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渡古堡
冯宝哲
我的故乡地处蒲城县东南乡的洛河岸边，属于河滩低洼台地，村名车渡，历史上曾因两次大战而被载于全国正史。据《资治通鉴·后梁纪》载：“乾化元年三月乙酉（911年3月25日（——笔者注）朔。……岐王募华原贼帅温韬，以为假子。以华原为耀州，美原为鼎州。置义胜军。以韬为节度使。使帅邠、岐兵寇长安。诏感化节度使康怀贞、忠武节度使牛存节，以同、华、河中兵讨之。己酉。怀贞等奏击韬于车渡，走之。”又据《宋史·高宗本纪》：“建炎四年“九月辛丑（1130年9月13日）…….癸丑，泾原同统制李彦琦同金人战于洛河车渡，败之。”一个普通的自然村在220年间能够两次入史，这在全国也属少见。直至清朝中叶车渡仍是蒲城县的较大集镇。据1993年7月出版的《蒲城县志》343页载：“清乾隆年间，蒲城境内有兴市镇、孝通、晋城、高阳、荆姚、车渡、常乐、汉帝等大的集镇，有的筑有城垣，集日或单或双轮转，商号少则几家，多则几十家，货物繁多，交易活跃，吸引远近商客，居民聚社报赛，尚称繁华。同治年间，多数集镇几遭兵事侵扰，一些大的商号，或歇业或迁移，集镇呈冷落状态。后来，有城堡的集镇重新恢复，无城堡的集镇转移地址，如……晋城移至钤铒，车渡移至龙阳……等。”
车渡村是东西巷与南北巷呈“丁”字型相接，东西巷长度近250米，开有东西两门，南北巷长约140米，在东西巷偏东的1/3处与之接顶，开有南门，巷子中间还开有一个小东门，其对面是约有一间大小的娘娘庙。村中虽无北门，但仍是四门俱全，直至解放前后城门均保留完好。村内的地势是南高北低东高西低但坡度不大，西门外有个马王庙也是约一间大小，再往西约1000米处的洛河岸边便是先秦长城烽火台遗址，另外西门外偏南处有一个大涝池，可以蓄集暴雨时村中的排水。村北庄后的崖下还有一个观音庙，也是一间大小。出南门向东四五百米便是蒲城县东南乡的最大庙宇——东岳庙，这个庙占地宏大，碑石林立，建筑宏伟，殿宇辉煌，是蒲城县有名的南赛的赛事中心。庙址占地20余亩，除东岳正殿祭祀黄飞虎以外，其它建筑群尚祭祀药王、土地诸神，甚至道教与佛教、释教相混，庙中还有千手观音与宗圣曾子的神像。由于历经战乱加之道教的衰落，至民国年间几近破败。东岳庙外西北角还有另圈围墙的娘娘庙，在我的记忆中虽有塑像，但殿宇已破败不堪。娘娘庙后还有一庙，所供何神，无从考证，我的记忆中也是一堆砖块瓦砾，王仲谋先生所著《蒲城寺观考略》中提到的旧时车渡村的城隍庙与关帝庙，至今已无人知。至于旧县志所载蒲城境内八塔之一的车渡宝塔，我从未听老辈人讲过，也不知遗迹何处？出西门向西南七、八百米名曰簸箕张的沟坡之上，有一个叫做老堡子的地方，有人说是秦晋争霸时的遗址，我不相信，那个时代太久远了，实在说不清，只见凹凸不平的丘陵荒草，虽有残垣，但已无瓦砾痕迹，更不知何年何月有人在此栖居。倒是正北洛河对岸铁镰山上有一城堡遗迹远望清晰可见，同其遥遥相对，且使此处相形见绌。
村南200米左右的埝崖之上，有一个占地约有3亩的小古堡，人们通称其为堡子，据说是我的曾祖牵头带领村人修筑的，用以逃避兵祸，我的三伯母曾经给我说过她在其中逃郭坚队伍，还听过老人说晋城月德坚守堡子与刘世龙对抗的事。因为长期不住人烟，堡内遍地荒芜，只存瓦砾残灶，每逢连阴雨后，我常会同小伙伴们一起去堡子中拣拾地软，那黑乎乎的类似木耳的藻类真菌，在那个废弃的荒堡中是最容易找到的。过去由于知识的贫乏，对于这个古堡不曾介意，又因多年在外工作，已有半个世纪的时间未睹其容了，对它的记忆似乎已经抹去。数年前蒲城县政协文史委主任党忠社先生发来微信，约我写写车渡古镇这个古堡的情况，真是一言提醒梦中人，家乡的古堡这就是具有典型意义的关中村民逃避回乱的历史遗址啊！而在过去，我却漠视它的存在，无异于目不识珠！
