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王勃与范仲淹》
王勃的《滕王阁序》比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早300多年。
王勃（650年-676年或684年），字子安，绛州龙门（今山西河津）人，祖父隋朝著名学者王通，父亲唐朝官吏王福畤。中国唐代文学家、诗人，与杨炯、卢照邻、骆宾王以诗文齐名，并称“王杨卢骆”，亦称“初唐四杰”。
当时文坛盛行以上官仪为代表的诗风，王勃主张文学要以“立言见志”为本，注重文学的经世教化作用，其创作“壮而不虚，刚而能润，雕而不碎，按而弥坚”的诗文，对转变风气起了很大的作用。王勃的诗现存80多首，赋和序、表、碑、颂等文，现存90多篇，王勃的诗多为五言律诗和绝句，其中写离别怀乡之作较为著名。其具体作品有《送杜少府之任蜀州》《临高台》《采莲曲》《秋夜长》《滕王阁序》等。王勃还写有许多学术著作，见于著录的有《周易发挥》5卷、《次论语》5卷等。
《蜀中九日》是唐代诗人王勃创作的一首绝句诗。这首诗前二句以“望乡台”、“送客杯”作对仗，用他乡送客来衬托诗中人思乡的情怀；后二句用呼告语作咏叹，从北雁南飞着想，反衬北人久居南方思念故乡的苦闷。这首诗仅以四句来写乡思，却将乡愁抒发得淋漓尽致，突破了唐初宫廷绝句多借咏物寓干进之意的小格局。
六帝是辛文房在《唐才子传》中对唐代好文的六位皇帝的合称。分别是唐太宗李世民、 唐玄宗李隆基、唐宪宗李纯、唐德宗李适、唐文宗李昂、唐僖宗李俨。
十六岁时，应幽素科试及第，授职朝散郎。
乾封元年（666年），通过李常伯上《宸游东岳颂》一篇，接着应幽素科试及第，授朝散郎，成为朝廷最年少的命官。之后，才思泉涌，笔端生花，撰《乾元殿颂》，文章绮丽，惊动圣听。唐高宗见此颂词，歌功颂德，词美义壮，乃是未及弱冠的神童所为，惊叹不已：“奇才，奇才，我大唐奇才！”王勃的文名也为之大振，与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合称“初唐四杰”，并推为首位。
王勃当上朝散郎后，经主考官的介绍，担任沛王府修撰，并赢得了沛王李贤的欢心。一次，沛王李贤与英王李显斗鸡，王勃写了一篇《檄英王鸡文》，讨伐英王的斗鸡，以此为沛王助兴。不料此文传到唐高宗手中，圣颜不悦，读毕则怒而叹道：“歪才，歪才！二王斗鸡，王勃身为博士，不进行劝诫，反倒作檄文（古代用于征召，晓谕的政府公告或声讨、揭发罪行等的文书，也指战斗性强的批判，声讨文章），有意虚构，夸大事态，此人应立即逐出王府。”唐高宗认为此篇意在挑拨离间，钦命将他逐出长安。于是，王勃被逐。他凭着自己的才情和苦心经营刚刚打通的仕途，就这样毁于一旦。
王勃所遇到的第二次打击，是在虢州参军任上杀死自己所匿藏的官奴而犯罪。咸亨二年（671年）秋冬，王勃从蜀地返回长安参加科选。他的朋友凌季友当时为虢州司法，说虢州药物丰富，而他知医识药草，便为他在虢州谋得一个参军之职。就在他任虢州参军期间，有个叫曹达的官奴犯罪，他将罪犯藏匿起来，后来又怕走漏风声，便杀死曹达以了其事，结果因此而犯了死罪。幸亏遇大赦，王勃才没有被处死。
范仲淹（989年10月1日－1052年6月19日，字希文。祖籍邠州，后移居苏州吴县（今属江苏苏州）。北宋时期杰出的政治家、文学家。
