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高的寿槐
——曹寿槐先生《人生自述》序
曹寿槐先生今年已87岁高龄了，书法界的同仁像他这么大的年龄，健笔如飞写得一手闪耀着古朴光芒的作品者已不多见。除身体素质外，我以为与他的艺术修养蕰深植厚有关，熟能生巧，巧中见功，虽年已耄耋，大笔一挥便见神采，不会因年龄问题而掉链子。这就是曹寿槐。
就是在先生87岁这个当口，他所写的回忆录《人生自述》杀青定稿，先生嘱我为他的这部约40万字煌煌佳构作序。论资格，我实在不能承担这一重任，论年龄，先生是我的长辈。他一生像一条航船，飘洋过海，经过不少惊涛骇浪，险滩暗礁，只到晚年，才迎来风平浪静，丽日中天的时光，他这丰富的人生经历，应该有一位老水手给他作序才更为合适。以书法论，先生是书法大家，而我是书法门外之人，他的回忆录由那些大智慧大学问的精通诗词墨客书家作序方能企及。著书者与作序者皆为渊博和睿智之人，二者互相渗透，互为羽翼，浑然一体，如影随形。作起序来，嬉笑怒骂，桂冠荣名，一律处之泰然。笔到之处，皆进得去，出得来，提得起，放得下，升堂入室，揽精准奇绝语句入其襟抱，神而化之，不蹈常规，绝傍前人。作序者也因站得高，望得远，看透，撒得开，明辩深思，洞达世情，写出一个活脱脱真实的曹寿槐来。
而我无力胜任，也没有资格。
因此，莫名地产生一种“忧天将压，避地无之”的恐惧，惆怅累日。
但他依旧菩萨低眉，拈花微笑，再三示意由我执笔，不要谦辞，不必逃役。
著名书法家 曹寿槐先生
承蒙先生不弃，我只好应承担当了。这自然与我们多年的交集有关。在流金岁月中，我与先生笃于风谊，非亲非故之间，也不免有些旧情牵挂。
我与之交集，是先认识了先生的书法，于后认识了先生。冬去春来，虽面晤屈指可数，但我们之间电话中、信件里时有存问，互为关念备至。几年前，当《人生自述》的初稿完成后，他由湖州寄来，让我先读为快。遵他之嘱，我作为“坛下人”，游移于文字之间，抛心掏肺地提了一些意见与想法。如此等等，也许过早地创造了作序的基础和条件吧；而先生不怕贻笑大方又徒然唐突高明地看上我。鉴于此，我只好硬着头皮也不管它世路风云，人生修养，艺术根基了，便什么也没准备就动起笔来。
曹寿槐先生 书法作品
二
我与曹先生的结识源于一个“缘”字。
古人说：“尽人事而听天命。”做事也罢，做人也罢，首先要“尽人事”，否则馅饼不会自己从天上落到你的嘴里。但必须“听天命”。人世间，波诡云谲，因果错综。只能做到“尽人事听天命”，该结交的朋友才能结交，该办成的事情才能办成。
2006年春，是一个万物萌生的日子，当时，我作为一家报纸的社长和总编到文艺部主任办公室谈事情，这位主任的桌案上放着一本美术杂志《东方美术》，上面刊发曹寿槐先生几幅书法作品。我仔细观之，先生的书法好生了得，见真功，有真气，有真意，有真趣，不仅有高古堂皇之气，还有许多平民化、生活化的品性。于是，我产生了一种探究它的书法形式边际到底有多宽，它的艺术内涵承载能力到底有多大的想法。
就是这几幅作品推开了一扇远望千里的大门。让我认识了作品，认识了先生，并在这个春天里种植下莫逆之交的友情。