但是对于这个古堡我仍知之有限，怎么能完成向大家介绍的重托呢？于是我想到了求助于久居家乡的长者权水林，权老当时已经89岁了，从上世纪60年代就担任大队党支部书记，一直干了40多年方因年迈交班，他寿邻九旬仍然身体硬朗，思维锐敏，在村邻间德高望重，我回家乡常去看他，当时已经近一年时间未曾见面，是该去看看老朋友了。于是当机立断，利用大儿公休日的空闲偕同老伴驱车回乡去看老书记。见面时老人正推着小推车在麦场畔边的杂草堆中拾柴禾，见到我们非常高兴，得知我询问古堡的有关情况后，便兴致勃勃，滔滔不绝地说起古堡的历史来。他说：“古堡修建的年份我说不清，但是听老辈人说我姐的公公名叫冯金城，就是因为生他的那天正好是古堡竣工的日子，故名金城，以示纪念。古堡占地近3亩，内有3个巷道，我家在东北角有3间房，老辈人在那里住过，是为了逃回回。回回来时曾经放火焚毁了东岳庙内的天花板，听说这是专供观众看戏的楼阁，建筑豪华，还是转台子哩！民国初年堡子内还有人住，镇嵩军刘镇华的团长刘世龙带兵追剿地方武装邱兰亭，邱是咱附近晋城村人，小名月德，率领一连骑兵赶走堡子内所住的村人，挂起吊桥，紧闭堡门，坚守不出，刘世龙大兵围困，久攻不下，即使在娘娘庙前的戏楼上架起铜炮猛轰堡子东北角，打开了一个大口子，也无济于事。最后还是请来县上基督教的洋人胡林德牧师从中调停，邱兰亭才开了堡门，刘军乘隙而入，捉住了邱兰亭和三个姨太太，也不管洋人调停的承诺，在咱村西门外涝池岸边处决了邱兰亭。”权老还热情地引领我们去古堡现场察看，一个年届九十的老人腿脚这么麻利，思路这么清晰，真令我感到羡慕、敬仰与感动。
车渡村原址已于上世纪80年代因洛河倒岸而迁至原来村西和村南的坡上，分为4组3村，属于车杜大队，现属龙池镇车杜村。车渡古堡位于车杜村村委会正北坡下。刚一下坡就可以看到路西高埝之上雄踞的古堡，确实有点巍然、肃穆，使人顿生历史沧桑之感。要想近距离目睹古堡之貌，还得爬上路西的小坡转弯向南才能如愿。我已50多年不曾踏过故乡的这块宝地，如今旧地重游，面对古堡，真是感慨万千。古堡北边和西边现是梨园，栽满果树。东边和南边全是沟埝，由于没有携带测量工具，只能靠目测大体按轮廓估量有关数据。古堡是一个多边形，细数各边堡墙，西边为13堵，北边为9堵，东北角为2堵，东边为2堵，东南角为8堵，南边为2堵，共计36堵。但见古堡城高墙厚，北西两面都是一丈余深的壕沟，东面与南面屹立于20米左右的高埝悬崖之上，同堡墙连成陡壁，成为天然屏障。全堡只开北门，设有吊桥，真是易守难攻，固若金汤。看罢古堡以后，我们便辞别权老，在老人依依的目光下驱车回渭。
这次访友与考察，确实收获很大，使我进一步肯定了古堡的修筑年代，由权老姐夫之父的生时推算，距今应在150年左右。据2014年10月出版的《民国蒲城县志》第214页载：“同治六年（1867）春，县令李正心奏文，因回捻扰攘，劝民营筑各市镇大村堡寨。”可见车渡古堡的修筑时间当在1867年前后。这里所说的“回捻扰攘”当是我本文第二段开始所说的“故乡已不繁华”的主要成因，《蒲城县志》中提到的“同治年间，多数集镇几遭兵事侵扰，”也当指此事。
说起“回捻扰攘”这就要了解同治元年（1862）在陕西爆发的所谓回民起义。起义第一仗不是杀清军，而是血洗汉民村庄大荔县的八女井（即今八鱼村），将全村四、五千人（有的说是一万余口）不分男女老幼集体屠杀。回民起义名曰反清，不针对满清政府，却把矛头对准汉民，其义又在何处？据说在陕西杀了约500万人，光临潼县就被杀30余万，而后来围剿回乱，又使回人在陕西几近绝迹。回军进入甘肃又杀了近1500万，两省共计2000万人，这样可怕的数字让人看了真是百感交集，几乎难以置信。据我的了解，这个数据的来源是根据复旦大学《中国人口史 第五卷清时期》的数据分析，浩劫过后，原本总人口1300多万的陕西死亡466万人，其中关中地区人口损失多达45.8%。原本1945万人口的甘肃死亡1455万人（当时的甘肃包含今天的甘肃、青海、宁夏等）,其中原有280万左右人口的平凉府死亡高达249万，原有141万左右人口的庆阳府死亡高达128.7万人。很多村镇原本数万人口，浩劫过后，几乎是方圆十里无人烟。这是世界近代史上最残暴的种族灭绝大屠杀，是陕甘人民的一次大劫难。当时对灾区的景象有人用十室九空来描述，以此来形容人民大量死亡或逃亡后的荒凉当不为过。之所以称为“回捻”是因为同治五年（1866）张宗禹率西捻军入陕，联合回军协同作战。
