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王勃与范仲淹》
王勃的《滕王阁序》比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早300多年。
王勃(650年-676年或684年),字子安,绛州龙门(今山西河津)人,祖父隋朝著名学者王通,父亲唐朝官吏王福畤。中国唐代文学家、诗人,与杨炯、卢照邻、骆宾王以诗文齐名,并称“王杨卢骆”,亦称“初唐四杰”。
当时文坛盛行以上官仪为代表的诗风,王勃主张文学要以“立言见志”为本,注重文学的经世教化作用,其创作“壮而不虚,刚而能润,雕而不碎,按而弥坚”的诗文,对转变风气起了很大的作用。王勃的诗现存80多首,赋和序、表、碑、颂等文,现存90多篇,王勃的诗多为五言律诗和绝句,其中写离别怀乡之作较为著名。其具体作品有《送杜少府之任蜀州》《临高台》《采莲曲》《秋夜长》《滕王阁序》等。王勃还写有许多学术著作,见于著录的有《周易发挥》5卷、《次论语》5卷等。
《蜀中九日》是唐代诗人王勃创作的一首绝句诗。这首诗前二句以“望乡台”、“送客杯”作对仗,用他乡送客来衬托诗中人思乡的情怀;后二句用呼告语作咏叹,从北雁南飞着想,反衬北人久居南方思念故乡的苦闷。这首诗仅以四句来写乡思,却将乡愁抒发得淋漓尽致,突破了唐初宫廷绝句多借咏物寓干进之意的小格局。
六帝是辛文房在《唐才子传》中对唐代好文的六位皇帝的合称。分别是唐太宗李世民、 唐玄宗李隆基、唐宪宗李纯、唐德宗李适、唐文宗李昂、唐僖宗李俨。
十六岁时,应幽素科试及第,授职朝散郎。
乾封元年(666年),通过李常伯上《宸游东岳颂》一篇,接着应幽素科试及第,授朝散郎,成为朝廷最年少的命官。之后,才思泉涌,笔端生花,撰《乾元殿颂》,文章绮丽,惊动圣听。唐高宗见此颂词,歌功颂德,词美义壮,乃是未及弱冠的神童所为,惊叹不已:“奇才,奇才,我大唐奇才!”王勃的文名也为之大振,与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合称“初唐四杰”,并推为首位。
王勃当上朝散郎后,经主考官的介绍,担任沛王府修撰,并赢得了沛王李贤的欢心。一次,沛王李贤与英王李显斗鸡,王勃写了一篇《檄英王鸡文》,讨伐英王的斗鸡,以此为沛王助兴。不料此文传到唐高宗手中,圣颜不悦,读毕则怒而叹道:“歪才,歪才!二王斗鸡,王勃身为博士,不进行劝诫,反倒作檄文(古代用于征召,晓谕的政府公告或声讨、揭发罪行等的文书,也指战斗性强的批判,声讨文章),有意虚构,夸大事态,此人应立即逐出王府。”唐高宗认为此篇意在挑拨离间,钦命将他逐出长安。于是,王勃被逐。他凭着自己的才情和苦心经营刚刚打通的仕途,就这样毁于一旦。
王勃所遇到的第二次打击,是在虢州参军任上杀死自己所匿藏的官奴而犯罪。咸亨二年(671年)秋冬,王勃从蜀地返回长安参加科选。他的朋友凌季友当时为虢州司法,说虢州药物丰富,而他知医识药草,便为他在虢州谋得一个参军之职。就在他任虢州参军期间,有个叫曹达的官奴犯罪,他将罪犯藏匿起来,后来又怕走漏风声,便杀死曹达以了其事,结果因此而犯了死罪。幸亏遇大赦,王勃才没有被处死。
范仲淹(989年10月1日-1052年6月19日,字希文。祖籍邠州,后移居苏州吴县(今属江苏苏州)。北宋时期杰出的政治家、文学家。
