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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公祭日：
“南京大屠杀”的悲剧为何会出现？
·田玉川
犯罪的整个日本军队是一架正在开动的兽类机器
十二月十三日，是每一个中国人都不应忘记的日子！
1937前的这天，侵华日军在当时的中国首都南京开始了长达六周灭绝人性的大屠杀，30万手无寸铁的和平居民竟被敌人用最野蛮、最原始的手段杀害。“日本兵完全像一群被放纵的野蛮人污辱这个城市······实行杀人、强奸、抢劫、放火。”[1] 30万个生命，如果用火车装载，需要2500节车厢；30万人如果排起来，可以从南京连到杭州；30万人如果堆起来，能堆起两幢37层高的金陵饭店；30万人的血，有1200吨；30万生命······30万人，如果活着的话，他们当中会有多少人杰？会创造出多少人间奇迹？
但他们都死了，死得悲惨而绝望！死得无助而痛苦！
日军——以杀人为乐，视杀人如游戏。日军——把杀人变成练习胆量的靶子，争强好胜的赌注。中国的和平居民被这些敌寇任意侮辱和杀戮，中国的土地变成了这些恶魔施威的屠场。
当南京在血泊中呻吟的时候，日寇的嗜杀也达到了疯狂的程度。侵占南京的日寇第10军114师团重机枪部队一等兵田所耕三供认：“在南京城内扫荡残敌，把一些军官和军校出身的家伙捉来，绑在柳树上，作为训练新兵的靶子，一面为他们示范，一面教他们练习。还有，叫俘虏跪坐坑洞的前面，砍下脑袋。我本人是二年兵，练习枪刺。像这样的干法，在城内外连续干了十天左右，当然是奉命行事。为了使俘虏们有所畏惧，把他们的耳朵削下来，或者把鼻子砍掉，或者拿军刀插进口腔里把嘴切开，或者在眼帘下面横着插进一刀，白眼球就像鱼眼一样粘糊糊地垂下来，足有五寸。”俘虏，按照国际法，只要放下武器，就不能虐待，必须享有人道的待遇。而日寇这种虐杀，多么令人发指，令人愤恨。
侵占南京的日军，都变成了杀人恶魔。中岛部队有两名准尉，一个叫向井，一个名野田。这两个恶魔在南京开展了所谓“百人斩”比赛。1937年12月东京的《日日新闻》报以《紫金山下》为题报道了他们所谓的“英雄事迹”。“准尉向井和野田约定作一个砍杀100个人的比赛，二人在紫金山下相见，彼此手中拿着砍缺了口的军刀。野田道：“我杀了105名，你的成绩呢？”向井答：“我杀了106名。”于是两个同作狂笑：“哈哈，向井先生多杀了一个！”可是很不幸，确定不了谁先达到100之数。因此，他俩决定这次是不分胜负的，重新再赌谁先杀满150名中国人。比赛又开始进行。”[3] 这种骇人听闻的罪恶游戏，要不是恶魔自我炫耀，真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能把所谓的“百人斩”这样的暴行，堂而皇之地登在报纸上，广为宣扬，足以说明“嗜虐心理”就是那个时代日本侵略者的心理。而所谓的“百人斩”既是中华民族久久难以愈合的伤口，又是奇耻大辱，是民族心中永远的疼痛！
那些无辜的亡灵，他们在总数上百倍于敌寇，但他们都是手无寸铁者。与武装到牙齿的敌寇相比，一对一，显然不是对手。壮年如此，老弱病残就更不用说了。
那砍缺口的军刀，既证明了敌寇的残暴，也标志着被杀者的懦弱。当那么多的生命，都变成了敌寇“练刀”的工具时，就不仅仅是被杀者的悲哀了。敌寇的狂笑，既是狂妄的显露，也是莫大的嘲讽。仅仅只有两名日寇，竟一次又一次进行所谓的“百人斩”比赛，岂不可恨之极，可悲之极。
