏阿考则是首位在英语国家接受培训的苗族医生。上述几位苗族都是在1975年秘密战争结束前到澳大利亚读书的学生，战争结束后他们选择继续留在澳大利亚。

20世纪70年代末有少数的苗族难民前往澳大利亚定居。这时，这几位先行者自发组织起来，帮助难民适应在澳大利亚的新生活。他们充当了桥梁、经纪人和领袖，协助苗族建立起属于自己的澳大利亚苗族协会，为澳大利亚的苗族社区成员提供领导和相互支持。

目前，在澳大利亚的许多城市和地区都可以找到苗族的身影，包括维多利亚、新南威尔士和塔斯马尼亚岛。大多数的澳大利亚苗族仍然坚信苗族的泛灵论和祖先崇拜……苗族的孩子与澳大利亚孩子获得了相同的待遇，苗族男女童入学率相同。60%的澳大利亚苗族拥有自己的房产。苗族多就业于低薪部门，许多男人对自己较低的就业地位感到不满。

20世纪90年代，澳大利苗族又约有300人左右移民新西南。前十年中，大约有5000名法国苗族移民到美国和法属圭亚那，与他们的亲朋好友会合，已寻求更好的经济和教育机遇。

目前，共有大约10000名苗族仍居住在法国，使得法国成为西方国家中拥有苗族数量排名第二的国家(仅次于美国)。法国的苗族分散居住在许多城市中，包括：巴黎、布尔日、里昂、尼米和尼斯。许多生活在巴黎的苗族受雇于自己，担任出租车司机和企业家。1986年，杨寇教授访问巴黎苗族，他很惊异地发现自己在老挝所认识的一些苗族正在巴黎街头驾驶出租车。这些出租车司机中的许多人，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出来到巴黎之前并不会驾驶。一名苗族出租车司机吐透了实情，那就是他不得不记住巴黎所有的街道。拥有多年驾驶经验后，他现在可以不用看地图就将乘客送到任何想去的地方。这是巴黎苗族的主要变化：从老挝高原的纵马驰骋变为在大都市巴黎驾驶出租车司机。

与巴黎苗族不同，大多数居住在尼米的苗族依靠农业生产谋生。因此，他们将一些传统的农业技艺加以转化，以便适应尼米的新生活。在法属圭亚那，苗族得以建立自己的村落，在许多方面保持了苗族传统的生活方式。卡考和加沃黑是两个最大的苗族村寨，各有约1000人。他们逐步适应了炎热而潮湿的环境，也掌握了当地农业生产的技巧。

几十年过去了，法属圭亚那的苗族似乎已经完全适应了那片土地，并不断追寻苗族的幸福生活和五谷丰登。这使得他们能够自主且自由地追求与原来在老挝时相似却更为繁荣的生活。和当初在老挝一样，他们继续居住在属于自己的村寨中。在法属圭亚那和法国之间的苗族双向移民持续不断，许多苗族家庭在两国之间来往地移民。

然而，法属圭亚那苗族向美国的移民却呈现单向性。大量的苗族从法属圭亚那移民到美国，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美国苗族移民到法属圭亚那的已知个案。加拿大苗族主要居住在安大略省基奇纳／滑铁卢双子城和不列颠哥伦比亚州温哥华市。位于安大略南部基奇纳∕滑铁卢双子城中的苗族社区约有700名苗族居民，而在温哥华仅有120名苗族。温哥华社区内的苗族与居住在西雅图、华盛顿、波特兰、俄勒冈的美国苗族联系密切，时常前往上述地区探望亲友。基奇纳∕滑铁卢双子城的苗族社区从20世纪80年的50户发展到2000年的70多户。

该社区距离底特津市仅有4小时的车程，为居住在上述两个城市中的苗族相互联系和互相支持提供了很好的机会和便利。据加拿大苗族联盟主席托玛斯·王介绍，加拿大苗族中约有56 %的人拥有自己的房屋，超过80%的人拥有固定的职业。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从事制造业和服务业。

有一些加拿大苗族拥有并经营自己的小本生意。包括零售店、洗车场等。有许多加拿大苗族青年完成了大学教育。2001年，共有3名苗族获得了硕士学位，另有2名在读博士。不时会有加拿大苗族和美国苗族在两个国家间移民的现象出现。

比如，加利福尼亚的一名大学生叫罗英麦，最初于1982年与其父亲及兄弟定居在蒙大拿州。1985年，她搬到了基奇纳∕滑铁卢城与母亲居住在一起。她母亲在泰国难民营与麦的父亲离婚后就移民到了那里。罗英麦十多岁的时候一直居住在基奇纳∕滑铁卢城。

