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根据温州都市报要求，缩减为2000字内的版本——

南戏在温州产生的理由及其发展

南戏是在民间“村坊小曲”和“宋杂剧”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用声腔、念白、动作去表演一个完整故事的戏文。由于这种戏文首先在温州诞生，所以被称作“永嘉杂剧”（温州旧称永嘉）。

南戏从兴起到式微，大约历时200多年（12世纪—14世纪）。她是中国戏曲史上第一种较为成熟的戏曲形式，标志着中国戏曲正式形成。

那么，南戏为什么首先会在温州产生呢？这跟当时温州特定的人文环境有关。据笔者近年研学所得，大概可归纳为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北宋时温州是宋代对外贸易的重要口岸，商品经济比较发达，朝廷曾在温州设立市舶司。后北方宋王朝动乱，宋王室南迁，建都临安（今杭州），温州经济更加繁荣。城市经济的繁荣，为戏曲的形成提供了经济基础和发展空间。

其次，温州民间自古就有浓厚的发家致富意识，南戏便成为当时温州一种新的赚钱门路。温州人这种营利意识和赚钱本领在早期的南戏中就得到了充分体现。他们根据买方市场的需求，对当时活跃在农村的“村坊小曲”进行了改进，让它尽快走向城市。当时的南戏艺人在编排南戏时，就采用了市场化、商业化的运作方式，力求低成本、高收益。例如，艺人在设置角色时就考虑尽量节约成本，一部戏中本来有生、旦、净、末、丑、外、贴等七个角色，但在实际演出时，采取“兼扮”办法，由同一个演员去扮演多个角色，或男性兼扮女性角色，因此可以兼扮出更多的角色来完成一部戏的表演。并且这些民间艺人大都采取“农忙务农，农闲从艺”的办法来发家致富，即农闲时，一家老少六七人组成一个戏班，就可以在乡村流动演出了。历史上的温州人就善于吃苦耐劳，更善于闯市场。为了争取更大市场、获得更多盈利，他们背井离乡，带班到各地演出。这样，南戏也就在南方地区得到较快的传播和流行。

再次是，温州并非大都市，上层文人学士的势力不大，而商人通常没有多大学问，乡村民众就更不用说了，他们对粗俗的民间娱乐形式不但不会排斥，而且是喜闻乐见。这种民间艺术恰好迎合这些商人和民众。

说到这里，须提及的是，在当时上层文人学士对于来自民间的艺术是持排斥态度的。如有江南四大才子之称的祝允明在《猥谈》中便指责南戏说：

“数十年来，所谓南戏盛行，更为无端，于是声乐大乱……盖已略无音律、腔调。愚人蠢工，徇意更变，妄名‘余姚腔’、‘ 海盐腔’、‘弋阳腔’、‘昆山腔’之类。变易喉舌，趁逐抑扬，杜撰百端，真胡说耳。若以被之管弦，必至失笑。”

他用猥琐卑俗的语气，在谈论南戏流行情形的同时来贬斥南戏。显而易见，南戏在当时上层文人学土是看不上的。

    那么，南戏又是怎样流传发展起来的呢？

南戏自从北宋末叶在温州农村初步成形后，首先从乡村走向城镇，再走向城市。特别是到了南宋，宋室在临安（今杭州）建都后，南戏便从温州北上，向杭州流布。此后又流布到了海盐、余姚等地，与当地方言土语结合后，形成南戏的“海盐腔”和“余姚腔”，并在海盐、余姚扎下了根。

南戏由温州向南，便流布到了福建的泉州、漳州、蒲田等地。南宋著名文学家刘克庄（1187－1269）晚年回到蒲田老家后，写下了不少关于观看南戏的诗篇。如在《田舍即事》诗中，他描述了观看优戏《楚汉相争》、《霸王别姬》故事的情景：“儿女相携看市优，纵谈楚汉割鸿沟。山河不暇为渠惜，听到虞姬直是愁。”（市优，是指优戏，说优人演的戏。当时，在当地优戏就是指从温州流布过来的南戏）。直到今天，在福建地方剧种中还保留着许多南戏的剧目。

后来，南戏又从温州向西流布，到了江西。据南宋刘埙（江西南丰人）《水云村稿》中说：在南渡之初，当时南丰一带在流传的还只是“汴都正音、教坊遗曲”。到了宋咸淳年间（1265－1274），永嘉戏曲传入后，随着南戏的盛行，影响了“汴都正音、教坊遗曲”的传唱。

到了元代，南戏又与北曲杂剧发生了交流。北曲杂剧在金末元初，产生于北方的大都（今北京）和平阳（今山西临汾）等地。由于当时南北两地政治戏峙，南戏与北曲杂剧之间没有发生联系。到了元初，南北政治对峙局面结束，随着北曲杂剧南下，南北两种戏曲产生了交流与融合，对后来元代南戏的发展产生了较大的影响。由于南戏吸收了北曲杂剧的一些长处，特别是一些戏曲作家的出现，不仅提高了剧本的文学性，而且在曲调的组合形式、用韵上也都有所改进，从而促进了南戏的成熟与完善。正如明末集画家、诗人、剧作家为一身的徐渭（浙江绍兴人）称赞元末瑞安高则诚的《琵琶记》时说：“用清丽之词，一洗作者之陋。于是村坊小伎进与古法部相参，卓乎不可及已”。

在温州，宋元南戏的直接流传者是“昆曲”。昆山腔在宋元时期就是南戏的四大唱腔之一。今天的昆曲，或称“昆剧”，所采用的剧本文体、乐曲和角色体制都继承于南戏。现在温州永嘉昆剧正以崭新的风貌，向当代人展示中国南戏的传统戏曲艺术。

（原载温州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