范仲淹幼年丧父,因母谢夫人改嫁长山朱氏,遂更名朱说。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范仲淹苦读及第,授广德军司理参军。后历任兴化县令、秘阁校理、陈州通判、苏州知州、权知开封府等职,因秉公直言而屡遭贬斥。宋夏战争爆发后,康定元年(1040年),与韩琦共任陕西经略安抚招讨副使,采取“屯田久守”的方针,巩固西北边防。对宋夏议和起到促进作用。西北边事稍宁后,宋仁宗召范仲淹回朝,授枢密副使。后拜参知政事,上《答手诏条陈十事》,发起“庆历新政”,推行改革。不久后新政受挫,范仲淹自请出京,历知邠州、邓州、杭州、青州。皇祐四年(1052年),改知颍州,在扶疾上任的途中逝世,享年六十四岁。
宋仁宗亲书其碑额为“褒贤之碑”。后累赠太师、中书令兼尚书令、魏国公,谥号“文正”,世称“范文正公”。至清代以后,相继从祀于孔庙及历代帝王庙。
范仲淹文武兼备、智谋过人,无论在朝主政、出帅戍边,均系国之安危、时之重望于一身。他领导的庆历革新运动,虽只推行一年,却开北宋改革风气之先,成为王安石“熙宁变法”的前奏。其文学成就也较为突出。他倡导的在《岳阳楼记》展现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思想和仁人志士节操,对后世影响深远。有《范文正公文集》传世。是北宋第一完人。
范仲淹先祖是唐朝宰相范履冰,世居邠州。范仲淹高祖范隋,唐懿宗时渡江南下,任丽水县丞,时逢中原兵乱,遂定居吴县(今江苏省苏州市)。[5]五代时,曾祖和祖父均仕吴越,父亲范墉早年亦在吴越为官。宋朝建国后,范墉追随吴越王钱俶归降宋朝,任武宁军节度掌书记。
宋太宗端拱二年八月丁丑日(989年10月1日),范仲淹生于徐州节度掌书记官舍。
淳化元年(990年),范墉因病卒于任所,母亲谢夫人贫困无依,只得抱着两岁的范仲淹,改嫁淄州长山人朱文翰,范仲淹也改从其姓,取名朱说。[8]
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范仲淹得知家世,伤感不已,毅然辞别母亲,前往南都应天府(今河南商丘)求学,投师戚同文门下。[9-数年寒窗生涯后,范仲淹已博通儒家经典的要义,有慷慨兼济天下的抱负。
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范仲淹以“朱说”之名参见科举考试,登蔡齐榜,中乙科第九十七名,由一介“寒儒”成为进士,被任为广德军司理参军,掌管讼狱、案件事宜,官居九品。鉴于已有朝廷俸禄,范仲淹便把母亲接来奉养。
天禧元年(1017年),范仲淹因治狱廉平、刚正不阿[16],升为文林郎、集庆军节度推官。随后他便归宗复姓,恢复范仲淹之名(一说天圣六年[1028年]范仲淹服母丧后方更名。
天禧五年(1021年),范仲淹调任泰州西溪盐仓监,负责监督淮盐贮运及转销。西溪濒临黄海之滨,唐时李承修筑的旧海堤因年久失修,多处溃决,海潮倒灌、卤水充斥,淹没良田、毁坏盐灶,人民苦难深重。于是范仲淹上书江淮漕运张纶,痛陈海堤利害,建议沿海筑堤,重修捍海堰。
天圣三年(1025年),张纶奏明朝廷,仁宗调范仲淹为兴化县令,全面负责修堰工程。天圣四年(1026)八月,母亲谢氏病逝,范仲淹辞官守丧,工程由张纶主持完成。
天圣五年(1027年),范仲淹为母守丧,居应天府宁陵县。时任南京留守、知应天府晏殊听闻范仲淹的才名,就邀请他到府学任职,执掌应天书院教席。范仲淹主持教务期间,勤勉督学、以身示教、创导时事政论,每当谈论天下大事,辄奋不顾身、慷慨陈词。当时士大夫矫正世风、严以律己、崇尚品德的节操,即由范仲淹倡导开始,书院学风亦为之焕然一新,范仲淹声誉日隆。
