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早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西北革命巨柱——井勿幕
冯宝哲
井勿幕(1888——1918),乳名回寅,原名泉,字勿幕。后以字为名,易字文渊,笔名侠魔,在本族弟兄中排行十一。祖居井家原(原属陕西蒲城,现归陕西铜川市印台区广阳乡),出生地则是蒲城县城大什字巷。家庭系城内大富户,4 岁丧父,家道中落,稍长,与其兄井岳秀一同读书习武,同拜三原名拳师鹞子高三的大弟子魏金钟为师。他聪敏笃学,任侠好剑,仁人爱物,潇洒倜傥,少有大志,忧国忧民。
井勿幕铜像
勿幕1902年入川游学,结识了杨庶堪、熊克武、但懋辛等革命志士。1903年12月自费留学日本,又结识秋瑾、黄兴等,志趣相投。1905年秘密加入正在筹建的同盟会。同年8 月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三个革命组织在日本东京宣布联合成立中国革命同盟会(简称“同盟会”),勿幕在同盟会总部担任宣传工作。会后,强烈的革命斗志促使他向孙中山请命要求回陕发动群众,孙中山对于这个十八岁的年轻人能否承担这样的重任尚有疑虑,但勿幕却慷慨陈词:“吾虽年少,但为民族创建民国之志坚定,况吾兄岳秀文武双全,家资充实,在陕与文人、豪杰、刀客、哥老会首领等结交甚广,他对清廷腐败恨之入骨,通过他可以联络各界人士,支持我们完成大任!”。孙中山正想打开西北的革命局面,看到他态度坚决,充满信心,异常高兴,遂伏案挥笔给井岳秀写了一封信,任命勿幕为陕西同盟会支部长,回陕开展工作。勿幕于当年冬取道朝鲜,经辽宁、河北、山西回陕。
孙中山
黄兴
回陕后其兄井岳秀第一个报名参加同盟会,在兄长的大力协助下,勿幕开始了紧张而艰苦的工作,他以西安和蒲城为据点,奔波于关中和渭北各地,秘密宣传同盟会的主张。首先注重的是当地的知识分子文人贤士,他们在群众中影响力很大,会产生链锁效应,一开始就发展了本县高等小学堂教习常铭卿、关中知名人士张东白、张拜云、李仲特、李桐轩、寇胜孚、焦子静、陈同熙等,数月之间会员达到三十多人。1906年春在三原城隍庙附近的北极宫柏筱余家,召开了中国同盟会陕西会员第一次全体会议,成立了同盟会陕西支部,从此陕西民主革命有了核心指挥部。
1906年夏,勿幕第二次赴日,向孙中山和同盟会总部汇报陕西革命的发展情况,并加强内地与留日革命力量的联系。当时陕西的留日学生已有五十多人,加入同盟会的有十多人,分别参加自己熟识的各省份分会的活动,力量比较分散,为了凝聚力量,勿幕积极与陕籍会员进行串联,他还介绍张季鸾、于右任等多人入会,进一步壮大革命组织。是年秋,在东京明明社开会成立了中国同盟会陕西分会,成为西北民主革命初期的国外指挥部。会后,又有十多人入会。此时由井勿幕组织的陕西革命骨干在国内、国外即各达四十多名,已经形成了近百人的革命先锋队。东京陕西分会,在井勿幕等组织下,筹办了《秦陇》、《夏声》、《关陇》等杂志,积极指导省内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传播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与陕西革命党人遥相呼应,内外合作,联络国内各高等学堂宣传革命;倡办新兴之各种会所,如省教育会、商会,并逐渐发展为同盟会掌握之革命据点,有力地推动了陕西民主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他的这些举措,深得孙中山的赞许和器重,称他为“后起之秀”。
秋瑾
1907 年2月,井勿幕回国经四川赴东南几省考察革命形势,和黄兴、秋瑾等联络,密谋革命事宜。深感建立革命武装和根据地的需要,回陕后便把工作重点放在积极联络地方的团练、会党等反清力量上,广泛结交关中江湖上的刀客侠士。通过其兄井岳秀的引荐,他先后结识了蒲城东乡的李宗伟、李子高、郭坚、岳维峻、杨虎城;通过白水的曹世英结识了高峻等爱好耍枪弄棒的尚武豪杰。进而结识了慕亲会的首领吴虚白、钱定三、张宝麟,也结识了哥老会的张云山、李炳南,向他们宣传同盟会的主张。当时清政府为了巩固维持统治地位,下令各省组织“习洋枪,学西法”的新式陆军,史称“新军”。新军的士兵中哥老会员几占半数,下级军官中青年知识分子较多,井勿幕锐敏地意识到这支力量的重要性,遂下工夫加大了对新军的渗透,逐步控制重要岗位,使之成为革命可用的力量。
