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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吴瑞武，今年96岁，出生在浙江省武义县宣平，从小生活在江南名镇柳城，直到1949年5月宣平解放后，在县立初级中学任教。以优秀教师和县教育工会主席两个条件，1952年夏奉调浙江省教育工会任业务部副部长。1954年夏，中央决定调在职干部进高等学校深造，称为“调干生”。后奉命报考，录取在复旦大学。四年寒窗砥呖，终于盼到毕业。组织分配，留校任教（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父亲二三事
文 /吴瑞武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父亲离去十余载，音容风范长相忆。
分家
<一>
我家祖籍安徽歙县。古徽州首府。秦置县。隋开皇九年（589年）置歙州，治所设歙县。北宋宣和三年（1121年）改名徽州，置所仍设歙县。元升为路。明改为府。民国二年（1912年）废。歙县在安徽省黄山市东南部，新安江上游（新安江原称歙港，又称徽港），邻接浙江省。所产歙砚、歙墨，驰名国内外。明清是我国制墨业鼎盛时期。明墨四大家，有三家是歙县人。清墨四大家，有二家是歙县人。最著称者曹素功，所创名牌“曹素功墨汁”，仍为外孙、孙女临池学书所首选。歙县是徽文化的源头，与藏文化、敦煌文化共同构成中国三大文化之源。
清乾隆年间，大灾之年，先祖举家逃荒，背离故土，沿新安江进入浙江，辗转定居在宣平。从那时起，世代身在异乡为异客，备尝游子的苦楚。宣平各地的吴姓宗祠不让进，吴氏族谱不让上。那个年代，没有词籍，没有族籍，处处受人歧视。每年“立冬”那天，各村词堂祭奠列祖列宗，大摆筵席，吃完还有大块肉带回，俗称“吃冬”。唯有我们外来吴姓人，冷冷清清苦守家中。为了追根寻源，认祖归宗，曾祖父时也曾派人带着“太公谱”（毁于“文革”）返回歙县，请求归词入谱。族长发话了：若能把祠堂里的“金罐”（存放故人骨骼的瓦罐）统统埋葬掉，就允许上谱。那人一听，吓得连夜上路逃回。于是，我们从安徽歙县来到浙江宣平的吴姓人，就永远成了无根之木、无源之水了。
凡人之乐，乐在天伦。
我家祖祖辈辈皆务农。到爷爷手里，已是三代同堂的大家庭。爷爷奶奶育有二男三女。父亲是老大。舍叔尚年少。三个姑姑，先后嫁到县后、县前和曹门，近在咫尺，常来常往。全家和睦友爱，生活自给自足，温饱有余，其乐融融。
爷爷是一位历经岁月磨练的仁厚长者，和蔼慈祥，心地善良，天性乐观，口碑甚佳，村人尊称“章土公”。爷爷艰苦创业，勤俭持家，生活简朴，衣着粗糙，烟酒不沾。先贤言：“君子以俭为德。”一水一米，得之不易；一衣一布，来之维艰。节俭，是爷爷留下的传统美德。从我记事起，爷爷已经不下田。平时爱端只小凳子，坐在大门口街路旁，同南来北往的过客闲聊。爷爷随身带有两个宝：夏天一把蒲扇，冬日一只火笼。赤日炎炎的夜晚，我坐在爷爷身边，爷爷为我打扇驱蚊子。三九严寒，爷爷最大的享受是“孵日头”（晒太阳）。我依偎在爷爷的身旁，爷爷不时从火笼背上取出一块“豆黄糖”，塞进我的嘴巴。小百姓的日子，没有奢望，但有希望。客人过访，爷爷常对人说：“我这个小孙子，不背锄头了，要背书包。”我终于背着书包，走进设在城隍殿后厢房的课堂。爷爷的话题又多了一个，逢人便拿出我的“上大人孔乙己”大楷簿，夸我写得好。其实，爷爷连自己的名字也不认识。