天圣六年(1028年),范仲淹向朝廷上疏万言的《上执政书》,奏请改革吏治,裁汰冗员,安抚将帅。宰相王曾对他的万言书极为赞赏,时晏殊在枢府,王曾便极力推举范仲淹,晏殊遂面圣陈述范仲淹既往政绩。十二月,宋仁宗召范仲淹入京,任其为秘阁校理,负责皇家图书典籍的校勘和整理。
天圣七年(1029年),仁宗十九岁,刘太后依然主持朝政。冬至,仁宗准备率领百官在会庆殿为太后祝寿。范仲淹认为这一做法混淆了家礼与国礼,就上疏仁宗说:“皇帝有事奉亲长之道,但没有为臣之礼;如果要尽孝心,于内宫行家人礼仪即可,若与百官朝拜太后,有损皇上威严”,谏言仁宗放弃朝拜事宜。上疏奏报内廷,没有获得答复。
范仲淹又上书刘太后,请求还政仁宗。奏书入宫,再次石沉大海。
晏殊得知范仲淹上疏,大惊失色,批评他过于轻率,不仅有碍自己的仕途,还会连累举荐之人。范仲淹据理力争,并回写一封长信(《上资政晏侍郎书》),详述自己做法的缘由,申明自己的政治立场:“侍奉皇上当危言危行,绝不逊言逊行、阿谀奉承,有益于朝廷社稷之事,必定秉公直言,虽有杀身之祸也在所不惜。”
天圣八年(1030年),范仲淹请求离京为官,被任为河中府通判;次年,调任陈州通判。范仲淹虽“处江湖之远”,不改忧国忧民本色,在此期间,他也多次上疏议政。朝廷欲兴建太一宫和洪福院,范仲淹认为“大兴土木,劳民伤财”,建议停工;在吏治方面,范仲淹针对主张削减郡县,精简官吏,并多次上书陈述中央直接降敕授官的危害,认为“不是太平治世的政策”;又建议朝廷不可罢免职田,认为“官吏衣食不足,廉者复浊,何以致化”。范仲淹的这些上疏虽未被朝廷采纳,但其一片忠心打动了仁宗。
明道二年(1033年),刘太后驾崩,仁宗亲政,召范仲淹入京,拜为右司谏。时群臣多议太后垂帘时为政之失,范仲淹却认为太后虽秉政多年,但亦有养护仁宗之功,建议朝廷掩饰太后过失,成全其美德。仁宗采纳,诏令朝廷内外不得擅自议论太后之事。仁宗因刘太后新亡,欲立杨太妃(参见词条章惠皇后)为皇太后,参与军国大事。范仲淹认为频立太后,有皇帝不能亲政之嫌。仁宗采纳,罢黜太后册名,但称谓不改。
七月,天下大旱,蝗灾蔓延,江淮和京东一带灾情尤其严重。为了安定民心,范仲淹奏请朝廷派人视察灾情,仁宗不予理会。范仲淹便质问仁宗:“如果宫中停食半日,陛下该当如何?”仁宗幡然醒悟,派范仲淹安抚灾民。范仲淹应诏赈灾,开仓济民,并将灾民充饥的野草带回朝廷,以警示六宫贵戚戒除骄奢之风。
明道二年(1033年)冬,郭皇后误伤仁宗,宰相吕夷简因与郭皇后不和,遂协同内侍阎文应、范讽等人,力主废后。消息传出,群臣议论纷纷,都认为废后不合适,范仲淹也向皇帝进言。因吕夷简事先令有司不得接受台谏章疏,疏入内廷,不得奏。范仲淹遂与御史中丞孔道辅、侍御史蒋堂、段少连等十余人跪伏垂拱殿外,请求召见,仁宗不见,派吕夷简出来解释。范仲淹等与之当庭辩论,吕夷简理屈词穷,无以为对。
第二天,范仲淹与众人商议,打算早朝之后,将百官留下,再次与宰相谏争。一行人刚走到待漏院,朝廷诏书下达,外放范仲淹知睦州,孔道辅等人也或贬或罚,无一幸免。[68][69]河阳签判富弼上书仁宗,建议诏还范仲淹入京,以开言路,未得批复。
景祐元年(1034年),范仲淹调知苏州。他辟所居南园之地,兴建郡学。时苏州发生水灾,范仲淹命令民众疏通五条河渠,兴修水利,导引太湖水流入大海。次年(1035年),因治水有功,范仲淹被调回京师,判国子监,很快又转升为吏部员外郎、权知开封府。范仲淹在京城大力整顿官僚机构,剔除弊政,开封府“肃然称治”,时称“朝廷无忧有范君,京师无事有希文”。