《夏声》杂志
1908年2月,由于此前孙中山被日本政府驱逐而黄兴又常不在日本,中国同盟会总部一度出现了群龙无首的局面,按照组织的决定,勿幕第三次赴日,和吴玉章协同宋教仁紧密联系,经常组织各省主要盟员,交流和研讨时局发展的重要问题,实际形成各省定期的联席会议,对各省革命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这一年,他以“侠魔”为笔名,在《夏声》上发表多篇文章,尤以长篇论著《二十世纪之新思潮》最为惊世。该文是陕西第一篇全面介绍社会主义思潮之著作,也是他的民主革命思想的总阐述。在该文中他明确提出:“专政制度之思想,早已一落千丈,过去之时代也。即自由制度亦成晚照斜阳,行将就没。而黑云蔽空,冲滔天之大浪而来者,即此社会主义之新思潮也。”“今欲去弱肉强食之禽兽世界,而抵平和幸福之文明世界,非采用社会主义,绝不能达此目的。”他呼吁:“维社会公安,谋人民幸福。贫富之悬隔也,思有以平均之;贵族之骄横也,思有以压抑之;政治之失平,国民道德之堕落也,思有以改革而补救之。”他抨击清政府:“外人借政府为傀儡,政府又借外人为护符,相缘为奸,以害我民。”他号召推翻清朝封建统治,建立民主共和国体。他敏锐地发现:土地问题对于中国革命的重要性。“终日役役,劳其筋,汗其颜,尚艰于一饭之饱,一衣之蔽。土地之配置失宜,产业归于私有之为害甚烈。”他深知在中国平均地权之不易,主张“土地国有之说,询足以分配田产于齐民,使利益均沾。”“使民知地土为人生托命之源,强豪巨族欲施其横领之手段,得以预防之;而茫茫神州,据为家有,且欲流传于万世一系者,当为人道所不许。必思有挫其锋而颠覆其背逆之谋,斯为得矣。”通过这篇文章,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此时的井勿幕不仅有着强烈的民主革命思想,而且已渐生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萌芽,呼吁社会公平,追求人民平等是井勿幕民主革命思想的精髓。该文发表在十月革命爆发之前九年,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全省乃至全国最早的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当年秋,在黄兴回到日本后他将同盟会总部情况向黄兴报告,并同黄兴研究陕西和西北同盟会迅速壮大及今后发动革命的计划,后决定第三次回陕。
景梅九
1908年9 月勿幕在回国途中在北京遇到留日好友景梅九,相约同到太原筹谋秦、晋联合革命的大计。他提出了秦、晋、冀、鲁、豫五省同时起义的构想。主张先从山西、陕西下手,一支兵出井陉截取京汉铁路的中段;另一支兵出函谷关,直捣洛阳与南方握手中原,天下立定。得到了许多同志的赞同。为实现这个计划,他将景梅九等山西同志安排在西安教育界,组织山西革命,以达秦晋联合革命的目标。回到陕西后,他反复思考如何从中华民族思想感情上,激发团结革命党人,想起历代帝王为了振兴或巩固江山都要到黄帝陵祭奠的事,便产生了组织以光复中华为题,举行祭奠黄帝陵墓的念头。在10 月初的一次同盟会员会议上,这个提议获得了大家的一致赞成,决定于10 月15 日古历重阳节去祭黄帝陵。参加黄陵祭祖活动的还有四川、山西、甘肃、广东等省的同盟会员,约有二十余人。隆重祭奠,宣读祭文,内有“某等生逢难钜,何敢后人,乃集合同志,密筹方略,誓共驱除鞑虏,光复故物,扫除专制政权,建民主共合国体,共赴国难,艰钜不辞,决不自私利禄,决不陷害同人,本众志成城之古训,建九世复仇之义师”等语,表示坚决革命的决心,激励了大家的革命斗志,开创了动员反清革命运动的崭新形式。祭完黄陵后,适逢“蒲案”(蒲城知县李体仁镇压进步师生)发生,勿幕立即投入并领导了由此而引发的席卷全省并波及全国的反清学生运动,组织陕西、北京、上海以及留日同盟会员采取多种措施进行声援。他还在《夏声》杂志第八号发表了《蒲案感事》一文,揭露蒲城知县李体仁封闭学堂,毒打师生,违法滥刑,草菅人命的罪恶行径。在国内外舆论压力下,清政府最终将李体仁革职查办,终使被捕师生得以无辜释放,斗争取得了重大胜利,大大地推动了反清运动的发展。这是近代发生的比五四运动还早十一年的影响深远的学生运动。
