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初期的北京（一）

文/山里竹




       我们到了北京，住在爸爸以前的学校里，当时隶属国民党的交通部。

       1949年北京和平解放后，解放军进驻了我们大院。不过他们不是战斗部队，他们是华北军政大学文艺三部的师生，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是他们前身。

       传达室的门房变成了解放军的警卫室，他们穿着土布的军装，布袜子，尖口布鞋，說着各地的土话。总之，是土八路。

       学生们也是军装打扮，好多女生留着分头。有的老艺术家像兰天野，田华，王昆，马可（歌剧白毛女，咱们工人有力量的作曲者），我都见过，他们那时还年轻，也不觉得他们有什么特别的。干部家属也都是农村打扮，有的梳着发髻，还有的是小脚，她们纳鞋底，还用手工针线缝制演出服装，但很多都是老党员。后来她们的变化很大，逐渐改变了形象，我同学的妈妈甚至还作为文化参赞夫人陪同她爸爸到几内亚亚，埃及法国巴黎常驻（她妈妈也是解放脚）。

       为了解决青年学生失业问题，也为了补充革命干部队伍，华北军政大学开始招生。

       学院举办了很多短期训练班，学生都戴着“华北大学”的校徽，他们学了革命理论和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几个月后毕业，分配工作，大部分都是南下工作团。现在南方城市里的北方干部大多是那时候去的。

       后来大院走向正规了，成立了中央戏剧学院，几十年来，在党的领导下，戏剧学院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话剧演员，充实了全国各省市的话剧院和话剧团，有老戏骨，也有新星，像巩俐，章子怡等人都是该校的毕业生。

       中央戏剧学院第一任院长是欧阳予倩，副院长是曹禺，沙可夫，李伯钊。前两位是非党人士，后两位是共产党员，其中李伯钊是前国家主席杨尚昆的夫人。

       很多干部是解放区的文艺工作者，又从上海等地调来了受过西方教育的人，有欧美派，苏联派。他们都是教授什么的。

       从此，大院里响起了解放区的歌声和洋歌曲，有中乐团和西乐团。

       有一次，门口小铺里来了一个中年女人，她和我妈妈聊天，说这个院子原来是我们家的，我来看看什么样了。聊天中，才知道她是郡王府的小老婆。她是不是在慨叹岁月无情，在怀念过去的风光日子，就不得而知了。

       大院之外的变化更大，社会风气大变，老百姓看到的是，共产党說话算数。交通警察拿着个大喇叭不但管交通秩序，还管街上行人吵架，評里。街头欺凌百姓的现象不见了，很让群众服气。

       解放后，政府办了许多好事如扫盲活动，工人和市民都能上夜校，许多旧社会的“戏子”如评剧演员赵丽蓉就是那时上的扫盲班。老区来的干部上了工农速成中学，我们大院的警卫员转业成为勤务员，他们遇到生字时常问我，其中一个叫王文志被保送到南开大学，后来当了干部。《半夜鸡叫》的作者高玉宝也是在工农速成中学毕业的，后来上了中国人民大学。

       有一个叫王芝任的女孩，原来是童养媳，她在1945年家乡安国县解放后参加了解放军，1949年上了工农速成中学，一年后毕业又留学苏联，学习航天专业，在留苏学子里是佼佼者，回国后在航天部工作，是长征三号运载火箭的付总设计师。他们都是通过知识改变了命运。爸爸在电报局不但进修了无线电课程，还进修了英文。以前他只会报务英文，后来上了电报大楼中级，高级英文班，英文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妈妈也上补习学校，修高小课程.科目有语文，算术，自然，地理，历史等。后来得以参加了工作。

       那时候，穷人家的孩子烂红眼的很多，防疫站的人就免费治沙眼，点眼药水，还有一种疗法是烏賊骨蘸大蒜也很有效。发塔糖治蛔虫。我们打了多种防疫针，有鼠疫的，白喉的，百日咳的，大脑炎的，甲型脑炎，乙型脑炎的，接种牛痘预防天花，还有麻疹疫苗，那时候好多人一脸大麻子，就是天花的后遗症。经过这一整治，北京出现了新面貌。

       那时候，人民信任共产党，只要是报上豋的消息，都是正确的，机关，学校，企业，工厂，街道都配合政府的工作，干部们都很朴素，军队干部是供给制，按级别吃大灶，中灶，小灶。发不多的津贴费，孩子上寄宿学校，供给制。地方干部挣小米，后来是按分，一个分多少钱乘以分数就是你的工资。一般公务员就是300多分，我爸爸是技术级，500多分。

       街道干部由家庭妇女担任，没有工资，全是义务，这些妇女，思想进步，觉悟高，协助政府作了大量工作，检查卫生啦，拥军优属啦，帮助困难户啦啦啦，斗奸商啦，都是她们的事。我记得一个同学家的丫头（使女）在获得人身自由后，在街道工作特别积极，因为美国发动了细菌战，向我国投放了大批老鼠，政府号召群众灭鼠，她不怕脏臭，每天在污水池那里放置鼠夹子。

       我之所以讲这些事，是因为我体会到；当党和人民群众心贴心的时候，人民群众焕发出来的力量是无穷的。这些普通人对新社会的贡献是不可抹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