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人在香港
文/山里竹
有一个陈先生,复旦大学历史系1962年毕业生,喜欢甲骨文,和钱三强的弟弟是朋友,分配到北京铁路师范学院任教。
这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院系调整学校下马了,他又调到北京铁路局教育处,后又到铁路中学教历史,正好和我妯娌是同事。他是个南方人,对北方生活不适应,北京又无亲无故,生活上很不习惯。所幸大家都很照顾他,食堂的大师傅一到星期天还給他做点好吃的。由于他妻子在老家福建,所以他在文化大革命前夕,调回了福建。回到老家把他分配到小学教书,文化大革命时,又因为他父母在香港,把他打成特务。平反后他于70年代末来到香港,开始在福建中学教历史,工资低,不够生活的。这时,深圳已经初具规模,并招商引资,许多香港人到深圳办厂,他办了个电子表厂,成本很低,但电子表在内地是新鲜玩意儿,福州市政府和他定了合同,每天进货一万只,他凡事亲力亲为,和工人们一起干活。终于捞到了第一桶金。后来电子表过时了,他转行做纺织品生意,到英国,意大利去进货,每个月有2/3的时间在飞机上,很是辛苦。他今天83岁了。有一儿一女,儿子加拿大留学,回港办公司了。女儿定居美国,嫁了个老外。现在他已退休,靠积蓄过日子,时常回福州老家。
另一个是我的同事,他爷爷是张学良的秘书,父亲曾陪同埃得加.斯诺到延安采访,他借探亲为由来到香港,1973年以前,只要你能到达港岛,那怕是偷渡来的,港英政府也能給你身份证。他是八零年去的,探亲也能长期居留,所以他就一去不复返了。他是北京大学历史系的毕业的,到港后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先是在码头上扛大个,后来在印刷厂当工人,恰好这时四通公司在香港办了个分公司,主要是倒买收录机,电脑等等。他叔叔在四通,就介绍他入了职,利用他比较熟悉大陆情况的优势跑业务。利用业务便,他自己也开了个小公司,做大陆生意。这样也发了小财。新移民利用香港身份杀回大陆,做生意赚差价,是当时的潮流。这批人是比较幸运的。
另一个打拼的例子。有一个林潘先生,在国内是医生,到了香港后,却遭遇了困难。在香港当医生的门槛很高,至少港大医学院或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毕业生,其它英国皇家医学院,加拿大安大略省医学院毕业的的比比皆是。首先英文必须过关。这个潘医生已年届四十,有五个孩子,他父是菲律宾华侨,祖父母在香港。祖父经济情况不好。靠出租两间唐楼维持生活,因此他一家人只能挤在一间木板房里。到香港后,因他是以前学俄文的,不会英文,所以他不能做医生,尽管他医术很高明。
70年代香港经济不好,他到处找工作,连当工人都不成,在一个同学帮助下他才一个工厂上了班(下面我附了他写的自述)。于是他白天在工厂做工挣钱养家,晚上去夜校补习班学英语,人家都是十几岁的孩子,问他:“叔叔,你这么大了还学英语呀?”生活那么苦,他太太愁得直哭,他也曾想过回内地,但怕回去了也没他的位置了,就咬牙坚持了下来。英语过关了,这只是第一步,还得在公立医院干几年才能自己行医,于是他在马丽医院做了几年医生,同时又自学了中医的针灸推拿等技艺,为了多赚钱,他又受邀到日本干了几年,做得凤生水起,日本方面想让他入籍,他不愿意,又回到香港。这时他已有资格行医了。
他在北角地区开了诊所,该地区是福建省籍人的聚集地,大部分病号是福建人,他念乡情,收费很低,所以口碑很好。他很爱国,中资机构的人大都找他看病。五个孩子都成才了。其中两个是名医,老二是国际级的专家,做癌症手术是绝活。有一个人肝癌在大陆做了手术复发了,医院让换肝,不但花三十万还得等肝源,后找到他儿子,给这个人做了手术,只花了20万,住了一个星期医院,保活20年。
潘先生叫潘顺源,在港已是知名人士,虽已年迈但不言退,造福邻里。他曾作为爱港爱国人士得到江泽民主席的接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