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南教育大家谈”之六

浅议张载哲学思想对于教育工作的理论意义

洛南县科教体局   姜毅

     中国教育史以目前的研究定论，发端于夏朝前后文字产生时期，但窃以为此时期的教育尚未定型，没有形成自觉意识上的一种工作形态。至周代以“周礼”的形成为发轫，方始把教育纳入君王的议事日程之中，真正成为一项国家的事业，实为中国教育发展史之滥觞。

     在随后的教育发展中，中国的教育事业先后出现了三个高峰期，分别是春秋战国时期、两宋时期和近现代。这三个时期也是教育家大批涌现的高峰期。通过学习研究，个人以为在无数的教育家中，这三个时期各有一个代表型人物，分别是孔子、张载和陶行知。他们处在不同的时代，都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也体现出不同的教育思想。在这里我浅显的就张载的哲学思想对于教育工作的理论意义进行简单地探讨。

     张载(1020—1077年)，北宋时期杰出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和教育家，又是理学思想和理学教育的奠基人之一。他与周敦颐、程颐、程颢等一批学者，从儒学哲理中探究出一种新的思潮，创造了宋代理学。张载学说之特点，是以唯物论和“兼爱”、“均平”思想为其理论基础，以严密的理论思维方式研究社会与自然的问题，强调“学知”、重实、“致用”，这就形成了“关学”的特色，给学术界和教育界都留下了极其珍贵的遗产。就我个人认识，凡是教育家，必然会是一个思想家，甚至是哲学家。张载就是一个思想家和哲学家兼容型的教育家。自孔子以后，张载应该是我国教育史上第二个教育思想的集大成者。

     “立志向学，勤勉不息。”张载在《经学理窟》、《正蒙·至当篇》里认为，“志”是教育的大前提，一个人求知为学，为人做官，都必须“立其志”，“正其志”，“人若志趣不远，心不在焉，虽学无成”。有了志向目标，就要孜孜不倦，勤勉不息，达到目标，实现理想。

     “虚心求知，择善而从。”张载认为，学习求知，必须虚心，虚心方能接纳百物，汇合各种知识，进入神明之境。虚心就是不以己有之知存于心中，干扰接纳新知，所以“虚心”就是“静心”，“一静”。张载说：“天地以虚为德、至善者虚也。虚者天地之祖，天地从虚中来。” “静者善之本，虚者静之本，静犹对动，虚则至一”。“与天同源谓之虚，须行事实故谓之实”。“天地之道无非以至虚为实，人须于虚中求出实。圣人虚之至，故择善自精”。张载主张，人求学问，必须去除“意、必，固、我”，达到至诚，存德，虚静。要向各种人物学习，不耻下问，择善而从。

     “循序渐进，博学精思。”张载对学习方法也进行了深入研究。他认为学习求知是一个循序渐进的“有序”过程。既不能停止间断，又不能急于求成，躐等而教。老师应循序而教，学生应循序而学。他还认为，求学的渐进过程积累功夫，应当以“三年为期”，学者自朝至昼至夜为三节，每天勤学苦读，由日积月，期月成年，至三年事大纲惯熟，经过这样的渐进功夫，学习方可有成。学有所成，还必须博学精思。这与我们现在所执行的学制也是不谋而合的，即每个学段都以三年为期，实践证明这是非常科学合理的。

     “学贵心悟，去疑求新。”关于读书方法，张载强调：人思考的主要器官是“心”，为了思之精，察之微，就要使心常在，常存，心思有疑释之，去之，便会获得新的知识，认识新的义理。所以，他力倡“学贵心悟，守旧无功”的学问之法及求知精神。张载对读书求知方法论述要点概括为：用心、熟读、精思、经常、不懈、去疑、求新、勿助、勿长、讲论、开塞、实作、实行等。张载关于读书求知方法的论述，得到后世学者的反复评价。如朱熹《近思录卷三》所说：“此论甚当，若不濯去旧见何处新所意来。”

     “书须成诵，方可有用。”通过背诵获得积累是传统蒙学教育最为宝贵的成功经验之一。可以说，古代蒙学每读必背。张载也重视记忆在学习中的作用，认为记诵是必需的，始学之人，宜先诵记。他说：“经籍亦须记得，虽有舜禹之智，吟而不言，不如聋盲之指麾。故记得便说得，说得便行得。故始学亦不可无诵记。”按现代心理学的理论分析，诵记既有视觉器官参与，又有听觉器官参与，多种感官共同作用，可以有效提高记忆效率。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张载还提出了熟读成诵的技巧与办法：一是记忆须与思维活动结合才易记。张载要求学习者不仅应“成诵”，还应在“夜中或静坐”时“精思”。他说：“书多阅而好忘者，只为理未精耳，理精则须记了无去处也。” “不记则思不起，但通贯得大原后，书亦易记。”又云：“凡观书不可以相类泥其义，不尔则字字相梗，当观其文势上下之意”。即在阅读时，不仅要了解全文之意，也要顾及彼此间的联系，理解了的东西容易记忆，记住的东西有助于理解和思考，书须成诵精思，方才有用。二是用札记的形式来帮助记忆。张载认为学习除成诵精思外，还须“心中苟有所闻，即便札记，不思则还塞之矣”。他指出：“学者潜心略有所得，即且志之纸笔，以其易忘，失其良心。”意思是：学习除须精思成诵，还应及时记下自己的所见所闻和学习体会。很显然，他的札记不是简单的抄写，而是要把思考的结果，即自己的“潜心所得”记下来。而且，作好札记之后，仍要进一步思考，否则，“不思则还塞之矣”。朱熹对此评价道：“读书须是成诵，方精熟。今所以记不得，说不去，心下若存若亡，皆是不精不熟之患。横渠说：‘读书须是成诵。’今人所以不如古人处，只争这些子。古人记得，故晓得。今人鲁莽，记不得，故晓不得。要紧处、慢处，皆须成诵，自然晓得也。”“近与学者讲论，尤觉横渠成诵之说，最为径捷。”