之后，我写了一篇题为《书法大家曹寿槐》的文章。我这样写道：“先生入书法之门，就直奔郑板桥而去，这不仅是个性和爱好的使然，更重要的是他过早地确定了他所追求的艺术战略目标，这种选择无疑成就了他艺术的大跨越。虽然他学板桥，被其父称之为‘误入魔道’，斥而止之。但曹先生作品中的板桥之味、之趣，并没有淡去。我想，这可能与他和郑板桥类似的命运有关。20世纪50年代，正当他人生风华正茂之时，以莫须有之罪，将他划为右派，打入另册。然先生不坠青云之志，书画营生，发愤自雄，不与人争，而自以心竞，毫不气馁地走着一条不衫不履、豁达乐观、坚毅不屈的艺术道路。这期间，曹先生的作品，自然是心之平所致，自然是心之愤所致。从这个意义讲，他和郑板桥一样在不平的人生道路上走着属于自己的艺术道路，他也和郑板桥一样继承了我国艺术论中‘发愤著书’和‘穷而后工’的传统，揭示其艺术创作的本质。”
论及他的书法艺术，我写道：
曹先生是惯用“通融性技法“的高手。我们知道，中国书法对传统文化的依附关系是世界上任何艺术无法比拟的，离开传统，就失去了书法艺术的生命。曹先生对传统的研习极为广泛，他的《古文四篇行书帖》，有钟、王风韵，同时又将真、草、隶、行笔意熔为一炉。他的书帖绝不是临池的一种摹写，而是取象去形的创作。作品的字里行间都有篆法隶书遗韵且又真率趣味。其笔力遒劲沉着，结体严整隽永，随意挥洒，意趣盎然，显示了一路起来的艺术足迹。《曹寿槐书法册》中那幅书写毛泽东《清平乐·六盘山》的作品，又颇像沈曾植的笔意与费新我笔意的杂交融合。从作品层面分析，此作品碑帖兼融，并以自己的博识与创造力为之躬践力行。时用侧锋，时用中锋，翻覆盘旋，如游龙舞凤，奇趣横生。
在此之前，报刊杂志鲜有评论曹先生的书法文章，所以，他对我这篇拙文看得很重。文章见报不久，先生来京，我们或伫立闲谈，或茶室小坐，就书法的雅俗问题，市场的热冷问题，艺术的高低问题，收藏的选择问题，进行了广泛的交流。当下，书法艺术，的确已成为书家的一种谋生手段。这种状态，本身就是一幅意蕴丰富的世相图。大大小小的书家，尽情地力所能及地声嘶力竭地表演，作品琳琅满目，但又有几人真正在创造艺术？又能给历史留下多少价值连城的旷世奇珍。但是，精品也罢，糟粕也罢，却异乎寻常地记载着真正的书家和假冒伪劣书家的成功与荣誉。不少人除赚得虚名之外，又有多少书家积年虔修，得成正果？收藏艺术品的藏家累千上万，不计其数，有几人真正对艺术倾心折节，欣幸自己开了眼界，拒俗品于眼外，收高品于手中呢？艺术圈子有如现在的官场，有投机钻营者，捞得个书协主席、理事之名；有忽悠吹牛者，捞得个雄厚资产。但还有不少人铁杵磨成针，练就一手绝活，不幸命运坎坷，只落得游走江湖，卖艺疗饥。虽长年研磨翰海，但他们因是体制外之人，距主席、距理事、距卖价距离之远，判若天渊。也许就是这样一批人，才能像西天取经一样，以对艺术的虔诚和追求，经受住了无穷无尽的磨难而百折不回。有的甚至长年饥寒交迫，一贫如洗，高洁的精神不被理解，精妙的艺术不受重视，兀兀穷年，其志不伸，其名不彰，但一点他们绝不会放弃，那就是追求精神的崇高完美，让艺术使生命增值。
我想，曹寿槐先生大概就是属于此类人物中的一员。或者说，因有艺术真功夫，他是这支庞大队伍中的幸运者，或待遇优厚者。
我想，作为一个泱泱大国，对艺术的重视，不能只盯在庙堂中的艺术家们，能不能把眼光投放到江湖之远？能不能关注生活在底层的艺术草民？谁敢说，在他们这些无地位的艺术家之中，就不能出现做木匠的“齐白石”，走江湖的“张大千”呢？我常和曹先生开玩笑说：你是不是书法名家和大家，已经不是你个人因素，而是社会与时代责任。
艺术就是艺术，不应以地位、职务、体制内和体制外来划分等级，这样，艺术才能真正成为艺术。如果把现行的审美评判推及古人，不是美协领导的“八大”，就该被边缘化吗？当和尚的弘一法师，书法就不是艺术吗？
我想，在一个高喊文化强国的国度里，能否不要因为艺术家的身份与地位，把艺术分为三、六、九等，让所有艺术家第一追求的是艺术，第二追求的是艺术，第三追求的还是艺术。不要在光辉的艺术创作后面，蕴藏着这样或那样人为的、政策的、黑暗的背景。