范仲淹幼年丧父，因母谢夫人改嫁长山朱氏，遂更名朱说。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范仲淹苦读及第，授广德军司理参军。后历任兴化县令、秘阁校理、陈州通判、苏州知州、权知开封府等职，因秉公直言而屡遭贬斥。宋夏战争爆发后，康定元年（1040年），与韩琦共任陕西经略安抚招讨副使，采取“屯田久守”的方针，巩固西北边防。对宋夏议和起到促进作用。西北边事稍宁后，宋仁宗召范仲淹回朝，授枢密副使。后拜参知政事，上《答手诏条陈十事》，发起“庆历新政”，推行改革。不久后新政受挫，范仲淹自请出京，历知邠州、邓州、杭州、青州。皇祐四年（1052年），改知颍州，在扶疾上任的途中逝世，享年六十四岁。
宋仁宗亲书其碑额为“褒贤之碑”。后累赠太师、中书令兼尚书令、魏国公，谥号“文正”，世称“范文正公”。至清代以后，相继从祀于孔庙及历代帝王庙。
范仲淹文武兼备、智谋过人，无论在朝主政、出帅戍边，均系国之安危、时之重望于一身。他领导的庆历革新运动，虽只推行一年，却开北宋改革风气之先，成为王安石“熙宁变法”的前奏。其文学成就也较为突出。他倡导的在《岳阳楼记》展现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思想和仁人志士节操，对后世影响深远。有《范文正公文集》传世。是北宋第一完人。
范仲淹先祖是唐朝宰相范履冰，世居邠州。范仲淹高祖范隋，唐懿宗时渡江南下，任丽水县丞，时逢中原兵乱，遂定居吴县（今江苏省苏州市）。[5]五代时，曾祖和祖父均仕吴越，父亲范墉早年亦在吴越为官。宋朝建国后，范墉追随吴越王钱俶归降宋朝，任武宁军节度掌书记。
宋太宗端拱二年八月丁丑日（989年10月1日），范仲淹生于徐州节度掌书记官舍。
淳化元年（990年），范墉因病卒于任所，母亲谢夫人贫困无依，只得抱着两岁的范仲淹，改嫁淄州长山人朱文翰，范仲淹也改从其姓，取名朱说。[8]
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范仲淹得知家世，伤感不已，毅然辞别母亲，前往南都应天府（今河南商丘）求学，投师戚同文门下。[9-数年寒窗生涯后，范仲淹已博通儒家经典的要义，有慷慨兼济天下的抱负。
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范仲淹以“朱说”之名参见科举考试，登蔡齐榜，中乙科第九十七名，由一介“寒儒”成为进士，被任为广德军司理参军，掌管讼狱、案件事宜，官居九品。鉴于已有朝廷俸禄，范仲淹便把母亲接来奉养。
天禧元年（1017年），范仲淹因治狱廉平、刚正不阿[16]，升为文林郎、集庆军节度推官。随后他便归宗复姓，恢复范仲淹之名（一说天圣六年[1028年]范仲淹服母丧后方更名。
天禧五年（1021年），范仲淹调任泰州西溪盐仓监，负责监督淮盐贮运及转销。西溪濒临黄海之滨，唐时李承修筑的旧海堤因年久失修，多处溃决，海潮倒灌、卤水充斥，淹没良田、毁坏盐灶，人民苦难深重。于是范仲淹上书江淮漕运张纶，痛陈海堤利害，建议沿海筑堤，重修捍海堰。
天圣三年（1025年），张纶奏明朝廷，仁宗调范仲淹为兴化县令，全面负责修堰工程。天圣四年（1026）八月，母亲谢氏病逝，范仲淹辞官守丧，工程由张纶主持完成。
天圣五年（1027年），范仲淹为母守丧，居应天府宁陵县。时任南京留守、知应天府晏殊听闻范仲淹的才名，就邀请他到府学任职，执掌应天书院教席。范仲淹主持教务期间，勤勉督学、以身示教、创导时事政论，每当谈论天下大事，辄奋不顾身、慷慨陈词。当时士大夫矫正世风、严以律己、崇尚品德的节操，即由范仲淹倡导开始，书院学风亦为之焕然一新，范仲淹声誉日隆。
