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梁思成与赵忠尧》
贵州女婿梁启超长子梁思成大赵忠尧一岁，两人是同事。两人的故事就是那50毫克镭。值得一究…
梁思成（1901年4月20日－1972年1月9日），籍贯广东新会，生于日本东京。毕生致力于中国古代建筑的研究和保护，是建筑历史学家、建筑教育家和建筑师，被誉为中国近代建筑之父。
梁思成曾任中央研究院院士（1948年）、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人民英雄纪念碑兴建委员会设计处处长，参与了人民英雄纪念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等作品的设计。
梁思成第一任妻子是林徽因，1919年相识，1928年成婚，育有一女（梁再冰）一子（梁从诫）；第二任妻子是林洙，1948年相识，1962年再婚。
中国核武器是怎么“够用”的？
扮乞丐徒步3000公里的核物理奠基人赵忠尧。
赵忠尧为何被科学界称为无冕之王？
他最先发现了反物质，为何没有获得诺贝尔奖，他与50毫克镭有着怎样的故事？
“贤贤易色”出自于《论语》子夏之口。子夏是孔子的学生，有一天，孔子和弟子们讨论学问，聊到了君子。
古人口中的“君子”是丹顶鹤、太阳鸟。古人喜欢丹顶鹤，因为它是春鸟，是上天的使者。丹顶鹤飞得高，看得远，不远万里传递春的消息，古人称其为“君子”，也称其为“易”。
“易”字的写法是上面一个“日”字，下面一个“月”字，日月为易，兼顾阴阳。
丹顶鹤也称双睛鸟，它一年飞行两次，一次代表春，一次代表秋，春种秋收。
古人认为丹顶鹤是贤明的君子，所以子夏才会说“贤贤易色”。这里第一个“贤”是动词，是以什么为贤；第二个“贤”是形容词，用来形容丹顶鹤的贤能，放在一起就是以贤能的丹顶鹤为“贤”。
丹顶鹤之所以能称为春鸟，是因为它能听懂天地的声音，古人称这个声音为雷。唤醒春天的是春雷，而唤醒近代核物理研究的则是放射性元素——镭。
“镭”是居里夫妇在1898年发现的，当时他们发现了两种放射性元素，一个是钋，一个是镭。其中镭有很强的放射性，将它放在盛满水的水桶里，水马上就会沸腾，人们也因此发现了核能的强大。
上世纪30年代，科学家已经发现了原子核的裂变反应，推断出通过原子核裂变，可以释放出巨大的能量，制造出强大的原子核武器。放射性元素镭成为重要的战略物资和实验物资，同时它也是非常稀缺的物资，就是这么稀缺的资源，在当时清华大学却有50毫克。
50毫克听上去并不多，但这是镭，当年居里夫人为了提取镭，花了3年时间，才从一吨沥青青铀矿渣中提取乐0.1克镭盐。
说起清华大学的这50毫克镭，还有一段传奇的经历，它最开始的持有者是赵忠尧。
赵忠尧是反物质理论的开创者，是我国两弹元勋邓稼先、钱三强的老师。
青年时期的赵忠尧曾经赴美留学，在实验中他发现高能量光子束反常吸收现象，他写了论文，但当时没有得到重视。
三年后，安德森利用赵忠尧的发现，获得了诺贝尔奖，此时，人们才发现最早观察到正负电子产生与湮灭的其实是赵忠尧。
“九·一八事变”之后，赵忠尧想要立刻回国，他的导师卢瑟福极力劝说，让他留下来，但赵忠尧报国心切，执意回国，临别时，卢瑟福送给他一件特别的礼物，就是那50毫克镭。
赵忠尧如获至宝，他悄悄地将这50毫克镭带回了国，回国后的赵忠尧，在清华大学物理系任教，他一边教学，一边搞科研。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日军很快占领了北平，为了保存教育资源，清华大学决定南迁至长沙，当时赵忠尧并不在北平，当他回到清华时，大学已经落入日军之手。
日军搜查了电机系，航空实验室，科学馆，化学系，图书馆，拿走了大量仪器，化学药品和书籍。
赵忠尧心急如焚，连夜找到了建筑系的梁思成，两个人偷偷潜回学校，躲过了数论搜查，终于在一片狼藉的实验室，找到了装有镭的铅管，那一刻两个人的心终于放下了。
上世纪30年代，各主要发达国家都在研究核武器，这其中也包括日本。镭是重要的核试验材料，也是重要的战略物资，一旦落入日军之手，后果不堪设想。
拿到了镭，梁思成想要与赵忠尧结伴前往长沙，但赵忠尧拒绝了。当时是战争时期，无论是坐车，还是坐船，都要接受盘查，如此重要的镭，不能再次失去，赵忠尧决定走路去长沙。