曹寿槐先生
三
我曾说曹寿槐是当今书法大家中一位。
如果此言过分了，我想他也应该是名副其实的名家。
若不是这样，他就对不起长于斯、养于斯湖州的那片土地。被誉为“天堂中央”的浙江湖州，是中国出书画家最多的地方。据文献记载：中国二十四史最早立传的画家，创造了“画龙点睛”典故的画家，中国士大夫画派的开创者，海上画派的创始人等等，皆出自湖州。书画界人士认为，中国书画史有半部是湖州人写就。
湖州的书画家，有些不是用大家和名家的头衔所能够概括与表达的，他们中有许多是开宗立派的人物。如元代赵孟頫，被后人尊为中国文人画的始祖；如近代吴昌硕，成为海派宗师，对齐白石产生巨大影响，且又是当代国画大师潘天寿的老师。书法大师沈尹默、费新我也是湖州人，费新我的《草原图》长卷被丰子恺誉为内蒙古的《清明上河图》，其书法作品曾馈赠日本政府和美国前总统卡特。日本、新加坡等国媒体称其为“墨仙”、“书坛李白”。
居“文房四宝”之首位的湖笔出自湖州。自古以来就以“湖颖之技甲天下”而闻名于世。其神韵数千年不减，一直是中华民族的骄傲。我常想，湖州人为什么画画得这么好，字写得这么好？如果他们画得不好，字写得不好，他们就对不起湖笔。也许因为湖州人爱画画，爱写字，才产生了湖笔。湖笔与湖州人的字画是相依相存的，字画促进提升了湖笔，而湖笔也提升了字画的品味。湖州书画家手中湖笔的意义与作用，不仅仅在于他们写了什么，画了什么。它的重大意义还在于当湖州的书画家擎起湖笔的时候，像擎起一面猎猎战旗，中华民族的书画家们在这面战旗的引领下，书写了伟大辉煌不朽的书画长卷。湖笔是一面旗帜，而湖州的书画家的则是中华文化群山中的昆仑与泰山，他们的引领与示范作用绝不能小视。
曹寿槐不是湖州人，而是生于紧邻湖州安吉的安徽广德。不是命运的捉弄，而是上帝的安排，偏偏让他离开广德而移居安吉，成为近代书画大师吴昌硕的近邻。屈指盘算，湖州在当代，除沈尹默、费新我外，能扛起书法大旗的能有几人？而沈尹默、费新我早年移居上海与苏州，湖州仅是他们的故乡，许多不甚了解费新我的人，总说“苏州费新我”，而“不说湖州费新我”。即便把他列进湖州的书法大家之内，那么费先生身后，湖州的书家总该有一个书法的擎旗人吧。我对湖州书法发展的全貌不甚了解，据目前对湖州书法整体形势判断，曹寿槐作为湖州书法的扛鼎人物是当之无愧的。
感谢上帝的安排，由于曹先生的出现，湖州书法星座上又有一颗星辰闪耀出耀眼的光芒，其光束穿透湖州的大地，时强时暗地辐射到中华大地的各个角落，这对于当过老师，当过右派，当过农民，劳教过的曹寿槐来说，是非常不易的。中国虽大，有几个身居农村小镇的乡人，其书法的艺术之光能辉耀在民族书法的星空呢？须知，他的地位，他的身份被这个时代铆钉在底层弱势的点位上，要使自己的书法艺术在这个浩荡着权威和势利的时代产生一定的影响，他要比那些身处高位的书家要付出数倍的努力方可致达。不知是曹寿槐为湖州争了光，还是湖州成就了曹寿槐。
总之，曹先生和湖州结缘，和安吉结缘他才像是一个书法家的样子，他才能确立一个宏伟的指标性的目标。湖州既培育了大批本土英才，又成就和吸引了大批客藉人才。陆羽、吴承恩、张志和、苏东坡、颜真卿等天才大家、文豪学士都曾长期寓居湖州，受当地人文山水的熏染，创作出无数鸿篇佳构。苏东坡在其《墨妙亭记》中曾这样赞誉湖州：“汉唐以来，簪冠之胜，敌天下三分之一。”有人评价“湖州人才半天下”，虽然有些夸张，但起码说明湖州这个地方是人杰地灵，钟灵疏秀之地。