据《民国蒲城县志》213——214页“捻回之乱”条目载：“同治元年六月初七日，……回焚孝同镇。十四日至蒋旗寨，陷兴市镇，盘踞六日，焚毁房屋无数，杀人二千余。……九月初七日，回由富平美原镇南行，经宜安、贾曲。肆行焚杀。……二十一日至上王庄、韦村，杀人数百，转回沙苑。……二年春二月初八日，回窜县南双酒府，杀人甚多。十九日至蒋旗寨，烧杀甚惨。三月初二日至龙阳、石彪。……六年春，正月十一日，回复由北山出，十六日突至东南二乡，乡民多被劫掠，……三月二十日捻回合窜蒲境。……二十三日至东南二乡，平路左右屯聚几遍。居民匿地窨者，以烟熏之，死者无算。二十五日晚，至敬母寺，屯聚五日，以甘言诱民出窨，俱杀之。……六月二十六日由渭南至洛河两岸北窜。……七月初二日，复回窜洛河两岸。初三日至龙山马户。初四日至县北，转而行西，到处烧杀。……九年正月十九日回复由西窜来，至县东敬母寺北，窜上王庄，杀伤百余人。……三十日过敬母寺，晚宿上王庄，又复杀伤多人。……三月二十一日，东窜出境，此后蒲境内始绝贼踪。”这个资料记录了回军八次扰蒲的概况，其来源于当时无名氏的私人日记，自然无法括纳回军的所有活动。未见提及有关车渡村受害的记载，但其中所提到的“东南二乡、洛河两岸、龙阳等地”均有可能包括车渡村的信息。况且回军焚烧东岳庙的残迹，我至今尚有记忆。这个资料也未统计回乱中全县的人口损失，据《中国人口史》(第五卷，清史部分)透露：蒲城县战前人口32万，回乱中损失64%。具体到车渡村的受害程度当然更不可考，但是从集镇的消失与村中空旷院落的荒凉与萧条，却也能够分明地看出战乱对它的影响。我清楚的记得，上世纪40年代末期（即解放前后）车渡村中共有50户人家，村内空院即达25处，占到总院落的1/3，当时距同治回乱已经过去80多年了，这些空旷院落仍然无人居住，可见回乱的创伤（当然也要充分考虑光绪三年和民国十八年的大旱以及民国军阀混战的影响）是历经百年也难以恢复的巨大灾难。
现在可以基本肯定，这个古堡是由我的曾祖冯仲明公带领村人修筑的，他当时是村中的大户，从我家过去的匾额上看，他曾拥有修知郎、儒学司训、乡饮耆宾等虚衔，是一位在乡间颇有名望的士绅，修筑的时间当在同治元年历经回军多次滋扰之后，同治六年在县令李正心的倡导下，大村营筑堡寨，车渡应在其中。令我感到惊异的是，当时全村已受回军的数次洗劫，在剩余劳力严重不足的情况下，他们是怎样不畏艰险，迎难而上，下定决心，拼力攻坚，完成这项耗力巨大的土方工程的。
说到巨大的工程量，那么这项筑堡工程究竟有多大的土方呢？这得要从古堡城墙的周长和宽高来计算，为了取得准确数据，我又利用公休日，带上卷尺和滚动式测量器由婿女及老伴陪同驱车回乡去丈量古堡，这件事要攀崖下沟是个力气活，我便请老家的侄儿冯超额帮忙，说明来意，他给我还提供了一条于兹有关的信息，原来1974年同村村民赵建业在村南门外的新庄基挖窑，竟挖出了一条与古堡相通的地道，长约二、三十米，地道还向村中延伸，当时他还进去察看过，里边弯弯曲曲，站不起人，堡内的西南角还发现过一个深约三米的地道，里面较为宽敞，向南与外相通。我们一同来到古堡之下，恰逢堡内耕地的承包人我的堂姐夫赵永固正在堡中整地，老人也已89岁了，仍然手脚不闲，堡内的荒地就是老人亲手开垦的，为了方便，他在堡子西南角另开了一个小门，多年前甚至吃住其中昼夜操劳，终于使荒地披上绿装。现在已经入冬了，我们眼前的塑料棚下仍可看到一些尚未收获的辣椒作物。在姐夫与侄儿的帮助下，经过实地查勘，古堡的有关数据是：古堡的周长182.5米，北宽南窄，北边长47米，东北角长9米，东边长14米，东南角长23.5米。南边长21米，西边长68米。应当说明的是，此地方位不够准确，顺时针转向偏右倾斜，所指方位，在实际上可能有些许偏差。古堡墙高5.5米，墙基底宽4.3米，中宽3.4米，顶宽2.5米，堡城土方应是就地起土，周围北、西两面自成壕沟，沟宽8米，现在的深度是3.5米。下午3时，我们顺利地完成了对古堡的丈量而后返渭。