天圣六年（1028年），范仲淹向朝廷上疏万言的《上执政书》，奏请改革吏治，裁汰冗员，安抚将帅。宰相王曾对他的万言书极为赞赏，时晏殊在枢府，王曾便极力推举范仲淹，晏殊遂面圣陈述范仲淹既往政绩。十二月，宋仁宗召范仲淹入京，任其为秘阁校理，负责皇家图书典籍的校勘和整理。
天圣七年（1029年），仁宗十九岁，刘太后依然主持朝政。冬至，仁宗准备率领百官在会庆殿为太后祝寿。范仲淹认为这一做法混淆了家礼与国礼，就上疏仁宗说：“皇帝有事奉亲长之道，但没有为臣之礼；如果要尽孝心，于内宫行家人礼仪即可，若与百官朝拜太后，有损皇上威严”，谏言仁宗放弃朝拜事宜。上疏奏报内廷，没有获得答复。
范仲淹又上书刘太后，请求还政仁宗。奏书入宫，再次石沉大海。
晏殊得知范仲淹上疏，大惊失色，批评他过于轻率，不仅有碍自己的仕途，还会连累举荐之人。范仲淹据理力争，并回写一封长信（《上资政晏侍郎书》），详述自己做法的缘由，申明自己的政治立场：“侍奉皇上当危言危行，绝不逊言逊行、阿谀奉承，有益于朝廷社稷之事，必定秉公直言，虽有杀身之祸也在所不惜。”
天圣八年（1030年），范仲淹请求离京为官，被任为河中府通判；次年，调任陈州通判。范仲淹虽“处江湖之远”，不改忧国忧民本色，在此期间，他也多次上疏议政。朝廷欲兴建太一宫和洪福院，范仲淹认为“大兴土木，劳民伤财”，建议停工；在吏治方面，范仲淹针对主张削减郡县，精简官吏，并多次上书陈述中央直接降敕授官的危害，认为“不是太平治世的政策”；又建议朝廷不可罢免职田，认为“官吏衣食不足，廉者复浊，何以致化”。范仲淹的这些上疏虽未被朝廷采纳，但其一片忠心打动了仁宗。
明道二年（1033年），刘太后驾崩，仁宗亲政，召范仲淹入京，拜为右司谏。时群臣多议太后垂帘时为政之失，范仲淹却认为太后虽秉政多年，但亦有养护仁宗之功，建议朝廷掩饰太后过失，成全其美德。仁宗采纳，诏令朝廷内外不得擅自议论太后之事。仁宗因刘太后新亡，欲立杨太妃（参见词条章惠皇后）为皇太后，参与军国大事。范仲淹认为频立太后，有皇帝不能亲政之嫌。仁宗采纳，罢黜太后册名，但称谓不改。
七月，天下大旱，蝗灾蔓延，江淮和京东一带灾情尤其严重。为了安定民心，范仲淹奏请朝廷派人视察灾情，仁宗不予理会。范仲淹便质问仁宗：“如果宫中停食半日，陛下该当如何?”仁宗幡然醒悟，派范仲淹安抚灾民。范仲淹应诏赈灾，开仓济民，并将灾民充饥的野草带回朝廷，以警示六宫贵戚戒除骄奢之风。
明道二年（1033年）冬，郭皇后误伤仁宗，宰相吕夷简因与郭皇后不和，遂协同内侍阎文应、范讽等人，力主废后。消息传出，群臣议论纷纷，都认为废后不合适，范仲淹也向皇帝进言。因吕夷简事先令有司不得接受台谏章疏，疏入内廷，不得奏。范仲淹遂与御史中丞孔道辅、侍御史蒋堂、段少连等十余人跪伏垂拱殿外，请求召见，仁宗不见，派吕夷简出来解释。范仲淹等与之当庭辩论，吕夷简理屈词穷，无以为对。
第二天，范仲淹与众人商议，打算早朝之后，将百官留下，再次与宰相谏争。一行人刚走到待漏院，朝廷诏书下达，外放范仲淹知睦州，孔道辅等人也或贬或罚，无一幸免。[68][69]河阳签判富弼上书仁宗，建议诏还范仲淹入京，以开言路，未得批复。
景祐元年（1034年），范仲淹调知苏州。他辟所居南园之地，兴建郡学。时苏州发生水灾，范仲淹命令民众疏通五条河渠，兴修水利，导引太湖水流入大海。次年（1035年），因治水有功，范仲淹被调回京师，判国子监，很快又转升为吏部员外郎、权知开封府。范仲淹在京城大力整顿官僚机构，剔除弊政，开封府“肃然称治”，时称“朝廷无忧有范君，京师无事有希文”。