曹寿槐走上这方土地，自然受到这方水土的影响。湖州自古有“崇文尚教，耕读相兼”的人文风气。深厚的人文积淀，必然导致他对精神享受的追求，进而形成了他目标性的人生观。曹先生曾经说过，湖州的文脉传承犹如一条长河，水不在深，有龙则灵。这条长河上不是活跃着一条龙，而是无数条龙。那一条龙，都是闻名于世的文化巨龙。既便是文革时期，湖州书画之传统文脉都没有被切断。在安吉偏僻的小镇上，许多店铺的招牌不是取自赵孟頫的书法，就是取自吴昌硕的书法。20世纪五六十年代，湖州不识字的农民在扁担上也要刻上花鸟鱼虫，农村小孩的衣帽上都有绣花。文化大革命时期，农村乡镇的墙上到处皆是现代京剧的宣传画。凡此种种，可见湖州人的艺术素质和对艺术的珍爱。这既是一种人文，又是人文昌盛的基础。有艺术志向的曹先生，当他把生命的根须植于安吉那片土地时，他从吴昌硕、沈尹默、费新我等身上窥其到艺术的堂奥。可以说，中国书画的精要，在他的身上，在他的笔下，体现得淋漓尽致。当然，他要学的不仅是吴昌硕、沈尹默和费新我，他从他们身上看到的是一种前进的路径，是一种攀高的身影，是一种天时、地利的机缘。他们成功中的每一个故事，对曹寿槐而言都有胜读十年书之感。从此，曹寿槐徜徉于传统的书法的探究与学习中，他神交二王，追摹欧颜柳赵，精心研究板桥，他悉心揣摩古人之笔墨意蕴与风神气象，体会古人作书之心境胸臆与放笔抒写之疾迅舒缓，体验其用笔之情态神趣。李泽厚先生关于对艺术的审美曾提出美和崇高的观点。曹先生的书法，我以为是不能用美来形容，美给人的感受是比较和谐、优雅、平静的。用崇高来形容曹先生的书法则更为贴切。崇高给人的感受通常是激烈的震荡的，带有更多的冲突斗争的心理特征，它常常以人为不习惯，不熟悉，给人以奇特而让人们为之一振，彻底违反与背离了甜俗、柔软、光滑和流美，以造成对感觉知觉的强烈刺激。因它的陌生，不熟悉，让你瞬间达到认可和佩服。
这就是我第一眼所看到的曹先生的书法。
曹寿槐先生 书法作品
四
湖州人文甲天下，这里有十分罕见的人文思想和人文精神，它兼收并蓄又束放适度，成为中西文化整合得最为恰到好处的地区之一，形成了湖州人文气、灵气、大气、和气、豪气的性格。这从曹先生身上得到证明。因友情之故，我曾3次去湖州安吉曹先生的寓所，或相挽于山林，或把盏于家舍，深深感知生活中的曹寿槐儒雅平和，性格爽朗直率，不矫饰，不矜持，于淡然中传递出浓郁的艺术家气质。一旦谈论起国情国是，人生哲学，艺术历史，他的才思就如大江之水，滔滔不绝，奔涌而来。人们说，唐人以天下为花园，清人以花园为天下。我以为曹先生既是以天下为家园者，又是以家园为天下者。作为艺术家，他的足迹遍布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不少国家留下他的足迹。每游历一些地方，他都留心看看，认真记记，用心体味，记风土人情，说朋友轶事，有滋有味，有情有意。哪怕是一丛竹子，几束芭蕉，几片绿篱，落入笔下，皆顿生诗意。当别人把他看成是书法家的时候，却忽略了他“作家”和“哲人”的身份。读他的《人生自述》，我可以说，他确是一位没加入作协的作家，读他的《草根谭》，我可以说，他确是研究社会的一位哲人。寿槐先生有着古人高逸清静的气质。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和逆境，他绝不会怨天忧人。他认为人的可贵之处在于：逆境不倒志，顺境不颠狂，逆境时多看看曙光，顺境时多看看阴霾，随时做好成功与失败的两手准备。他认为，“难得糊涂”和“吃亏是福”都是至理名言。可是，求他写“难得糊涂”的人很多，没有一个人求他写“吃亏是福”。已经写好了的“吃亏是福”的横幅，送也送不出去。他明白一个道理，大家“怕吃亏，装糊涂”。在安吉僻静的的小镇，依傍溪水和美不胜收的桃花源，曹寿槐先生远离了城市的红尘喧嚣，内心回归于宁静、平和，时时体会到天人合一的境界，一张书案，一架香书，一卷素纸，一砚浓墨，其乐无穷。
