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祖明阿叔》

文/施晨光

十七岁那年，我回到老家——浙江省东阳县民主人民公社岭干大队，也就是现在的东阳市三联镇林甘村。    

老家地处山沟，村口的大松树上常见松鼠跳跃，清晨起来，常能听到杜鹃的鸣叫。我居住在爷爷留下的老屋里，是一幢大房子的西厢房靠南边的二间。房子为两层砖木结构，虽年久失修，但当年这儿住着差不多半个生产小队的几十口人。同样的房子村里共有三幢，称为上栋、中栋及下栋，都建在山腰，雕梁画栋，属三百多年前的清代建筑。我们住在中栋，大厅悬挂着一匾额，系清代曾任金华知府的刘庸所写。老家历来多读书人，清末同时有十八个秀才，一半出自这三栋老屋，其中，包括我的曾祖父及曾曾祖父。

回到老家，遇到的第一件大事，便是选举生产小队长。选举会场就设在中栋大厅，厅前的天井里支了一口大锅，正煮着什么汤，柴火在锅下噼里叭啦地燃烧，沸腾后冒出的水蒸汽袅袅升腾。每家派一位代表来参加选举，大多是我称为"阿叔"的堂叔们，也有一、两位阿婶。参选之前，祖中阿婶给大伙儿每人盛了一碗汤，汤里有些许不成形的肉，漂着些油星，放了葱姜，散发着一股香味。

此前，在金华干农活数年，尽管苦与累，但吃饭的问题不大。刚回老家，对于当地穷困的境况并不了解，当堂哥华德无意中告诉我，那是一只猪头熬的汤，我便没了胃口。

我看见一位堂叔取了一碗肉汤给了他的孙子。而另一位堂侄正猫在他家厢房门口盯着这边看，眼神中透着饥渴。我招呼他过来，取了我的那碗汤递给他，他怯生生地不敢接。祖中阿婶明白我的意思，用家乡土话招呼他接下，小侄子这才端了肉汤回家去，后来得知，这碗猪头肉汤是他和他的妹妹共同分享的。      

喝完肉汤，祖中阿婶又给大家泡了一杯茶，选举正式开始。每人发张小纸条，要求写上自认为合适的人的名字。我不了解情况，又不想得罪人，所以选择弃权。交票后一清点，有四、五个人选，但多数票投给了我的祖明阿叔。其实上一年他是队长，若当选就是连任。整个选举过程中，祖明阿叔除了投票时走动了一次，自始至终都抱着个旱烟袋坐在一旁。

我把目光投向他，原以为阿叔会高兴，因为我原先呆了五、六年的金华郊区农村，有不少人是要争着做这个"官"的。但阿叔眉头紧锁，眼睑低垂，烟雾从他的鼻孔弥漫开来，眉间及额上的皱纹很深，原本就黑乎乎的脸膛更多了一份灰暗。大家都不知说什么好，会场瞬间安静了下来，气氛很尴尬。许是被烟呛着了，阿叔咳嗽了几声，慢慢起身，一言不发，独自离开了。阿叔离去的背影着实有些凄凉，一身土布衣衫皱巴巴的，一头蓬乱的头发已经花白，背有些驼，那脚步也似乎深浅不一。

"散了吧"，不知是谁轻轻地说了一句，大伙方才散去。 

阿叔的情绪并没有影响他行使队长的职责。每天早上依旧挨家挨户喊人上工。那时候，一个整劳力一天的收入不足两毛钱，人们的劳动积极性可想而知。所以每逢上工，都要祖明阿叔上上下下跑几趟，方能把人勉强喊齐。

收获的庄稼很少，常常在田头上就分了拿回家，田头没有称量用具，难免就有些份量上的出入，比如相差一、二穗的玉米或是几斤柴火，就有人说祖明这个队长当得不够公平，祖明叔大多沉默以对。  

初回老家的我对活计还不太适应，祖明叔有时就会让我去干些轻松点的活。    

慢慢的，我有机会和他说说话。有一次他被一个社员辱骂，说他分配不公，私下里他叹着气对我说："唉！这生产队长是人干的活吗？" 之前，我得知他这个生产队长一年也就补贴300个工分，折合人民币不过5块钱，也替他不值。加之他已连任三年小队长，我发自内心同情他，所以借机劝道："干得这么辛苦又不讨好，您不妨推辞不干，让其他人也尝尝味道不好吗？"  祖明叔看了我一眼，说："看来你还真的不明底细，知道选举前为啥要喝汤吗？就是怕谁被选上队长又不肯干，就让你赔买猪头的钱，然后再选，如果还是选上你，你再不干再赔，你叔啊有这么多的钱吗？" 

原来如此！

那时的祖明阿叔40出头，家里穷，结婚迟，儿子女儿正上小学，还要养老母亲，一家人的生活过得十分窘迫。一只猪头市价二、三块钱，但这正是祖明阿叔忍辱负重也得当生产队长的缘由。今天看来似乎很荒诞，却是千真万确地在我身边发生过的事。

七八年春天，我终于可以去省城读书了，祖明叔很是为我高兴，他对我说："总算跳出苦海了，以后得空啊，记得回来看看大家！"   

八O年寒假，我中专毕业参加了工作，年初三回到离开两年的老家，特意带了几包烟想送给我的祖明叔。

想不到，祖明叔却已不辞而别。阿婶告诉我，一年前阿叔得病下不了床，就叫村里的土医生给开些中草药，可病却一天天沉重，最后不治而亡。

在老家劳动的五年间，我见惯了因无钱上正规医院就医而夭亡的乡亲，但真摊到了我祖明叔头上，还是让我难以接受，十分痛心。

此后的岁月，我偶尔会想起我的祖明叔，每每想起，心里总是酸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