那么，敌寇为什么如此热衷于这种罪恶虐杀呢？“百人斩”的目击者、日军随军记者铃木在战后东京审判法庭上供认：“目击南京大屠杀以前，也就是在上海、南京之间随军的一个月期间，也屡屡目击过大屠杀。因经常在残酷的战斗和战场上置身于大批的尸体和血腥中，神经都处于麻木状态了。还不能不承认，每当看见眼前大批倒下的日军战死者，就会腾起一串一心想对敌报复的复仇心，就会闪出嗜虐心理。”其实，这种“嗜虐心理”不只是“闪出”，而是“腾起”早已经植入骨髓里了。不然，怎会那么普遍，那么旷日持久，那么触目惊心！
向井和野田两个恶魔之所以在日本成为家喻户晓的所谓的“民族英雄”，也是因为他们借助报纸的宣扬而“成名”的。那些没有见诸于报端的类似的“英雄”又有多少呢？
《新华日报》记者采访南京江东门大屠杀的幸存者朱友才证实：“1937年12月16日下午，日军中岛部队把关在原国民党陆军监狱里的上万名‘俘虏’（其中半数左右是平民百姓）驱赶到江东门集中，人群塞满了道路，一直延伸到江东河边，足有三四百米长。傍晚，日酋一声令下，道路两旁的草房全被浇上汽油点燃起来，在火光照明下，轻重机枪一齐开火，交叉扫射，顿时一片哀号，连躲在几里外的朱友才也听到了。屠杀之后，江东河尸堆如山，血流成河。第二条，日军侵略者为了让辎重车过河，竟拿中国人来填河截流，无论死人活人，见到了就扔下河去。在固定桥板打桩时，还能听见未断气人的呻吟。日军侵略军把这座桥命名为‘中岛桥’，大批坦克、军车、马车就是从这座‘人桥’上开过江东河的。天暖解冻后，尸体腐烂发臭，红十字会派人前来收尸，把尸体拖到两个大坑里掩埋。据红十字会粗略估计，约有15000多具尸骸。”[5] 用成千上万中国人的尸体堆成的所谓“中村桥”，正是日寇集体“嗜虐心理”的疯狂爆发。
1985年8月15日，抗战胜利40周年纪念日的当天，南京大屠杀纪念馆与15处遗址纪念碑同时落成。
这些碑文，都是用鲜血写成！
草鞋峡遇难同胞纪念碑文这样写道：“1937年12月13日，侵华日军攻占南京后，我逃聚在下关沿江待渡之大批难民和已解除武装之士兵，共五万七千余人，遭日军捕获后，悉被囚禁于幕府山下之四五所村。因连日惨遭凌虐，冻饿至死一批；续于18日夜悉被捆绑，押解至草鞋峡，用机枪集体射杀。少数伤而未死者，复用刺刀戳毙；后夫其时，屠刀所向，血染山河；死者何辜，遭此荼毒？追念及此，岂不痛哉？！爰立此碑，谨记其哀。藉勉奋发图强，兼资借鉴千古。”[6]
字字血，声声泪，何以卒读？
国家仇，民族耻，如何能雪？
日军在南京的种种暴行，连德国人都看不下去了。当时的德国驻华大使发向德国外交部的一份密电称：“犯罪的不是这个日本人，或者那个日本人，而是整个日本军队。······它是一架正在开动的兽类机器。”那见人就杀，开展所谓“百人斩”比赛的，还是人吗？那把孕妇装进麻袋，肆意踩踏取乐，浇上汽油焚烧的，还是人吗？那刺刀尖挑着小孩玩的，还是人吗？那轮奸八十岁老太太的，还是人吗？那争相分吃人心和肝、大喝人血的，还是人吗？那活剥人皮的，还是人吗？那用活人当靶子练刺杀的，还是人吗？那有机枪扫射妇女儿童的，还是人吗？那放火焚烧学校、医院、民居的，还是人吗？
英国人埃德温·豪伍德认为：“战争爆发之前，日本人民、日本军人被灌输了各种有关邪恶的中国人无法无天、野蛮残酷的故事。因此，这些在上海遇到出乎意料的勇敢抵抗的日军，遇上机会便发泄他们邪恶的情感，倒不会令人感到惊异。只是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不仅仅对中国人民，而且对他们祖国的荣誉犯下了滔天的罪行。从实用的立场出发，日本应当为这些令人发指的暴行表示遗憾，因为这些暴行毫无疑问将比任何其他东西更强烈地坚定中国人民的抵抗。”[7]