老子说：“君子众日行，不离其甾重”，孔子说：“君子道千乘之国，食无求饱，居无求安”。
孔子和老子口中的“君子”是太阳鸟、丹顶鹤。丹顶鹤宁静致远，心无旁骛，它怀揣着理想，终日飞行，虽然它衣不裹体，食不果腹，但它依旧坚定地在天地间飞行。
赵忠尧也是一样，他的甾重是那50毫克镭，为了这50毫克镭，他成了一只孤鹤，他没有乘车，没有乘船，靠着步行，千里迢迢，从北平走向长沙。
为了掩人耳目，赵忠尧将自己打扮成了一个乞丐，他左手捧着一个瓦罐，右手拄着一根竹竿，瓦罐中放着他的宝贝“镭”和一些不值钱的咸菜，除此之外，他什么也没有代。
从北平到长沙，步行3000公里，赵忠尧走了一个月，当他到达长沙时，早已经变成了真正的乞丐，他是靠着一路乞讨到了长沙，当他敲开清华大学的校门时，门卫以为他是个疯子。
1946年，美国邀请各国专家，去比基尼群岛参观原子弹爆炸实验，中方派出的代表是赵忠尧。
赵忠尧在看到原子弹的巨大威力后，决心建设中国自己的核能实验室，但研究核能必不可少的是加速器。
当时，一台全新的加速器在美国需要40万美金，赵忠尧四处筹集，最终只筹集到了5万美金。无奈，他只能四处收集旧的实验设备，将它们拆分、研究、组装、改进。
一天，赵忠尧终于收到了一台废旧的加速器，他不断地研究改进，终于他的加速器好用了，有了这台加速器，他的研究工作突飞猛进。
1950年，赵忠尧决定带着他的加速器回国，都说科学无国界，但当赵忠尧真的回国时，美国立刻派特务，将其扣押。在多方营救下，赵忠尧最终在1951年回到了祖国。
回国后的赵忠尧，立刻投身核物理研究，利用他带回来的加速器，成功研制出了质子静电加速器。
赵忠尧两次出国，一次带回了放射性实验镭，一次带回了静电加速器，正是这两样东西，奠定了我国核物理研究的基础。
除了这些有形的资源，赵忠尧还带回了一身的学识，满脑子的数据，为我国培育了一批优秀的科学家。
赵忠尧（1902年6月27日—1998年5月28日），浙江诸暨人。物理学家，中国核物理研究和加速器建造事业的开拓者。
1920年，考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南京大学前身），
1930年获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博士学位，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1949年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进行原子核反应研究，1955年6月被聘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赵忠尧主要从事核物理研究，特别是硬g射线与物质相互作用等方面的研究，主持建成中国第一、二台质子静电加速器，为在国内建立核物理实验基地作出了重要贡献。
赵忠尧第一次发现了正电子的存在，他是人类物理学史上第一个发现反物质的科学家。他观测到的正、负电子湮灭辐射比后来安德逊看到的正电子径迹早两年。赵忠尧的研究成果为研制正负电子对撞机提供了理论基础，同时也奠定了他在世界物理学界的地位。
1998年5月28日下午，赵忠尧因病逝世，享年96岁。
1902年6月27日，赵忠尧出生于浙江省诸暨县。
1920年，赵忠尧考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
1924年，赵忠尧毕业后任国立东南大学助教。
1925年，赵忠尧从东南大学毕业后任清华大学助教。
1927年，赵忠尧赴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学习，从师于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密立根教授。[1][8]
1929年底，赵忠尧发现硬γ射线的高能量光子束，在通过重金属铅时出现了“反常吸收”现象。
1930年，赵忠尧获得博士学位，前往德国哈罗大学物理研究所工作。
9月赵忠尧发现与“异常吸收”同时存在的还有“额外散辐射”，又写出题为《硬γ射线的散射》的论文，发表在美国《物理评论》杂志上。
