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档案:陈宗屏,彝族,贵州大方(六龙)人,1957年生,经历过知青生活,恢复高考招生考入贵州农学院,从事农业科技工作,爱好文史,贵州省先进农业工作者,毕节地区科技兴农先进工作者,毕节市老科技协会会员,获省地科技进步奖多项,发表论文多篇,《大方文艺》《大方报》等发表作品,出版《这帮六龙人》合著
最暖记忆
文/陈宗屏
对我们这一代人而言,过年是一年中最期盼的事情。在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下,有着不一样的理解并赋予了它特殊的意义。在过去的那个年代,在我们的儿童,少靑时期,过年可以吃上平日里吃不到的东西。平日里的生活鲜见油,肉,偶尔炒上一盘豆腐干,豆芽,炸盘洋芋片,白菜汤里有几片豆腐就是最好的生活了。
我出生在黔西北的大方县六龙镇(当时是区),父母亲是职工,我们一家人是居民人口,虽然定量供应的每月24斤粮食标准低,但已经很不错了。其余的油肉,副食则靠各人想办法,怎么办呢,自力更生。找块土地种蔬菜,自己养猪,改善生活,解决一年生活的所需。为此,我从小就加入了打猪草的队伍,放学回来带上镰刀,撮箕到周边去打猪草,每天如此,从不间断。为此,老人们说我懂事,勤快,并受到表扬。一年辛苦下来到了年关,至少能养成一头两百至三百斤大小的肥猪。到了杀年猪的时候,觉得是一个十分盛大的节日,心中十分高兴。就这样,一年的基本生活就有了保证。
回忆我的少年,基本上是边读书,边打猪草,有时,也喜欢打乒乓球,玩蓝球。总的来说,养猪伴随了我的少年时代,我是在春夏秋冬日复一日的特别劳动中长大的。打猪草既是劳动,也是玩耍,邀上小伙伴们四处去寻找猪草。没有谁告诉我的行为和意义,但我觉得能为家里岀力是我的本份,觉得很高兴。
那时候,玩的东西很少,夏天主要是凫水(游泳),到了冬天,特别喜欢滑雪,梭凝板,在冰雪中玩耍。
那时候的我对过年没有更多的认识,认为过年就是有好吃的,好玩的。生活虽然简单贫困,但父母亲为了三十的年夜饭要做很多准备。不仅如此,父母亲几乎是倾其所有,把能吃的东西都要集中到年夜饭的餐桌上,特别的丰盛。我父亲告诉我们,过年不仅仅是为了吃,主要是一家人团聚,欢欢喜喜过大年,而且要祭奠逝去的老人,这是我们中国人的传统习俗。我父亲的传统观念特别强,除了我们一家人过年之外,也记住远在老家的爷爷奶奶,将他们接到六龙,或到数十公里外的老家百纳(区)吉星(公社)去过年。
打猪草一直陪伴我的儿童和少靑时代,到了在大方上高中,到农村当知靑,在贵阳上大学,我挥手告别了打猪草那种时代,前仆后继,我妹妹和弟弟后来接手了这份工作。在我们50,60后的人群中,几乎都有这种共同的经历。
因为生活艰苦,过去的人营养不良,身体单薄,我初中毕业体重仅72斤,高中时94斤,大学期间104斤。我们这一代人的身体几乎都是这种情况。
我属于恢复高考后的新三届和改革开放初期的大学生,当时的学校生活仍然比较淸苦。在我上学期间,家里仍然每年杀一头猪,我享受着弟妹们打猪草带来的好处。过完一个年,经过一个寒假,我的体重足足增加了10斤。
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在我的人生当中,春节大部分是在我的故乡,贵州省大方县的六龙镇度过的。每每春节来临,总会想起那里,牵挂我的父母亲,最想和家人团聚。毕节,大方毗邻,相距老家约60余公里。我调到毕节后,虽然相距算不上遥远,但每年都要踏上春节归途的旅程。
如今贵州的交通今非昔比,但我们仍然记得过去的交通车辆少,路况差,条件十分落后。回去一趟首先是坐毕节到大方的班车,然后再坐区乡班车经过坑凹不平,道路泥泞的公路才能到达六龙。因为车辆少,尤其是冬季的冰雪天气,从大方到六龙沿途就白雪皑皑,大雪封山,只能靠步行走路。
在数不清的回六龙老家过年的归途中,艰巨和印象最深刻的是1987年。在计划经济年代,我工作的农科所是待遇和福利比较好的单位。春节来临,我分到了二十斤肉,几条鱼和两瓶毕节大曲,这是我回六龙老家过年的礼物。但是,交通却成了最大的问题。因为不便携带,只带了一块猪肉,酒。考虑到我父亲特别爱吃鱼,而且当时老家买不到,除了带上所需衣物,特别是小孩衣服外,一咬牙,专门买只塑料桶装上分得的几条鱼。为确保鱼的鲜活,还在桶里盛了水。军大衣,大包小包,还拎着一只盛水的桶,在风雪交加和寒冷天气中,一家三口踏上了回家的过年之旅。
