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乐干井行》

2023.11.20.阳光明媚,贵州省农联会乡村振兴研究院、贵州端超集团、贵州省末来书院领导秦仁智 张继泽 杨书记 赵春雷等一行十人来到了李端棻故里贵阳市南明区永乐乡,在永乐乡干井村委办公室座谈,包本菊书记介绍了该村的情况…
在包书记的带领下,来到了干井村和水塘村(龚道祥书记陪同),走访和拜望了该村米汤井贫困户87岁的刘少珍家和桐木凹组的刘玉芬(85岁)家,并送上了慰问金…祭拜了李端棻陵墓…

这次活动旨在以李端棻文化产业及研究为契机,
打造贵州文旅新名片
《李端棻与曾国藩》
李端棻,(1833年九月十日至1907年十月十二日),字苾园,贵州贵阳人,清朝著名政治家、改革家、教育家,出生于贵州省贵筑县(今贵阳市)。
北京大学首倡者、戊戌变法领袖、中国近代教育之父。
同治元年(1862年),应顺天乡试中举,次年会试中进士。历任监察御史、刑部左侍郎、仓场总督、礼部尚书。
第一个疏请设立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举荐康有为、梁启超,支持《戊戌变法》。
戊戌政变后,被充军新疆。后赦归,主讲贵州经世学堂。晚年归故里,死后葬于永乐乡水塘村。
李端棻幼岁而孤,6岁时随舅舅何亮清饱读经书,16岁随叔父李朝仪赴京城求学赶考。
1872年为云南学政(今教育厅厅长)。
1889年秋季,李端棻以内阁学士身份出任广东乡试主考。阅卷时,慧眼识拔考生梁启超,该生以“熔经铸史”的文笔应答考题,以为是“饱学宿儒”,李端棻非常欣赏,于是将他录取,榜上排名第八。后来,年仅16岁的梁启超前来拜见这位识才的主考官,才华横溢的梁启超给李端棻留下深刻的印象,之后将堂妹李蕙仙许配予梁为妻。“自是颇纳启超议,娓娓道东西邦制度”(《清史稿》)。
光绪二十二年(1896)疏请立京师大学堂,各省府、州、县遍设学堂,并建藏书楼、仪器院、译书局,广立报馆,选派留学生。又举荐康有为、梁启超,支持变法。百日维新期间,授礼部尚书。
戊戌政变后,被充军新疆。后赦归,继续办学,主讲贵州经世学堂。晚年归故里,光绪三十三年(1907)11 月17 日在贵阳逝世,死后葬于贵阳市永乐乡水塘村。
李端棻为戊戌变法领袖人物、北京大学首倡者、贵阳十大文化名人之首、贵阳一中和贵阳市师范学校(现贵阳学院)的创始人。官居一品,不仅是光绪皇帝的重要助手,也是大力倡导全国广办学校、推广现代教育的先行者。遗有《苾园诗存》一卷,载于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版《贵阳文献汇刊》第五期,收集了李端棻百余首诗。
李端棻以天下为己任、为苍生谋福祉的爱国形象刻画得淋漓尽致。梁启超曾指出李端棻幼承叔父李朝仪“古圣贤之教”,故终生“大节凛然不可犯”。本书揭示了入仕之后的李端棻,无论是屡司文衡、为国拔才,还是出任御史、挺身直谏;无论是国难当头、倡言变法,还是位列卿贰、自请裁缺;无论是官阶迭升、跻身尚书,还是革职远戍、风沙饱尝;无论是布衣主讲、培植后进,还是倡办路矿、为民请命,他都始终秉持着“尽忠为国”的信仰理念。即便临终前数月,他还致函梁启超表示“吾年虽逾七十,志气尚如少年,天未死我者,犹将从诸君子之后,有所尽于国家矣。”
中国传统名臣大儒那种“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精神品格,在李端棻身上鲜活体现。也正因为如此,李端棻在世时就被贵州人奉为乡贤楷模,去世后也仍被国人反复称颂和纪念。
年长李端棻22岁的曾国藩,在1833年才考取了秀才,这是他第七次参加考试才考中秀才,次年中举,1838年成功登笫…
曾国藩(1811年11月26日~1872年3月12日),原名子城,字伯涵,号涤生,湖南湘乡白杨坪(今属双峰)人。
