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牧

黑色幽默与剩余快感

论王方晨《花局》中的主体性困境

来源：《文学理论与批评》

王方晨黑色幽默长篇小说《花局》，与他的《老实街》一样，也是由一系列中短篇小说连缀而成的，但不同的是，《老实街》聚焦于一座富有历史感的城市，而《花局》转向了一家充满权力隐喻色彩的单位。这就让王方晨从密集的“地方性知识”中逃逸出来，深入到社会的权力机制和人性的暗黑世界。

试图将这家名为“花局”的单位作为故事发生的背景，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就已超越了它的现实指涉。“花局”并不见录于当下的行政体系，它的行政职能也只是到了最后一章，才给我们望文生义的理解提供了一些佐证，而其他章节，则主要是在平庸乏味的机关生活之外，象征性地讽喻了权力的骄纵和个人的怯弱。

没有谁能摆脱权力的控制，而正是无所不在的权力，让个人在体制化的生存中既狂妄又卑怯，既任性又安分，既霸道又心虚，既自我又顺从。

所以，按照刘亮程的说法，“局内每个人都深处在巨大的焦虑中，每个人都是对他人无情的围攻，每个人都在寻求着自己的仓皇之路”，就被视为理解这篇小说的最佳路径而印在扉页上[1]。

正基于此，张元珂把解读的重点，放在人在“局”中的困厄、压抑和荒诞处境[2]，张艳梅也据此指出，“花局”是隐喻和缩影，“是局部的社会与人生，也是整体的荒诞和反讽”[3]。

像这样的现代性主题，似决定了这部小说的观念性表达常常超过生活表象的呈现。花局是否跟一个城市的花卉经营有关不再重要了，重要的是它所象征的权力关系，以及在更普遍意义上它与现代人无以逃脱的境遇之间的联系。

正因为致力于这些象征意味的挖掘，王方晨并不追求细碎的描摹，而更偏爱夸张、变形与反讽的技艺，于重重悬疑和无尽荒诞中，制造黑色幽默的效果，而又于诸多滑稽可笑的悖论处境里，让我们体味到花局里各式人物，在欲望和权力的撕扯下，深陷主体分裂的困境，无以形成清晰的自我意识。

一、“自我”的幻象与“抵抗”的难题

在《花局》的第一部分中，围绕单位的植树活动设计了一系列情节冲突。从中我们不难发现，花局所在的地方，应是北方一座小城，而故事发生的时间，大抵在2000年前后。

相比于如今甚嚣尘上的雾霾恐慌，那时候人们谈论更多的是气候变暖、水土流失、土壤沙化而带来的沙尘暴，所以，每年春天的植树造林，就成了机关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活动。

植树造林与机关单位的分属领域和行政职能无关，而是一项从上到下的制度性安排。在漫长的皇权时代，勤政的天子总是按照节气时令而参加一些农事活动，其中的仪式感和象征性，就超越了这些农事活动本身，而带有了浓重的权力宣示意味。

这由来已久的传统，被创造性地转换在政府主导的植树造林活动中，而在这中间，防范沙尘暴、改善空气质量、美化环境等科学话语，又给上行下效的权力运作提供了合理性的说辞。从这个意义上，花局每年组织的植树活动并非计划外的自选动作，而是服从和服务于国家综合治理的大局。

这时候，处在权力金字塔顶端的仪式感，就已经让位于基层单位的例行公事，但这中间的权力规训意图，却实实在在地落到花局每个员工的头上。所以，当得知花局员工陈志生竟在长达13年的时间里一次都没参加过植树活动时，古泊生禁不住大发雷霆。

“他妈妈的怎么得了”，作为一局之长像这样出口成“脏”，台面上的理由不外乎“植树造林，美化环境，惠及子孙”，但究其实际，却是这种“不服从组织安排”冒犯了其作为基层领导的权威罢了[4]。

办公室主任柴会卡之所以也对此表现出极大愤怒，则一方面是因为逢迎领导，替领导分忧，急局长之所急，怒局长之所怒，而另一方面，更多是因为当他跟大伙一样乖乖听话时，陈志生的独立特行，就不仅是对领导的冒犯、对权力的蔑视，对从众的拒绝，对本职工作之外附加劳动的抵触，而且让他也觉得失去了颜面。

给冒犯者穿小鞋，是机关生活中司空见惯的现象。因为陈志生不参加植树活动，古泊生最初的反应也是“我看精简机构就得从这种目无法纪的人开刀”[5]。

像精简机构这样的国家大政方针，其初衷当然是为了整治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的痼疾，按道理，被“精简”的应是滥竽充数的无德无才之辈，但在现实中，像古泊生这样掌握执行权的基层领导，往往将之视为规训、打击、恐吓甚至报复下属的工具。

对此，洞察世情的王方晨当然是了解的，但他的叙事并没有按照官场小说的套路，铺排种种打击报复的细节，给人提供厚黑的启示，而是设计了一个迂回的路线，让古泊生兴师动众，特地在植树节后另行组织了一次植树活动，不仅给参与者准备了丰厚的礼品，而且吸引了本城电视台的到场采访。

有关这次植树活动，古泊生的设想，或是给陈志生一个难堪，这尽管不免给人小题大做的感觉，而王方晨却借此给本城电视台的美女主持人施小婕一个出场的机会。

在施小婕的现场采访中，古泊生掉书袋子一般地大肆宣扬植树节的价值和意义，将其上升为“我们栽下一棵树，就是献出我们对地球的一份爱，一份责任心，这也是对我们自己、对人类的关怀和尊重”[6]，如此一来，陈志生不参加植树，就似乎与整个人类与地球为敌了。

像这样煞有介事地搬弄科技和宣传话语中的陈词滥调，实在是基层官员的惯用伎俩。他们往往以政治上绝对正确的言辞，替自己种种见不得光的行为做掩护。

所以，古泊生这看似不及物的浮夸语言，仿佛让我们远离了人物形象塑造中的现实主义原则，但其实正是这样的对于官样套话的滑稽模仿，让我们注意到了“镶嵌在活的东西中的某种机械刻板的东西”[7]，不得不一再地阅读的十字路口停顿下来，认真琢磨一下古泊生那些官样套话和他的真实意图之间的错位，结果就让貌似严肃崇高的一切变得荒谬、可笑和怪诞了。

阿甘本曾对滑稽模仿进行过一番深入讨论。

在阿甘本看来，西方文学中的滑稽模仿来自一个古老的修辞传统。古希腊史诗的吟咏者出于对游戏的喜爱以及为了刺激听众，经常反转并颠覆之前的一切，“在严肃的论述之外，插入了其他荒谬的事物”，而就此，阿甘本提出古希腊史诗中的颂歌片段确立了滑稽模仿的两个总体特征，“对先在模型的依赖——这种模型作为结果被从严肃的东西转变为滑稽的东西，以及对形式元素的保留——新的、不对称的内容，被引进以往的形式元素中”[8]。