魔鬼和野兽是这样炼成的
他们的确也是人生父母养的，在家人和朋友面前，他们一个个也表现得那么善良和有教养。有的小伙子脱下军装，竟像少女一样腼腆。为什么，一个信奉佛教的国家，会变得如此穷兵黩武，嗜杀成性？为什么，一个个原本善良、富有正义感的青年，会变得如此禽兽不如？为什么，一个记忆感很强的民族，过去这么多年了，依然对曾经犯下的不可饶恕的罪行，那么漠视，至今，没有真正的反省和赎罪？
美国当代著名的文化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研究分析这种现象从日本的教育中有所发现：“在日本人的记忆中，往往大谈特谈的不是竞争，而是中学高年级学生虐待低年级学生的习惯。中学高年级学生随意差遣低年级学生，并以各种方式戏弄他们。他们叫低年级学生做各种愚蠢屈辱的表演。遭到这种虐待的低年级学生十有八、九抱有巨大的愤恨。因为日本的少年并不是以开玩笑的态度看待这种事情的。一个被迫拜伏在高年级学生面前或被迫干一些下贱差事的低年级学生会憎恨虐待他的人，并会图谋报复。由于不能当场报复，他们更加热衷于报复。” “那些不升学的少年，可能会在军队教育中获得同样的体验。在和平时期，四个男青年中有一个入伍。而二年兵对头年兵的戏弄比中学和更高层次的学校里对低年级学生的戏弄有过之而无不及。······二年兵把他们在前一年所积聚的愤怒转泄到头年兵身上，并别出心裁地想出种种方法来羞辱头年兵，以显示自己饱经‘锻炼’。当兵的在受过军队教育离队时，常常被说成是换了一个人，变成了一个‘真正极端的国家主义者’。但这种改变并不全是因为他们被教以极权主义的国家理论，当然也不是因为灌输了对天皇的忠，被迫作出屈辱表演的体验是更为重要的原因。在家庭生活中受过日本方式教养，自尊心极强的年轻人，在这种情况下很容易变得兽性十足。”[8]
一个个兽兵，就是这样炼成的。他们对别人的嘲弄不堪忍受，被他们解释为摒斥的这些事情可能会把他们自己变成了虐待狂。这样的“教育”和“锻炼”，岂不正是把人变成兽嗜杀成性的根源所在吗？
不只美国人本尼迪克特这样看，日本人则看的更清楚。“军队是比想象要超出多少倍的可怕的地方。一年的军队生活，彻底夺走了所有的人性，仅仅是参军两年的兵，就对我们初年兵像奴隶，不，像机器一样对待，除了折磨人虐待人以外，他们似乎就无事可干。”（福中五郎《听，大海的声音》）
这样“教育”和“锻炼”出来的士兵，一旦上了战场，那还不集体兽性发作？“整体来说，攻城的战役在许多方面是封建时代中世纪式的。日军攻占城市后的屠杀、强奸、掳掠似乎都属于一个更加野蛮、已经消失了的时代。”[9]
日本陆军中将藤田茂在战犯管理所中，对自己对中国人民所犯下的滔天罪行是这样认识的：“我自幼接受军国主义教育，从军40年。在我的命令下，很多官兵俯首帖耳地犯下了严重的罪行。特别是我参与杀害的中国人民的数字，已经达到了万人以上。我过去犯下的严重罪行之一就是表现出我的帝国主义本质。我过去犯下的严重罪行之一就是以刺杀俘虏作为新兵教育训练的手段，提高士兵的素质，强化他们的侵略行动。我要求手下的各级指挥官都要把刺杀俘虏当作新兵教育的必修科目。我在担任第59师师长的时候，在济南利用屠杀600名以上的俘虏来教育新兵，这是我犯下的重大罪行。我毫无理由地杀害无辜的人民，破坏和平的家庭，放火烧毁几代人居住的房屋，掠夺农民用血汗换来的粮食，使良田变成荒地，使村庄变成废墟，还公然违反国际法，使用毒瓦斯，发射细菌弹······这些暴行，都是帝国主义的侵略行为。我已经深深地认识到这些罪行的严重性，以及我作为领导者所应负的重大罪责。”[10]