在这一时期,勿幕还在建立革命据点上做了大量工作。他多次亲赴陕北宜君、黄陵等县考察地形,决定在这些地方以办牧场和开矿冶铁为名创建根据地,以推动全省革命运动的发展。从1908年起他和同盟会骨干邹志良、左国宝,先后在耀县北庙湾创办了畜牧场,在马栏山、黄龙山等地开办小铁矿,作为同盟会的秘密据点,联络革命力量,积蓄活动资金,制作炸弹,喂养战马,积极进行起义的准备工作。为了便于西安革命活动,在井勿幕的筹措下,1908年先后在西安开办了由焦子静、张拜云、师子敬合资的公益书局、健本学堂,再由钱定三、党自新、张伯英创设了武学社等。公益书局除印刷、销运新文化读物外,也传销《夏声》、《民报》、《关陇》等革命书报杂志。健本学堂则招收外县有志青年,培养革命骨干。武学社是新军中同盟会同哥老会等下级军士联络的组织。当时清廷为了挽救颓势推行预备立宪制,正在筹备成立准议会机构省咨议局,勿幕抓住时机,通过各种渠道,安插革命骨干,进行控制,使咨议局的领导和成员大部分都是同盟会员,这样就使陕西同盟会拥有了多处公开活动的据点。
李仲特
1908年冬,同盟会陕西会员在西安开元寺开会,正式成立中国同盟会陕西分会,因自己奔走各地,行踪不定为由,勿幕辞去陕西支部长,并推李仲特为分会会长,勿幕主要负责总部和外省联络,并重点抓军事组织工作和根据地创建工作。会后,他在狠抓组织建设的同时,对舆论宣传工作也十分重视,1909年与张瑞玑等人创办了省内第一份革命报纸《兴平报》,并以长安教育会名义创办了《教育界》杂志。1911年8月田桐、景梅九在北京办《国光新闻》,井亦参与编务,成为同盟会在北京地区的喉舌。
郭希仁
1907和1908年在孙中山领导和同盟会影响下各地革命党人发动了多次起义,如安庆、绍兴、镇南关、河口起义等,均未成功。1910年春,井勿幕到上海等地进行联络,与东南各省同志总结历次起义失败的原因和教训。大家认为,西北等内地虽然位置偏僻,但帝国主义和清政府的反动势力也比较薄弱,而革命的潜在力量却非常雄厚,蕴藏着许多有利因素,起义容易成功,宜于首先发难。勿幕回陕后,为了布置陕西起义,于4 月在泾阳县桥底镇柏家村柏筱余家柏氏花园召开同盟会领导人和哥老会、刀客代表会议,传达了同盟会总部要在陕西发动起义的指示,讨论在陕西起义的进行方法。会议决定组织力量,筹备经费,购买和制造武器,在西安和渭北两地同时准备起义,渭北由井勿幕负责,西安由郭希仁、钱定三等领导。井还建议筹建西北同盟分会,加强联络西北各省起义。会议历时二十余天,这是陕西革命爆发前的动员会和部署会。会后,仅半年时间,在渭北各县都成立了同盟分会,13县分会新发展会员千名以上。井还于六月初三在大雁塔召集了同盟会与新军军官钱定三、张伯英(新军炮兵营右队排长)、胡景翼、张云山、万炳南(均系哥老会首领)等骨干36人举行“歃血结盟”大会,成立了统一组织“三合会”,从此,陕西同盟会员与哥老会的全面联合正式形成。
1910年秋,孙中山命井勿幕、吴玉章、熊克武、但懋辛,由上海转香港与黄兴共同筹划广州起义。由于起义一再改期,黄兴发电阻挡香港同志来穗,勿幕未能参加这次起义,在得到起义失败的噩耗后,他异常悲痛,在同盟会总部总结经验教训的会议上沉痛陈言:“吾党精英,损失贻尽,若不速图急进,将来更不易举。长江方面,已有密报,于夏秋之间进行,吾等应由西北发难,冀收南北呼应之效。”会后即回陕布置同盟会员分头准备起义,并派员赴四川、山西联络酝酿共同举事。他充分认识到武器弹药的重要性,不仅自己动手,试制炸药,还派得力人员分赴日本与上海购买军火。
1911年9月下旬,张聚庭从南方带回同盟会总部命令和黄兴亲笔信,确定10 月6 日同时起义。勿幕接到命令后,立即在西安、渭北抓紧布置。首先在井家在西安竹笆市所开的公正和纸店同井岳秀、张云山、万炳南等密谋。议论中提出两个方案,一是先在西安发难,渭北响应,一是先在渭北发难,西安新军中革命党人兵变响应。井勿幕认为,两种方案各有利弊,都有胜负的可能,当前首先要振奋精神,各负其责,精心组织,要有进攻详细计划,在西安谁攻打满城,要落实到人。最后决定由井勿幕、胡景翼等率刀客在渭北举事,钱定三、井岳秀发动新军响应。随后赴满城察看了清军的布防情况,对部署西安起义,做到了心中有数。接着又去渭北组织力量准备起义。不久四川熊克武等领导的保路风潮发生,清政府急调湖北的北洋军队入川镇压,湖北空虚,井勿幕原谋划的“中路突破,南北呼应”的全国起义战略时机已到,井勿幕立即函告钱定三、郭希仁、李仲特等,“随时注意全国动向,寻机发动起义,紧急时不必等我回西安,可立即起事。”