景祐三年（1036年），范仲淹因不满宰相吕夷简把持朝政，培植党羽，任用亲信，向仁宗进献《百官图》，对宰相用人制度提出尖锐批评，劝说仁宗制定制度、亲自掌握官吏升迁之事。吕夷简不甘示弱，反讥范仲淹迂腐，诬蔑范仲淹“越职言事、勾结朋党、离间君臣”。范仲淹便连上四章，论斥吕夷简狡诈，因言辞激烈，遂被罢黜，改知饶州。侍御史韩渎曲意迎合，列写范仲淹同党的姓名，奏请仁宗在朝廷张榜公示。范吕之争，牵连甚广。秘书丞余靖上书请求修改诏命；太子中允尹洙上疏自讼和范仲淹是师友关系，愿一起降官贬黜；馆阁校勘欧阳修责备高若讷身为谏官，对范仲淹被贬之事一言不发，蔡襄亦作《四贤一不肖》诗，攻击高若讷，皆牵连遭贬。朝臣畏惧宰相势力，莫敢置言。范仲淹被贬出京，竟无人敢送别，只有龙图阁直学士李紘、集贤校理王质出郊饯行。
景祐四年（1037年），吕夷简罢相，士大夫们接连不断地替范仲淹辩白，双方互相辩驳，朋党争论四起。仁宗诏宰相张士逊问计，下诏禁止互结朋党。
因范仲淹多次因谏被贬谪，梅尧臣作《灵乌赋》力劝范仲淹少说话、少管闲事、自己逍遥就行。范仲淹回作《灵乌赋》，强调自己“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尽显为民请命的凛然大节。
宝元元年（1038年），原称臣于宋的西北党项首领李元昊称帝，建国号大夏（史称西夏），与宋朝的外交关系正式破裂。次年（1039年），为逼迫宋朝承认西夏的地位，李元昊率兵进犯宋境，于三川口之战大败宋军，集兵于延州城下，准备攻城。消息传至京师，朝野震惊。
康定元年（1040年）三月，因边事吃紧，仁宗以范仲淹众望所归，召回京师，担任天章阁待制、知永兴军。七月，升为龙图阁直学士，与韩琦一同任陕西经略安抚副使，担任安抚使夏竦的副手。八月，范仲淹兼知延州。
范仲淹到任后，更改军队旧制，分部训练，轮流御敌。先前，边路分马步军部署统兵万余人，兵马钤辖领兵五千，兵马都监带兵三千，御敌时官卑者先出战。范仲淹在检阅州兵马后得一万八千人，分为六部，每部置一将，加强训练，根据“敌之寡众”分别出战。此后，他派兵相继夺回塞门诸寨，修复已破荡的金明寨、万安城等。九月，范仲淹遣将军任福破白豹城（今甘肃华池东北约25公里处），迫使入侵保安军（治今陕西志丹）、镇戎军（治今宁夏固原）的西夏军撤兵。又派狄青等攻取西界芦子平，种世衡兴筑青涧城（在延州北约200华里处），营田实边。十月，遣朱观等袭破西夏洪州界郭壁等十余寨。同时修筑青涧城和鄜城，作为军事基地，节省边费。仁宗为这支军队赐名康定军。十二月，朝廷采纳韩琦、尹洙之策，下诏在次年（1041年）正月上旬，由泾原、鄜延两路同时出兵，大举伐夏，但范仲淹与在朝中的杜衍、欧阳修等皆以为条件不成熟，主张积极防御，寻觅战机，小规模出击。范仲淹在戍边西北期间，逐渐培养出狄青、种世衡、郭逵等有才干的将领，其他如张亢、王信、范恪、周美等，也是范仲淹所拔擢的。
康定二年（1041年）正月，仁宗诏命陕西各路讨伐西夏，范仲淹上疏，建议加强边防守备，徐图西夏，仁宗采纳。范仲淹又奏请修筑承平、永平等要塞，把十二座旧要塞改建为城，以使流亡百姓和羌族回归。
二月，李元昊进兵渭州（今甘肃平凉），仁宗批准夏竦的反攻计划，韩琦命尹洙谒见范仲淹，联络同时发兵。范仲淹认为反攻时机尚未成熟，坚持不从。韩琦派环庆路副都部署任福率兵出击，西夏军受挫撤退，任福下令急追，追至西夏境六盘山麓，于好水川遇伏被围，任福等十六名将领阵亡，折兵万余（参见词条好水川之战）。[95]四月，仁宗降夏竦为豪州通判，范仲淹为户部员外郎、知耀州，职责不变。
