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人民社会生活和精神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文学也迎来了一个生机盎然的时代，一个将文学视为神圣事业的时代。

      那个时候，一篇优秀的作品问世，整个文坛都为之震动。即使是一个毛头小子，只要从事了文学创作，一个作品发表都可能身价倍增，从此改变命运的作家大有人在。同时，一切与文学相关的事物，也被人崇仰、高看着。比如，高考制度恢复后的1977年起，到80年代中期，大学的中文系一直很骄傲地录取着第一志愿的学生；比如，当时的征婚广告，很重要的条件就是，本人喜欢文学，要找一个喜欢文学的人相伴；再比如，被看作作家成长摇篮的文学期刊，发行量之大和影响力之广，相信永远是后世无法企及的。

本姓雷，却被不知晓的人称呼“晓老师”；诗人闻频，姓焦，也不为人知，来访者都喊他“闻老师”了；作家京夫，也有人称呼他“京老师”的。白描其实也是笔名，原名叫白志刚。这是我在1985年进入省作协，成为《延河》第三代编辑一员之后才知道的。

      白描虽然年轻，但是当时他与《延河》的渊源已有10年之久。“文革”后期的1975年，还在陕西师大中文系读大学的白描，正赶上大学里提倡的“开门办学”，而编辑部也讲“开门办刊物”——走出去，请进来，给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掺沙子”。当时被叫停的《延河》刊物的原班人马，正筹办一份刊物《陕西文艺》，编辑部就利用这种风潮，对外以“工农兵掺沙子”的名义，将一些他们认为有培养前途的青年作者借调到编辑部，一方面参与编辑工作，一方面培养提高他们的写作水平。前后被抽调到《陕西文艺》编辑部的有：路遥、白描、叶延滨、叶咏梅、牛垦、徐岳、王晓新等。

出修改意见，或是直接对作品做删改。总之，留用的文稿到主编白描手里时，是篇篇“见红”的。

      刚工作时，我只能做个初稿编辑，每天写退稿信，还没资格修改文稿。我的办公桌对面，坐着的是老编辑张昭清，他的手中总是执一支红色毛笔，要修改的错别字或标点符号，工工整整写在稿纸的空白处，圆圈圈了，用引线引向改动之处。后来，我有资格做文稿责编了，但是我执不得毛笔，只能用红墨水钢笔来做修改。

      我修改的第一篇文章，竟然是陈忠实先生的《轱辘子客》，发表在1988年第5期《延河》“陕西作家农村题材小说专号”上的。我当时真是年轻又胆大，发现小说中有一千字的描写游离于叙述之外，就毫不犹豫地删掉了。刊物出版后，陈忠实见到我，呵呵笑着对我说：“小张，你把我一条烟钱给删没了。”

的市场环境和不同读者需求时，站在新的视野来观察文学，决定办刊策略。

      习惯走在时间前面的白描，自他主持《延河》的编辑工作，就已经意识到了文学的“热闹与寂寞”，他说：“我们常常情不自禁为眼下文坛活跃的局面拍手叫好，然而，活跃之中，也有遗憾，这就是文学圈子外的寂寞。”

      2006年，《延河》创刊五十周年。彼时，白描已经调离陕西省作协《延河》编辑部十多年了。我组来他为创刊纪念专辑撰写的文章《小院》，文中他回忆了在《陕西文艺》与《延河》做编辑的经历，字里行间充盈着对两个小院，尤其是建国路71号“高桂滋公馆”那个院落的怀恋之情。白描在文尾处感叹：

      前几年，陕西作协盖新的办公楼，砍了树，拆了小院，新办公楼落成后，我几次回西安，但没有去看过那新楼，那代表一个时代的小院已难觅踪影了……没有了青砖小院，在我的感觉中总觉得像少了一种韵致，断了一种传承，缺了一种类似魂儿似的东西。而心里溢出来的，则是一丝无名的惆怅。

      白描主编的这种惆怅我感同身受。

      时过境迁，省作协的那个院子已经人非物也非，很多温馨的情景早已远去，完全找不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旧痕迹，历史的一页就这样翻过去了吗？

      当然，也还有不变的，就是曾经发生在那个院子里的故事，说到一些人的名字，人们仍然会生起无限的敬意。这其中，就有白描。

      张艳茜，1985年毕业于西北大学中文系。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理事，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陕西省“四个一批”人才。出版长篇评传《平凡世界里的路遥》《路遥传》，散文集《远去的时光》《城墙根下》《从左岸到右岸》等5部，长篇散文《貂蝉》《和亲之路》（汉上）。作品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新华文摘》《中国作家》等报刊发表和转载。曾任陕西省作协《延河》文学月刊常务副主编，现就职于陕西省社会科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