舍叔善良、憨厚、热情、正直，人缘很好，村姑咸呼“春宝叔”。舍叔手脚勤快，下田锄地，上山砍柴，田边放牛，样样都干。我的童年是在舍叔的双肩上度过的。早上，舍叔背我上街买一根油条。下午，又背我上街买一只油饼。每逢元宵夜闹龙灯，或五月十六擎台阁，我总坐在舍叔肩膀上看热闹。城隍殿、天妃宫演戏，坐在舍叔肩上，更是“出人头地”，乐不可支。舍叔上山下田，很少空手回家，总要给我捎点好玩的东西。青蛙、蚱蜢、蜻蜓、蝴蝶……都用线穿起来，欢腾乱跳。有时也到溪边捞几条小鱼、小虾，用荷叶、菜叶包着回来。每当夕阳西下，我就独自一人坐在弄堂口门槛上，等待着舍叔的归来。我的童年似蜜甜，尽享人间之爱，生活之美。
父亲秉性耿直，敦厚朴实，乐观豁达，心直口快，村人统称“树兴伯”。父亲是这个大家庭的脊梁，背负生活重担，风雨一肩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终年累月，不得休闲。田里农活，犁、耙、耖样样精。副业生产，种烟叶，放莲子，养牛养猪，堪称多种经营。农闲时，还和西舒舅公结伴，外出贩牛，上乡、下谷，松阳、永康，都有他的足迹。为了给家里添几个手头零用钱，父亲又加入了扛排队。当年，宣平县城开着几片南货店，大都是温州人开的。店里出售的食盐、海鲜等南货，都直接从温州、丽水进货。自宣平到丽水，有一条大溪，溪水尚深，上可通竹排。竹排主要用来运载货物，有时亦可载人。我去洪潭上初中，因大病初愈，也坐过一次竹排。柳城东边大溪架有一座木桥，年久失修。竹排就在桥边卸货。一次，父亲背着一袋百余斤的食盐，刚走到桥中央，突然桥板断裂了。父亲跌进溪水里，盐袋还紧紧压在他背上。同伴们七手八脚，正欲涉水相救。吉人自有天相。恰好一位江湖郎中路过此地。他忙指挥众人先卸下父亲背上的食盐，然后就父亲原有姿势，轻轻抬出溪面，再施以按摩等急救手术， 让父亲慢慢伸直身子。事后得知，当时如果硬拉父亲立起来，就会落个终身残疾，甚至有生命危险。父亲下半世背稍驼，每年必须进补“三七”，就由此而来。
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
物换星移几度秋。爷爷这个大家庭不断添丁增口，愈来愈大。我上有姐姐，下有弟弟，又添妹妹。舍叔结婚成亲，喜得千金。人口增多了，房子变小了。婆媳之间，妯娌之间，龃龉日增，矛盾不少。有合必有分，合久必分。小家庭代替大家庭，势在必行。爷爷是不主张分家的。他谋划，有他在，这个大家庭就要世代延续下去。奶奶是坚决主张分家的。她和爷爷早已分房居住了。大小儿媳之间，她有偏爱。说是分家，其实这个家的底子并不厚。农家以田地为命。但自家名下的田不出三、五亩，其余的全是租来种的。剩下可分的，只有一幢房子。这是沿街的店面屋，四正间两轩间，还有厅堂。但也只能容一家居住，另一家势必去造新房。所谓分家，就是分房子。
分家的日子终于来到了。那一晚，厅堂红烛高照，香烟缭绕，乡贤云集，亲朋满座。中人拟擬好两张分书，一份得老屋，一份造新屋，各相应配以田亩。由兄弟二人抓阄决定。父亲抓到了老屋的阄。奶奶一听，一屁股坐到地上打滚，嘴里嚷着：“不分！不分！不分！”爷爷本来不主张分家，就说：“不分顶好！”奶奶听了，又大声叫嚷：“分！分！分！”在座众高邻，目瞪口呆，不知所措。这时只见父亲站出来说：“不要吵了！我造新屋去！都是自家人，没有什么吃亏不吃亏的。”这里没有豪言壮语，没有深奥哲理，只有谦让二字。谦让，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人格力量。父亲平凡朴实的一句话，平息了一场分家风波，显示了他高尚的品质。