嘉庆十六年十月十一日(1811年11月26日),曾国藩出生于湖南长沙府湘乡荷叶塘白杨坪(今湖南省娄底市双峰县荷叶镇天坪村)的一个普通耕读家庭。兄妹九人,曾国藩为长子,祖辈以务农为主,生活较为宽裕。祖父曾玉屏虽少文化,但阅历丰富;父亲曾麟书身为塾师秀才,作为长子长孙的曾国藩,自然得到二位先辈的伦理教育了。曾国藩五岁启蒙,六岁入家塾“利见斋”。道光六年(1826年)春,曾国藩应长沙府童子试,名列第七名。
道光十年(1830年),曾国藩前往衡阳唐氏宗祠读书,一年后转入湘乡涟滨书院。
道光十三年(1833年),曾国藩考取秀才。
道光十四年(1834年),曾国藩进入长沙岳麓书院演习,同年参加湖南乡试,中试第三十六名举人,并动身入北京准备来年的会试。
道光十五年(1835年),曾国藩会试未中,寓居北京长沙会馆读书。次年恩科会试再次落第,于是返回长沙,于同乡刘蓉、郭嵩焘等居于湘乡会馆。
曾国藩在道光十八年(1838年)中进士,入翰林院;后升迁内阁学士,兵部侍郎和礼部侍郎。咸丰二年(1852年)奉命前往南下主持乡试,途中其母去世,获准还乡,丁忧守制。
曾国藩善于讲“道德”说“仁义”,对程朱理学推崇备至。咸丰三年(1853年)又奉谕组建湖南乡勇,即“湘军”。次年于田家镇大胜北伐的太平军。同治三年(1864年)攻陷天京。次年奉命赴北方镇压捻军起义。同治五年(1866年)被清廷赐予一等“毅勇”侯封号,也是文官中获此封爵的第一人。同年江南制造局成立。在此期间曾国藩还在安庆大营建立起官办学局,重印经史典籍。
同治六年(1867年),曾国藩拜大学士。
次年出任直隶总督。同治九年(1870年),奉命调查并处理“天津教案”。因其对西方列强采取谋求和解的策略,次年又被调回南京原任。
同治十一年(1872年)曾国藩病逝。
曾国藩的崛起,对清王朝的政治、军事、文化、经济等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曾国藩倡议下建造了中国第一艘轮船,建立了第一所兵工学堂,安排了第一批赴美留学生。
曾国藩为首的汉族地主经世派的崛起,促使清地方官员中满汉比例变化。“外轻内重”的局面开始出现。
曾国藩还创立晚清古文的“湘乡派”。与胡林翼并称“曾胡”,与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并称“晚清中兴四大名臣”。
他经历坎坷,其一生波涛汹涌却逢险化䧅,值得一书…
1872年,李端棻从京城来到了边城,任云南学政(今教育厅长),而当年已61岁的曾国藩却在这一年寿终正寝,结束了壮丽的一生…
李端棻穷其一生是要废除科举,他一而再 再而三的向皇帝上奏《请推广学校折》,大办新式学堂,首倡《京师大学堂》,力荐革新派人物梁启超 康有为…《戌戍变法》总第划…不改初心,一生办学,实现人人读书,家家受益…
可是,科举是中国历代通过考试选拔官吏的一种方式,每三年开考一次的会试及殿试,是不折不扣的全国大考。
忆往昔,距今178 年的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乙巳恩科会试很值得一说,是因为湖南籍举人喜中10名进士,轰动一时。四月二十日,担任本科同考官的曾国藩在给诸弟信中说:
今年湖南萧史楼得状元,可谓极盛。八进士皆在长沙府。黄琴坞之胞兄及令嗣皆中,亦长沙人也。
这也就意味着,这些湖南籍学子在历经乡试(省考)、会试(国考)及殿试后,获得了进士身份,即将踏入仕途。尤其,万众瞩目的殿试状元也花落湖南,因此曾国藩这样的湘籍京官是格外欣喜的,在京同乡也不免要热闹庆贺一番,曾国藩是当仁不让的牵头组织者。五月二十九日,他在禀父母信中汇报:
长沙馆于五月十二日演戏题名,状元、南元、朝元三匾,同日张挂,极为热闹,皆男总办,而人人乐从。头门对联云:同科十进士,庆榜三名元。可谓盛矣!