武昌起义
1911年10 月10 日,因炸弹失手突爆,武昌起义不得已仓促提前,从而点燃了辛亥革命的熊熊烈火。陕西当局十分恐慌,他们对新军中同盟会活动也有察觉,要将新军两个标中的两支队调出西安,以防在省城兵变并防止渭北民变。钱定三、万炳南、张伯英、张云山等多次急找郭希仁、井岳秀、李仲三等密谋如何应对。想派李天佐去渭北,急请勿幕回省决策。钱说:“事出突然,勿幕必须立即回来,决策统筹。”正说间李仲三慌慌张张前来报信说,新军两个标已接命令,就要调防出城。鉴于情况紧迫,钱定三主张马上动手,他认为错过此机,西安反正,没有希望。建议10月22日起义,并将起义计划告诉了同盟会的李仲特和郭希仁,接着召开了林家坟会议。10月22日上午10时许,陕西新军除去清制帽章、领章,在兵舍裂白布被单为号头,分三路发动进攻。张伯英带人首先夺取了西安城南门附近的军装局,缴获了大量武器弹药,首战告捷。随即分兵占领了巡抚衙门。钱定三率队进城,控制了城内的诸多制高点,并组织陆军学堂学生,攻占藩台衙门,保护起藩库(地方银库)。井岳秀、李天佐等率兵直趋北教场夺取官马,飞驰打开咸宁县狱,率诸囚至军装局给以械弹,使之助战。当时,清政府的一些军政官员正在咨议局开会。战斗打响后,驻防西安的旗兵统领西安将军文瑞从咨议局逃回了位于城内东北角的满城(满城面积占当时全城的1/4,是八旗兵及家属的驻地),立即下令紧关城门,当时满城内的守军约有5000人,布置防卫与革命军相对抗。就这样,在没有遇到激烈抵抗的情况下,革命军顺利地占领了除满城外的西安城厢。次日黎明,各部起义军互相配合,攻占满城,文瑞投井自尽,至下午3 时西安全城光复。同时同盟会会员胡景翼、胡定伯在耀州起义,富平哥老会首领向紫山率众光复富平,25日三原、商州(今商县)光复。此后陕西各县陆续光复。l0月25日,陕西革命军司令部在军装局举行会议,宣布起义(俗称"反正")成功,商定革命军用秦陇复汉军的名号,仓促推举张凤翙为军事首领大统领,钱定三、万炳南为副统领。军政府正式成立。当时众人仍暗中拥戴勿幕为大都督。勿幕闻讯在耀州使人转告他们,临时换主帅,只能是自己扰乱自己内部,防止了初胜的内讧,维护了整体的团结。10月27日勿幕由渭北赶回西安,10月31日军政府委他为北路宣慰安抚招讨使,井岳秀、胡景翼、曹世英、郑庠等,都在他的部下分任标统。
张凤翙
焦子静
井岳秀
胡景翼
曹世英
陕西西安举义,拉开了北方诸省起义的序幕,是第一个光复的省份,成为辛亥革命中最早响应武昌起义的省份之一,同时,还是军事斗争最激烈和时间持续最长的省份。从西安新军起义,直到 1912 年 3 月 8 日西线停战,整个武装斗争坚持有 5个月之久,革命军在极端艰苦的情况下,保卫了陕西的东西两大门,歼灭、调动和吸引大批敌人,大大减轻了南方革命党人和起义各省的压力,有力推动了其他地区的革命,将革命的浪潮扩展至西北地区,牵制了大量西北清军主力,吸引了南方等地的反动势力,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武昌革命前线的军事压力,有效支持了湖北等地,对推动清政府灭亡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为辛亥革命的胜利赢得了时机。为全国革命胜利作出了战略性的贡献,在辛亥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恰恰证明了井勿幕提出的中路突破,南北呼应,联合各省,直捣幽燕战略的正确性。
但是应当看到同盟会虽然是陕西辛亥革命的领导者和发起者,但实际上其在革命过程中军事战略地位还是处于劣势的。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西安时,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十分激烈,当时情势紧迫,却正逢井勿幕不在西安,于是钱定三、张伯英等当机立断并很快同新军、哥老会取得联系,决定起义。钱定三自感才能和声望难负此任,于是力荐在新军中职位最高的担任三十九混成协参谋兼二标一营管带张凤翙指挥全局,这便对起义后军政府的领导权有所影响。