1931年（民国二十年）秋，赵忠尧到英国剑桥大学卡文迪许实验室，与原子核大师卢瑟福（E. Rutherford）一起工作。
同年底，赵忠尧回国后任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边教书、边用盖革计数器进行γ射线、人工放射性和中子物理的研究工作，论文发表在中国的《物理导报》和英国的《自然》杂志上。卢瑟福在赵忠尧先生写的“硬γ射线与原子核的相互作用”论文前加了按语：“这一结果提供了‘正-负’电子对产生的又一证据。”同年在中国首次开设核物理课程，并主持建立中国第一个核物理实验室。
1936年，安德森因发现正电子径迹获诺贝尔奖。人们认识到：赵忠尧是最早观察到正负电子对产生与湮没的人。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赵忠尧先生离开北平，先后到云南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和中央大学任教。
1946年，赵忠尧受中华民国政府的委派，赴比基尼群岛参观美国的原子弹试验，之后赵忠尧又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加州理工学院等处进行核物理和宇宙线方面的研究。
1950年3月，赵忠尧正式办理回国的手续，8月底，赵忠尧从美国洛杉矶登上了“威尔逊总统号”起程回国了，但是受到美国联邦调查局的特务调查，9月12日船经日本横滨，拒绝了台湾当局驻日代表前来探监访问去台湾工作。11月28日，赵忠尧回到中国大陆。
1951年1月，赵忠尧教授抵达北京，政务院副总理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中科院院长郭沫若亲自主持了有李四光、竺可桢、吴有训、钱三强等数十名科学家参加的欢迎宴会。
1958年，赵忠尧负责筹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近代物理系并任系主任。
1972年，赵忠尧参与高能物理研究所的筹建工作，还多次向有关部门提出了发展中国科学事业的许多具体建议。
1973年，高能物理研究所成立，赵忠尧恢复工作，担任副所长并主管实验物理部的工作。
1979年，赵忠尧先生代表中国科学界前往德国出席物理学会议，并进行参观访问。
1995年10月，何梁何利基金委员会奖给了赵忠尧10万港币的奖金，赵忠尧把它全部捐献给了中科院数学物理学部，作为科学基金，以奖励有成就的青年。
1998年5月28日下午15时55分，赵忠尧因病逝世，享年96岁。
1929年赵忠尧和英、德的几位物理学家同时独立地发现了当硬γ射线通过重元素时，除了康普顿散射和光电效应引起的吸收外，还存在着反常吸收。为进一步研究反常吸收机制，赵忠尧开展了硬γ射线散射的研究，并首先观察到硬γ射线在铅中还会导致产生一种特殊辐射。这些结果先后发表在《硬γ线的吸收系数》和《硬γ线散射》的论文中。赵忠尧的这些工作，是正电子发现的先驱。二年后，他的同学安德逊（C. D. Anderson）发现正电子后，人们才认识到他发现的“反常吸收”，实际上是g线在物质中产生电子对的效应；而他发现的“特殊辐射”实际上是首次观察到正负电子对的湮灭辐射。[2]赵忠尧回国后参与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的创建，利用他回国时带回的当时国内尚无条件制备的静电加速器部件和实验设备，先后于1955和1958年建成了中国最早的70万伏和200万伏高气压型的质子静电加速器，为中国核物理、加速器和真空技术、离子源技术的研究打下了基础，以静电加速器为基础，又主持建立了核物理实验室，具体领导和参加了核反应研究。
1945年，赵忠尧去加州理工学院和麻省理工学院进行核物理和宇宙线等方面的研究，赵忠尧在麻省理工学院物理系宇宙实验室进行“混合宇宙线簇射”等的研究，写了许多论文，如发表在美国“物理评论”上的“混合宇宙线簇射”等。
1946年春，赵忠尧回到加州理工学院，在核物理实验室参加了美国原子能委员会和海军部联合支持的核物理科学研究，研究的论文是“质子轰击F19时所产生的低能α粒子的研究”。这是当时世界核反应研究的前沿课题，赵忠尧先生在美国科学界的知名度已相当高了。
