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山里竹
我们这个群体里有三个来自上海的老人，且都在香港入籍了。虽然都是上海人，但经历不同，性格不同，在港的状态也不同。雷先生为长，当年86岁。汤先生，次之，84岁。陈先生较年轻，74岁。我们称他们老雷、老汤、老陈。
老雷是九十年代投奔女儿来香港的，据他說他出身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工程师，早年在荣毅仁父亲荣德生的纺织厂任工程师。抗战时期他们全家从上海逃难到西安，照老雷的活说，他们兄弟们一人一个保姆，回到上海和汪精卫做邻居。
老汤听了老雷介绍，說你们家不简单啊，还能巴结上汪精卫（汪精卫是大汉奸，汪伪政权头子）。老雷又说，解放后荣德生是全国政协委员，儿子荣毅仁是上海市付市长，荣德生推荐他父亲到北京当过纺织工业部副长。后又回到上海，老雷则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文革后才平反。
老雷口若悬河，把大家忽悠得够呛，他虽然是髦耋老人，但人很精明，脑子清晰，身体强健。每天拉着一个小车，背着一个大背包，来到码头时满满当当的。他住在铜锣湾，但天天到北角来，为的是听传销课，北角有些搞传销的，举办各种讲座，給老头老太太发东西，比如饼干、米、油、卫生纸、巧克力等等，连发几天后，就动员你买东西，主要是保健品。老雷一天参加几个讲座，所以每次都满载而归，到人家卖东西时，他就躲了。
老雷初到香港和女儿一起住，后来申请了公屋（政府廉租房），他本没资格申请的，因他女儿的住房很大。于是他签了衰仔纸，即不供养父母协议书。这是一个充满羞辱的协议书，說明子女无力供养父母或不愿意供养父母，公开承认自己不孝，声明不供养父母，所以他分到了铜锣湾半山的公屋，真有本事！
梁振英当特首时，香港提高老人金，要进行资产审核，老雷巧妙地为太太和他办了最高生果金。他把大陆的退休金都存大陆，在香港没有可查到的资产。为了給女儿避税，他让女儿填写他是她工司的员工。老雷消息灵通，哪里有免费的午餐他都知道，有时街坊会（相当于内地的居委会）有什么抽奖啦，发礼品啦（如粽子、年糕、月饼等），发日用品啦等等，他都知道。他问老汤：“你比我到香港早，你怎么没有生果金？”老汤說：“我女儿从来不关心这些事，她认为她的工资高，养得起我，不給我申请。我也不知道怎么申请。”老雷說：“你没房没工作，在香港没存款，为什么不办？我带你去入境处去填表，照我说的去做，不信办不下来。” 结果老汤顺利的领到了3400多老人金。
我们和老雷一起出去玩，他自告奋勇当导游，但是也常弄错路，毕竟年老了嘛。平时老雷领免费报纸（我也领）头条日报，730am 早报，上面总有各酒楼，美心，大家乐，麦当劳，肯德基的优惠券。老雷都剪下保存起来，我们出来玩时，到餐厅吃饭，老雷发给我们每人一张优惠券，可以省2-3元。但是有一次我们在美心吃烧鸭饭快餐时，老雷交給收银员一叠优惠券，拿一个是过期的，再拿一个又是过期的，人家看着80几岁的老头，耐心地给他解释，后面排队的人也一个劲儿的催促我们快点。现在想起来不禁好笑。
还有一次吃麦当劳，两个男士，四个女士，老雷和老汤去买，我们坐等在桌旁，每份32元，我们事先把钱统一交给了老雷，但老雷交了优惠券，所以每位优惠四元。过后苏州来的小范就嘟囔：“老雷为什么不退給咱们钱？”我说算了，就当没这回事吧。她还嘟囔。我心想，人家都說上海人小气，果然不假，一个比一个爱计较。
另有一个上海人小刘，利用假结婚来到香港，很快住上了公屋，还做保安，每月九千多元，福利曙还给他配置了冰箱，彩电等家俱。问他为什么来香港，他图的是老了可以领生果金，打算以后常住上海，享受香港福利。平时穿戴得很洋气，据说上海有房有车。多会算计呀，一点便宜也不放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