古泊生搬弄的有关植树造林的说辞，字面上所具有的崇高价值就充当了阿甘本所谓的“先在模型”。

我们当然可以对之进行正面的理解，视其为“严肃的论述”，但在此之前，古泊生对陈志生大光其火，并声言给他点颜色看看，所以，此番大张旗鼓地组织植树活动，虽在方式上似乎有些匪夷所思，但在目的上，就毫无疑问带有警告或惩戒的意味，而一旦这样的警告或惩戒意味羼杂其中，“新的、不对称的内容，被引进以往的形式元素”中，“严肃的东西”就转变为“滑稽的东西”。

因此植树造林的崇高价值与官僚权威的宣示相混杂，其崇高价值就被无情地解构了。在植树造林活动的现场，古泊生或者还在为自己的表演所感染、所激动、所振奋，但王方晨却悄无声息地给这些陈词滥调赋予了滑稽的气息，在世故的读者中引起压抑不住的笑声。

然而奇怪的是，“经验丰富”而又“美丽动人”的主持人施小婕竟禁不住为之动容，而且除了自己感动莫名之外，还自以为这感动会在陈志生那里获得共鸣，竟至在心底萌生一个“落后变先进”的“新奇创意”，到陈志生的家里来采访了。

施小婕所预想的转变并没如期而至。但经这么一番折腾，陈志生不但在全市出了名，而且跟施小婕暗通款曲。办公室主任柴会卡对此万分不解，并由此愤愤不平，于是利用职务之便，想尽办法敲打陈志生，其中的执着与韧性，已远超过为领导分忧的地步。

其实陈志生除了不植树，并没在什么地方得罪过他，而况这“出名”，也不是出什么好名。所以，不植树而出名，其实并非柴会卡嫉恨的原因，问题应是出在陈志生跟大伙的梦中情人施小婕的眉来眼去。

如果不是这一点，陈志生在柴会卡那里最多就是一个笑话，而施小婕的介入，却让他心理极端不舒服起来。但他要在心理层面上合理化这种不舒服，却只能从陈志生所不当有的名声上下手，在古泊生的跟前煽风点火。

“找个茬儿把他开除了算了，”柴会卡说，“我们局的好声誉全让他给败坏了”[9]。

然而这也是陈志生咎由自取，他应知道，作为一名体制内员工，背负这样的名声，基本上断绝了升迁之路。所以，就有其他局的领导，如古泊生朋友圈中的张玉华，要把陈志生调过去，但并非委以重任，而是准备“耗死他”[10]。这或真是替朋友分忧，但更多带有玩笑成分，而这玩笑其实非常阴毒，有意给古泊生指明一个整治不服管教者的办法。

借这阴损人物之口，王方晨揭示了基层权力运作中的残酷面向。柴会卡作为花局办公室主任就深得这一真传，他似乎从内心里已把自己当做局长的后备人选，而对付陈志生，竟成了他尚未可期的局长任上的头等大事。

王方晨入木三分地刻画了这样一种机关单位中屑小之人的丑恶嘴脸。但可惜的是，所能为算计陈志生而设计的手段，却都很难称得上高明。

这或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故事情节的生动性，但从另一个方面，却也让我们见识到了权势者的愚蠢。比如，参加植树的花局职工都能领到一份福利，这当然是基层单位组织活动时调动积极性的惯用手法，而柴会卡借以捉弄陈志生的，就是他不但建议“应该如数发给陈志生”，还通知他到财务处领取额外的植树补贴[11]。

在柴会卡的设想里，陈志生应该是“没脸”领这些福利和补贴的，所以，他刻意提升福利的档次，以此把陈志生置于尴尬的境地，让陈志生领这些福利不是（他毕竟没参与植树活动），不领也不自在（从小说的叙事来看，它们还是有很大诱惑力的）。

像这种旨在让人拒绝的提议，被齐泽克视为“空洞的符号性姿态”，在他看来，“那空洞的姿态提供的是一次选择的机会，然而选择的对象却是不可能的，是注定不会发生的”[12]。不但是柴会卡，就是花局其他职工，也不希望陈志生领取这份与植树活动有关的福利，他们共享的观念是，陈志生若领了福利，就变相地损害了他们的利益。

这正是柴会卡借以奚落陈志生的心理依据：想要看陈志生的笑话，总是需要大家的捧场。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陈志生像拒绝植树活动一样对于这提议断然拒绝，柴会卡很大程度上会自取其辱的。当然，自以为大权在握的任性，却可能让他缺乏这方面的自觉，他更想要的结果，应是陈志生婉拒他的提议而他假装不得已收回成命，从而获得心理上的优胜感。

这一来，作为花局办公室主任的柴会卡替领导分忧，替自己出气，也替全局员工抱不平，在没付出任何物质性代价的情况下，让陈志生为拒绝参加植树活动背负上沉重的心理负担。

此间我们所看到的，就是齐泽克所谓的“纯粹性的符号交换”。柴会卡和陈志生在花局的权力格局中所处的不对等地位，显然是保障这一“符号性交换”的前提，但也不否认齐泽克所谓社会文化系统中的“公共符号秩序”以及与之相关的幻想机制在其中发挥了作用。

在这样的幻想机制下，我们经常看似具有选择的自由，但却被要求完全出于自己的选择，“自由地接受强加于我们的一切”[13]。像这样必须接受的“自由选择”，就与齐泽克所谓“空洞的符号性姿态”有着紧密的联系。

但事实却不仅如此。如果没有绝对的权力在背后加持，“纯粹性的符号交换”其实是非常脆弱的。

很多情况下，我们之所以貌似自由地接受了强加给我们的选择，就是因为现实的某种权力机制在暗中发挥作用，也就是，自由的幻象在很大程度上遮蔽了权力的运作机制，并因此而成为权力机制的一部分。

要不然，如果这旨在让人拒绝的提议被意外地接受了，虽然也会像齐泽克所指出的那样，它会导致“附着于社会秩序上的自由表象”的崩溃[14]，但在王方晨的笔下，其结果却未必就是“灾难性”的，而是变成一出具有黑色幽默色彩的滑稽剧。

既如陈志生而言，他没能服从于“公共符号秩序”中的幻想机制，拒绝柴会卡那“意在让别人拒绝的提议”，“不但将那些福利品如数拿回了家，而且从容不迫地走进财务科，领取了四十元的植树补贴”[15]。

