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经验的提纯与升华

                  ——吴思敬

清初诗人徐增说：“诗乃人之行略，人高则诗亦高，人俗则诗亦俗。一字不可掩饰，见其诗如见其人”（《而庵诗话》）。我与杨生博先生素昧平生，我是读了他的诗集《脊梁》，才认识了这位诗人的，正所谓“见其诗如见其人”了。

杨生博诗集《脊梁》所收以短诗为主，诗人即兴命笔，题材十分宽阔，既有对人生历程的回顾，又有对社会现实的思考；既有自然景象的抒写，又有人生哲理的追寻。当我把诗集读完，一个活生生的抒情主人公就站在我面前了。他阅历丰富，淳朴厚道，胸怀一颗爱心，处事洒脱自然，在物欲横流的时代里，难得地坚守着一个诗人的独立品格。

我不知杨生博先生的确切年龄，但从诗歌中所写的内容来看，他已经是爷爷辈的诗人了。处于这个辈分的诗人，自然早已“结束铅华归少作”，消退了青春写作的浪漫。不过，岁月的流逝并没有带走他对诗的留恋，也无法遏制他创作的激情，他不断推出的新作，犹如老枝上结出的新花，分外喜人。 

杨生博是人生阅历丰富的诗人。丰富的生活经验，为诗人提供了取之不尽的创作资源，但经验并不等于诗，丰富的经验只有经过提纯，经过诗人心灵的过滤，升华为诗情、诗意，并为这种诗情、诗意寻找到恰当的意象，用独特的话语把它表达出来，才能成其为诗。

胸怀博大的爱情，这是杨生博能成功地把生活经验转化为诗意、诗情的基础。俄国画家夏加尔曾这样回忆过他的父亲：“我青年时代的环境是多么贫困，我的父亲和我们九个孩子的遭遇是多么艰苦。然而，他总是充满了爱，就这点来说他是一个独特的诗人。通过他，我第一次领略到诗在这个世界的存在”（《现代绘画简史》）。这生动地表明，亲人之间的爱，是诗歌原初的也是永不枯竭的源泉。杨生博感人的诗篇，多是来自于对亲人的回忆。打开诗集《脊梁》，对早年苦难日子里亲人的回忆扑面而来：那张爸爸颤抖着右手，轻轻拍打着妈妈肩膀的《背影》，那只有在过年时才能吃到的，父亲买的臊子、母亲做的《烙面》，那“家里的饭很苦，但味道却很浓，那絮絮叨叨的话语很烦，却吹进了魂里”的《平凡》日子……朴朴实实的语言，令人感到真切、动人。特别是这首写妈妈的《皱纹》： 

笑一次，脸上的肌肉

就疼一次

就留一条纹

哭一次，心上的结

就紧一次

脸上就打一道皱

妈妈呀，你满脸皱纹

可有一条

因我，让你高兴而留

皱纹是老年人最明显的外貌特征，这首诗并没有具体描写妈妈脸上的皱纹，而是重在写妈妈皱纹生成的原因。每一道皱纹都联系着妈妈的喜怒哀乐，每一道皱纹都是时光的风刀霜剑留下的刻痕，读之令人感到锥心的疼痛。  

杨生博不只是对自己的亲人有深切的爱，而且对他早年的学校和老师、同学一样怀有深厚的感情。《我的高中》、《曾经的大学》这两组诗歌，取材于他学生时代的生活，几十年过去了，平常的日子早已淡忘，能够回忆起来的，则是当年青春的脚步留下的震荡与回响。像这首《一根蜡烛》：“学习进入前十名/学校每晚发一根蜡烛/晚自习后/让学生在老师的会议室/把蜡烛点着/为自己人生照明/这十人后来都上了大学/一说起此事/就泪水莹莹”。这是一种好奇怪的奖励呀，今天的学生看来简直匪夷所思，以至“我的女儿常说应该叫惩罚”。紧接着这首《一根蜡烛》，还有一首叫《校长火了》：一位老师为给毕业生拍毕业证上的照片，占用了老师的会议室一个晚上，以至得到蜡烛奖励的学生无处用功，校长为此大发雷霆，惩罚了那位老师，那位老师则甘愿受罚，在学生面前道了歉。《摔碗》是写两位关系很好的老师，竟然为自己看好的学生发生争论，以至打赌而摔了碗。《曾经的大学》中有一首叫《坐垫》，写的是同学们用坐垫占阅览室的位子，坐垫有方有圆，在诗人看来，坐垫“就是每个人的脸/看了它，不用看人/就知这人的修养，份量”。凡上过大学的人，读着《坐垫》这样的诗，自然会受到触动，勾起自己对大学生活的回味与留恋。