五月，范仲淹改知庆州，兼环庆路都部署司事。李元昊起兵时，曾联络羌族，约定环庆路酋长六百余人为其向导。范仲淹到任后，即以朝廷名义犒赏羌族各部，与之签订条约，严明赏罚，羌族遂脱离西夏，为宋效力。为进一步稳固边防，范仲淹又修筑大顺城，遏止白豹城、金汤城一带的西夏军进犯；同时，修葺细腰、胡芦等军塞，切断敌军通路，使明珠、灭臧两部族安心归附宋朝。
庆历二年（1042年）闰九月，李元昊分兵两路，再次大举攻宋。泾原路经略安抚招讨使王沿获知夏军来攻，命副使葛怀敏率军阻击，进抵定川寨，宋夏会战，宋军大败，葛怀敏与部将等16人战死，丧师9400余人（定川寨之战）。 李元昊获胜后，挥师南下，进逼潘原，关中震动。十月，范仲淹亲率六千军队，从邠州、泾州出发来进行援救，西夏军队撤出边塞。开始，定川战败的消息传到朝廷，仁宗手按地图对左右侍臣说：“若仲淹出援，吾无忧矣。”范仲淹的援兵的奏报一到，仁宗大喜道：“吾固知仲淹可用也。”[282]仁宗非常欣赏范仲淹的军事才能，加封为枢密直学士、右谏议大夫，任鄜延路都部署、经略安抚招讨使。
十一月，仁宗采纳范仲淹建议，恢复设置陕西路安抚、经略、招讨使，让范仲淹、韩琦、庞籍分领职事。范仲淹与韩琦在泾州设置官第，让文彦博、滕宗谅、张亢分掌秦州、庆州、渭州。[105][106]范仲淹为将帅，号令清楚，爱护士兵，对于前来归附的各部羌人，诚恳接纳，信任不疑，因而，至李元昊向北宋称臣（参见词条庆历和议）为止，西夏军队不敢轻易侵犯他所统辖的地区。
庆历三年（1043年），李元昊请求议和，西方边事稍宁，仁宗召范仲淹回京，授枢密副使[110]，又擢拔欧阳修、余靖、王素和蔡襄为谏官（人称“四谏”）[111]，锐意进取。六月，谏官上言范仲淹有宰相之才，仁宗欲拜为他参知政事，范仲淹推辞不就；八月，仁宗罢免副相王举正，再拜范仲淹为参知政事。
仁宗调整辅臣结构后，范仲淹、富弼、韩琦同时执政，欧阳修、蔡襄、王素、余靖同为谏官。仁宗多次召见范仲淹、富弼等人，征询天下大事。范仲淹认为事有先后，朝廷陈弊积久，非一朝一夕所能改变。仁宗再次赐给他亲笔写的诏书，又为这件事打开天章阁，召集二府的大臣按条奏对，范仲淹惶恐不安，退朝后作《答手诏条陈十事》，上疏仁宗“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长官、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推恩信、重命令”十件事。[114]仁宗采纳，诏书统一颁布，以示天下，只有府兵法，因辅臣反对而作罢。
庆历四年（1044年），范仲淹又上疏仁宗四策：“一曰和，二曰守，三曰战，四曰备。”请朝廷力行七事：“一，密为经略；二，再议兵屯；三，专于遣将；四，急于教战；五，训练义勇；六，修京师外城；七，密定讨伐之谋。“，并奏请扩大相权，由辅臣兼管军事、官吏升迁等事宜，改革广度和深度进一步增加。新政实施后，恩荫减少、磨勘严密，希图侥幸的人深感不便，于是毁谤新政的言论逐渐增多，指责范仲淹等是“朋党”的议论再度兴起。六月，边事再起，范仲淹请求外出巡守，仁宗任命为陕西、河东宣抚使。
庆历五年（1045年）正月，反对声愈加激烈，范仲淹请求出知邠州，仁宗准奏，遂罢免其参知政事之职，改为资政殿学士、知邠州，兼陕西四路缘边安抚使。冬十一月，范仲淹因病上表请求解除四路帅任、出知邓州，以避边塞严寒，仁宗同意，升他为给事中、知邓州。随着范仲淹、富弼等大臣的离京，历时仅一年有余的新政也逐渐被废止，改革以失败告终。