这时候，他的确是将自己置于众矢之的的境地，花局上上下下几乎所有参与植树活动的职工都可能成为他的敌人，然而这对于陈志生来说，实在算不上“灾难性”的后果，因为在机关化的生存中，他原先那些拒绝植树的“抵抗性姿态”就已断送了前程，此番“脸皮再厚”，也不过给人一种跳梁小丑的感觉。

所以柴会卡气急败坏，牙齿恨得痒痒地嚷嚷“想不到竟还有这么脸皮厚的人”[16]，但他一个办公室主任，并不具备对于花局职工的绝对控制权，所以他所能做的就是闯进古泊生办公室，挟宠而骄，由着性子喋喋不休而又语无伦次地抱怨一番。

尽管王方晨力图让古泊生对这一切表现得胸有成竹，似乎完全没超出他控制之外，但事实证明，我们根本无法知道他究竟想要的是什么。

要知道，作为办公室主任的柴会卡按说最能把握古泊生的心思，而当他几次三番出主意来教训陈志生，尽管有些主意不免小儿科，但如果主仆精诚合作，即便陈志生全市出名，又有美女加持，也一定够他喝一壶的。在小说的第二章中，他们两个一唱一和，以“形势教育”的方式，让全局职工在绿化问题上“深挖思想根源”，就把弄虚作假的宁小虎弄得心神不宁。

然而在对付陈志生的问题上，古泊生却一再进退失据。对于柴会卡这狗腿子的抱怨，古泊生就笑他“大惊小怪”，而对于陈志生将要被提拔为科长的传言，先不置可否，而最后竟以民意为借口，莫名其妙地任命其为“植树造林办公室主任”[17]。

从古泊生与柴会卡狼狈为奸的笑声中，我们不妨以为这里隐藏着什么阴谋，或最少也应包含恶作剧的意味。但他们竟然全都没能料到，陈志生会对于“植树造林办主任”表现出那么高的热忱，而更让他们想不到的是，美女主持施小婕竟也念念不忘那个“落后变先进”的采访创意。

她虔敬地相信陈志生一定会有转变的一天。陈志生抗拒植树造林活动，却欣然接受植树造林办主任的任命，其中权力的规训意味是显而易见的，而施小婕“明天我来安排做一个节目”的急切及其对“国家新闻奖”的幻梦[18]，更让我们意识到，正是隐藏在内心深处的欲望，托起了意识形态大厦的基座。

作为令意识形态物质化的外在形式，电视采访的介入将有效宣传花局植树活动的意义，所以古泊生不敢怠慢，但也由此虑及先行任命跟“落后变先进”的报导逻辑冲突。

他不得不收回成命，整个事件也因此被推向荒诞的极致。这时陈志生为何“跟悬铃木斗争到底”的疑问似乎不那么重要了，而他在权力面前虚幻的反抗及其自我想象也被稀释殆尽，以至最后撂挑子，看似倔强而迷狂，但究其实际，不过一种面向虚空的歇斯底里发作罢了。

二、“小人物”：作为“他者的欲望”

陈志生是《花局》中众多小人物之一。这些小人物的共同特点，就是作为花局职工，他们普遍拥有一种公职身份。

与这一公职身份相应的收入、社保、医疗、养老等保障，已在很大程度上将他们与社会最底层拉开了距离，但这距离，在他们，却不过是人生的起始。

要知道，科层化的管理体制，决定一个人职务的高低，职权的大小，绝非虚假的身份认同，而是跟实际利益紧密挂钩的。

既获得近距离观察权力运作的机会，切身感受权力所能带来的种种好处，却总也轮不到行使权力的机会，或在很大程度上激发出一个人对权力的病态痴迷。

所以，这些在花局无职无权的小人物，在彼时困守乡间的农民或下岗分流的工人眼里，应算得上艳羡的对象，而在他们自己，却可能为了职务上的一点点升迁而倍感焦虑。

比如有个名叫上帝的花局职工，多年来的职场生活让他担心自己的名字就是一个反讽：他并不奢望自己真的无所不能，“哪怕当个副科长，也心满意足了”，而怕的是“自己以为是个人”，而在别人眼里却不过熟视无睹的影子。

为此，“上帝每天都在承受着这种惧怕的煎熬，也从未看到过出头之日”，所以，当周副局长让他给“一个局”送封信，他就以为“他的生活就从根本上得到改变，谁也不会再把他当成一个无足轻重的人看待了”[19]。

从这个意义上，我们或不难理解拒绝参加植树的陈志生，何以对“植树造林办主任”这一明显带有讽刺意味的虚衔表现出强烈的兴趣。但作为体制内的一员，陈志生在心智上却很难说是成熟的：既然那么在乎自己的提拔，像植树这样的例行公事，他大可不必那么抗拒。

即便不像花局办公室主任柴会卡一样，将这类活动作为献媚的机会，陈志生也应像宁小虎一样表现出对权力的顺从：该植树的时候还是要植树，只在上级检查存活率时耍一下小聪明，将涂画的塑料叶片粘在枯枝上弄虚作假。

虽然这一消极的抵抗最后弄巧成拙，并在古泊生和柴会卡的攻心战中摆出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姿态，但至少在最初的应付差事上，宁小虎还是深谙枪打出头鸟的道理，不想给自己惹不必要的麻烦。

正是这种心智上的不成熟状态，导致陈志生将拒绝参加植树活动理解为对某种内心原则的坚持，并在这种假定的原则之下，将顺从于权力的安排而参加集体活动，视为一件丢人现眼的事情，以为它戕害了自我，扼杀了个性，使自己陷入一种受嘲笑、遭歧视、被奴役的境地。

这当然有它的道理。植树造林之类的集体活动，本就包含了权力规训的意味，而像陈志生这样意识到屈辱并作出抗拒的姿态，倒也容易理解，但他试图将这抗拒作为实现自我认同的必要途径，并由此幻想一种来自“他者的凝视”，期待这凝视能够从积极的意义上理解他的行为，就不免显得有些幼稚了。

实际上，拉康在探讨儿童主体的建构时，曾特别注意到“主体本身所充当的客体”，认为“在与他人的认同过程的辩证关系中，我才客观化”[20]。

这里拉康所谓的“我”，就是想象界中的主体功能。齐泽克据此指出，正是幻想中“他者”的凝视建构了主体的自我意识。

借助弗洛伊德曾经提到过的小女儿吃草莓蛋糕的案例，齐泽克对此进行分析道，吃草莓蛋糕的小女孩“处在复杂的关系网络中，爸妈、姐妹、兄弟在她周围交锋，她无法明确自己对于他人而言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客体，身边的人跟她玩的游戏的性质是什么”，这时幻想就对这些疑问做出了解答，“在最基本的意义上，幻想告诉我们，我对于他人是什么”。