根据堡墙的的长度和高宽我们可以计算出这个土建工程的土方量起码在3400以上。据我的推算，当时全村的总户数应当不会超过25户，我的依据是：《蒲城县志》第127——128页“人口变化表”载：全县人口“咸丰十年（1860）65566户，309368人。光绪八年（1882）26685户，人口114634人。......解放后1949年55546户，259958人。”据此计算，临解放时比光绪八年的户数增长108.2% ，人数增长126.9%。可以归纳为解放前后的户数和人口都比光绪八年翻了一番。车渡村临解放时为50户，由此逆向推衍，当时全村的户数应是此数之半，当时全县每户只平均4.3人，其精壮劳力当在40人以下，除去小脚女劳，可以参加土方工程的男劳就十分有限了。以这样的劳力状况，既要作务庄稼，赖以糊口，又要筑堡建寨，其劳累辛苦可想而知。
面对车渡古堡，我在反复思考这个遗址能够给予今人什么启示？我以为：一是它警示人们不要忘记战乱之祸。解放战争距今已经70多年了，抗美援朝以及对印、对越的自卫反击战其战场均在域外，长期生活在和平环境下，青、壮年缺乏战争的经历，只是从电视、电影中获得对战争的观感，老年人中有的虽然经历战乱，但是过惯了太平安定的生活，几乎失去了对战争的记忆，淡忘了战争的残酷，体会不来今日来之不易的安泰幸福的意义，对于现实中的某些不爽常会产生抱怨，有的甚至成为愤青，在有关国际问题上动不动就主张强硬动武，而视深谋远虑为软弱，其愚蠢的短视简直令人吃惊。看过车渡古堡，就应当认识战乱的血腥，它会造成杀戮无辜，生灵涂炭、颠沛流离，因而应当旗帜鲜明地反对战争，反对动乱，珍惜幸福，热爱和平。二是它提醒人们民族团结是重中之重。回乱的起因实际是华州地方团练中部分回勇因砍购竹竿与汉人发生争执而起的小事，由于处理不当而发展为民族矛盾引起的大规模仇杀。结果陕甘两省两千万汉人遇难，最后回民也所剩无几，真是两败俱伤，百姓遭殃。多民族是我国的一大特色，各民族共同开发了祖国的锦绣河山、广袤疆域，共同创造了悠久的中国历史和灿烂的中华文化。我国历史演进的这个特点，造就了我国各民族在分布上的交错杂居、文化上的兼收并蓄、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情感上的相互亲近，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多元一体格局。56个民族休戚与共，就是一个亲密和美的大家庭，大家应是一家兄弟。民族团结是各族人民的生命线，是做好一切工作的根本前提和保证，是社会稳定和祖国繁荣发展的基础。各民族之间一定要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共谋国家的强盛和统一，打击民族分裂主义，凝聚最大力量，同心同德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共同奋斗。三是它告诉人们群体的力量是无穷的。修筑堡寨主要是土方工程，要使其坚固牢靠更得出力流汗，在劳力极端困乏的情况下，其难度是可以想见的，但是为了逃避战乱，寻求安宁，即使劣势逼人，也不能放弃自卫和自保，大家还是挽起袖子力拼了，硬是凭自己的苦力出色地完成了这一艰巨工程，并且寄于厚望自豪地称之为“金城”。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看过这个古堡，你就会认识劳动人民的伟大，心灵产生震撼，群力撼岳，众志成城，人心齐，泰山移！这个被乡亲们视若金城的古堡就是历史的见证。
最后，且赋七律一首，以为本文作结。
观车渡古堡有感
回乱突发同治年，关中大地起狼烟。
腥风血雨尸盈野，神号鬼哭声震天。
修寨筑城留古堡，躲灾避祸见残垣。
幸福日月当珍重，安泰应思患难间。
作者简介
冯宝哲，陕西蒲城人，一九三八年一月生。高级经济师，中国楹联学会会员，中华对联文化研究院研究员，北京华夏诗联书画院院士，陕西省楹联学会常务理事，陕西省诗词学会会员，渭南市楹联学会原常务副会长，现顾问。《渭南联苑》原主编、编审，蒲城县诗词曲联学会顾问。被授予“秦东联坛十老”、“渭南文化名人”“陕西孙髯翁终身成就奖”等称号。著有《风雨留痕》等书五卷，二百多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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