庆历六年（1046年），范仲淹抵达任所邓州，重修览秀亭、构筑春风阁、营造百花洲，并设立花洲书院，闲暇之余到书院讲学，邓州文运大振。时尹洙被贬筠州，疾病缠身，范仲淹便把尹洙接到邓州养病。
庆历八年（1048年），仁宗下诏调范仲淹知荆南府，邓州人民殷切挽留，范仲淹也喜欢邓州，就奏请朝廷，得以留任。[范仲淹在邓州共计三年，百姓安居乐业，其传世名篇《岳阳楼记》及许多诗文均写于此地。
皇祐元年（1049年），范仲淹调知杭州。子弟以范仲淹有隐退之意，商议购置田产以供其安享晚年，范仲淹严词拒绝。十月，范仲淹出资购买良田千亩，让其兄范仲温找贤人经营，成立范氏义庄，对范氏远祖的后代子孙义赠口粮，并资助婚丧嫁娶等用度。
皇祐三年（1051年），范仲淹升为户部侍郎，调往知青州。后因冬寒病重，求至颍州。
皇祐四年（1052年）正月，仁宗调范仲淹知颍州。范仲淹扶疾上任，于五月二十日（6月19日）在徐州病逝，享年六十四岁。十二月，葬于河南洛阳县尹樊里万安山下。
早在范仲淹患病时，仁宗便经常派人送药慰问。到范仲淹病逝后，仁宗嗟叹哀悼许久，又遣使慰问其家人。下葬之后，仁宗亲自题写范仲淹墓的碑额为“褒贤之碑”，[280]加赠兵部尚书，谥号“文正”。后经屡次加赠为太师、中书令兼尚书令，追封楚国公。
靖康元年（1126年）二月，宋钦宗“褒赠近世名臣”，特赠范仲淹为魏国公。
庆历三年（1043年）八月，范仲淹针对北宋内忧（官僚队伍庞大，但行政效率低）、外患（辽和西夏威胁着北方和西北边疆）的现状，上《答手诏条陈十事》，提出十项改革纲领，主张澄清吏治、改革科举、整修武备、减免徭役、发展农业生产等，内容涉及到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科举等各个方面和领域。新政实施的短短几个月间，政治局面已焕然一新：官僚机构开始精简；科举中，突出了实用议论文的考核，有特殊才干的人员，得到破格提拔；全国也普遍办起了学校。庆历五年（1045年），以夏竦为首的反对派攻击革新派为“朋党”，仁宗外放范仲淹、富弼等大臣，改革遂以失败告终。
庆历新政虽只推行一年，却开北宋改革风气之先，成为王安石“熙宁变法”的前奏。
范仲淹任泰州西溪盐仓监时，征调民众四万余人，重修捍海堰。自天禧五年（1021年）至天圣四年（1026年）完成，新堤横跨通、泰、楚三州，全长约二百华里，不仅当时人民的生活、耕种和产盐均有了保障，还在后世“捍患御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当地人民将所修之堤命名为“范公堤”，遗址迄今犹存。
景祐元年（1034年），苏州久雨霖潦，江湖泛滥，积水不能退，造成良田委弃，农耕失收，黎民饥馑困苦，范仲淹出知苏州后，根据水性与地理环境，提出开浚昆山、常熟间的“五河”，将积水导流太湖，注入于海的治水计划。范仲淹以“修围、浚河、置闸”为主的治水经画，不但获得时舆的赞扬，还泽被后世，自南宋一直至元、明的两浙职守，都依照这个模式去整治水患。
明道二年（1033年）七月，天下大旱，蝗灾蔓延，江淮和京东一带灾情尤其严重。为了安定民心，范仲淹应诏赈灾，开仓济民，并将灾民充饥的野草带回朝廷，以警示六宫贵戚，戒除骄奢之风。
皇祐二年（1050年），吴中发生大饥荒。此时主管浙西的范仲淹，一面调集粮食赈灾，一面大规模兴建土木工程，招募百姓服役，由官府每日负责饮食。通过这种方法，“日无虑数万人”，使杭州局势稳定，没有出现灾民流徙的情况。皇祐三年（1051年）知青州时，逢河朔饥荒，范仲淹又成功地运用在浙西之策，既平抑粮价，又帮助青州百姓渡过青黄不接的艰难时光。