所以，“关键点是小姑娘在吃草莓蛋糕的时候，她注意到父母对这一景象深感满足，因此，吃蛋糕的幻想实际是小姑娘形成自我的尝试，成为父母欲望的客体”[21]。

对于吃蛋糕的小女孩而言，渴望父母之爱的她将自己视为“值得他者的欲望”，并由此形成自我意识，而作为花局一名员工，陈志生周围的人际关系建立在成人世界的游戏规则上，其中每个人都被假定具备成熟的自我意识，在这种情况下，拒绝植树活动，其实很难称得上是“本真的内心坚守”[22]，相反，他试图从别人那里确认自己作为抵抗者的身份，反将自己拉回到了童稚状态。

像陈志生这样将自我客体化，视自己为“值得他者的欲望”，貌似对权力采取了抗拒的姿态，但却更进一步证明了权力的威力：它不仅在世俗的层面上发挥作用，而且在幻想的层面捕获了人的潜意识。

就儿童主体的建构来说，不仅是吃蛋糕的小女孩注意到“父母对这一景象深感满足”，而且父母也“乐于做出深感满足的样子”。

所以，这里面涉及多重主体的互动关系，父母之爱实际在其中发挥了潜在的作用。然而，像这样的“主体间性”到了陈志生这里，就没有人愿意配合他，从他所乐于接受的角度来理解他的行为。

陈志生到最后答应参加植树，在他看来，这是为了成全施小婕，而施小婕，却只愿意从“落后变先进”的角度进行理解。

她持之以恒地联络陈志生就是为了实现这一转变。然而这一转变本身并不是她的欲望。很大程度上，她可能根本就不关心这一点。

实际上，她的欲望在于将陈志生的转变摄制成一档节目进而实现它的功利心：幻想中的国家新闻奖，就是这功利心的一种实现方式。

尽管为施小婕设置的幻想太过高远而匪夷所思，但王方晨还是尽可能让我们明白，她看起来是为陈志生的转变而开心，以为其能意识到植树的重要性，但实际上，真正令她开心的，是这一转变所可能带来的效应。

陈志生知道这跟自己没啥关系，但他愿意配合施小婕的拍摄，而在植树现场奋力挖坑、接受采访以及补录镜头等。

在自我意识中，他倾向于认为这是为爱作出的牺牲。只有在幻想领域肯定这一牺牲的崇高价值，他才能在“他者的凝视”中，确认自己作为抵抗者的身份，而不愿意在这一个有关于“转变”的叙事中，先行被扣上“落后”的帽子。

然而他这一幻想却落空了。不但施小婕没能理解他的好意，而且其他人，更倾向于给他此番转变找到世俗层面的解释：女色和职权的双重诱惑，共同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所以，一种蒙冤受屈的感觉积聚，在陈志生歇斯底里的发作中，潜意识的愿望于是明白无误地泄露出来了。

相比于陈志生刻意的抗拒，王树在权力跟前似乎只有卑微的顺从。王树虽然同为花局的职工，但他的故事与植树没有关系，而是被派驻到偏僻的胡兰村。

这胡兰村地处“严重碱化的退海之地上”，相比于城市中的机关生活，当然是条件艰苦的，但王树当初之所以乐意下乡，一方面是“组织安排”，这无疑是不可抗拒的，另一方面，也是心怀期待，以为这是“将要得到提升的信号”。

然而天长日久，幻觉消失了，“包村”就变成了像“充军发配”一样的苦役[23]。抱着流放心态在胡兰村生活了五年，王树“觉得自己就要被吹过盐碱地的阵阵咸风吹成了一条咸鱼”，而老婆国锦玲也在他的身体、相貌、气息中发现可怕变化，“哪里还是原先那位整整齐齐的机关公务员王树，地地道道一个土得掉渣的老农民”，不但“回家洗一次澡几乎能洗出半斤盐来”，就是床上的私密生活，也因为心不在焉、患得患失和失魂落魄而表现不佳，难以让她达到“狂欢的境界”：她对花局发放年货时的不满、抱怨和愤怒，很大程度上，就是由此而生的连锁反应[24]。

既然如此，想方设法调回来，就成了两口子的头等大事。但所能想到的方法，无非是逢年过节到局长家里坐坐，而不幸王树偏巧在门外听见古泊生在元旦茶话会上说，“这次过元旦不让局里的人去他家了，三百五百的东西他也看不到眼里，谁要去他家他就给拿到局里”[25]。这话并非针对王树的。但局外人的处境更刺激了王树的渴求，所以，无意间旁听到的警告让他心绪不宁，床笫之间竟不忘猜测局长的意图，但此间的长吁短叹影响了“临床发挥”，一下子把老婆给惹毛了。

正是在这里，王方晨让我们意识到，权力无孔不入，它不仅控制了公共生活，而且侵入到快感领域。

如此以来，无论徒劳地做出抗拒姿态，还是乖乖地俯首听命，花局中众多小人物都无法摆脱主体的匮乏状态：他们总在幻想领域将自己客体化，而一旦发现自己无法成为权力的欲望对象，就不可避免地陷入惴惴不安的境地。

视自己为他人的欲望，这实际上已经内化为王树心理反应结构的一部分。王树与胡兰村老百姓相处融洽，村长胡金牵就自作主张，几次三番给市委组织部门写“请功信”，希望“王组长能被接回到应该待的地方”。

这自然是王树梦寐以求的，但他首先想到的，并不是“请功信”能带来多大效力，而是担心自己有唆使他人的嫌疑[26]。

这一细节可多重解读，其中之一，应包含了王方晨对于此类广泛见于社会新闻的弄虚作假所给予的不露声色的批评。

因为弄虚作假如此普遍，所以王树的担心并非多余。后来他回到单位，就有同事欲言又止却又意味深长地向他发出疑问。这让他如坐针毡。

除了“胡兰村有没有黄花闺女给你暖脚”的低俗玩笑，没人关心他在那里的工作。这玩笑来自革命年代的影像记忆，“过去有个八路军伤员冻伤了脚，胡兰村一位十七八的大闺女二话不说，解开扣子就把那脚揣进怀里”[27]，但历史记忆中的军民鱼水深情所唤起的并非崇高感，而是借此拿王树的包村经历开涮。

隐含在这淫邪玩笑背后的，是站在城市高度对于乡村的蔑视，所以把他当作处心积虑要回来的人，是他们一致的看法。这样的看法非但没错，而且切中肯綮。但问题就出在这里，王树并不希望同事们循此理解他的处境，因为这就全盘否定了他下乡的意义。

尽管在清晰的自我意识中，王树视下乡为苦役，并知道同事像躲避瘟疫一样逃避可能摊到自己头上的命运，但在幻想的领域，他却为了维护其正面价值而不断询唤意识形态的崇高话语。

