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与人民空军的
不解之缘
文/王德兴
在航空兵某师的荣誉馆里，陈列着一张毛泽东主席与胡萍机组的合影照。这是1956年5月毛泽东主席首次乘坐由我们空军自己的飞行员驾驶的飞机抵达广州时拍摄的；此前在国共和谈时，毛主席也曾乘坐过一次飞机。当时由赫尔利、张治忠陪同，乘美国人驾驶的C47型飞机，从延安飞往重庆。
这其中有一个耐人寻味的故事：1956年4月下旬的一天，刘亚楼司令员突然把时任师长的胡萍叫到办公室，郑重地问：“现在有个非常重要的任务，毛主席要坐我们的飞机，你看有把握吗？胡萍考虑到安全，回应道：“坐火车不是更安全吗？”刘司令说：“原来中央考虑让毛主席坐苏联的飞机，请苏联飞行员驾驶，可是毛主席不同意。”其理由是，我们已经有了人民空军，有了自己的飞行员，为什么还要请外国人，要坐就坐我们自己的。
就这样，为领袖首飞的专机任务就落在了胡萍身上。胡萍不敢有丝毫懈怠，立即回去挑选机组人员，认真细致地进行各项准备，并于5月2日顺利完成从北京经武汉飞广州的任务。下飞机后，毛主席对前来接机的陶铸等人说：“还是坐飞机快”，并高兴地与机组人员合影留念。
其实，毛泽东是最有资格乘坐人民空军飞机的，因他是人民空军的缔造者。
翻开人民空军的发展史可以看到，毛泽东先后对空军的建设与发展作过170多项重要指示。
1949年5月下旬，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十四兵团司令员刘亚楼打点行装准备南下时，突然接到通知，让他立刻去见毛泽东，领受新的任务。
刘亚楼马上赶往毛泽东的住地，毛泽东见到刘亚楼后说：“你仗打得不错，又在苏联吃了几年面包，要你从陆地上天，负责组建空军，怎么样？”
此时，刘亚楼毫无思想准备，他有些吃惊地回答：“主席，我在苏联是学陆军的，怕做不了啊！”毛泽东说：“不是有句老话‘知之不为而为之’吗？我就是要你这个自认为做不了的人做。”
“那我只有边干边学了。”刘亚楼因此成了新中国首任空军司令员。
刘亚楼接受组建空军的任务后，马上与军委航空局局长常乾坤、政委王弼等研究提出了空军主要领导干部人选及领率机关的组成方案。该方案拟定空军领率机关由第四野战军十四兵团机关加上军委航空局的人员组成。中央军委批准了该方案，同时进一步指出：必须以建立空军为当前首要任务，准备一年左右可用于作战。
此时，正率领中共中央代表团在莫斯科访问的刘少奇，提请苏联方面给予中国空军援助，苏联方面表示给予积极支持。得知这一情况，中共中央立即决定，由刘亚楼等4人组成代表团赴莫斯科，争取苏联援助。
刘亚楼等人的赴苏谈判非常成功，最后达成协议：由苏联帮助中国建立6所航校及1所飞机修理总厂，卖给中国各型飞机434架，派出专家878名来华协助工作。首批购买的这批飞机装备，很快就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949年10月16日，刘亚楼返回北京后，立即赶到中南海向毛泽东、周恩来作了专项汇报。毛泽东对他说：“空军的基础如何，起步快慢，关键是看航校办得怎么样。你的当务之急，首先要选好办校人。这方面有什么困难，可以直接找我。”
经过一番筹备，刘亚楼向中央军委提出了6所航校领导班子组成人选，航校校长全部由东北老航校有飞行经验的干部担任。
同年10月30日，经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审查批准，6所航校确定了校址。与此同时，中央军委从陆军作战部队和各级军政大学选调飞行学员930名，地勤学员1980名。12月1日，6所航校全部开学。
1950年6月19日，第一支航空兵部队——空军第四混成旅成立，该旅下辖2个歼击机团、1个轰炸机团、1个强击机团。这支部队组建后，仅用3个月就完成了换装训练任务，并于1950年10月19日零时起，担负保卫上海的防空任务。
空军在初创期间，制定了空军建设的方针和第一个4年发展计划（1950年至1953年）。由于建设方针和发展计划得到了积极地贯彻执行，终于在较短的时间内使人民空军迅速地发展起来。
以上这些事例，足以反映出开国领袖对空军的大力支持、无比信赖与高度器重。从根上说，空军之所以能从白手起家迅速发展到“一鸣惊人”，除了刘亚楼司令的领导有方、聪慧能干，更得益于全党全社会的鼎力支持。用刘亚楼自己的话说，“我是抱着尚方宝剑走出中南海的”。在毛主席、周总理、朱总司令等党和国家领人的亲自过问和具体部署下，空军创建初期所需的一系列重大问题都得到圆满解决，如：六所航校的建设经费、飞行员培养对象、政工干部和俄语翻译选调等诸多难题，都迎刃而解。
人民空军党缔造。其发展壮大犹如万物生长靠太阳一样，始终伴随着党的指引、关心与爱护。知恩图报，对党忠诚，堪当重任，既是绿叶对根的情谊，也是红色基因为在40万空军官兵血脉中赓续传承的政冶要求和行为准则！
图片说明：
1.毛泽东主席第一次乘坐人民空军飞机时在广州与胡萍机组的合影照。
2.国共和谈时，毛泽东主席由赫尔利、张治忠陪同，从延安飞往重庆时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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