班车经过近两小时才到大方县城,更为艰巨的路程在等待着我们。大方到六龙虽然开行客运中巴车,但道路已被冰雪覆盖,严寒的天气中断了交通,阻断了过年的归程。
唯一的办法只有一个,步行走路十余公里回到六龙。为了回家过春节,不畏惧大包小包和身上的负重,也不怕天寒地冻,唯一的担心是,我女儿当时不到三岁。
为了鼓励她走路,我对她说,这是我们回家过年的最后一段路,只要你肯走,我们很快就见到爷爷奶奶了,懂得这种景况后她信心十足;二是搀扶着她在雪地上滑冰,她也觉得十分新鲜和表现出浓厚兴趣。就这样,我们一路笑语欢歌,行进在回家的归途中。然而,这样的负重前行困难重重。走到距县城三公里外的凉水井,不得不在路旁的农户家歇气,给她吃些东西。
当我们步行走到头塘(地名)时,不是女儿耍赖,鼓励也失去了作用,她实在是走不动了。无奈之下,只能靠人背。我穿着一件军大衣,肩上斜挎沉甸甸的大包,将女儿背在背上,艰难地行进在溜滑的雪地里。累了,歇一歇,再累了,再歇歇,到了后来,我也感到体力不支,没想到回家的路有这么漫长和艰巨。
在我无比沮丧和感到困难之际,与我们相向而行的路人从后面步行赶上了我们。见到我们负重携幼和困难的样子,这位老乡十分热心地发问:“你们是不是回家来过年,要到哪里去?”我赶忙回答,我们从毕节回家过春节,我家住谭家祠堂。亲不亲,家乡人。这位好心的老乡对我说:“把小姑娘放下来,我帮你背。”本无麻烦老乡之想法,但我两肩发酸,脚步沉重,再也无法照旧前行。冰冻三尺,天寒心暖,只好心怀感激地望着这位好心人。
六龙地方真小,攀谈之中,原来老乡家住燕坪公社(属六龙区),不仅如此,他还知晓我的父亲。在他的帮助之下,我们走完了最后艰难的三公里回家之路。他一直把我们送到了我家居住的谭家祠堂。这次回家过年,步行从大方县城岀发,十多公里路,最后到达六龙街上足足用了三个半小时。
回到家的那一刻如释重负,忘记了疲惫。见到我们一家三口的归来,我爸爸妈妈,我外婆十分高兴。当了解到归途的艰难和遇见的困难有这位热心人的相助时,我父母亲十分感激,并真诚的挽留他吃饭,但这位老乡婉谢了。在我们的社会,在我们的家乡,不乏好心人。数十年时光一转即逝,但这件事情却在心中留下了深刻的记忆。
从我降生,到长大,当知靑,在外读书,毕业后在大方参加工作,后来又调到毕节,大部分春节我都是在故乡的六龙度过。
小时候,物质条件欠缺,经济落后,生产基本上是靠自力更生,生活是在淸苦中度过。每逢年关,在《北风吹》的广播喇叭音乐声中,推豆腐,蒸黄粑,做豆豉,磕米面,杀年猪,人们沉浸在过年的喜悦和欢乐中。漫天飞舞的雪花,一望无垠的冰雪世界,年味十足。在雪地里捏雪人,打雪仗,拿着老人们所赐的三角,五角压岁钱,购买一点鞭炮,它是我们最暖的记忆,感觉无比的开心和幸福。
随着年岁的增长,生产生活的改变,逐渐巅覆了心中的这份记忆。再也找不到那种感觉,似乎过年已经远离了我们。
2003年后,我的父母亲相继去世。父母在,那里是我的家;如今父母亲不在,人生就只剩下归途。在我的父母亲离世之后,也中断了我回家过春节的脚步。
牛年即将逝去,虎年春节的脚步越来越近,只有一天就是除夕。爆竹声声辞旧岁,龙门虎跃迎新春。又将迎来火树银花,万家团聚的时刻。人们或采购备办年货,或相继踏上返家过年之路,回毕节过年,或去外地与亲人团聚,城区和高速路上早已车水马龙。触景生情,浓浓的年味,不由自主让我回想到逝去的年代并感慨良多。人生总有曲折离奇,不尽人意之处。不管你喜不喜欢,心里面怎么想,是不是真的觉得幸福,我们这一代人有一种传承的责任。在这种观念的驱使下,同大多数人一样,也同往年一样,我积极筹备年货,在我的第二故乡,全家人在毕节的七星关过一个欢乐祥和的新春佳节。
虽然现在的物质条件优于过去,精神方面的娱乐方方面面,餐桌上的菜肴也很丰盛,但在我的心里,回自己的老家过年,却是最暖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