奶奶不是坏女人。护犊之情，人皆有之。她同样疼我这个孙子。一次，母亲回娘家小住。父亲挑着两个箩筐，一头是面条鸡蛋、日用衣物，一头坐着我，亲自送我们到二十里外的陶村外婆家。一住就是几个月。回家后，我一直管奶奶叫“外婆”，直到她终老。在我的心目中，奶奶就像外婆一样亲。
漫漫人生路，最贵是亲情。
分家不分心，兄弟亲情情更浓。父亲手把手教会舍叔一切农活，还及时送去种子、菜秧等。为了使舍叔手头活络一点，父亲把“扛排”的岗位让给了舍叔。这可是一个难得的差使，全柳城不过七、八个人。父亲还交出了看家的贩牛“联络图”，授以牛贩“行话”，培养舍叔做贩牛的生意。舍叔待我也一如既往，关爱有加。我年末及冠，舍叔就数度为我说媒提亲。我均答以“还未”。一次，舍叔把我叫到他的卧室，关上房门，说：“这次你答应也得答应，不答应也得答应，这门亲事就这样定了。”我终于哭了。舍叔从此不再给我提亲。
抗战期间，民族危亡，暴寇横行。在那腥风血雨的日子里，灾难也降落到了我们家。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日本侵略军的飞机，每天上午必轰炸宣平县城一次。从北门头到南门口，丢下六、七颗炸弹，然后扬长而去。敌机低空盘旋时，人们甚至可以看到飞行员的头盔，气焰极其嚣张。最后一次轰炸，最后一颗炸弹，命中了舍叔的牛栏。爷爷和舍婶正从家中逃到牛栏避飞机，当场遇难。舍婶的腹中还有一个胎儿。当时，母亲正带着小妹躲在自家的牛栏。两个牛栏紧紧相连，中间只隔一米多宽的小巷。我和弟弟，则一早逃到车门山上。可恨日寇毁我家园，杀我亲人。国仇家恨，此恨绵绵。在舍叔最艰难的日子里，是父亲的亲情支撑着他。日后，在父亲主持下，先生（详后）做媒，舍叔再结秦晋，重组家庭，“五子登科”，福泽延绵。
先生
<二>
先生是谁？父亲唯一的知识分子知交。华塘人。
先生姓陈名倜，又名傅贵，乳名发林，字轶群。乡人尊称“发林先”。我家大小称呼“先生”。上海国语专修学校毕业。诗人、书法家、教师兼讼师。宣平著名的两个半秀才之一。秀才的古义有二：一为古代科举考试的最低一级中考者；一为优秀人才的意思。先生生于清末，长于民国，自然未参加过科举考试；称其秀才，当是赞美他的才华。先生脸圆，面色红润，中等身材，微胖。经年穿一件蓝布长衫，着布鞋，温文尔雅，儒者风度。先生生性清高，愤世疾俗，桀骜不训，不肯混迹官场，曲意逢迎。平生以诸葛亮《戒子书》“淡泊明志”、“宁静致远”为座右铭，亲笔书写在书房和卧室的门上。每年春节新桃换旧符，但这八个字不变。
自父亲分家后，造好新房不久，先生即长年入住，一住一、二十年。直到解放前几年，才迁回华塘老家。先生的到来，给我们这个传统的农家庭院带来了从未有过的阵阵书香，深刻改变了我家的文化氛围。
父亲身上的变化最大。世代农家人，目不识丁，只问耕耘，不管世事。自从先生来，大门打开了。“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父亲长了见识，知道外面还有一个世界。先生的朋友们，对父亲都很尊重，叨唠家常，讨教农活，品尝时鲜，俨若家人。先生爱诗嗜酒。爱喝温黄酒，不喝少喝白酒。师母佐以佳肴，每饮必一、二小时。父亲亦爱酒，但不嗜酒，每次最多半斤黄酒。遇到荷锄早归，或是下雨天，父亲就和先生在厨房间分桌对饮。