康定元年（1040年），范仲淹奉调西北前线，担任边防主帅。针对西北地区地广人稀、山谷交错、地势险要的特点，范仲淹提出“积极防御”的守边方略，即在要害之地修筑城寨，加强防御工事，训练边塞军队，以达到以守为攻的目的。
军队制度上，取缔按官职带兵旧制，改为根据敌情选择战将的应变战术；建立营田制，解决军需问题，使军队面貌一新，应变能力和作战能力大大提高。防御工事方面，构筑城寨、修葺城池、建烽火墩，形成以大顺城为中心、堡寨呼应的坚固战略体系。对沿边少数民族，诚心团结，慷慨优惠，严立赏罚公约，使其安心归宋。
同时，范仲淹精选将帅、大力提拔军队将领，使西北军中涌现出狄青、种世衡、郭逵等名将，其他如张亢、王信、周美等，都是当时被范仲淹提拔；又训练出一批强悍敢战的士兵，直到北宋末年，这支军队仍是宋朝的一支劲旅。
范仲淹利用筑城修寨进行积极防御的思想，使西北军事防务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边境局势大为改观。庆历四年（1044年），北宋与西夏最终缔署合约，西北边疆得以重现和平。
范仲淹继承和发展了儒家正统的教育思想，把“兴学”当作是培养人才、救世济民的根本手段。
在《上执政书》中，范仲淹明确提出“重名器”（慎选举、敦教育），把当时科举以考试取人、而不在考试之先育人，比之为“不务耕而求获”，主张“劝学育才”，恢复制举并使之与教育相衔接。[168][169]庆历年间主政时，范仲淹再次提出“复古兴学校，取士本行实”，着力改革科举考试制度、完善教育系统、加强学堂管理，各地亦奉诏建学，地方学堂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时谓“盛美之事”。
师资选材上，范仲淹提倡明师执教、经实并重。范仲淹注重对教师的培养和选拔，把“师道”确立为教育的重心，他推荐的名师胡瑗、李觏等，皆为北宋著名的教育家。教学内容上，范仲淹提倡“宗经”，以儒家经典培养能通达“六经”、悉经邦治国之术的人才；同时注意兼授诸算学、医药、军事等基本技能，培养具有专门知识、技能的实用人才。
范仲淹亦身体力行，无论“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足迹所涉，无不兴办学堂，教泽广被；晚年又设义田、建义学，对族中子弟实行免费教育，激劝“读书之美”，范氏义学在教化族众、安定社会、优化风尚上取得了巨大成功，开启了中国古代基础教育阶段免费教育的新风尚。
宋建国至仁宗七十多年来，墨守祖宗家法，政尚循谨，浮华奢靡的背后潜伏着种种危机。范仲淹洞破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重视文章的政治教化作用，主张文章是政治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关系到社会风俗的醇厚讹薄、国家的兴衰成败。在经世济时思想的影响下，范仲淹反对宋初文坛的柔靡文风，提出了宗经复古、文质相救、厚其风化的文学思想。范仲淹的文章，立足点在于政而不在于文，在价值取向上与扬雄、王勃、韩柳以及宋初复古文论一样，具有历史意义和复古精神，对宋初文风的革新具有积极作用。