所谓“下乡锻炼”，就属于诸多崇高话语的重要构成部分。所以当同事议论纷纷，觉得王树应对办事员小曹的怠慢施以颜色，他竟只“抿嘴笑笑，一言不发”，这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让他们感到“经过五年之久的下乡锻炼”，他已今非昔比了[28]。

在这样的类乎仪式化的诚挚表演中，当然，也包括在与此相关的臆想中，王树或许并没有意识到意识形态的崇高话语所施加的影响，但意识形态的崇高话语却已从内部支配了他。而这时隐藏在内心深处的欲望，就在幻想层面上，托起了意识形态的大厦。

既期待“请功信”发生效力，又担忧有关领导起疑心，造成了王树患得患失的心理，而其中显然是有着奴才意识作祟。

在王树的情感反应模式中，存在一种被黑格尔称之为“主奴结构”的自我意识。在其中，原本处于奴隶位置的“依赖意识”居于主导地位，压制了本该居于主人位置的“独立意识”，结果他将自己在本质上变成了“为对方而生活或为对方而存在”[29]。

所以，作为一个单位里的小人物，王树凡事不能从自我角度出发，而是以满足他人欲望为前提，并以他人的欲望为欲望，以获取一种想像中的虚假的满足。

胡风曾将这一情感结构跟“精神奴役的创伤”[30]联系在一起，但对王树而言，这却也并非创伤后遗症，而是在现实的权力结构中，他本就处在被奴役、受支配、遭凌辱的位置。

正因此，我们才可以理解他来到村外的盐碱滩上莫名其妙地想喊一声，但真要他喊的时候，他却又“讪讪地笑着”喊不出来了：因为心中太多的郁结，所以他想喊；但因为太在乎在别人那儿的形象，他又怯于将自己暴露出来。

只有村长胡金牵跟王树两个身在旷野，但此处的“别人”，却关联着一个复杂的人际关系网络，其中，就涉及到他作为包村干部的身份，以及跟这身份相关联的想象性认同。

村长胡金牵所谓的“远大前程”，尽管不过是恭维话，但无论如何，总还是将王树视为城里下来的干部。

对于那些恭维话，王树当然有必要自谦一下，但与此同时，他却又不能不积极维护这种被想象所构建的身份。

所以，即便心心念念的是怎么才能回到城里，而说出口的，却总是“要为胡兰村开挖引黄灌渠”[31]，似乎“支农资金”对他来说，并不是特别犯难的事。

但要知道，为完成下乡指标而犯难的古泊生局长，要么故意拖延他的回城，要么以熟悉环境为借口再次将他派下去，就不难想见，他在花局的各种利益考量中，实在是处在最不值得重视的一环。

像这么一个无足轻重的小人物，所谓的“支农资金”，怎么可能是他所轻易争取到的呢？这似乎把王树推到了某种虚伪的境地，但实际上，他却又是如此真诚地做出这番表示的。

到最后，在古泊生煞有介事的谈心和色厉内荏的恐吓中，王树出离愤怒“大叫”一声，但终究还是落荒而逃，而当老婆在胡兰村找到他时，他已经再次接受“组织”安排，并选择相信古泊生的“承诺”，比如古泊生不过信口开河地说了一句，“这一次包村时间短，才一年半”，他就自顾自絮叨着“一年半时间，灌渠就能修好了”[32]。

这就不能不让人心酸地发现，为了在金字塔式权力格局中赋予自己作为他者欲望的价值，他是如此彻底地沉浸在虚伪者的角色中，以至于真心实意地在扮演这个角色。

三、主奴意识及其“剩余快感”

从王树的反应中，我们知道他并非一个单纯的人，他看似在回答老婆的疑问，但实际上却犹如面对一个复杂的人际关系的丛林。

他不但尝试让别人相信自己是心甘情愿来下乡包村的，而且还要为此说服自己，除了心甘情愿，还要情有所系，仿佛这次归来，申请“支农资金”，修建“引黄灌渠”，就是为了完成尚未了结的心愿一样。

但事实上，此前他一切的蝇营狗苟，都是为了能调回去。重启按部就班的机关生活，是最初的设想，但自以为是和心存幻想，却造成他此后最愚蠢的表现。

所以，当同事都认为他被耍了，而他偏不肯承认，就千方百计表现得“成熟”一些，“大度”一些，希望借此而让大家按自己的意愿来理解他的下乡经历。这里包含了一种被承认的欲望。

正如科耶夫所指，“人类发生的、源于自我意识和人的实在性的欲望，最终和‘承认’的欲望紧密联系在一起”。

科耶夫由此追溯了人之为人的历史，认为“谈论自我意识的‘起源’，就必须谈论为了得到‘承认’的生死斗争”，但此间幸存者不可能得到死亡“承认”，为此，必须设想“两种本质上不同”的行为，也即“一个对手必须害怕另一个对手，必须拒绝冒生命危险，以满足他的‘承认’欲望，结果他承认了对手却得不到对手的承认”。这不对等的“承认”，“是承认其对手是他的主人，承认自己并且也使人承认他是主人的奴隶”[33]。

很大程度上，科耶夫所描述的，就是黑格尔所谓“主奴辩证法”的原初情景。而后这社会结构中的主奴关系，在延续和复制自身的过程中衍生出自我意识中的主奴关系，也即“自我意识的独立和依赖，主人身份和奴隶身份”[34]。

王树所处的花局环境，显然仍存在一个复杂的由权力结构和文化秩序所决定的主奴关系，而在他的自我意识中，则也包含了相互依存和相互对立的主奴关系。

所以，当古泊生以局长身份找他谈话时，从自我意识中的“独立性”出发，他一下子感受到了这中间的欺骗及其对于自己的欺压，忍不住狂躁地“大叫”一声，但随后却从中退缩，“拒绝冒着生命危险，以满足他的‘承认’的欲望”落荒而逃了。

在这里，王树显然有所忌惮，但他忌惮的并非古泊生本人，而是跟其局长身份相关的权力秩序，所以，从“大叫”到逃跑，看似短暂的瞬间，他却经历了一个复杂的心理计算，而最后的结果，“是承认其对手是他的主人，承认自己并且也使人承认他是主人的奴隶”。

尽管王方晨并没细致地呈现此后花局上下的反应，但我们却完全可以猜想得到，王树很可能因此成为大家背后奚落的对象。

要知道，在现实的社会秩序中，绝大多数情况下是不允许个人采用暴力手段对付不当侵犯的，但传统文化观念的遗存，却又在一定程度上赋予这一非法的反抗以正义的价值，并愿给予道义上的支持。