1993年，她嫁给了一名美国加州苗族，并因此迁往加州投靠丈夫和夫家。最先一组进入阿根廷的苗族难民大约有10户，他们于1979年12月抵达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

1980年1月初，第二组也是最后一组苗族难民共14户来到了布宜诺斯艾利斯。他们是阿根廷唯一的两组苗族难民，总共有24户家庭，超过100人。

他们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停留了一个月以适应当地的环境，完成相关文书，也得到了一定的休整。此后，他们就流散到了内格罗河省、拉潘巴省等几个省份。有10户家庭被送至内格罗河省省会威尔布玛市，其余的人则被送到拉潘巴等几个省。由于经济上的困难和所受到的孤立，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后来又移民到了美国、法国和德国。

到2000年，在阿根廷境内仅有约30名苗族。德国的苗族社区在西方国家的苗族社区中是最不为人知的一个。许多美国苗族和老挝的苗族都听说他们的一些亲戚朋友去到了德国，但都不知道具体的情况。阿根廷苗族也知道有一个阿根廷苗族家庭于20世纪90年代初搬到了德国，与他们的亲戚会合。20世纪90年代一些在美国军队中服役的美国苗族被派往德国，并且在那里发现了一些苗族家庭。

20世纪90年代末，德国的苗族社区大致有97名成员，他们主要居住在噶玛廷根和斯图加特。美国医疗部队的杨投天少校(苗族)，2003年1月驻扎在德国，他多次探访德国苗族社区，并报道说他们中的大部分来自老挝西北部省份沙耶武里。在苗族所有的20余个宗族中仅有5个宗族有人员在德国。所有居住在噶玛廷根的苗族家庭都转而信仰基督教。与法国和美国苗族不同，所有的德国苗族青年都能说很好的苗语，然而，他们中没有一位接受过大学教育。有的德国苗族妇女嫁给了美国苗族士兵，并随之移民到美国。

拥入泰国的难民，并不是所有的都得到了移民资格，至2003年，在泰国难民营还滞留着不少难民。2003年6月10日，《扬子晚报》刊登“被华盛顿遗忘的人们”的文章，现摘录如下：“打探消息的孩子们负责通风报信。在一条溪流的拐弯处，突然传来一阵喧哗：‘是他们，我们的美国救星！’进入一块林中空地，我们看见一些手、一些胳膊、一些身体伸了过来，一些面孔因为抽噎而变形。

几百个穿着打满补丁的军服和破烂衬衫的人跪倒在我们跟前，在他们眼里，这两个来访的白人只能是美国人，是他们的‘救世主’。先是潮水般围上来的男人，几代人的眼睛里都闪烁着哀求的目光，然后成群的妇女儿童拥了过来。一个女人流着泪，在摄像机镜头前摇着一个濒死的婴儿。一个男人展示了他惨不忍睹的脸：十几年前，当他家房子被烧时，他也被烧伤。另一个留着长发的男人坐在地上，面对镜头，拆下右腿的木质假肢。这个43岁的前叛乱分子在2000年的一次巡逻中踩上地雷，被炸掉了右腿。他说：‘没有药，我老婆和家人用一些药草给我疗伤，巫师也给我作法。’一个女人从人群里挤出来，用手指着一个下颌有伤的9岁男孩说：‘一颗炮弹的弹片穿透了这个男孩的下颌，伤口至今没有痊愈。’ 大约有600多名苗族人住在这里，他们的首领穆瓦·多瓦泰以前是个战士，46岁，方脸，左手在很久以前被敌人的子弹打得粉碎。他总结了几十年来困扰苗族人的问题：‘我们给美国人充当了15年的同盟者。他们怎么能就这样遗弃我们？在你们那里，就是植物、动物也都有自己的价值，而在这里，我们毫无价值……但是，我们是人哪！’与大部分同伴一样，穆瓦·多瓦泰也曾是老挝苗族‘特种部队’的成员。