散文创作上，范仲淹作品以政疏和书信居多，陈述时政，逻辑严密、有很强的说服力，苏轼曾评价《上政事书》“天下传诵”[158]；《灵乌赋》一文，“宁鸣而死，不默而生”，是中国古代哲人争自由的重要文献；名篇《岳阳楼记》，借作记之机，规劝友人“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全文融记叙、写景、抒情、议论为一体，动静相生，思想境界崇高，成为杂记中的创新，其中“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为千古名句。
诗歌
诗歌上，范仲淹主张“范围一气”、“与时消息”。范仲淹继承了孟子的“浩然之气”，又将曹丕的“文气说”、陆机、钟嵘的“感物说”和“天人合一”的诗学思想捏合在一起，他认为，诗人创作的冲动与意向，是秉承大道之“一气”，感于万物并通过万物体现出来。范仲淹的“与时消息”则继承了刘勰的“为情而文”观和白居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主张，把政治教化和为情造文有机结合起来，范仲淹批判宋初诗坛的盲目模仿之风和无病呻吟之态，主张诗歌创作要忠于生活现实，符合时事，不为空言。
范仲淹诗歌存世305首，内容非常广泛，或言志感怀，抒写伟大的政治抱负；或关注民生，抒发忧国忧民的情怀；或纪游山水，歌颂祖国大好河山；或咏物寄兴，展现自己的人格操守。诗意淳语真，艺术手法多样，以清为美的特点尤为突出，以文为诗、议论化的倾向非常明显，同时注意白描手法和叠字的运用，与当时的白体、晚唐体及西昆体相比，呈现出迥然不同的面貌，成为宋初诗歌由唐音向宋调转变的重要一环。
范仲淹词作存世共五首，虽然数量较少，但首首脍炙人口，在宋词的发展中起着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北宋建国至宋仁宗，生活享乐渐成风尚，以艳情为主要创作话题的歌词亦趋向繁荣。范仲淹于仁宗年间登上词坛，其词作内容和风格丰富多样，有直接写艳情者，也有跳出艳情之外者，正是过渡时期遗留下来的深刻痕迹。
《渔家傲·秋思》一词，反映了边塞生活的艰苦，表达了作者反对入侵、巩固边防的决心和意愿，同时还表现出外患未除、功业未建、久戍边地、士兵思乡等复杂矛盾的心情。在范仲淹之前，很少有人用词这一新的诗体形式来描写边塞生活，唐人韦应物的《调笑令·胡马》虽有“边草无穷日暮”之句，但没有展开，且缺乏真实的生活基础，因而，范词实际上是边塞词的首创。不仅如此，这首词的内容和风格还直接影响到宋代豪放词和爱国词的创作，为词世界开辟了崭新的审美境界，也开启了宋词贴近社会生活和现实人生的创作方向。《剔银灯·与欧阳公席上分题》和《定风波·自前二府镇穰下营百花洲亲制》两词，读史、咏风景，题材宽泛，与艳情无关，与北宋前期词坛的创作风格合拍，表现了从晚唐五代至北宋前期歌坛衰变的一个过程。
范仲淹的艳情之作，如《苏幕遮·怀旧》《御街行·秋日怀旧》，总是写出一种宏大的时空背景，与同时代其他词人“小园香径”“庭院深深”的狭深环境迥然不同。而沉挚真切、婉丽动人的风格，也极大地改变了宋人的创作观念，引导着词坛创作风气的转移，对后世词坛产生着深刻影响。
《岳阳楼记》今犹在
范仲淹善书。黄庭坚《山谷题跋》中云：“范文正公书落笔痛快沉著，极近晋宋人书。”又云：“范文正公书《伯夷颂》极得前人笔意，盖正书易俗，而小楷难于清劲有精神。朱长文《续书断》谓范仲淹晚年学王羲之《乐毅论》，亦一代之墨宝也。明唐锦《龙江梦余录》评范仲淹书极端劲秀丽，无毫鋩纵逸之态。清高士奇也称范仲淹书法“挺劲秀特，肖其为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