省城光复后在成立军政府时,由于起义主要依靠的是新军和哥老会的武装力量。起义成功后,哥老会便一举成为了省城最有组织的团体,张云山、万炳南就争着要当大统领,后经郭希仁以和为贵、顾全大局的调解后,张云山未达目的,大为不满,公然另立旗号,招兵买马。为稳定局势,军政府又增设了六个都督,满足了哥老会各大头目的官位,局势渐安。哥老会作为攻城主力,在战斗中不仅得到了大量武器,还趁机招揽哥弟扩大队伍,起义后的哥老会扩到了30个标。而且,哥老会还在新军中建立了“舵”,各“舵”只听从哥老会的指挥,对革命军不屑一顾。尽管经郭希仁的调和暂时缓解了哥老会和新军的矛盾,但因哥老会掌握了省城实权,张云山在任兵马大都督后,在交通要道和州县遍设“码头”,办理军务之余牟私利,涉民政,扩充哥老会队伍。无论是军事还是政治方面,同盟会都处于被动,不占优势。11月1日在陕西新军中最有声望,与勿幕志同道合的秦陇复汉军副统领钱定三,率学生40余人赴潼关,指挥东路战事,途经渭南,被当地土豪韩秉堃组织的反动民团杀害。噩耗传来,勿幕恸哭失声,寝食俱废,这使他在新军中失去了重要的臂膀,就更使新军中的革命力量大伤元气。使哥老会更加得势。同盟会内部结构的错综复杂,再加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革命的认识不清,直接体现在革命胜利后的政权建设问题上,军政府大权旁落,掌握在会党手中,同盟会则处于边缘地位,虽然同盟会代表的资产阶级领导了辛亥革命,但资产阶级并未掌握实权。最后致使各种人物混进革命队伍窃取革命成果。有的地方光复后,旧知府只把龙旗换为白旗,摇身一变就成为了新知府;有的地方如汉中各县,联合宣布独立,革命派与反革命派相互妥协,实质却未发生变化。新军中的陈树藩,最初并不同情革命,起义发生时才急忙找人填了一份同盟会会员证,后竟以革命的身份到司令部參加工作;恶贯满盈的西安知府尹昌龄竟也钻进了陕西军政府任职。同盟会成员队伍的不纯洁性导致革命中旧的势力超过了进步的革命势力。同盟会在军政府中的地位由于钱定三的遇难,实际上已经退出了领导核心,其骨干有的没有在军政府中任职,有的即便任职了其职位也是无关紧要。井勿幕仅出任北路招讨使,以召集各路游侠保卫地方为任务,积极宣传革命并创办了健本学堂、公益书局的焦子静也只是出任渭北民团使;曾积极联络刀客的李仲三任东路招讨使。军政府的29人名单中,也只有宋元恺、高祖宪、曹澍、南兆丰、郭希仁5人是在革命前加入的同盟会员,但所占比例非常小,且大多不在重要职位。革命队伍已为帮会所控制,财权与兵权都掌握在哥老会手中,张凤翙并没有实权,郭希仁只在张凤翙下面做个秘书长之类的官。许多同志感到憋气、失望。陕西辛亥革命胜利的果实就这样被帮会所篡取。

井勿幕
面对这样的形势,井勿幕也深感痛心,但是他不计名利,仍以大局为重,毫不气馁,仍然把注意力放在关乎成败的抵制清廷反扑上。此时清王朝调集甘肃、河南的清军,东西夹攻,来势汹汹,使陕西革命军处于两线作战的境地,革命局势急剧恶化。井勿幕遂率所部三千余人,驰守三原,抵御升允统率的北路甘回各军。正当陕西革命军东西应敌自顾不暇时,山西革命也岌岌可危,景梅九等亲自来陕求援。秦晋唇齿相依,且事前亦有盟约,故陕西革命党人难辞其责。12月中旬,井勿幕率部飞渡黄河,所向披靡,先后攻克安邑、运城、解州、芮城、永济、平陆地,收复了晋中南大部,解除了山西革命的危机。此时,陕西西路再度告急,勿幕除留一小部驻扎在平陆茅津渡,以牵制河南清军,配合陕西东线潼关的战斗外,大部份人马回师乾县、醴泉一带,火速支援西线作战的兵马都督张云山,张被陕甘总督升允围困,援军到来,勿幕命标统胡景翼率部于旬邑张洪塬,经白刃格斗,大败甘军。双方在乾、礼间成相持局面,至清帝退位止。西安反正的迅速成功,对西北震动很大,勿幕经营多年的晋、川、甘、豫等省纷纷响应,继山西太原起义,晋升中南民军在勿幕东征支持下,站稳脚跟,并保护了秦晋边境的安全。
袁世凯