这支‘特种部队’在20世纪60年代初被美国中央情报局用来对付‘巴特寮’的游击队员（越南共产党的盟友）。

就这样，几千名苗族山民受雇于美国人。在15年的时间里，他们受命于王保将军。此人以不怕死、好色和精明的商人头脑而著称，他娶了6个老婆，并从事鸦片买卖。1975年巴特寮在老挝上台之后，很多苗族人偕同家人逃到了泰国的难民营。运气最好的一些人成功地获得了去美国、法属圭亚那或加拿大的签证，但穆瓦·多瓦泰与其他好多人却没有这样的运气。现在，30多年过去了……他们已经没有或者说几乎没有武器了，并且生活极度艰难。他们的村子与其说是游击队员的‘家’，不如说是难民营。……对于穆瓦·多瓦泰的战士和他们的家人来说，最要紧的事是找到食物。早晨6点钟，黎明的薄雾还笼罩着丛林。

41岁的旺背着背篓，与其他30多个妇女儿童一起，准备离开村子去寻找块茎。她呜咽着解释说：‘我们得早早出发，因为近两个月这样的植物很难找到了。为了找到吃的，我们得在森林里步行3个小时。形势变得让人绝望。’苗族人以前开垦山丘来种稻、蔬菜和罂粟，现在却不得不挖开土地，找出长长的块茎，将它们煮了又煮，每天吃两三顿。据估计，在老挝境内，遭受同样命运的社群共有十几个……其中多数是苗族人，至少一半是孩子。”迫于国际压力和道德上的责任，2003年12月，美国国务院宣布，美国将接纳当时还生活在泰国境内的一处难民营内的15000名左右的老挝苗族难民。这项难民安置计划从2004年2月实施。

目前泰国难民营虽已全部关闭，但滞留在泰国的难民还不少。到底在泰国还有多少无家可归的老挝苗族难民，连泰国政府现在也没有一个说法。在这里，我们有必要交待一下留在老挝国内的苗族。据杨寇先生介绍，1975年秘密战争结束后，约有一半的老挝苗族继续在那里繁衍生息。

1995年，致力于指导老挝苗族社会经济发展的“险境中的少数民族”社团估计老挝苗族约有195000人。然而，2000年老挝苗族官员却估计约有250000苗族分布在老挝的中部和北部。这些停留在老挝的苗族在战后出现了两种迁徙趋势。

一是那些曾是右翼老挝贵族政府的士兵和公务员，搬回到他们在老挝高原上原住的村寨，自发地组运动，抵抗新成立的左翼政府。其他的人则回到他们在村寨中的家园，重拾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其中的一些人被送去接受再教育。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不幸身亡，另外一些人则侥幸存活了下来。托比·赖芳是一位最具潜力的苗族政治领袖，也是老挝首位进入内阁的苗族。他被老挝巴特寮政府送去参加再教育，20世纪70年代末，他的人生以死亡宣告结束。 

二是那些与老挝巴特寮政治联合的苗族，特别是其中的军事将领和政府官员，则开创了战后迁徙的另一种趋势。他们从革命期间所藏匿的地点迁出，来到城市里接受新政府所任命的官职。在1975年战争结束后，这一团队中的一些成员以及他们的后裔一直积极地为老挝左翼政府服务。1982年的统计数据显示，在老挝人民革命党成员中来自高原地区的约占6%，该党从1975年至今一直是老挝的执政党。苗族是老挝高原地区最大的族群。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成立后，老挝苗族确实获得了一定的教育机会。例如，1991年估计有30名左右的苗族青年获得了博士学位，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是在社会主义国家获得的学位。20世纪90年代，老挝苗族设法参与到老挝社会主义政府的一些部门。例如，在20世纪90年代中叶，苗族妇女帕尼·亚尼托担任了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国家银行行长一职。她成为老挝历史上第一位担任此重任的少数民族女性。同时，她还成为自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1975年12月成立以来首位入阁的苗族。2002年2月，她担任了副总理和国民大会成员。2003年，许多苗族继续在老挝人民革命党和政府中官居要职。翁菲特·夏寇亚充托在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名列第12位，他同时还担任了党和国家的巡视员。前任国民大会常务秘书查伦·亚保侯，是一位曾参与制定老挝现行宪法草案的重要官员，他目前是老挝国民大会的成员，同时兼任国家政治和管理研究组织的主席。还有一些苗族在中央政府各部委和省级政府中担任要职。例如，索穆巴斯·亚利侯是沙耶武里省省长。王影舟是会芬省的省长。总理办公室的一位部长也是苗族。

作为对国际社会就人权、少数民族宗教压迫和经济差距等问题不断施压的回应，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充分发挥了苗族官员的作用。

以2002年为例，老挝政府派遣国民议会苗族副主席帕尼·亚索托作为老挝代表团的团长，率团访问了法国。还有一个老挝代表团访问了美国，其成员包括老挝重建国家阵线苗族副主席邵月彤。