日本侵略者的“嗜虐心理”，给中国人民带来无尽的痛苦和灾难，也毁了自己。同时也降低了人类文明的水准，把人类几十万年进化的文明成果一下子退化到了丛林时代的血腥记忆。
这正像当年十万中国远征军在缅北热带丛林所看到的那样：“一切保持着混沌未开的原始状态。野蛮得到充分的保留和发展，弱肉强食，生存竞争在这片热带丛林中表现得极为单纯而残酷。动物之间的相互屠杀，更是残酷无情。树中蝙蝠为何长得又肥又大，你知道它吞噬了多少蚊蚋。而蚊蚋靠吸吮牛马身上的鲜血，也曾把自己喂得像小蜻蜓那么大。甚至连最没有本事的蚂蚁，也能在其它动物身上咬出红包。黄褐相间，鲜丽异常，虽无毒，但力大无比的蟒蛇，可以把一匹野牛绞死。而恶名昭著的眼镜蛇，不动声色，靠注射毒液，制敌死命。狮子则养尊处优，很少自己动手，等别的捕到了猎物，它才上前连唬带吓，把别的嘴里的食物抢夺过来。丛林中，还可看到老虎与大象惊心动魄的搏斗场面。老虎凶狠残暴，声威并重，号称林中之王，谁也不敢捋其须。而大象身躯高大，力举千钧，倒拔大树，横冲直撞，所向披靡。虎有利爪，大象有巨鼻。虎下利爪，象身上就要少一块肉。象伸巨鼻，卷住虎腹，就要把它摔个半死。每次搏斗，往往两败俱伤，血肉模糊，野蛮的生存总是血淋淋的。文明在此遭到无情的扼杀和剥夺。”[11] 莫非这就是“兽类集团”所要建立的“王道乐土”？“嗜虐心理”在毁灭他人，毁灭自身，毁灭人类，在制造恐怖和灾难，在导致人类文明退化。
经不起一发炮弹的“竹子工程”如何守护城市和百姓
我仿佛看见：南京大屠杀中那些喷血的头颅在眼前滚动，那些挥动的手在试图抓住光明，那些被砍断的脚在寻找路，那些不屈的眼睛在责问：
我们为什么被屠杀？我们为什么被屠杀？？我们为什么被屠杀？？？
是啊！他们为什么会被屠杀呢？
我们在痛恨敌人残暴的同时，更应反思自己的积贫积弱；我们在声讨敌人野蛮的同时，更应根除自己根深蒂固的腐败！
请看这段触目惊心的文字：“凌晨三点（十三日），守卫中山门的中央军官学校教导总队和保安警察第二、第四中队在激战了三天后，损失惨重。日军连续重炮猛轰，守城官兵奋勇抵抗。但钢筋水泥筑成的永久工事，却经不起任何炮火的轰击。原来工事的横梁用竹子代替了钢筋。虽然外面抹了水泥，里面的竹子早就腐烂了......又是一阵猛烈的炮击，金红色的炮火和黑色的硝烟在城墙上升腾。又有一些人倒下了，伤兵们不停地在呻吟。德国装备的教导总队的官兵和警察开始退却了。天慢慢地亮了，攻击南京东城中山门的大野和片桐部队的日军狂叫着冲过铁丝网和护城河......”[12] 敌人来了，直接未挡住敌人的，正是这种号称钢筋水泥的祸国殃民的“竹子工程”！难怪“经不起任何炮火的轰击”，难怪“又有一些人倒下去了”，难怪“日军狂叫着冲过铁丝网和护城河”，难怪城中的老百姓要遭殃了！
用这种丧尽天良的“竹子工程”抗敌，任你有“德国装备”，任你如何“奋勇抵抗”，以血肉之躯面对“连续的重炮轰击”，不“倒下去”“呻吟”“退却”那才怪呢？！
当然，决定战争胜负的因素很多，但我们不能不正视这种可怕又可悲的“竹子工程”！
我们替30万惨死的同胞追问：那修筑永久工事的钢筋水泥哪里去了？是变成了城防司令在大后方修建的花园别墅呢？还是铸成了一个个金元宝正抱在“党国大员”的“小蜜”“二奶”怀中？或者已经远渡重洋存入了“皇亲国戚”在外国银行的秘密账户中？还是已支付了“要人”的“工作餐”和嫖娼宿妓的“休闲费”呢？
要知，正是这样外面抹着水泥貌似强大、内里早就像腐烂的竹子一样的政府和军队，才造成了国家长期的积贫积弱！不然，何来敌寇入侵？何来百姓惨遭如此屠杀？