生活经验的获得，得力于诗人对生活的观察。诗人应当是有心人，要把观察作为自己毕生的基本功。观察的对象是客观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但观察的主体却是有不同的生活经验、不同的认知结构的人，所以即使观察同一对象，不同的人也可能会得出侧重不同、深浅不同，甚或完全相反的结论。美国科学哲学家汉森说过：“看东西的是人，而不是他们的眼睛。摄影机的镜头和眼球是瞎的。试图把我们所熟悉的所谓看的功能局限在视觉器官内，那是徒劳的。……看的功能涉及眼球以外的因素。”（《观察——观察渗透理论》）。这说明，观察不是一种纯客观的记录，而是要联系经验，联系已有的认识才能进行的。也正由于如此，观察对象的选择，观察时所得到的启示与感悟，与诗人的内心世界有着紧密的联系。

杨生博的诗歌中写到了大量的自然意象，这些意象得自于诗人的观察，却不是自然景物的简单纪录。这是诗人眼中的一棵死了的枣树：

腑脏掏空了

干裂的皮拉得很紧，维护着形象。

胡须一样的枝条

还想去摘星星

干挣扎着

相互偎依，一座英雄的雕像

真想变成一场倾盆大雨

浇醒不甘心的灵魂

（《死了的枣树》）

这棵已经枯死的枣树，其实正是诗人内心世界对命运不甘心的一种写照。诗人不就是像枣树伸着胡须一样的枝条，想去摘星星的吗？像这样的诗，不是直说，而是把他对生命的热爱与渴望凝聚在一个具体的意象上，充分印证了杨生博对诗歌特征的深刻把握。

秋天，写落叶的诗篇多矣。但杨生博写落叶却有自己独特的角度：      

一片叶子，从树梢

拐着弯儿飞下

小孙女，轻轻捡起

交到我的手上

她要我给树安上

说树找不到叶子会哭的

我眼睛一湿

真想一直呆在春夏

（《落叶》）

王国维说：“词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人间词话》）。赤子之心，即是一颗童心。这首诗中的小孙女有一颗童心，她捡起一片落叶要求爷爷给树安上，还说树找不到叶子会哭的，她的行动和语言，就是一首诗。难得的是爷爷同样有着一颗童心，他才能珍重小孙女的这一发现，为之感动流泪，并把它写进诗篇。所以这首诗实际上是一老一小两位诗人共同创造的。

杨生博古典诗学修养深厚，长期沉浸于中国古代诗文当中，受古代诗文“卒章显志”影响较大。他的许多诗歌，包括上引几篇在内，都运用了这种手法。“卒章显志”使用恰当，确实可以提升诗歌的思想高度，不过要适可而止。因为“卒章显志”这一手法，是与中国古代诗学强调诗歌的“教化”、“传道”功能联系在一起的，所以经常要篇末点题，以强化诗文的主旨。而诗歌则是要抒情的，是要展示诗人内心的隐秘的，因而它更多地强调“暗示”，强调“含不尽之意于言外”。“五四”时期的诗人穆木天说过：“诗是要暗示的，诗是最忌说明的，说明是散文世界里的东西。诗的背后要有大的哲学，但诗不能说明哲学”（《谭诗——寄郭沫若的一封信》）这表明，诗不能写得太露，要给读者留下想象的空间，让读者自己去体会，去追寻，从而思而得之，获取诗歌欣赏的最大乐趣。在此哓舌几句，不知杨生博先生以为然否。

【吴思敬】北京市人。中共党员。1965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现任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诗探索》主编，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北京作家协会理事，中国诗歌学会理事。2001年8月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2001年9月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授予的“全国优秀教师”称号。长期从事诗歌理论研究和中国当代诗歌批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