借用普希金为了自己作为男性的荣誉而发起决斗的例子，我们不难明白，在很多情况下，是文化记忆而不是正式法律左右了一个人的选择。

按照当时的俄国法律决斗是违法的，不管结果如何，参与双方都要付出代价，但在文化记忆中，决斗却仍被公认为绅士们解决争端的正当方式。

一个贵族如果找不到体面的理由就退出决斗，其在公共领域中的威信就会受到重大影响。所以，普希金在决斗前夜写下了众多退出的理由，其中最为重要的一条，是可能被杀掉，而他还有很多重要的事情没来得及做。

比如一些伟大的诗歌还在酝酿之中。但他最后还是选择了决斗，因为相比于诗歌，他更在乎自己的声誉。王树不过是花局中的一个小公务员，但在以自我为中心的算计中，可能值得他惦记的东西一点都不比普希金少。

促使王树落荒而逃并接受这一屈辱结果的，就不仅是存在于花局中的由权力结构和文化秩序所决定的主奴关系，而且是存在于他自我意识中的主奴关系。

广泛存在于社会秩序中的主奴关系不仅“起源”意义上，而且在现实维度上，决定了自我意识中的主奴关系。

正是这双重的主奴关系，把王树置于复杂的人际关系网络中，他没法正常地表现自己，而只能在一声“大叫”之后，放弃最后的反抗，接受了再次下放胡兰村的命运。

这可以说是一败涂地。但在这个过程中，王树却也并非是一无所获。他首先靠着自己的理性，以关键时刻的让步，阻止了鱼死网破的结局，保住了自己体制内的身份。但伴随这一点的，是尊严感的丧失。这是因为他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人，在“承认”的欲望下，却只能“以奴隶的身份活着”。

一方面做出臣服的姿态，一方面又渴望承认，这种分裂的状况对于主体来说可能是致命的。

那么用什么来加以弥合呢？幻想就在这时候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人的实在性依赖另一个人的承认，而最后关头的逃脱，让王树在现实中失去了这样的机会，但在幻想的领域，他却可以“把他没有在其中得到承认的（自然和人类）世界改造成一个他能在其中获得承认的世界”[35]。

王树的再次下乡，从实际情形来看，显然是花局上下各种利益平衡的结果，其中不排除柿子专拿软的捏的考量，但行政权力的政治修辞，却将之神圣化了。

比如“局党组研究过了，鉴于你上次的表现”，就是为此采用的障眼法，而官场潜规则又辅之以诱惑，“结束之后我们该提拔的提拔”之类的，则是一种必要的托词。

这中间该不该提拔的标准，看似不言自明的，但却给欲求的满足增加了诸多不确定性。

至于“这一次包村的时间短，才一年半”，则又从扶贫、锻炼、进步、提拔等政治术语和官场规则中退出，兼顾了世俗生活的逻辑，借此给予安抚，减少可能的抵触情绪。

浸淫在花局的权力话语中，王树对此是心知肚明的，不然就没办法理解他的愤怒，但当他放弃最后的反抗而在胡兰村面对老婆的质疑时，却假装相信古泊生有关下乡的承诺，并在幻想的领域，将自己设想为有所作为的包村干部。

就这样，裂隙被弥合了，承认的欲望获得想象性满足，这个世界，也似乎已经变成了王树想要的世界。

这想象性的满足，用拉康的术语来说，就是“剩余快感”。

所谓“剩余快感”，就是“承认”的欲望被剥夺后，处于被剥夺地位的主体强烈需要一种东西来弥补自我的缺失，而在幻想的领域所能够找到的替代性的满足。

按照拉康的观点，这实际上是一种“症候”，一种“癔症”，因为它所带来的，并不是一种真正的满足，而能带来这虚幻满足的，“不是欲望的客体而是欲望中的客体”，也就是因为缺失而激发出来的幻象，“这种客体代替了主体——在符号界进程中——被剥夺了的东西”[36]。

所谓的“剩余”就在这个意义上得以界定，而其所带来的满足或者说快感，虽可以填补原生性欲望被剥夺后所留下来的空缺，但却不能改变主体的真实处境，反而以“镜像”的方式，折射了其所遭遇的内在“病苦”，并由此催生了其对于现实的接受[37]。

从王树的经验中，我们不难发现，他原本是被古泊生及其背后的权力机制排斥的失败者，但他却维持一种虚假的身份认同，努力将自己变成其中的一份子：从独立的自我意识上，王树已认定古泊生在撒谎，但既在承认的斗争中败下阵来，就假装相信其相关承诺，然而这假装相信的姿态，恰恰暴露了王树在这一权力机制下的“臆想”。

在这中间，幻想将王树置身其中的恐惧淡化，仿佛等待他的不再是像上次那般漫长的“刑期”，而是“支农资金”到位，“引黄灌区”修好，他不但如期回到花局，而且得到升迁。

但问题是，“幻想同它所要掩藏的真实的恐惧间的关系很含混：幻想掩藏住恐惧，可同时它又产生出它意图掩藏的东西”[38]，而这令人恐惧的东西不是别的，“正是那隐蔽着的熟悉的东西，这些东西经过一个被抑制的过程，又从这抑制状态中暴露了出来”[39]。

在这个过程中，王树虽体验到“剩余快感”，但他所恐惧的一切，比如下放的遥遥无期，比如同事的敷衍怠慢，比如给领导送礼时的惴惴不安，比如夫妻床事的心不在焉，作为被剥夺和被压抑的欲望的副产品，可能在幻想的领域犹如鬼影一般重现了。

以幻想中的满足抵挡现实的恐惧，这是花局上下各式人物共有的特征。

陈志生试图在幻想的领域赋予自己的拒绝植树以“抵抗”的价值，但这样的“抵抗”，却让他成为众矢之的，而这时施小婕的“青睐”及其被赋予的情欲内涵，就成为一种替代性的满足：他不仅借此对抗办公室主任柴会卡的羞辱，而且在夫妻房事中喊叫施小婕的名字，通过荒诞的角色扮演抵达变态的高潮。

上帝作为花局的一名员工，在单位从来都是干点打杂的事儿，而在家里也只能守着老婆“打飞机”的份儿[40]，所以，他最真实的欲望，无疑是获得领导赏识而捞个一官半职，而在这种情况下，周副局长交给的一次送信任务，就被他当成了从根本上改变处境的机会。

因为这样的幻想，他竟慌乱到连信送给谁都没问清楚，就按照自己的理解，以为下属应有充分的敏锐，准确和及时捕捉“领导的一个眼神、动作、姿态”所传达的“不言自明的信息”[41]，所以，不愿或也不敢追问相关信息，就糊里糊涂地跑到“一个局”，而就在此番碰壁后，他竟连进入“一个局”所在市政大楼的机会都没有了[42]。