1912年1 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任命井勿幕为中央稽勋局副局长并电催勿幕去中央政府任职。勿幕回电:陕事未安,暂难前往。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但最终被袁世凯夺取了胜利果实。而此时同盟会内部也出现了分化,有的人倒向了袁世凯。但井勿幕始终坚持革命,坚决反对袁世凯的倒行逆施。3月,中山先生受袁世凯的要挟,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勿幕亦本功成身退之义,遣散所部。将一部分包括井岳秀所部在内,交付陈树藩改编,仅留敢死军一小部分,改为水利军,由杨仁天率领,屯垦黄龙山。这就是历史上有争议的井勿幕自解兵权,将压缩后的精干全部军队交陈树藩统领的自失军权事故。他的这一举措,虽然遭到追随者的反对,但终究还是付诸实施了。有人认为他过于温良恭谦让,有人说他高风亮节。同年6月25日,改同盟会陕西分会为陕西支部,举勿幕为支部长,张凤翙为副支部长,彭仲翔、宋向辰、张云山等均为支部负责人。8月初,在北京国民党正式组成。同月上旬同盟会陕西支部改组为国民党秦支部,井勿幕仍被选为支部长,办理党务。由于不少革命党人,不满张凤翙日益投靠袁世凯,纷纷团结在勿幕周围,引起张凤翙妒嫉,就发动对勿幕有积怨的马凌甫等暗中活动,甚至不惜派兵逼着又改选张凤翙为支部长,勿幕与马凌甫为副支部长,郭希仁、宋伯鲁为干事,张云山为评议员。勿幕本来不为钱,不为官,只为社会安宁为民众谋幸福而奋斗,对此并不介意,仍然专著党务建设,完成协助多位同志当选参众两院议员的任务。张为了把井挤出西安,以兴办实业为由要让井去陕北办矿。勿幕在陕西已无法工作,便于8月下旬以筹办延长油矿为名赴南京,接着又赴上海,随章太炎学习国学、英文、德文书刊。一面研究学问,一面与友人总结同盟会多年的经验教训,静观局势变化。并与汉中兄长互通信息,请井岳秀抓紧训练军队将一批革命骨干留到军中任职,以为后用。
1912 年12 月底国民党在国会选举中获胜,准备组织责任内阁,以限制袁世凯的权力,次年3 月20日国会召开前夕,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被暗杀。孙中山提出二次革命,主张立即讨袁。井勿幕立即响应,约请刘允臣赴汉口与曹印侯共谋对策,后因曹被捕未果,其它江西、江苏、上海、安徽、广东均有响应,纷纷举事,但终因国民党内部对讨袁意见分歧、行动迟缓而失败。孙中山、黄兴再度流亡日本。井亦随后赴日。
熊克武
1915年袁世凯称帝,蔡锷在云南成立护国军,号召反袁,勿幕应熊克武之约由日经香港、河内于12月17日到云南参加护国之役,先后任护国一军前敌总指挥和川滇护国联军总司令熊克武部参谋长。讨袁战争经大小战役数十次,转战四川沪洲、徐府一带,连克州县重镇,处前敌时,身先士卒,奋不顾身,整饬军纪,士乐为用,军民相安,立功最多。但他心中却放不下对陕西局势的关注。急于回陕与党人共谋讨袁大计,便毅然决意向熊克武交代军务,取道黔、川返陕。勿幕乔装商贩,足穿麻鞋,身背卷烟,徒步回陕。1916年3月袁世凯被迫撤消帝制,而再称大总统,勿幕联合民党进步人士,以19省公民名义,发表宣言,反对袁世凯再称总统。宣言中尖锐指出:"袁逆不死,大祸不止。"同年6月袁世凯病死,陕西督军陈树藩唁电,称袁为"不祧之祖,共戴之尊",7月继任国务总理段祺瑞却任命陈树藩为陕西督军兼省长,陕西民党大愤。为了挽救陕西局势,勿幕转赴北京,经多方努力,借总统黎元洪军民分治的倡议,和党人促成李根源为陕西省长,陈树藩留任督军。1917年2月李根源到任,勿幕应李之邀,屈就关中道尹。当时勿幕对禁烟、财政、教育各项大政设施,提出多次建议,但扼于陈的掣肘,未能实施。同年5月黎元洪撤销了段祺瑞的职务,7月1日张勋复辟,扶溥仪复位,12日为段祺瑞的讨逆军所击败,段重新担任国务总理。陈树藩则与段祺瑞拉师生关系,依附"安福系",加入督军团,以强力夺取李根源的省长印信,勿幕亦愤而辞职,被陈软禁于西安,日以篇籍自娱,暗中仍与渭北通声气,纵观全国风云。
黎元洪
段祺瑞
陈树藩