20世纪30年代，赵忠尧在美国进行的实验研究中首先发现：当硬g射线通过重元素时，存在着反常吸收，并产生一种特殊辐射。赵忠尧的这些工作，是正电子发现的先驱。
1931年，赵忠尧学成回国后到清华大学担任物理系教授。赵忠尧开设了中国首个核物理课程，主持建立了中国第一个核物理实验室。赵忠尧与他的老师叶企孙一起，还培养了一批后来为中国的原子能事业做出重要贡献的人才：王淦昌、彭桓武、钱三强、邓稼先、朱光亚、周光召、程开甲、唐孝威，诺贝尔物理奖得主杨振宁和李政道也都曾经受业于赵忠尧。
1995年获得何梁何利科学与技术进步奖 。
1955年，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赵忠尧曾任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副所长，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物理系主任，中国核学会名誉理事长。历任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副所长。四、五、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赵忠尧在世界物理学家心中是实实在在的诺贝尔奖得主！（前诺贝尔物理学奖委员会主任爱克斯朋评）
赵忠尧（赵老师）本来应该是第一个获诺贝尔物理学奖的中国人，只是由于当时别人的错误把赵老师的光荣埋没了。”“我们缅怀赵老师为近代物理学中量子力学的发展、为新中国科技教育事业所做的卓越贡献，以及他一生为人正直、忠于科学、潜心研究，朴素无华、实实在在的科学精神。”（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评）
要不是赵教授在30年代对正负电子湮没发现做出的巨大贡献，他就是正负电子产生和湮灭过程的最早发现者，没有他的发现就没有现在的正负电子对撞机，也就没有今天的物理研究。（诺贝尔奖获得者丁肇中评）
赵忠尧先生以毕生精力从事科学和教育事业，为发展中国核物理和高能物理研究事业、为培养中国原子能事业、核物理和高能物理的实验研究人才作出的重大贡献，以及赵忠尧先生赤忱爱国，正直刚毅，艰苦朴素，一贯坚持实事求是、刻苦钻研的科学精神。（叶铭汉院士评）
赵忠尧为发展中国核物理和高能物理研究事业、为培养中国原子能事业、核物理和高能物理的实验研究人才作出了重大贡献，是中国原子核物理、中子物理、加速器和宇宙线研究的先驱者和奠基人之一。（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
赵忠尧先生赤忱爱国，正直刚毅，艰苦朴素，严谨治学，学问精深，德高望重，平易近人，深受同事和学生们的爱戴。（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朱清时院士评）
赵忠尧先生是享誉全球的杰出科学家，为中国核物理科学事业的发展、为培养核物理科学人才作出了重大贡献。（北京原子能研究院张焕乔院士评）
赵忠尧先生以毕生精力从事科学和教育事业，为发展中国核物理和高能物理研究事业，为培养中国原子能事业、核物理和高能物理的实验研究人才做出了重大贡献，是中国原子核物理、中子物理、加速器和宇宙线研究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评）
2002年6月27日，赵忠尧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日，6月4日，赵忠尧先生生前工作过的中国物理学会、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中国科技大学在高能所报告厅联合举行了隆重的纪念活动。
2008年7月6日上午，赵忠尧先生塑像揭幕仪式在中国科技大学近代物理系楼前隆重举行。“中国科大赵忠尧奖学金”签字仪式在近代物理系办公楼210会议室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