2003年12月，老挝政府派遣4名省长访问美国，寻求与美国建立自由贸易关系。在4名省长中，有2名来自少数民族，其中包括会芬省苗族省长王影舟，另有一名库穆族省长。虽然有一部分苗族参加到老挝社会主义政府中，但也有一部分苗族拒绝接受新政府。苗族抵抗队伍自从1975年秘密战争结束后就一直在老挝境内活动。他们控诉老挝新建的社会主义政府所进行的虐待、报复、迫害和强制再教育，因此导致许多苗族不相信新政府。

1975年，一些曾在老挝王室军队中担任职务的苗族官员和村寨头领自动组织起来，发起了反对新政府的抵抗运动。在秘密战争结束后的最初5年内，苗族起义者和政府军的战斗逐步升级，以至老挝政府需要从越南获得军事支持。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老挝苗族抵抗运动的威胁性慢慢减弱，但至未平息。例如2000年6月有报道说，由于在与苗族起义者斗争中失利，老挝政府不得不重新向越南寻求军事干涉。苗族抵抗运动始终是老挝的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2002年8月23日老挝《国家报》报道，老挝政府正式督促泰国政府逮捕从老挝逃逸进入泰国北部的起义者。2002年2月6日，当一辆载满乘客从万象驶往琅勃拉邦的公共汽车在13号公路上受到袭击后，当地政府最初指责苗族起义者制造了这起袭击事件。然而，几天后外交部长则声称这是从事贩毒和抢劫的暴徒所为。由于逃离老挝的苗族大多是因为惧怕报复、迫害而离开的，老挝对从美国或其他国家的苗族访问老挝比较敏感。杨寇教授在《战后时期的苗族大流散》中说到这样一件事：2002年4月，有3个美国苗族青年通过泰国廊开府友谊之桥组织申请老挝签证，却遭到了毫无理由的拒签。当他们来到拒签的出入境管理办公室时，他们被直接引荐给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驻泰国大使。

在老挝驻泰国大使馆，他们见到了签证秘书。这位秘书告诉他们之所以拒绝为他们签证就是因为美国苗族被列为老挝拒绝签证的人群。其中一位美国苗族青年讲得一口流利的老挝话，他询问这位秘书，要求讲述一些美国苗族在老挝所参与的事件，并提供一些被控妄图颠覆老挝国家政权罪的名单。但这位秘书未能提供任何回答。一些重返老挝访问亲友的美国苗族在通过老挝海关时，都曾因随身带有相机而被单独带到独立的房间内询问和索要罚款。加里·亚·李在其《匪徒或叛徒》一文中写到，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政府保存有海外苗族的“黑名单”。任何一名赴老挝旅游的海外苗族都将受到“黑名单”的对照审查。如果姓名吻合，这名游客将被拒绝进入老挝。

这是基于对此人乃抵抗组织成员的推测而做出的决定。由于一些苗族的姓名相同，许多无辜的苗族游客成为了“黑名单的受害者。他们对于受到如此待遇感到十分不快，认为自身的权益受到了侵害。因此，这些由于档案查询而受到侵害的少数民族中的一些人改变了此前对老挝政府的肯定态度。他们中的一些人写信给美国议会中的代表，反对给予老挝自由贸易关系地位。2至2004年，世界苗族人口约1120万人。其中，中国约950万人，越南83万人，老挝35万人，泰国15万人，缅甸3.5万人，美国25万人，法国1.7万，圭亚那0.22万人，阿根廷0.3万人，加拿大0.15万人，澳大利亚0.21万人，新西南0.07万人。此外，据王建华先生介绍，柬埔寨国有苗族约1万人左右，他们是20世纪60年代美越战争期间，从越南和老挝流入柬埔寨的，主要居住在柬越、柬老边界线一带，他们还操苗语、着苗族服饰，他们说自己的祖辈也是从中国迁移出去的。

至此，除非洲外，苗族定居在四大洲十多个国家，苗族由中国的一个民族变成为世界性的民族。苗族长时期、远距离的长途大迁徙，这在世界近2000多个民族中极为罕见。长久以来，早就飘洋过海或跋山涉水到海外去的苗族，带去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并在当地生根发芽，但他们的心向着中国。他们说：“我们的根在中国”；“中国是世界苗族的故乡”。（正文完）。

还有前言、后记、书序、书评、成果简介等。

《世界苗族迁徙史》2007年获贵州社科一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