“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 。”亦可算得上一段人间佳话。父亲最感兴趣的，是听先生“讲故事”。夏晚纳凉，冬日围炉，尤在先生酒后，意兴遄飞，谈天说地，讲古论今，实乃一大乐事。父亲把它当作一种享受，一种休息。几年下来，父亲的文化历史知识，从无到有，大有长进。最可贵的是，父亲逐步养成了爱听时政新闻，追求新鲜事物的浓厚兴趣和良好习惯。这对一个普通农民来说，是很难得和了不起的变化。父亲终于成了一名不识字的“读书人”、知识型的农夫。多年以后，每当我或妹夫回家省亲，父亲最高兴的，是听我们讲国内外新闻，甚至彻夜长谈，乐此不疲。父亲身上的这种变化，主要得自先生。
先生还是父亲延请的家庭教师，我的启蒙恩师。我小时贪玩成性，上学不专心。某次回归故里，一位长者曾对我坦言：“武，你小时侯读书不好的。”此言不差。我常逃学，到五洞坑小溪捕捉鱼虾。一次，我把童子军领巾藏到柴堆里，借故不上学。父亲气得用竹梢编的鞭子打我。又一次，柳小教导主任吴运金老师打我十扳手心，小手背都红肿了。母亲心痛地流着眼泪说：“不要读书了，‘望牛’（放牛）去吧！”
父亲求助于先生。他把我拉到先生面前，说：“我把武交给你了！”先生在我身上化的心血，比对自己的长子还多得多。
为收住我的心，先生首先授我以书法。先生常说，书法是读书人的第一功课，帝王也不能免。先生一手好书：飘逸潇洒，风姿绰约，苍劲有力，精神内涵。他教我首学唐柳公权楷书，次学元赵孟頫行书，再学汉魏隶书。赵帖影响我一辈子。我一生多次变换字体，但万变不离其宗，骨子里仍是赵体。每年大年初五，我有一件正事要办：在众人面前写一幅红纸小对联。先生亲自为我砚墨。父亲为我裁剪红纸。我手握毛笔，毕恭毕敬写下十个字：“新年新开笔，万事皆大吉。”然后，父亲亲手把它贴到厅堂柱子上。这样，新学年才算开始了。
先生再教我背诵《古文观止》，启发我对古文的兴趣。《古文观止》是清康熙间人编的，收录东周至明末古文二百余篇，多为历代传诵名篇。编成后风行海内，整整影响了几代青年学子，至今不衰。先生生平最喜爱韩文，是韩愈的忠实崇拜者。上来就教我背韩愈《师说》。接着，诸如，《祭十二郎文》、《柳子厚墓志铭》等，都背过。先生说，不懂不要紧，背多了，自然就懂。他教我一段，我背一段；一篇学完了，全篇连起来背。此外，还读了诸葛亮《出师表》、陶渊明《桃花源记》、王勃《滕王阁序》、范仲淹《岳阳楼记》、欧阳修《醉翁亭记》、苏轼《赤壁赋》等名篇。从《古文观止》全书看，先生教我背诵的篇目有限，却受用不尽。为了帮助我学古文，先生迁回华塘时，留给我一部线装《世说新语》。这是南朝一部小说集，主要记东汉至东晋轶事琐语，语言精练，辞意隽永，许多著名古事古语，均出此书。先生纳凉、围炉时所讲的故事，亦常源于此。因系线装，携带不便，未及卒读。
最令人难忘的，是先生鼓励我读闲书。先生常说：“马不吃夜草不肥，人不读闲书不敏。”先生引导我读《三国演义》、《水浒转》、《西游记》，兴趣愈来愈浓；但一读到《红楼梦》，就趣味骤减，我不喜欢哭哭啼啼的林妹妹。先生的书有限，我求助于小学同学——太平坊吴雪雄。他家有许多闲书，并通过他，凡柳城能借到的书，我都找来读了。几年间，我读了《封神榜》、《东周列国志》、《济公转》、《彭公案》、《施公案》、《三侠五义》、《小五义》，以及“说唐”、“说岳”、“征东”、“征西”等等。读闲书简直读疯了。我在楼上楼梯口靠窗的位置，摆了一张小方橙，权作书桌。入晚，点上一盏桐油灯，灯光如豆，常常苦读到深夜。母亲每每催我睡觉。父亲说：“先生说过，书要让他看的。这灯油，我还供得起。”在先生和父亲的教导与支持下，我真正尝到了读书的滋味。