1917年8月广东方面组织非常国会,成立军政府,推举孙中山为海陆军大元帅,发起了护法靖国运动,矛头直指皖系军阀段祺瑞。陕西的有志之士,倍受鼓舞,此时驻渭北的胡景翼、曹世英、高峻、耿直、郭坚等部和民党焦子静、刘允臣等,均密谋讨陈。其中陈部警备军统领耿直对井勿幕十分敬重,曾联系多位民党人士,要发动兵变,欲拥戴勿幕推翻陈世藩,勿幕为顾全共和国体大局,认为不可,并说服作罢。耿直遂派参谋范润生去广州晋见孙中山,孙对陕西局势备极关注,多方予以鼓励,委任耿直为“陕西靖国军招讨使”,嘱范转告耿直:“必须与民党人士取得联系,开诚协商共举义旗”。范归后,耿直坚定了倒陈的决心,便与焦子静、高峻、郭坚、曹世英、刘锡麟等商定倒陈的步骤,各自分头准备。10月上旬耿直在西安派人刺杀陈树藩二次未成,目标暴露,以不足600人与陈树藩3000兵力激战三昼夜,13日夜由南门撤出,至户县境内与郭坚部会合。后开至周至,按孙中山委令,成立陕西靖国军,推郭坚为司令,耿直为副司令,通电各地,声讨陈树藩。陈军全力压来,耿直退守岐山、凤翔一隅,在岐山鏖战八昼夜,突围至富平美原与高峻会合,攻占白水。耿直又召开军事会议,耿直表示:第一,尊重孙大元帅的命令,与全国形势必相配合,靖国军名义不能改变,第二,领导机构必须改组,正副司令最好由郭、高分担,本人自愿退居参谋长职位。以下所有人员,必须排除私见,精诚合作,领导集团应该以身作则,榜样示众。会上对靖国军的名义问题没有异议,总、副司令的人选问题,牵涉反陈战线的各个方面,时机尚未成熟,暂由郭、高负责。1918年1月25日,在攻打蒲城之役中,耿直战死。郭坚率部移驻临潼交口。陈派旅长曾继贤率严锡龙团,进驻三原,拟接城防。胡景翼部补充营营长张义安、连长董振五、参谋邓宝珊等,感到形势紧迫,且有机可乘,率300余人,于1月25日,在三原起义,歼灭曾继贤、严锡龙装备精良的数倍之敌。胡景翼由蒲城,曹世英由耀县驰赴三原,也举起陕西靖国军旗帜,胡任右翼总司令,曹任左翼总司令,反段讨陈,连战获胜,攻至西安城郊。陈树藩屡战不利,惊惶万状,勾引刘镇华率镇嵩军入关相助。战事连年,互有胜负。此时靖国军已有多路头领,由于缺乏统一指挥,常是各自为战,行动不够协调,井勿幕密信请求于右任回陕并派人同靖国军各路骨干协谋请于主持靖国军事。8月8 日,于右任在三原东里花园唐李靖故居就任陕西靖国军总司令,孙中山从广州发了委任状,其下设六路司令,第一路为郭坚,第二路为樊忠秀,第三路为曹世英,第四路为胡景翼(此时为陈树藩所囚),第五路为高峻,第六路为卢占奎。10月,叶荃率滇军第八军3000余人经四川、甘肃入陕,支援靖国军。先至凤翔、陇县。又有鄂军王安澜和川军吕超各部,即将到陕。陈树藩大惧,一面向国务总理段祺瑞求援,同时因渭北靖国军将领,多系勿幕旧部,陈商请勿幕借调解之名,赴三原统驭靖国军,以抵制滇军。井勿幕佯装不允,而陈树藩邀请愈力。11月由西安赴三原,勿幕素孚众望,现在正是众望所归,到后即被大家推为靖国军总指挥。一时间士气大振,陈树藩自悔放虎归山,更加恼火。

耿直
高峻
郭坚
于右任
此时,云南靖国军第八军军长叶荃率部已经到达第一路军郭坚驻防的凤翔县。11月中旬,井勿幕一行前往凤翔慰劳叶部,在郭坚举行的宴会上,井勿幕首先表彰了第一路军在攻克西府各县战斗中的英勇战功,向全体官兵表示慰问,接着分析了全国和陕西的当前局势,指出了目下要抓的重点,要求大家爱护民众,严整军纪。郭坚所部,一向纪律很差,群众多有诟病,听到提及军纪,便戳其所痛。勿幕归途经过扶风,即为郭部刘顺天营截击,未受损失。至兴平又遇陈部投降的贾福堂营,据城抗阻,勿幕即命随行部队攻贾,数日未克。郭坚亦命驻兴平南仁堡(在兴平县城西南15里)的李栋才营策应。一日,忽然接到郭坚来信,约井勿幕于21日赴李栋才营部商讨攻打兴平和进攻西安事宜。随行的岳维峻、董振五、邓宝珊都存疑虑认为这是鸿门宴,坚决反对前去,井勿幕明知赴会有险,开始他也同意不去,但他为人一贯坦荡,以为同郭坚、李栋才是乡党,正好借此机会说服他们把部队纪律整好,最后还是决定前往。行前他还给好友四川督军熊克武写信,倾吐心曲:“很多人都反对我前往,以为有危险,其实只要对革命有好处,我是不怕牺牲的。”为防不测,他不让随行的岳维峻等陪伴,只带了四名护兵,如期赴约。在南仁堡外迎接的是李栋才,他说郭司令还没到,请井先到堡内营部休息。约十分钟后,郭坚差弁李新生、任申娃等数十骑,自北门进堡,大声说:“郭司令来了!”勿幕出于礼貌,出营部迎接,不见郭面,刚转身进营部,躲在门后的郭坚差弁李新生,突然从后连开两枪,勿幕倒地殒命,时年31岁。护卫三人也被杀,只逃脱卫士安彦明一人。李栋才见井中弹倒地,立即割下井的首级,急忙带着李新生等凶手直奔西安陈树藩处表示忠诚;井的尸身,由随行护兵安彦明用棉被包裹,背回泾阳。于右任闻报,面无血色,大呼:“恶毒国贼!天理不容!”全身颤抖,放声大哭。他含着万分悲恸立书挽联一副:“我哭井勿幕,耿耿爱国热忱.不亚宋渔父;谁言李栋材,明明杀人凶犯,就是陈树藩!”并立即向广州军政府呈报,在《致广州非常国会电》中说:“噩耗传来,五内俱裂.凡我将士.