景祐三年(1036年),范仲淹因不满宰相吕夷简把持朝政,培植党羽,任用亲信,向仁宗进献《百官图》,对宰相用人制度提出尖锐批评,劝说仁宗制定制度、亲自掌握官吏升迁之事。吕夷简不甘示弱,反讥范仲淹迂腐,诬蔑范仲淹“越职言事、勾结朋党、离间君臣”。范仲淹便连上四章,论斥吕夷简狡诈,因言辞激烈,遂被罢黜,改知饶州。侍御史韩渎曲意迎合,列写范仲淹同党的姓名,奏请仁宗在朝廷张榜公示。范吕之争,牵连甚广。秘书丞余靖上书请求修改诏命;太子中允尹洙上疏自讼和范仲淹是师友关系,愿一起降官贬黜;馆阁校勘欧阳修责备高若讷身为谏官,对范仲淹被贬之事一言不发,蔡襄亦作《四贤一不肖》诗,攻击高若讷,皆牵连遭贬。朝臣畏惧宰相势力,莫敢置言。范仲淹被贬出京,竟无人敢送别,只有龙图阁直学士李紘、集贤校理王质出郊饯行。
景祐四年(1037年),吕夷简罢相,士大夫们接连不断地替范仲淹辩白,双方互相辩驳,朋党争论四起。仁宗诏宰相张士逊问计,下诏禁止互结朋党。
因范仲淹多次因谏被贬谪,梅尧臣作《灵乌赋》力劝范仲淹少说话、少管闲事、自己逍遥就行。范仲淹回作《灵乌赋》,强调自己“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尽显为民请命的凛然大节。
宝元元年(1038年),原称臣于宋的西北党项首领李元昊称帝,建国号大夏(史称西夏),与宋朝的外交关系正式破裂。次年(1039年),为逼迫宋朝承认西夏的地位,李元昊率兵进犯宋境,于三川口之战大败宋军,集兵于延州城下,准备攻城。消息传至京师,朝野震惊。
康定元年(1040年)三月,因边事吃紧,仁宗以范仲淹众望所归,召回京师,担任天章阁待制、知永兴军。七月,升为龙图阁直学士,与韩琦一同任陕西经略安抚副使,担任安抚使夏竦的副手。八月,范仲淹兼知延州。
范仲淹到任后,更改军队旧制,分部训练,轮流御敌。先前,边路分马步军部署统兵万余人,兵马钤辖领兵五千,兵马都监带兵三千,御敌时官卑者先出战。范仲淹在检阅州兵马后得一万八千人,分为六部,每部置一将,加强训练,根据“敌之寡众”分别出战。此后,他派兵相继夺回塞门诸寨,修复已破荡的金明寨、万安城等。九月,范仲淹遣将军任福破白豹城(今甘肃华池东北约25公里处),迫使入侵保安军(治今陕西志丹)、镇戎军(治今宁夏固原)的西夏军撤兵。又派狄青等攻取西界芦子平,种世衡兴筑青涧城(在延州北约200华里处),营田实边。十月,遣朱观等袭破西夏洪州界郭壁等十余寨。同时修筑青涧城和鄜城,作为军事基地,节省边费。仁宗为这支军队赐名康定军。十二月,朝廷采纳韩琦、尹洙之策,下诏在次年(1041年)正月上旬,由泾原、鄜延两路同时出兵,大举伐夏,但范仲淹与在朝中的杜衍、欧阳修等皆以为条件不成熟,主张积极防御,寻觅战机,小规模出击。范仲淹在戍边西北期间,逐渐培养出狄青、种世衡、郭逵等有才干的将领,其他如张亢、王信、范恪、周美等,也是范仲淹所拔擢的。
康定二年(1041年)正月,仁宗诏命陕西各路讨伐西夏,范仲淹上疏,建议加强边防守备,徐图西夏,仁宗采纳。范仲淹又奏请修筑承平、永平等要塞,把十二座旧要塞改建为城,以使流亡百姓和羌族回归。
二月,李元昊进兵渭州(今甘肃平凉),仁宗批准夏竦的反攻计划,韩琦命尹洙谒见范仲淹,联络同时发兵。范仲淹认为反攻时机尚未成熟,坚持不从。韩琦派环庆路副都部署任福率兵出击,西夏军受挫撤退,任福下令急追,追至西夏境六盘山麓,于好水川遇伏被围,任福等十六名将领阵亡,折兵万余(参见词条好水川之战)。[95]四月,仁宗降夏竦为豪州通判,范仲淹为户部员外郎、知耀州,职责不变。