也正是透过这种可怕又可悲的“竹子工程”，人民真正看清了腐败、专制政权的本质！在此后，修建“竹子工程”的政府和军队被人民永远所唾弃，绝非偶然！
回想甲午海战，邓世昌手捧装满沙子的炮弹仰天长啸的悲愤；就在南京大屠杀之前，守卫热河的6万军队望风而逃，仅100多日军乘坐4辆汽车兵不血刃就占领了热河省会承德；同样，泉城济南，战略位置的重要不言而喻，但守城的“山东王”韩复榘竟只带着自己搜刮的金银财宝弃城而逃，同样只有100多日寇就把胜利的旗子插遍了城头······腐败，在和平年代可能会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尚可挽回和弥补。若又遇上战争呢？那除过大流血，还会如何呢？
若腐败依然不能从制度上文化中彻底根除，那谁敢保证，新的“南京大屠杀”就一定不会在中国的历史上再次可悲地重现！
那些高喊“誓与南京共存亡”者都哪里去了
《南京大屠杀新考》一书认为：军官弃城逃跑是造成十万大军四天失守的主要原因。“总的来说，南京撤退时，给中国军队造成惨重损失的最大因素是一些高级将官的弃军脱逃。其中表现最坏的是88师师长孙元良。他先是试图从中华门撤离渡江，导致全城守卫秩序始乱和战场形势急转。在突围会议召开之后，孙元良又脱下军装，弃军躲入妓院伺机脱逃，导致88师伤亡惨重。”[13] 敌人未到，守城的军官先逃跑了，军队群龙无首，怎能不混乱？孙元良之类肯定不止一个！
军队就这样溃败了，老百姓还不像一群任人宰割的羔羊？
同样，《南京暴行》的作者、美籍华人张纯如女士在书中这样写道：“几十年来，南京大屠杀的谜团之一是，有那么多的士兵驻守在这里，南京怎么会仅在4天之内，到1937年12月12日晚就陷落了呢？总之，军队在被包围的有足够坚守至少5个月的弹药。原因之一是，许多幸存者，记者和历史学家把溃败的原因归咎于中国士兵的士气的崩溃。他们还把唐（指唐生智）说成是恶棍，他在部队最需要他的时候抛弃了他们。后来根据新公布的文件写成的历史显示了一幅不同的画面。在上海战役中，几乎有3000架飞机的日本空军使只有300架飞机的中国空军相形见绌。在其它方面，中国空军也不能与日本相比。但是，一个弱小的空军也比没有空军强。这就是唐生智面临的形势。12月8日，蒋介石和他的顾问离开了南京，同时离开的还有全部中国空军。在以后的4天里，唐在作战中得不到任何有日军运动的空中战略情报，因使布置在南京周围山顶和丘陵上昂贵的大炮没有多少效力。第二，转移到重庆的政府官员带走了几乎所有先进的通讯设备，因而军队的各部分不能互相联系。第三，军队不是来自同一地区，互相交谈有语言困难。一位在南京战场上工作过的护士回忆说，中国军医说广东话而中国士兵说普通话，这种形势造成了无数的误会。第四，这支军队的许多士兵是在一夜之间成为士兵的，他们是被绑架来的或是从农村违背他们的意愿强拉入伍的。许多人来南京前从未拿过枪。由于子弹匮乏，没有人浪费子弹训练这些新入伍的士兵学习射击。而在有作战经验的士兵中，许多人刚从上海回来。他们疲惫、饥饿、患病，多数人精疲力竭，难以修建掩体，在城内挖战壕的必要准备工作。最糟糕的是，中国士兵没有一点凝聚力和目标感。在一份关于南京形势的战斗报告中，一位中国军官指出，只要占领一个地方，他们情愿无所事事，也不会帮助附近正在与日军作战的其他部队。指挥官也并不表现得更好。报告评论说，他们互不信任。因此，日军得以从一个地区运动到另一个地区，将中国军队一个一个地击败。”[14] 如果说，这只是单纯的军事观点的话，那么，从敌人的眼光来看，南京守军的实际情况又如何呢？