清人说过，“幼无名师”，乃人生一撼。我少年得拜在先生门下，实乃三生有幸。好老师，教一生。先生教诲，终身受益。
先生师母，还成就了我们一段姻缘。我和妻子陈琳英的结合，乃是先生的夫人徐春英女士做的大媒。妻子和先生是同村人。当时，我在杭州华东人民革命大学学习。应父亲的请求，师母在华塘、柳城上下奔波，竭尽全力，为我们说媒撮合。我们是先订婚，后结婚，再恋爱。半个世纪来，相伴风雨人生路，相濡以沫，相依为命，相扶到老。“愿得一人心，白头不相离。”
人生长河，师恩难忘。有道是，大恩不言谢，先生和师母的恩德，铭刻心田。
挑米
<三>
过去有些事情，在今天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但它是事实，是历史。父亲从二百里外挑米到学校，替我交伙食，就是这样的事情。
按我的家境，能上小学，已是万幸了。小学毕业后，适值抗战时期，杭州私立清华中学，内迁宣平山区桃溪西塘。父亲是孝子。他要圆爷爷的梦，节衣缩食，克勤克俭，起早摸黑，拼命耕作，也要让我继续上学。在先生的介绍下，我进了清华中学。由于私立学校学费高昂，第二年就转学到刚刚组建的三港洪潭公立浙东第二临时中学。三年过去，抗战胜利，二临中撤消。学校全班人马，在校长查溯生率领下，利用云和县临时省府旧址，重建浙江省立处州师范学校，学生只收伙食费，免缴学费。二临中的初中毕业生，可免试直升普师部。先生亦应聘到简师部任国文教员。我终于又进入处师普师部学习。
父亲苦挣供我继续上学，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是，读师范可以免服兵役。国民党政府规定，二丁抽一。我同弟弟只相差一岁，如果留在家里种田，必定有一个要抽出当兵。那年月，镇上驻有许多被拉丁的国民党士兵，生活极其凄惨，有的满身疥疮，人不像人，乡亲称其为“烂污兵”。特别是害了重病的，人还未断气，就被裹以草蓆，活活埋葬在官山背。民间流传一句谚语：“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父亲目睹此惨状，说什么也不肯把自己的儿子送去当兵。就这样，我进了处师普师，弟弟进了县城简师。
我在学校的伙食费，是父亲在家里卖了稻谷的钱汇到云和来的。那时节，国民党政府纸币贬值，物价飞涨；眼看支撑不下去了，改而发行“金圆券”。过不了多少天，“金圆券”重蹈覆辙，“含金量”愈来愈低，又不值钱了。物价一天几涨，上下午也不同。宣平卖了一担米，把钱汇到云和，只能买到半担米了。
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父亲决定自己挑米到学校。从宣平县城到云和县城，途经丽水碧湖，足有200多华里。宣平到碧湖，不通公路；碧湖到云和，无钱买车票。我们宣平的处师同学，上学都是结伴步行，日行百里，每小时10里，夜宿碧湖，第二天傍晚到达学校。这是年轻小伙子徒手步行的速度。父亲年近半百，又肩挑大米，仍在两天内送米到学校，这是何等的毅力，何等的爱心！晨曦初现，天蒙蒙亮，父亲就挑米上路了。山道弯弯，山路崎岖，五里曳岭，举步维艰。人间路不平，挑夫尤难行。第二天，大米挑到学校，我们晚自修都快下课了。当晚，父亲留宿在校。深秋时节，夜凉如水。我和父亲同衾共眠，只觉得从身上暖到心上。