五月,范仲淹改知庆州,兼环庆路都部署司事。李元昊起兵时,曾联络羌族,约定环庆路酋长六百余人为其向导。范仲淹到任后,即以朝廷名义犒赏羌族各部,与之签订条约,严明赏罚,羌族遂脱离西夏,为宋效力。为进一步稳固边防,范仲淹又修筑大顺城,遏止白豹城、金汤城一带的西夏军进犯;同时,修葺细腰、胡芦等军塞,切断敌军通路,使明珠、灭臧两部族安心归附宋朝。
庆历二年(1042年)闰九月,李元昊分兵两路,再次大举攻宋。泾原路经略安抚招讨使王沿获知夏军来攻,命副使葛怀敏率军阻击,进抵定川寨,宋夏会战,宋军大败,葛怀敏与部将等16人战死,丧师9400余人(定川寨之战)。 李元昊获胜后,挥师南下,进逼潘原,关中震动。十月,范仲淹亲率六千军队,从邠州、泾州出发来进行援救,西夏军队撤出边塞。开始,定川战败的消息传到朝廷,仁宗手按地图对左右侍臣说:“若仲淹出援,吾无忧矣。”范仲淹的援兵的奏报一到,仁宗大喜道:“吾固知仲淹可用也。”[282]仁宗非常欣赏范仲淹的军事才能,加封为枢密直学士、右谏议大夫,任鄜延路都部署、经略安抚招讨使。
十一月,仁宗采纳范仲淹建议,恢复设置陕西路安抚、经略、招讨使,让范仲淹、韩琦、庞籍分领职事。范仲淹与韩琦在泾州设置官第,让文彦博、滕宗谅、张亢分掌秦州、庆州、渭州。[105][106]范仲淹为将帅,号令清楚,爱护士兵,对于前来归附的各部羌人,诚恳接纳,信任不疑,因而,至李元昊向北宋称臣(参见词条庆历和议)为止,西夏军队不敢轻易侵犯他所统辖的地区。
庆历三年(1043年),李元昊请求议和,西方边事稍宁,仁宗召范仲淹回京,授枢密副使[110],又擢拔欧阳修、余靖、王素和蔡襄为谏官(人称“四谏”)[111],锐意进取。六月,谏官上言范仲淹有宰相之才,仁宗欲拜为他参知政事,范仲淹推辞不就;八月,仁宗罢免副相王举正,再拜范仲淹为参知政事。
仁宗调整辅臣结构后,范仲淹、富弼、韩琦同时执政,欧阳修、蔡襄、王素、余靖同为谏官。仁宗多次召见范仲淹、富弼等人,征询天下大事。范仲淹认为事有先后,朝廷陈弊积久,非一朝一夕所能改变。仁宗再次赐给他亲笔写的诏书,又为这件事打开天章阁,召集二府的大臣按条奏对,范仲淹惶恐不安,退朝后作《答手诏条陈十事》,上疏仁宗“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长官、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推恩信、重命令”十件事。[114]仁宗采纳,诏书统一颁布,以示天下,只有府兵法,因辅臣反对而作罢。
庆历四年(1044年),范仲淹又上疏仁宗四策:“一曰和,二曰守,三曰战,四曰备。”请朝廷力行七事:“一,密为经略;二,再议兵屯;三,专于遣将;四,急于教战;五,训练义勇;六,修京师外城;七,密定讨伐之谋。“,并奏请扩大相权,由辅臣兼管军事、官吏升迁等事宜,改革广度和深度进一步增加。新政实施后,恩荫减少、磨勘严密,希图侥幸的人深感不便,于是毁谤新政的言论逐渐增多,指责范仲淹等是“朋党”的议论再度兴起。六月,边事再起,范仲淹请求外出巡守,仁宗任命为陕西、河东宣抚使。
庆历五年(1045年)正月,反对声愈加激烈,范仲淹请求出知邠州,仁宗准奏,遂罢免其参知政事之职,改为资政殿学士、知邠州,兼陕西四路缘边安抚使。冬十一月,范仲淹因病上表请求解除四路帅任、出知邓州,以避边塞严寒,仁宗同意,升他为给事中、知邓州。随着范仲淹、富弼等大臣的离京,历时仅一年有余的新政也逐渐被废止,改革以失败告终。