日本老兵史东郎在他的日记中对南京守军的不抵抗有较详尽的记述：“据说俘虏有两万人。我在想，他们怎么能变成俘虏呢？他们有那么多人，竟然一点也没有尝试抵抗。这些部队有许多军官，但一个也没有留下，我想他们全部逃之夭夭了。尽管我们只有两个连，而且那7000名俘虏已经解除了武装，但是如果他们决定站起来反抗，那我们的部队就彻底完了。他们成群结队地走着，就像地上爬的蚂蚁。他们看上去就像一群无家可归的人，脸上带着愚昧无知的表情。像一群无知的羊，无规无矩，在黑暗中行进，并相互耳语着。他们根本不像就在昨天还向我们开枪并给我们制造麻烦的敌人。根本不可能相信他们曾是敌方的士兵。”[15] 史东郎想象中可能发生的抵抗没有出现，他把他们看成是没有人性的昆虫和动物。
他们究竟是怎么啦？就在几天前，他们还不是在高喊“誓与南京共存亡”吗？为何这么快就变成了这样？
注释：
[1] 摘自《远东国际法庭审判日本战犯判决书》
[2] 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社会科学院，《南京大屠杀》，中华书局，1995版，第996—997页
[3]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南京市档案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档案》，，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7版，第351页
[4] 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社会科学院，《南京大屠杀》，中华书局，1995版，第1013页
[5] 李正堂：《中国人关注的话题：战争赔款》，新华出版社，1994版，第101—102页
[6] 高平: 唐芸、阳雨：《血债：对日索赔纪实》，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7版，第92—94页
[7] 张生：《南京大屠杀研究》，凤凰出版社，2012年版，第694页
[8]（美）本尼迪克特：《菊花和刀——日本文化的诸模式》，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版，第232—233页
[9]《纽约时报》,1938年12月22日,发自上海电
[10] 袁秋白、杨瑰珍：《新中国对日本战犯的历史审判：罪恶的自供状》， 解放军出版社， 2001版，第50—53页
[11] 陈立人：《缅甸，中日大角逐》，解放军出版社，1990版，第24—25页
[12] 徐志耕：《南京大屠杀》，绿州出版公司、 昆仑出版社，1987年版，第8页
[13] 刘惠恕：《南京大屠杀新考》，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27页
[14] 张纯如：《南京暴行》，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46—48页
[15] 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社会科学院， 《南京大屠杀》， 中华书局， 1995版，第971—97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