父亲在学校休整一天。次日，父亲迎着朝霞，沫着晨曦，起程返回宣平。我送父亲出山岗。只见他背着一条扁担，扁担的一端套着两只空米袋，不住回头挥手叫我回去。猛然间，我的眼睛落在父亲的背脊上，发觉他的背驼得更厉害了——那是壮年时“扛排”落下的灾难。刹那间，万种情愫涌上心头，热泪夺眶而出，泣不成声。此时此刻，此情此景，刻骨铭心，终生不忘。
昔日，孔子的高足子路（仲由），因父母断炊多日，遂为亲负米，一天一夜赶了二百多里路，终使嗷嗷待哺的父母得救，孝名闻天下。今天，父亲二百里外为子送米，其亲情不也可媲美么！
度荒
<四>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父亲是在杭州西子湖畔度过的。那是父亲生平最开心的日子之一。
在杭州，我曾经有一个家，一个拥有父亲的家。1949年5月宣平解放后，我在县立初级中学任教。以优秀教师和县教育工会主席两个条件，1952年夏奉调浙江省教育工会任业务部副部长。办公楼就在西子湖畔六公园对面。接着，妻子调入浙江大学保健科工作。从此，我们在杭州安了家。1954年夏，中央决定调在职干部进高等学校深造，称为“调干生”。我奉命报考，录取在复旦大学。身在上海，家仍在杭州。两年后，两个孩子相继在杭州降生。四年寒窗砥呖，终于盼到毕业。组织分配，留校任教。两地分居，前后长达十年。杭州的家，妻子独自支撑着。为了照顾两个幼小的孩子，父亲偕继母，离开土生土长的土地，告别朝夕相处的乡亲，毅然把户口迁到了杭州。
享受亲情是人间最大的福。在杭州过日子，父亲是高兴的。他说：“我们本是徽州大地方人，现在又做了杭州人，这是天意。”他为添了孙女、孙子而快活，我为父亲的到来而欣喜。养儿方知父母恩，甘将寸草报春晖。少年丧母，痛失反哺之机。子欲养而亲不在，抱恨终身。父亲一身而二任，既付给了我父爱，也弥补了我母爱。对我来说，杭州的日子，倍感珍惜。每逢假期，我争分夺秒赶回杭州这个家，充分享受这人间的温馨。
对于自然灾害的来临，父亲似乎并不在意。他驾轻就熟，在房前屋后掘地开荒，种了许多南瓜、毛豆、玉米、山芋以及各种时鲜蔬菜，还在走廊楼梯脚下围笼养了几只兔子。自己吃不完，都送给邻居们吃。父亲品格端正，乐于助人，人缘特好，邻居和妻子的同事，齐声唤“爷爷”。谁家杀鸡宰鸭，均请父亲代刀。保健科一些同志，下班后总要过来品尝父亲收获的土产。一次，吴雪隈进门就让：“爷爷，今天有什么好吃的？”父亲笑嘻嘻地捧出一碗红烧兔子肉，一盘南瓜饼，简直把她乐怀了。那年月，买什么都要凭票。全家的糖票，留给两个孩子吃牛奶。每月三旬的肉票，集中起来，父亲一早起来去买猪头肉，因为每张肉票可多买几两猪头肉。生活虽艰苦，但过得有滋有味。
人生难得是欢聚，唯有别离多。假期一过，我就必须按时返校。那天下午，妻子上班去了，我背起旅行包，即欲上路。芸儿、琳儿正在宿舍走廊里玩耍。见状，双双飞奔过来，一个抱着我的左腿，一个抱着我的右腿，齐声哭喊着：“爸爸不要走！爸爸不要走！”父亲闻声跑出房们，左手抱起一个，右手抱起一个，眼角噙着泪花，示意我：“快走！快走！”处处父子情，声声揪人心。我欲哭不能，欲走不忍。我不忍心离开孩子，更不忍离心开父亲。先人言：“暗中时滴思亲泪，只恐思儿泪更多。”上了火车，一种无名的落寞与空寂，飘飘忽忽，久久挥之不去。
好景不长。自然灾害年间，按政策规定，凡农村迁来城市的户口，必须迁返农村。父亲回乡了，我在杭州的家也暗淡了。
归宿
<五>
仁者寿。到上世纪八十年代,父亲已是望九之人了.