庆历六年(1046年),范仲淹抵达任所邓州,重修览秀亭、构筑春风阁、营造百花洲,并设立花洲书院,闲暇之余到书院讲学,邓州文运大振。时尹洙被贬筠州,疾病缠身,范仲淹便把尹洙接到邓州养病。
庆历八年(1048年),仁宗下诏调范仲淹知荆南府,邓州人民殷切挽留,范仲淹也喜欢邓州,就奏请朝廷,得以留任。[范仲淹在邓州共计三年,百姓安居乐业,其传世名篇《岳阳楼记》及许多诗文均写于此地。
皇祐元年(1049年),范仲淹调知杭州。子弟以范仲淹有隐退之意,商议购置田产以供其安享晚年,范仲淹严词拒绝。十月,范仲淹出资购买良田千亩,让其兄范仲温找贤人经营,成立范氏义庄,对范氏远祖的后代子孙义赠口粮,并资助婚丧嫁娶等用度。
皇祐三年(1051年),范仲淹升为户部侍郎,调往知青州。后因冬寒病重,求至颍州。
皇祐四年(1052年)正月,仁宗调范仲淹知颍州。范仲淹扶疾上任,于五月二十日(6月19日)在徐州病逝,享年六十四岁。十二月,葬于河南洛阳县尹樊里万安山下。
早在范仲淹患病时,仁宗便经常派人送药慰问。到范仲淹病逝后,仁宗嗟叹哀悼许久,又遣使慰问其家人。下葬之后,仁宗亲自题写范仲淹墓的碑额为“褒贤之碑”,[280]加赠兵部尚书,谥号“文正”。后经屡次加赠为太师、中书令兼尚书令,追封楚国公。
靖康元年(1126年)二月,宋钦宗“褒赠近世名臣”,特赠范仲淹为魏国公。
庆历三年(1043年)八月,范仲淹针对北宋内忧(官僚队伍庞大,但行政效率低)、外患(辽和西夏威胁着北方和西北边疆)的现状,上《答手诏条陈十事》,提出十项改革纲领,主张澄清吏治、改革科举、整修武备、减免徭役、发展农业生产等,内容涉及到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科举等各个方面和领域。新政实施的短短几个月间,政治局面已焕然一新:官僚机构开始精简;科举中,突出了实用议论文的考核,有特殊才干的人员,得到破格提拔;全国也普遍办起了学校。庆历五年(1045年),以夏竦为首的反对派攻击革新派为“朋党”,仁宗外放范仲淹、富弼等大臣,改革遂以失败告终。
庆历新政虽只推行一年,却开北宋改革风气之先,成为王安石“熙宁变法”的前奏。
范仲淹任泰州西溪盐仓监时,征调民众四万余人,重修捍海堰。自天禧五年(1021年)至天圣四年(1026年)完成,新堤横跨通、泰、楚三州,全长约二百华里,不仅当时人民的生活、耕种和产盐均有了保障,还在后世“捍患御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当地人民将所修之堤命名为“范公堤”,遗址迄今犹存。
景祐元年(1034年),苏州久雨霖潦,江湖泛滥,积水不能退,造成良田委弃,农耕失收,黎民饥馑困苦,范仲淹出知苏州后,根据水性与地理环境,提出开浚昆山、常熟间的“五河”,将积水导流太湖,注入于海的治水计划。范仲淹以“修围、浚河、置闸”为主的治水经画,不但获得时舆的赞扬,还泽被后世,自南宋一直至元、明的两浙职守,都依照这个模式去整治水患。
明道二年(1033年)七月,天下大旱,蝗灾蔓延,江淮和京东一带灾情尤其严重。为了安定民心,范仲淹应诏赈灾,开仓济民,并将灾民充饥的野草带回朝廷,以警示六宫贵戚,戒除骄奢之风。
皇祐二年(1050年),吴中发生大饥荒。此时主管浙西的范仲淹,一面调集粮食赈灾,一面大规模兴建土木工程,招募百姓服役,由官府每日负责饮食。通过这种方法,“日无虑数万人”,使杭州局势稳定,没有出现灾民流徙的情况。皇祐三年(1051年)知青州时,逢河朔饥荒,范仲淹又成功地运用在浙西之策,既平抑粮价,又帮助青州百姓渡过青黄不接的艰难时光。