     “启发诱导，因材施教。”张载作为一个杰出而成功的伟大教育家，对教学原则和教育规律有独到而深刻的论述。张载主张在教学的实际过程中，教师要循循善诱，启发引导学生的求知意识，学习兴趣。同时，要根据学生的不同情况，接受能力，因材施教，满足各类学生的不同需求，从而达到教学目标。

     张载的儿童教育思想是他博大思想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他特别重视儿童教育，认为“养正于蒙”是人生教育的开始和基础，并要适时施教，越早越好。主张从“洒扫应对”等基础功夫做起，养成儿童“好恶有常”的品性和“精思成诵”的学习习惯。张载儿童教育思想与他的人性论观点密切联系，注重顺应儿童心理，体现了一定的科学性，特别是他反对以应举为目的的儿童教育思想，至今仍有很强的现实启发意义。

     “幼而教之，长而学之。”张载对于教育理论的研究极为重视，有独到之见。认为对人的教育要从早抓起，实行胎教，“幼而教之，长而学之。”注意儿童心理，创造良好的环境，发展儿童天性，从小就培养儿童的良好习惯和道德行为，长大继续学习，使之强化，最终造就有用之才。强调早期的教育和继续教育，是张载关学教育思想的又一特色。

     “教有程序，越早越好。”张载不仅重视儿童教育，还强调教育要从小抓起，甚至要实行胎教，幼而教之，长而学之。关于胎教问题为我国古代不少教育家、医学家所论及和重视，也提出了诸如“外象内感”等胎教理论，但一直未能给予充分的科学论证。如果说贾谊、颜之推只是追溯了先王的胎教之法，那么张载可以说是明确提出了胎教，这是非常难得的，这也是张载对于我国古代儿童教育所做的重要贡献之一。张载认为：“习者，自胞胎中以至于婴孩时，皆是习也。”“直自在胞胎保母之教，己虽不知谓之学，然人作之而已变以化于其教，则岂可不谓之学？”这句话里的“人作之”即是外部的刺激和影响，“已变”就是胎儿获得的反应和变化，尽管胎儿自己不知道，但“人作之”的“已变”就已经是一种教育了，即就是“胞胎之教”。此可看作是张载明确提出自己胎教思想的具体论述。

     张载还确立了“教之示以好恶有常”的幼儿教育原则。张载认为，对儿童的教育必须“好恶有常”，即对儿童的要求必须前后一致。他说：“教之示以好恶有常。至如不欲犬之升堂，则时其升堂而扑之。若既扑其升堂，又复食之于堂，则使孰适从，虽日挞而求其不升堂，不可得也。”意思是说：在向孩子表示你所赞成或反对的事情时，必须始终如一。好比不允许犬进入堂屋，那么，每当看到它进入堂屋就打它。如果既打它，不许它进入堂屋，却又在堂屋里喂它食物，那你是要犬觉得能进堂屋呢？还是不能进堂屋？这样即使每天打它，以使它不进入堂屋，都是不会成功的。这段话可看作是张载的思想之一。就是要树立儿童正确的行为标准，做对了就予以奖赏，以资巩固；做错了就给予批评甚至惩罚，以便改掉；绝对不能好恶无常，使儿童无所适从。现实中许多儿童无法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以致造成人格的缺失，大都是其父母“教之示以好恶无常”的结果。张载以“犬之升堂”为例来说明这个道理，形象地揭示了“好恶有常”这一幼儿教育基本原则的真谛。而这当中“打”和“食”都是作为刺激出现的，如果要狗只产生“不升堂”这一种行为反应，就不能让另一种刺激（食物）同时出现。这样，在“打”这种刺激反应过程多次重复之后，狗就能学会不再进入堂屋的行为。可以看出，张载通过观察、思考而得出的这一观点，与现代学习心理的理论不谋而合。

     和同时期的理学家一样，张载的儿童道德教育特别强调训练，主张从具体的做事中明白事理。他认为：“洒扫应对是诚心所为，亦是义理所当为也。” “世儒之学，正惟洒扫应对便是，从基本一节节实行去，然后制度文章从此而出。”张载之所以要求从小做起，从我做起，重视尊礼习礼，并强调训练儿童以养成遵循礼的习惯，实出于一个儒者对当时社会道德沦丧、秩序失调的痛心疾首，对世俗民风败乱的深切忧虑。