这中间当然还有很多曲折。比如在最后因为追逐被卡车带走的信件而迎面撞上火车之前，他还鼓足勇气给老婆提出了离婚，并在被兜头泼下一身尿液后，一边想象着跟小饭馆老板娘的婚外恋，一边现实里跟办公室的母老虎打了一架[43]。

从这些混乱不堪而又啼笑皆非的事件中，我们知道上帝的生活中尽管散发着让人恶心的尿骚味，但在幻想的领域，他却时不时地扮演着裁判的角色，将老婆的性冷淡归因于“死板”，并想当然地认为小饭馆老板娘不是一个“乱来”的女人，而于出租车内想象“性福”的未来时，还借嘲笑大街上“蹬三轮的，傻样儿！”以掩饰自己的失态[44]。

这一切都拜那封信所赐，但那封信除了在现实维度上给他带来诸多麻烦外，就是在幻想中暴露了他被抑制的欲望，所以在拉康的意义上，它虽然不是“欲望的客体”，却充当了“欲望中的客体”，代替他在弥漫于花局上下乃至全社会权力机制中“被剥夺的东西”，给他带来虚幻的满足。

当然，无论王树，还是陈志生，抑或上帝，都是花局中的小人物，那么作为一局之长的古泊生呢？

古泊生似乎占据着一个主人的位置，而在这个主人的位置上，如科耶夫所言，“主人身份是他不可能超越的最崇高的价值”[45]，但生老病死的规律和现代的科层体制，却都不能保证他在此间所获得的承认能够一劳永逸地持续下去，所以，他其实是跟手下那些花局的员工一样处于焦虑之中。

尽管王方晨没有详细交代古泊生曾为此付出的努力，但却戏剧化地呈现了他一度遭遇的“逼宫”风险，而此间从乡镇中学调来的柴会卡因护“主”有功，才逐步被委任为办公室主任。

很大程度上，古泊生和柴会卡就是一种互为镜像的关系：在办公室主任位置上，柴会卡几次三番设想自己将来当上局长的情形。

尤其是当古泊生被陈志生气病后，“站在病房外，柴会卡神情庄重地想到古局长的确已经老了，过不了几年就该退休，而陈志生虽已三十七岁，但还得算是很年轻”，这让他感伤的同时又生出一股豪情，猛一咬牙说：“那就让我来耗死他”[46]。

或许在成为局长之前，古泊生也曾有过类似心思。而既荣登局长宝座，“作为主人，他必须寻求得到承认”，这就是古泊生为什么很多时候不想回家，而更愿在办公室享受一班男女所轮番给予的言语或身体上的贿赂。

然而，这样的承认有时可能成为负担，比如被他称为“老鲁”的一位女下属，就因为争风吃醋，长年开着办公室的门以监视他的一举一动[47]。

而另外一些时候，则也会激起一种隐忧，比如因为宁小虎在验收中弄虚作假，古泊生竟在检查组的“网开一面”中，发现这跟自己年届退休之间的关联，并因此而像遭霜打的茄子一样[48]。

洞悉此中端倪的柴会卡于是悄悄联系了派出所工作的老同学，将古泊生的年纪“减去了五岁”，而这里我们不难发现，在他内心图景上，所表现的其实是古泊生的欲望，企图超越年岁和生死局限而把自己“固定在主人的位置上”。

在这一心护主的行为中，柴会卡也并非一无所获，因为在现实层面上令他避免了树倒猢狲散的尴尬，而在隐喻层面上，则是此间体验到的“剩余快感”：之所以一遍遍拿起电话机又放下，就是享受这幻想中的满足的方式。

四、结 语

应当说，王方晨并非一个精神分析师，但在《花局》中，他却精准地捕捉到了各式人物的微妙而复杂的心理状态。

心存不满而又欲望勃勃，构成了这些花局上下各式人物所共有的心理结构。为此，他们几无例外地希望获得别人的认可，“视自己为他者的欲望”，但却又普遍脑子缺了一根筋，机械地行动而不注意跟人沟通，所以在很多时候，他们虽然处在自我与他者的复杂关系网络中，却既看不清自己，也看不清别人。

按伯格森的说法，“如果一个人既不认识他人，又不认识自己，怎么能按照别人的样子来塑造自己呢？”[49]这就让他们看起来生硬呆板、自以为是、不合时宜和滑稽可笑，但王方晨显然并不期待自己所创造的，仅仅是一部指向人物性格缺陷的滑稽剧，而更倾向于将造成这一切的根源，归之于弥漫在花局上下的权力机制。

在这种情况下，机关生活的荒诞不经和人物的精神异化，确实构成了这部小说的症兆，但若将陈志生拒绝植树当作“对抗时代病症的行为艺术”，将宁小虎给死掉的树枝挂上塑料叶子，视为“以更虚假的方式嘲弄那些污泥浊水的造假”[50]，却不免忽视了他们隐藏其间的“承认的欲望”，而这“承认的欲望”之所以一再挫败，不仅因为“花局”中无所不在的权力所造成的威压，而且根源于他们对于这一套权力机制的内在认同。

这不仅表现在陈志生虚浮的抵抗上，表现在宁小虎鲁莽的应对上，而且在上帝和王树那里也烙下了深刻印记：上帝执着而又徒劳地想要完成给“一个局”送信的任务，不仅荒腔走板地搞砸夫妻关系，而且莫名其妙地搭上了身家性命，这或不由得让人想起卡夫卡的《城堡》及其寓言价值，但实际上，上帝并不反对这中间的权力压迫，非但不反对，而且像他这样在单位里猥琐无能的失败者，却在家中复制了这一套压迫机制，既不体恤在肥皂厂上班的老婆的辛苦，又将自己的尴尬处境诿罪于她，并在行动和言语上对她实施了残酷的冷暴力。

所以作为一个“欲望的主体”，权力构成了他的欲望本身，而通过这欲望而产生的自我，无疑“具有与这种欲望所针对的东西相同的性质”[51]。

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不难理解，王树在面对办事员的羞辱时煞有介事的“宽恕”，以及提到“支农资金”时“真诚的虚伪”，也同样显示其内在于花局权力秩序，并千方百计地与之关联在一起的。

因为所追求的就是给自己造成压抑的东西，所以科耶夫的标准，这些《花局》中的人物基本上“只能作为自我感觉向自己和他人显现”，而没能形成清晰的“自我意识”。

在科耶夫看来，为了产生自我意识，必须以欲望为前提，但这欲望所针对的，只能是“超越给定现实的某种东西”[52]。

然而花局中这些人物，无论一局之长，还是中层干部，抑或普通员工，他们虽不乏对于权力的觊觎之心，却无不受困而又认同于权力秩序，并将之作为无法超越的给定现实接受下来。

既如古泊生而言，作为花局“一把手”，他应也为追逐权力而付出了巨大努力，所以小说中特别提及他“因受一位德高望重的部长提拔，至今不敢妄自称老”，五十岁了还乐得以“小古”自居[53]，但从整部小说来看，他仍主要被当作权力秩序的象征。