康定元年(1040年),范仲淹奉调西北前线,担任边防主帅。针对西北地区地广人稀、山谷交错、地势险要的特点,范仲淹提出“积极防御”的守边方略,即在要害之地修筑城寨,加强防御工事,训练边塞军队,以达到以守为攻的目的。
军队制度上,取缔按官职带兵旧制,改为根据敌情选择战将的应变战术;建立营田制,解决军需问题,使军队面貌一新,应变能力和作战能力大大提高。防御工事方面,构筑城寨、修葺城池、建烽火墩,形成以大顺城为中心、堡寨呼应的坚固战略体系。对沿边少数民族,诚心团结,慷慨优惠,严立赏罚公约,使其安心归宋。
同时,范仲淹精选将帅、大力提拔军队将领,使西北军中涌现出狄青、种世衡、郭逵等名将,其他如张亢、王信、周美等,都是当时被范仲淹提拔;又训练出一批强悍敢战的士兵,直到北宋末年,这支军队仍是宋朝的一支劲旅。
范仲淹利用筑城修寨进行积极防御的思想,使西北军事防务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边境局势大为改观。庆历四年(1044年),北宋与西夏最终缔署合约,西北边疆得以重现和平。
范仲淹继承和发展了儒家正统的教育思想,把“兴学”当作是培养人才、救世济民的根本手段。
在《上执政书》中,范仲淹明确提出“重名器”(慎选举、敦教育),把当时科举以考试取人、而不在考试之先育人,比之为“不务耕而求获”,主张“劝学育才”,恢复制举并使之与教育相衔接。[168][169]庆历年间主政时,范仲淹再次提出“复古兴学校,取士本行实”,着力改革科举考试制度、完善教育系统、加强学堂管理,各地亦奉诏建学,地方学堂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时谓“盛美之事”。
师资选材上,范仲淹提倡明师执教、经实并重。范仲淹注重对教师的培养和选拔,把“师道”确立为教育的重心,他推荐的名师胡瑗、李觏等,皆为北宋著名的教育家。教学内容上,范仲淹提倡“宗经”,以儒家经典培养能通达“六经”、悉经邦治国之术的人才;同时注意兼授诸算学、医药、军事等基本技能,培养具有专门知识、技能的实用人才。
范仲淹亦身体力行,无论“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足迹所涉,无不兴办学堂,教泽广被;晚年又设义田、建义学,对族中子弟实行免费教育,激劝“读书之美”,范氏义学在教化族众、安定社会、优化风尚上取得了巨大成功,开启了中国古代基础教育阶段免费教育的新风尚。
宋建国至仁宗七十多年来,墨守祖宗家法,政尚循谨,浮华奢靡的背后潜伏着种种危机。范仲淹洞破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重视文章的政治教化作用,主张文章是政治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关系到社会风俗的醇厚讹薄、国家的兴衰成败。在经世济时思想的影响下,范仲淹反对宋初文坛的柔靡文风,提出了宗经复古、文质相救、厚其风化的文学思想。范仲淹的文章,立足点在于政而不在于文,在价值取向上与扬雄、王勃、韩柳以及宋初复古文论一样,具有历史意义和复古精神,对宋初文风的革新具有积极作用。
