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初期的北京（三）
文/山里竹
1957年夏天，整风反右运动开始了，最初是根据毛主席“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精神，发动群众给党员干部提意见，我在大院里目睹了全过程。大学生们，还有学院的工作人员都写大字报，对领导干部的官僚主义，生活腐化等提了一些意见，学生们办了几份报，有风雨报，牛吼报，铺天盖地，整风领导小组来视察，表示满意。人们对非党的民主人士的院长没什么意见，对付院长。
李伯钊意见很大，說她进城后生活腐化，我们经常看到她穿着白色连衣裙，半高跟鞋，戴項练，坐汽车上班，也有时坐三轮回家。她早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是杨尚昆主席的夫人，剧作家，走过长征路，很有才华。她也来看大字报，不知道她看后有何感想。大字报越来越多，有的矛头指向党委书记，其中有一首诗，要求取消党委。說我们这里不是兵营，是艺术的殿堂，飞吧，你这只鹰…（党委书记名字叫白鹰），有些欧美回来的教授反对苏联的教学体系，有的学生是大资本家出身，他们和解放区出身师生的格格不入。后来党中央号召打退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
反右结束了，很多学生和老师都被打成了右派，右派分几个等级，最大的右派是民主人士农工民主党主席章伯钧，交通部长，还有罗隆基，林业部长。他们被撤职，降低待遇，但比一班人生活强得多.章伯钧由四级降到七级，保留有大四合院和司机，厨师和勤务员，在三年困难时期还能去四川饭店吃饭，作为反面教员，到现在也没給他平反。
其他的右派就没那么幸运了。有的是由于过激的言论，有的是对新社会不满，主张资本主义制度，也有的不是政治问题，而是偷窃，生活作风问题，或是群众都讨厌的人。这样的现象在基层较多，人们的政策水平不高，說实在的也不懂什么是右派，上面有指标，就得完成，所以说打击面有些大。 后来周恩来总理說右派是极少数，也就千分之二三。于是从1959年开始分批給一些人摘了右派帽子，但还被称为“摘帽右派”，他们当中极右分子被发配到黑龙江北大荒劳动改造，其艰苦情况可想而知。
我认识一位右派分子，他是解放前清华大学学生，参加了地下党，解放后任北京市公安局长的秘书，曾把一个反特案件写了一篇报告文学，豋在人民日报上，后来拍成电影《铁道卫士》，他年轻气盛，在讨论会上把党小组长打了一拳一脚，被打成右派。和他一起到北大荒劳改的人很多都是高级知识分子，他们在北大荒白天劳动，晚上每个人都看书。
三年困难时期，他们的港澳亲属给他们寄来腊烛和书籍，他们在烛光里读书，这个人把书撕成一页一页的，掖在裤腰带里，到地头休息时看，他看的是英文书。他不懂语法，就这么死抠，看了许多大部头的原文著作。1972年他的哥哥美国流体力学专家随同美籍华人科学家代表团回国时，惊叹他的英文比他哥哥在美国带的研究生还好。这是后话。
其他的右派还有作家丁玲，歌唱家张泉的丈夫，张泉因此从北京调到哈尔滨歌剧院，为的是离丈夫近一些。
再低一等的右派由本单位处理，有打回老家的，有降职降薪的，有的干部当官后把农村妻子抛弃了，在城里娶了有文化，有工作的女人，打成右派回农村后，后老婆离他而去，原配妻子又接纳。
了他。
两个月后，整风反右运动结束，共产党干部从毛主席做起，降薪。毛主席，刘少奇，周恩来等从一级降到三级，工资仅四百多元，非党的民主人士不降薪，我们大院的干部们纷纷要求降薪降职。奖金被称为物质刺激也取消了。父亲在电报大楼工作职务津贴和奖金也都被取消了。大学应届毕业生以前是70元，反右后定为46元，高级知识分子不降薪，但他们被称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长期改造对象。 另外，出入境管制也严了。原来各单位可自行去香港採购物资，没有关税，所以东西便宜，很多单位为了给职工办福利，从香港买瑞士手表，德国自行车，马蹄表，分期付款卖給职工，这都是工会的工作内容。英纳哥手表才60元一块，现在就不能随便去香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