慢工出细活 著文如写诗
——刘斯奋茅奖小说《白门柳》创作谈
老榭 / 文
茅盾文学奖于1982年12月开评，评选已逾11届，共评出优秀长篇作品53部，是中国最高荣誉的文学奖项之一。刘斯奋的《白门柳》是第四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也是广东目前唯一获此殊荣的文学作品。一部《白门柳》，很多人很好奇，一位土生土长的岭南人，为什么能把历史中的江南旧事描写得这么真切？
近日，刘斯奋从历史观、文学创作观、艺术观等方面对此进行了详细解读。
回顾《白门柳》的创作缘起，刘斯奋坦言，在《白门柳》之前，他并没有正经写过小说，只是偶然的机缘巧合才动了心思。
他打趣地说：“一动笔就写长篇，确实有点‘胆大妄为’。没想到一写就是16年，一辈子里创造力最强、艺术感最敏锐的这段岁月都给了它。”
《白门柳》由《夕阳芳草》《秋露危城》《鸡鸣风雨》三部书构成，1998年第二部完稿后，便获得第四届茅盾文学奖，被誉为“历史小说的创作范本”。
谈到写作追求，刘斯奋说：“我希望能写一本传‘真’的现实主义历史小说，尽可能真实地反映某段历史中人们的生活和思想，而不是乱编一些传‘奇’故事。”
为此最终他落笔选择了明末清初的江南。当时江南是明代经济最发达、社会最繁华的地区，科举兴盛、文人汇集，秦淮八艳故事流传广泛。他认为：明清时期很多话本小说，比如“三言二拍”、《儒林外史》等，都提供了许多社会生活细节，例如衣食住行、婚嫁丧娶之类的具体描写，可供创作参考。而历代的“正史”对此都不记载。至于改朝换代天崩地解的江南，社会遭受沉重打击破坏，各种矛盾冲突激烈，人性复杂多变，故事性会十分丰富多彩。
世人皆知，长篇历史小说难写，而又以士大夫故事为题材的小说最难写，因为史料有限，行动性不強。
刘斯奋称，要从小说创作的思想立意着手。“首先是思想立意要高。作为当代作者，在思想认识上应该比古人站得更高，看得更远，才能超越前人的作品，体现时代的进步。”
所以，他决定把表现以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为代表的中国早期民主思想家及其思想的形成，作为小说的立意，使得《白门柳》脱颖而出。近130万字的三卷本《白门柳》以宏阔的场面和细致的刻画，通过当时一批知识分子的性格状态，再现了明末清初尖锐复杂的社会矛盾，展示了一幅由奢华腐朽走向衰败孕育新生的末世画卷。
刘斯奋用三个“超越”对小说做了自我评价，即：超越了传统的朝代兴亡观、超越了传统的君子小人观、超越了传统的才子佳人观。《白门柳》既没有表达对明朝败亡的哀悼和同情，也没有对当时士大夫阶层一味颂扬，而是写出这群“君子”的思想局限性。尤其是对流传甚广的钱谦益和柳如是、冒辟疆和董小宛等人的爱情故事进行了现实性的批判，写出了这些女性人物在男权社会下血泪斑斑的生存状态，“撕开了他们生活得好像很美好、很温馨的虚假面纱”。
相比长篇小说动辄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时间跨度，《白门柳》却只有三年的时间跨度，对此，刘斯奋认为：长篇小说的“史诗品格并不在于时间的跨度是否足够长，而在于所选取的那一截历史或生活片段的概括力、辐射力、张力是否足够。通过压缩时间。换取空间。以便有足够篇幅对事件和人物进行细致、深入、饱满的刻画；在小说的艺术特色上，他总结为四个方面——
一是用细致的心理描写来塑造不同人物的个性；
二是用复杂激烈的心理冲突来展开故事情节。
三是把握变易之道与中和之美。例如第一部明朝灭亡前江南的纸醉金迷，到第二部崇祯死后各派系在南京建小朝廷的各种政治斗争，再到第三部清军入关后人们的逃亡，每部都有不同主题、不同场景，让人阅读起来始终有兴奋点，“用变化之道破解长篇小说一部不如一部的痛点”。
他还将小说中坚持的中国审美形容为包容含蓄的“包子审美”，比如写“扬州十日”，并没有直接描写扬州被屠城的惨烈，而是通过摘引一本当时的记录来展示；还有战争场面、男女情爱，都写得很内敛。
四是小说在语言上坚持了对白话文“雅化”的追求。“我像写诗一样写小说，有时一天只写500字，力求做到精雕细琢，字字珠玑。因此希望读者不要一目十行，而是慢慢看，慢慢去品味”。（刘斯奋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