散文创作上,范仲淹作品以政疏和书信居多,陈述时政,逻辑严密、有很强的说服力,苏轼曾评价《上政事书》“天下传诵”[158];《灵乌赋》一文,“宁鸣而死,不默而生”,是中国古代哲人争自由的重要文献;名篇《岳阳楼记》,借作记之机,规劝友人“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全文融记叙、写景、抒情、议论为一体,动静相生,思想境界崇高,成为杂记中的创新,其中“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为千古名句。
诗歌
诗歌上,范仲淹主张“范围一气”、“与时消息”。范仲淹继承了孟子的“浩然之气”,又将曹丕的“文气说”、陆机、钟嵘的“感物说”和“天人合一”的诗学思想捏合在一起,他认为,诗人创作的冲动与意向,是秉承大道之“一气”,感于万物并通过万物体现出来。范仲淹的“与时消息”则继承了刘勰的“为情而文”观和白居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主张,把政治教化和为情造文有机结合起来,范仲淹批判宋初诗坛的盲目模仿之风和无病呻吟之态,主张诗歌创作要忠于生活现实,符合时事,不为空言。
范仲淹诗歌存世305首,内容非常广泛,或言志感怀,抒写伟大的政治抱负;或关注民生,抒发忧国忧民的情怀;或纪游山水,歌颂祖国大好河山;或咏物寄兴,展现自己的人格操守。诗意淳语真,艺术手法多样,以清为美的特点尤为突出,以文为诗、议论化的倾向非常明显,同时注意白描手法和叠字的运用,与当时的白体、晚唐体及西昆体相比,呈现出迥然不同的面貌,成为宋初诗歌由唐音向宋调转变的重要一环。
范仲淹词作存世共五首,虽然数量较少,但首首脍炙人口,在宋词的发展中起着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北宋建国至宋仁宗,生活享乐渐成风尚,以艳情为主要创作话题的歌词亦趋向繁荣。范仲淹于仁宗年间登上词坛,其词作内容和风格丰富多样,有直接写艳情者,也有跳出艳情之外者,正是过渡时期遗留下来的深刻痕迹。
《渔家傲·秋思》一词,反映了边塞生活的艰苦,表达了作者反对入侵、巩固边防的决心和意愿,同时还表现出外患未除、功业未建、久戍边地、士兵思乡等复杂矛盾的心情。在范仲淹之前,很少有人用词这一新的诗体形式来描写边塞生活,唐人韦应物的《调笑令·胡马》虽有“边草无穷日暮”之句,但没有展开,且缺乏真实的生活基础,因而,范词实际上是边塞词的首创。不仅如此,这首词的内容和风格还直接影响到宋代豪放词和爱国词的创作,为词世界开辟了崭新的审美境界,也开启了宋词贴近社会生活和现实人生的创作方向。《剔银灯·与欧阳公席上分题》和《定风波·自前二府镇穰下营百花洲亲制》两词,读史、咏风景,题材宽泛,与艳情无关,与北宋前期词坛的创作风格合拍,表现了从晚唐五代至北宋前期歌坛衰变的一个过程。
范仲淹的艳情之作,如《苏幕遮·怀旧》《御街行·秋日怀旧》,总是写出一种宏大的时空背景,与同时代其他词人“小园香径”“庭院深深”的狭深环境迥然不同。而沉挚真切、婉丽动人的风格,也极大地改变了宋人的创作观念,引导着词坛创作风气的转移,对后世词坛产生着深刻影响。
《岳阳楼记》今犹在
范仲淹善书。黄庭坚《山谷题跋》中云:“范文正公书落笔痛快沉著,极近晋宋人书。”又云:“范文正公书《伯夷颂》极得前人笔意,盖正书易俗,而小楷难于清劲有精神。朱长文《续书断》谓范仲淹晚年学王羲之《乐毅论》,亦一代之墨宝也。明唐锦《龙江梦余录》评范仲淹书极端劲秀丽,无毫鋩纵逸之态。清高士奇也称范仲淹书法“挺劲秀特,肖其为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