曹寿槐和孙女
但是他的心时常游走在天下的花园和不平静的社会中。他说，有些人“套话”听惯了，听不到“套话”就很不舒服。“套话”已经成为人们生活和工作的一部分。他还说：有些人，一天到晚把“实事求是”挂在嘴上，当别人真的去“实事求是”时，他马上就会翻脸。他还说：假如把天下背后讲的坏话都记录下来，其中许多话肯定是一部治国的经典。他还说：一个政府，没有认真走群众路线，真心实意倾听人民群众的意见和建议，必定会出现危机。他的这些话，远远超出了艺术的范畴，而是向治国者的谏言，向理政者的献策。一个赤子的胸襟是如此博大而坦实。我在先生另一部著作《草根谭》的序言中曾写下这样的文字：先生笔下流出的文字，不是轻描淡写的应付文字，它送给读者的是一种震撼心灵的感受力。读者可以在熟悉中发现陌生，在腐朽中洞察新生，在沉默中说出世界的意义。他笔下的文字，绝不是课堂上的说教，而是他生命的历练，人格力量的外化，从心底吐出的心声。他笔下的文字，给人们提供一种参照：无论你是艺术之外的社会人，还是从事书法的艺术人，都要解决一个“做人”的问题，都要解决自己的人格文化。时时提示各种各样的人，在这个世界平面上还一个更高的存在，一个更高的目标，有一种现实理想之上的理想。要实现这一切，必须不断改造自己的人格，丰富自己的文化，升华自己的道德，创新自己的行为。但是，写到这里，我突然觉得不应该把那些指点江山的激扬文字再塞到这篇拙文中了。先生已是九旬老人，早已修成了“无可无不可”的境界，他原本就是乡人，将来必以乡人的身分而隐入乡土。江湖之远的草民之言，再有价值能否送达到庙堂之中，即便送达，人家听不听？人微言轻，这是千年不变的价值主题。所以本文作结时，我衷心地祝愿曹老将乡土与家庭作为立足的实地，把天下当健身房吧，把乡里当成小天下吧。洗洗白云，挽挽清风，拂拂竹林，走走溪水，心静耳也静，把身体一切皆抛身外，吟诗于山林泉间，与亲人尽享天伦之乐，既无俯仰之忧劳，亦无生活之困顿。如果老天照应，活过一百，再奔一百二，走在路上的他成为一株高高的“寿槐”，走在路上的书艺，也不断精进，达到人书俱臻当可期矣。
2016年5月28日完稿于北京素心山坊
朱海燕，安徽利辛人，1976年入伍，在铁道兵七师任战士、排长、副指导员、师政治部文化干事。1983年调《铁道兵》报，1984年2月调《人民铁道》报，任记者、首席记者、主任记者。1998年任《中国铁道建筑报》总编辑、社长兼总编辑，高级记者。2010年3月调铁道部工程管理中心任正局级副主任，专司铁路建设报告文学的写作。第六届范长江新闻奖获奖者，是全国宣传系统“四个一批”人才，中国新闻出版界领军人物，中央直接掌握和联系的高级专家。八次获中国新闻奖，九十多次获省部级新闻一、二等奖，长篇报告文学《北方有战火》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出版各类作品集四十部，总字数2000万字。享受国务院津贴待遇，系中国作协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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