莫不悲痛。我军倚重之胡君未及脱险,而英烈之井君又遭惨祸,天乎何心,坏我长城!”伤心、悲愤之情.透于纸背;在《上孙中山总理书》中。称井“名家龙虎.关中麟凤,奔走南北者十余年,经营蜀秦者可百余战。慨虎口之久居,已乌头之早白。淮阴入汉.旋登上将之坛;士会渡河,胥慰吾人之望。讵意武侯之指挥未定.君叔之志惧歼。于11月21日被刺于兴平之南仁堡。莫归先轸之元,空洒平陵之泪”,给予了井勿幕以极高的评价。孙中山看到于的呈文后,心中悲痛,立书“西北革命巨柱”以吊唁,指示中央委员会研究褒奖。泾阳驻军团长田玉洁几次赴省与陈树藩交涉,索回井的头颅,与其尸身一起草葬蒲城。被广州孙中山护法大元帅府特赠陆军中将衔,明令嘉奖抚恤,并决定由国民党党史委员会为井立传,由章太炎撰《井勿幕墓志铭》。1929年由国民党员焦子静、李桐轩、刘治洲、景定成、王子中、范紫东、蒙俊僧、孙蔚如等34人树碑,陕西省政府主席宋哲元撰文,毛昌杰书《井先生纪念碑》,立在西安市革命公园内。1943年8月14日国民政府明令褒奖,追赠陆军上将。陕西军民为怀念井的不朽功勋,曾将井在西安居住过的四府街更名为井上将街,并在街南端城墙上凿开一门,名勿幕门(即今小南门)。1945年勿幕遇害27周年纪念日,南京政府派监察院长于右任专程来陕主持,将勿幕灵柩由蒲城迎至西安革命公园内,举行公祭。同时在三原举行"三原各界公祭井勿幕先生纪念大会"。会毕,移灵榇于西安南郊少陵原(今长安县境内),拨款购地12亩,建立陵园,举行隆重的安葬仪式,树立墓碑。1981年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之际,勿幕旧坟得以重新修整。2018年11 月21 日纪念井勿幕先生诞辰130周年殉难100周年座谈会在西安举行 ,同日,在井勿幕陵园举行了陕西各界纪念井勿幕先生诞辰130周年殉难100周年公祭活动。


公祭井勿幕
马凌莆
关于井勿幕遇害的主谋,有人说是陈树藩,作为靖国军倒陈的对象,属于敌对关系,自应成为重点嫌疑,但刺井事件事发突然,似非陈能所为,加之景梅九在《追悼亡友勿幕之诗心》一文中有:“昨闻师子敬谓陈伯生(即树藩)接到勿幕遇害消息,顿足垂泪,因知杀勿幕非伯生意也。”以及熊克武在《我与井勿幕的交往》一文中有:“陈树藩来到四川达县,住在旧川军的一位军官家中,那时我已卸职闲居成都,他好几次托人向我说他要来成都和我见面谈谈。并且又说,井勿幕同志之死,有些人总说是他主使杀害的,他愿发誓与他无关,这件事自然有人明白。他言下之意,显然是指井之死是我们(靖国军)内部人干出来的”云云。两人与勿幕堪称至交,却一致为陈树藩开脱,就让这事存疑了。还有人说是郭坚,但从郭坚素重义气,为人爽直,过去与井并无深仇大恨,不会不懂大敌当前,亲痛仇快的道理。郭坚本人也辩解说,有人仿他笔迹写函,嫁祸于他。但让人不明白的是凶手李新生不仅没有受到惩处,反而被提拔为连长而加以重用,又怎么解释。再有一说是马凌甫,上世纪40年代初,户县党人华孝康《井案纪实》记载郭坚马弁张昉给他的函称:“井先生之死,老司令(指郭坚)竟蒙不白之冤。其实命我写信召集会议者,马参谋长也;带我等驻扎马嵬坡,亦马参谋(长也)。是日弟赴正西,新生等往右翼赴南仁村,催李栋材开兵,不料竟下此毒手!”并以此为佐证将马凌甫控于长安地方法院,要为勿幕伸冤。虽然地方法院终以时过二十余年,依法不予追究为由,不了了之,但是马凌甫却由此不安于位,辞去了省府委员职务。如今时过百年,此事只能是哑谜而无人能解了!
最后且题《赞井勿幕》七律一首,以为本文作结:
马恩首引醒神州,革命檄文劲正遒。
锐笔一篇惊九域,夏声几页耀千秋。
拨云见日三秦笑,清骨廉风万世讴。
壮志未酬英烈殒,撑天巨柱汗青留。
2021且4月23日
作者简介
冯宝哲,陕西蒲城人,一九三八年一月生。高级经济师,中国楹联学会会员,中华对联文化研究院研究员,北京华夏诗联书画院院士,陕西省楹联学会常务理事,陕西省诗词学会会员,渭南市楹联学会原常务副会长,现顾问。《渭南联苑》原主编、编审,蒲城县诗词曲联学会顾问。被授予“秦东联坛十老”、“渭南文化名人”“陕西孙髯翁终身成就奖”等称号。著有《风雨留痕》等书五卷,二百多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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