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人在香港
文/山里竹


      有一个陈先生，复旦大学历史系1962年毕业生，喜欢甲骨文，和钱三强的弟弟是朋友，分配到北京铁路师范学院任教。
       这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院系调整学校下马了，他又调到北京铁路局教育处，后又到铁路中学教历史，正好和我妯娌是同事。他是个南方人，对北方生活不适应，北京又无亲无故，生活上很不习惯。所幸大家都很照顾他，食堂的大师傅一到星期天还給他做点好吃的。由于他妻子在老家福建，所以他在文化大革命前夕，调回了福建。回到老家把他分配到小学教书，文化大革命时，又因为他父母在香港，把他打成特务。平反后他于70年代末来到香港，开始在福建中学教历史，工资低，不够生活的。这时，深圳已经初具规模，并招商引资，许多香港人到深圳办厂，他办了个电子表厂，成本很低，但电子表在内地是新鲜玩意儿，福州市政府和他定了合同，每天进货一万只，他凡事亲力亲为，和工人们一起干活。终于捞到了第一桶金。后来电子表过时了，他转行做纺织品生意，到英国，意大利去进货，每个月有2/3的时间在飞机上，很是辛苦。他今天83岁了。有一儿一女，儿子加拿大留学，回港办公司了。女儿定居美国，嫁了个老外。现在他已退休，靠积蓄过日子，时常回福州老家。
       另一个是我的同事，他爷爷是张学良的秘书，父亲曾陪同埃得加.斯诺到延安采访，他借探亲为由来到香港，1973年以前，只要你能到达港岛，那怕是偷渡来的，港英政府也能給你身份证。他是八零年去的，探亲也能长期居留，所以他就一去不复返了。他是北京大学历史系的毕业的，到港后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先是在码头上扛大个，后来在印刷厂当工人，恰好这时四通公司在香港办了个分公司，主要是倒买收录机，电脑等等。他叔叔在四通，就介绍他入了职，利用他比较熟悉大陆情况的优势跑业务。利用业务便，他自己也开了个小公司，做大陆生意。这样也发了小财。新移民利用香港身份杀回大陆，做生意赚差价，是当时的潮流。这批人是比较幸运的。
       另一个打拼的例子。有一个林潘先生，在国内是医生，到了香港后，却遭遇了困难。在香港当医生的门槛很高，至少港大医学院或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毕业生，其它英国皇家医学院，加拿大安大略省医学院毕业的的比比皆是。首先英文必须过关。这个潘医生已年届四十，有五个孩子，他父是菲律宾华侨，祖父母在香港。祖父经济情况不好。靠出租两间唐楼维持生活，因此他一家人只能挤在一间木板房里。到香港后，因他是以前学俄文的，不会英文，所以他不能做医生，尽管他医术很高明。
       70年代香港经济不好，他到处找工作，连当工人都不成，在一个同学帮助下他才一个工厂上了班（下面我附了他写的自述）。于是他白天在工厂做工挣钱养家，晚上去夜校补习班学英语，人家都是十几岁的孩子，问他：“叔叔，你这么大了还学英语呀？”生活那么苦，他太太愁得直哭，他也曾想过回内地，但怕回去了也没他的位置了，就咬牙坚持了下来。英语过关了，这只是第一步，还得在公立医院干几年才能自己行医，于是他在马丽医院做了几年医生，同时又自学了中医的针灸推拿等技艺，为了多赚钱，他又受邀到日本干了几年，做得凤生水起，日本方面想让他入籍，他不愿意，又回到香港。这时他已有资格行医了。
       他在北角地区开了诊所，该地区是福建省籍人的聚集地，大部分病号是福建人，他念乡情，收费很低，所以口碑很好。他很爱国，中资机构的人大都找他看病。五个孩子都成才了。其中两个是名医，老二是国际级的专家，做癌症手术是绝活。有一个人肝癌在大陆做了手术复发了，医院让换肝，不但花三十万还得等肝源，后找到他儿子，给这个人做了手术，只花了20万，住了一个星期医院，保活20年。
       潘先生叫潘顺源，在港已是知名人士，虽已年迈但不言退，造福邻里。他曾作为爱港爱国人士得到江泽民主席的接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