父亲在考虑归宿问题。在上海安度余年,是父亲的首选。一次,父亲谐继母来上海小住。当时我的住房只有二居室,两个孩子均已长大。父亲说,这次是先来看看,下次来就不走了。我说,就是房子太挤了,以后会好的。父亲说,现在要住也可以住,三人一间。父亲又问我,上海的火葬费用贵不贵?把乡下的棺材卖了够不够?我说,足足有余。父亲当时身体很好,精神矍铄,思想开朗,对生死看得很淡。某次，在三角地菜场排队买菜,队伍中的几位老伯说他像六十多岁,父亲很高兴。我陪他到上海大厦底楼一家照相馆,拍了一张“标准像”。这张照片拍出了年迈父亲的精神面貌:慈祥,正直,豁达,满足。放大后,父亲反复揣摩,觉得很满意,称赞摄影师手艺高超。
直到八十年代中期,我终于分到一套三居室住房。妻子首先提出,写信接父亲和继母来上海安居。没有想到,父亲请梦兰代笔回信说：“你们分到新房,是领导的关怀,好好过日子。我们不来上海居住了。”那时节,农村封建迷信盛行,父亲受到影响,改变了他的生死观。父亲希望叶落归根,入土为安;相信人死灵魂不灭,百年后转世投胎。父亲害怕火葬了。自这以后,他对后事也比较关心。几次回乡省亲,父亲反复交代:两口棺材，油漆最厚的,是他的;大门口的石碑,大的一块是他的。墓地就选在下湖源母亲坟边,他居中。我告诉父亲:您会长寿的,一切放心。
父亲晚年萦绕心头的,还有对大姐的关爱。父亲多次对我说: “你和舍武,还有金兰,(生活)都好,只有青坑岭脚的鸯…….”父亲每每哽咽说不下去。大姐自幼离家做童养媳,历尽风霜万苦辛。所幸姐夫忠良,不离不弃,子女满堂,白首谐老。我和大姐同父异母,姐弟感情甚笃。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我肾病复发,告长假回家休养。大姐倾其所有,喂我以乳汁,恨不能承受我的一切痛苦,祈祷上苍让她代我生病。儿不言父母过。有生之年,自当善待大姐,让父亲九泉安心。
父亲选择在乡养老,我心挂两头。那些年月,我最害怕的是门房深夜叫电报。有过几次,我接到父亲病危的电报,匆匆赶回家,幸喜有惊无险,转危为安。1986年底,又是岁末年根。夜深了,我尚未搁笔,门房叫电报。我心跳加速,预感不好。妻子要照顾刚做产的女儿,我带着外孙的出生照片,单身上路。金华转车,看到街道两旁耄耊老人,身体硬朗,谈笑自若,不由心生妒忌:为什么惟独我的父亲生病呢?车到北门头,我直奔医院。但见父亲吊着氧气瓶,面容憔悴,精神疲惫,人很吃力。我急忙拿出外孙的出生照给父亲看,说：“芸芸做妈妈了,是个男的。”父亲吃力地点点头,脸上露出一丝惊喜。医生告诉我,父亲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毛病,主要是衰老。街道两旁相识和不相识的人,也劝我把父亲接回家。我懂得他们的意思。父亲抬回家后,为了方便掉换氧气瓶，他示意把床位安在厅里。我和亲人们日夜守候在旁。
严冬腊月,寒意袭人。已是子夜时分,残月欲坠,晓星西沉,夜阑人静,万簌俱寂。我独自守候在父亲的病榻旁。今晚父亲的精神特别好,不时同我闲聊。
“几点钟了?你还不睡?” 父亲问。
“还早。陪陪您。”我说。
父亲侧过头，指着枕边的袖珍收音机,问道：“上海买的?这东西真好!”
我答：“是的。等您健康了,我给您换只更好的，让您收听到更多的电台。”父亲笑了，笑得那么甜美。
“芸芸儿子的照片好看吗?”我问。
“好看!胖胖的。我都四代了。真正五世同堂的,宣平有几人呀！”父亲显得很满足,带着微笑睡着了。
父亲再也没有醒过来。
父亲从平凡中来,于安静中去,在人世间度过了普普通通的九十个春秋。敦厚为人,忠诚处世,仁心美德终一生,毕生无憾归九天。
父亲的一生是值得的。人生自古谁无死？凡人一世,能留给后辈一点记忆,也就足够了。
附志：父亲吴树兴，生于清光绪二十二年丙申九月二十日（1896年10月26日），卒于丙寅十二月二十二日（1987年1月21日），享年90岁。
甲申三夏 时年七十有七
王福君：河南新乡卫辉市人。河南省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中国音乐家文学会会员、贵州省散文学会会员丶贵州省诗歌学会会员丶贵州省青年文学学会理事丶贵州原创歌曲宣传部副部长。
出版有文集：《生命的颜色》、《家乡有烈酒》。
歌词作品有：《丫头》、《英雄无悔》、《我家住卫辉》、《我要回家乡》、《还是村口那棵老柳》，《孩子朝前走》、《山水恋歌》、《谁懂那年我殇雪》....二十多首歌曲已在QQ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盒全民K歌发行，KTV全国上架。其中，歌曲：《卫辉》《谁懂那年我殇雪》丶《待卿与我挽秀发》丶《新乡》《贵阳》《写给男人听》等，广为流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