     张载本人气质刚毅，德盛貌严，治家接物，先正己而后感人。在《正蒙》中，张载通过对“德”与“道”、“德”与“福”、“德”与“礼”之关系的分别探讨，系统阐发出了形上之“德”与形下之“德”的内在关联性，为“德”在伦理生活世界中的落实厘清了认识上的混沌之处。“德”蕴于身而达于生活实践，呈现出以“德”为标准的三个不同的人生境界：学者、君子、圣人。张载的这种“德”论思想，对我们从事高校思政教育工作而言，既具有本体论层面又具有方法论层面的思想启迪意义。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研究张载的“德”论思想，仍然具有较强的现实教育意义。从本体论层面而言，张载“德”论思想为我们很好地诠释了如何在学校思政教育工作中遵循“以人为本”的基本原则。张载认为：德者得也，凡有性质而可有者也。就是说“德”是在己身者，为实有的存在。因而，道德养成的根本之道在于落实、渗透于道德主体的心灵深处，使得道德主体从德性的养成中明“礼”知“福”，乃至于从中体悟到“德”“道”一体的人生境界。这就要求我们，在学校思政教育工作中对学生进行道德教育和道德教学，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是如何将抽象的道德概念和道德规范贯彻到实践之中，使之具体化、进而内化为学生的行为规范与情操品质。

     道德品格的养成，既需要根据不同的道德教育对象的现实状况作具体的区分，又需要将道德培养的目标进行细分。即如张载所教，“穷神知化”是“人与天为一”的一种状态，非人们当下就能做到的，而是需要人达“盛德”之境，这种“盛德”自然是道德主体在修身的过程中逐渐达到的，这亦体现“日新”之含义。张载的这种“德”论思想，实质上是张载自身安于世间、人格挺立的精神写照，对于我们如何开展学校思政教育工作而言，仍然具有理论和方法的双重启发意义。

     张载的教育理念中，还对当时的教育体制进行了大胆革新。他反对以科举为目的，试图调和进德与功业的关系。张载所处的时代，科举兴盛，士子一般从蒙学就确立了走科举仕途的终生奋斗目标。几乎所有的学童破蒙都是为了求得功名利禄，光宗耀祖，而不仅仅是为了修身养性和研究学问。但张载一生并非以科名为最高追求，年轻时尤喜读兵书战策，爱好交游，常与学者切磋学问。虽然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38岁的张载至京师开封举进士，一举成功，并受知于座师欧阳修，与苏轼、苏辙兄弟以及自己的学生吕大钧等同榜登科，成就了一段文坛佳话，但张载的著述中很少提及与科举有关的内容，有关他如何教弟子登科举士的记载也很少。反倒是宋英宗治平三年（1066）张载47岁时，应京兆尹王乐道礼聘到郡学讲学，讲学中张载“多教人以德，从容语学者曰：‘孰能少置意科举，相从于尧舜之域否？’学者闻法语，亦多有从之者”。也就是说，张载办教育的宗旨是强调以德育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反对为应科举、求利禄而学习，告诫学生要少留恋科举，多关心和学习与实学有关的治国防边大事，并且他的这一主张还受到当时不少人的拥护和响应。

     张载反对以科举为目的教育思想，是对当时“举业至上主义”的一种纠正。张载认为：“今之学者大率为应举坏之，入仕则事官业，无暇及此。”又说：“既学而先有以功业为意者，于学便相害，既有意必穿凿，创意作起事也。”在张载看来，以志于学为志，志于功业为意。张载认为：“志者，教之大伦而言也。”学者只要有志于圣贤之学，且立志大而坚勇，则气质之恶不足为害，若学者志在功业，就于圣贤之学有害。这就是说，功业这个东西是不能立意去追求的，以功业为意，则必危害人性的完成。所以张载不提倡从小的时候就给孩子确立功名的立意。事实上，其弟张戬在母亲和张载的教育下，于宋仁宗皇祐五年（1053年）24岁就高中进士，出任陕州阌县主簿，这比张载本人中进士早了四年。另外，张载在崇寿院教授的弟子大部分都是快要临登进士的秀才、举人，还有一部分是县令、知州、通判、学正等中小官吏。张载在中进士之前也已有文名，曾受当时宰相文彦博之邀在京城开封相国寺设虎皮椅讲《易》。这就是说，张载并不是想废除科举制度，只是深知科举考试选不出真正的实用人才，试图协调进德与功业的关系，希望生徒首先通过学习儒家经典，在养成良好的德行基础上从事举业，他本人也是在感到学问已经自成一家了的时候，才赴汴京应考。张载这种严谨、独特的科举观留给我们当代许多思考。

     作者简介：姜毅，陕西洛南姜村人。爱散文，喜诗歌，好书法。开展文学创作二十一余年，发表文字三十多万字。现为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江山文学网》签约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