尽管如此，他也深陷“承认的焦虑”。

这焦虑来自两个方面，其一是制度的规定，让他不能长久地待在“局长”位置，并为此心存隐忧，竟因为检查组的“关照”而联想到自己行将退休的处境；其二是身体的病痛，比如热衷于在舞场上体验权力快感的他，竟因为“痔疮”而陷入惴惴不安：他几乎出于本能地希望自己被固定在了“主人”的位置上，这样就可以无限制地接受花局员工的阿谀、巴结、请托，以及各种形式的服务，这在他那里被当作“承认”的终极形式，并在这“承认”中，将自己“确认”为他人的欲望对象，却不必将他人当作具有同等价值和尊严的人来看待。

然而这“隐疾”，却将自己的局限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很显然并非他那“火辣辣的巨臀”产生了聚光灯的效果，而是“承认的焦虑”，将自我分裂为相互冲突的主客体，一部分是“主人”，一部分是“奴隶”：从“主人”的一面来说，他视自己为不可逾越的崇高价值，试图把他对自己的看法强加给有别于自己的其他人，但从“奴隶”一面来看，却以为被发现了动物性的、自然的、也必然包含病痛和预示死亡的实质。

所以他一方面享受着作为“主人”的快感，另一方面在幻想中“奴隶”的凝视里，陷入恐慌和焦虑的状态，以至在梦里“变成一只蜗牛”，而背上那尊塔，“似乎是由他的美臀变化而来，已将他整个身子装了进去”[54]。

这当然造成了他色厉内荏，但花局中各色人物，却大多倾向于从“主人”的一面理解他，并接受他所象征的权力秩序，而只希望从他那里获得不可能的承认。在这种情况下，各种机关化生存中的倾轧之苦，就只能在幻想领域转换为“剩余快感”，而自行抹除了其间的缺失、裂隙与创伤。

[1] 刘亮程：《推介语》，《花局》，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1年版，封底。

[2] 张元珂：《“局”与人的当代寓言——关于长篇小说<花局>的主题向度及艺术实践》，《长江文艺评论》2020年第6期，第97页。

[3] 张艳梅：《我与非我的对话：王方晨长篇小说<花局>随评》，《生活周刊》2021年1月10日A07版。

[4] 王方晨：《花局》，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1年版，第3页。

[5] 王方晨：《花局》，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1年版，第4页。

[6] 王方晨：《花局》，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1年版，第6页。

[7] [法]柏格森（H.Bergson）：《笑：论滑稽的意义》，徐继曾译，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0年，第26页。

[8] [意]吉奥乔·阿甘本：《渎神》，王立秋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58页。

[9] 王方晨：《花局》，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1年版，第10页。

[10] 王方晨：《花局》，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1年版，第20页。

[11] 王方晨：《花局》，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1年版，第20页。

[12] [斯洛文尼亚]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 Zizek）：《幻想的瘟疫》，胡雨谭，叶肖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4页。

[13] 齐泽克：《幻想的瘟疫》，胡雨谭，叶肖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4页。

[14] 齐泽克：《幻想的瘟疫》，胡雨谭，叶肖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5页。

[15] 王方晨：《花局》，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1年版，第21页。

[16] 王方晨：《花局》，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1年版，第30页。

[17] 王方晨：《花局》，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1年版，第30页。

[18] 王方晨：《花局》，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1年版，第39页。

[19] 王方晨：《花局》，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1年版，第141页。

[20] [法]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拉康选集》，褚孝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90页。

[21] 齐泽克：《幻想的瘟疫》，胡雨谭，叶肖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0页。

[22] 阿探：《<花局>：你的一切，都来自非这样不可》，这篇文章源自于“十月文艺”的微信公众号，其网址是：

https://mp.weixin.qq.com/s/72PkQ63w0tvCEIjQsNuLLQ。

[23] 王方晨：《花局》，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1年版，第113页。

[24] 王方晨：《花局》，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1年版，第115页。

[25] 王方晨：《花局》，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1年版，第115页。

[26] 王方晨：《花局》，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1年版，第119页。

[27] 王方晨：《花局》，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1年版，第112页。

[28] 王方晨：《花局》，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1年版，第127页。

[29] [德]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精神现象学》（上），贺麟、王玖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27页。

[30] 胡风：《置身在民主的斗争里面》，《胡风评论集》（下），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8页。

[31] 王方晨：《花局》，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1年版，第120页。

[32] 王方晨：《花局》，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1年版，第133页。

[33] [法]亚历山大·科耶夫（Alexandre Kojève）：《黑格尔导读》，姜志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年版，第9页。

[34]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贺麟、王玖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27页。

[35] 科耶夫：《黑格尔导读》，姜志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年版，第12页。

[36] [法]雅克·拉康：《欲望及对<哈姆雷特>中欲望的阐释》，陈越译，《世界电影》1996年第2期，第199页。

[37] [法]雅克·拉康：《欲望及对<哈姆雷特>中欲望的阐释》，陈越译，《世界电影》1996年第2期，第198页。

[38] 齐泽克：《幻想的瘟疫》，胡雨谭，叶肖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6页。

[39] [意]弗洛伊德（Sigismund Freud）：《论“令人害怕”的东西》，《论创造力与无意识》，孙恺祥译，北京：中国展望出版社1986年版，第154页。

[40] 王方晨：《花局》，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1年版，第135页。

[41] 王方晨：《花局》，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1年版，第140页。

[42] 王方晨：《花局》，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1年版，第157页。

[43] 王方晨：《花局》，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1年版，第181页。

[44] 王方晨：《花局》，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1年版，第166页。

[45] 科耶夫：《黑格尔导读》，姜志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年版，第23页。

[46] 王方晨：《花局》，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1年版，第49页。

[47] 王方晨：《花局》，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1年，第285页。

[48] 王方晨：《花局》，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1年，第54页。

[49] 柏格森：《笑：论滑稽的意义》，徐继曾译，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0年，第90页。

[50] 张艳梅：《我与非我的对话：王方晨长篇小说<花局>随评》，《生活周刊》2021年1月10日A07版。

[51] 科耶夫：《黑格尔导读》，姜志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年版，第5页。

[52] 科耶夫：《黑格尔导读》，姜志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年版，第7页。

[53] 王方晨：《花局》，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1年，第202页。

[54] 王方晨：《花局》，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1年，第2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