这8名进士分别是黄廷赞、李朝仪(李端棻的叔叔)、黄辅相、孙鼎臣、夏家泰、袁芳瑛、周辑瑞、谢邦鉴(烧车御史谢振定之孙)。明明是“八进士皆在长沙府”,怎么又是“同科十进士”?
这是因为状元萧史楼(名锦忠)没有计入这八进士之内,再就是他的学生醴陵人黄彭年,与伯父黄辅相同时会试中选,为了表示对长辈的尊敬,放弃了参加殿试,延迟两年,与郭嵩焘、李鸿章成了道光二十七年(1847)的同年进士。因此严格来说,黄彭年这次是贡士,亦即“中式进士”。
至于“三名元”,也是有来历的。曾国藩在五月初五日给诸弟信中说:
萧史楼既得状元,而周荇农寿昌去岁中南元(指顺天乡试第二名),孙芝房鼎臣又取朝元(指进士一甲第一名),可谓极盛。
状元是指殿试第一名,南元是指顺天乡试第二名,朝元是指除殿试前三名外,进士分为三甲,第一甲第一名叫朝元。因此曾国藩把状元、南元、朝元合称“三名元”。
茶陵人萧锦忠,号史楼,他是湖南历史上第九个、清朝第二个状元。他同时也是黄彭年的老师,于道光十二年(1832)中举,当时寄居于黄家在北京的住所内。所以萧锦忠得到的“状元及第”匾,当时就挂在黄家门上。状元是一个读书人的最高目标,也是最大的荣耀。遗憾的是,萧锦忠后来没有入仕,而是回家奉养父母,咸丰四年(1854)冬因烤火一氧化碳中毒而亡故。
袁芳瑛是咸丰时期的著名藏书家,官至江苏省松江府知府,咸丰九年(1859)卒于任。他是曾国藩的好友,还结为了亲家。
在同科10名进士中,相较而言,李朝仪的官途还算顺利,中进士后分发直隶,先后在河北多地任知县。咸丰九年,英军进攻大沽,他协助僧格林沁击退英船。其间,他曾不顾旁人的劝阻,开仓取粮练兵,以阻挡英法联军进逼通州。十一年(1861)任顺德知府,参加镇压捻军。同治四年(1865)后任广平知府、大名知府,授永定河道,署按察使。光绪五年(1879)升山东盐运使,山东按察使,顺天府尹,光绪七年卒于任上。李朝仪因修永定河有功,成效卓著,辞世后民众为之立祠。
李朝仪的特别之处是,尽力培养了自己的侄子李端棻(1833—1907),从某种角度而言,李朝仪这个侄子的作为远远胜于他自己的6个儿子,历史影响也远远超越了他。
缘于李朝仪的直隶职官身份,李端棻于同治元年(1862)参加了顺天乡试并中举人,次年参加会试,又中进士,入翰林院任编修,以直言不讳著称,擢内阁学士,为大学士倭仁、尚书罗敦衍所器重。
同治十一年(1872),李瑞棻出任云南学政,跋山涉水,足迹遍全省,认真考核各地生员,多方促进。不数年,云南的文教大有振兴。
《国朝御史题目录》上载李端棻为贵筑县人(今贵阳市),原籍湖南清泉县(今衡南县),于光绪五年补授陕西道御史。
光绪十五年(1889),李端棻主考广东乡试,十分赏识年仅17岁的梁启超,将堂妹李惠仙许配给梁启超。李惠仙即李朝仪唯一的女儿。该科广东乡试,梁启超中第八名举人,发榜之后,李端棻即请副主考王可庄做媒,孰料王可庄也有意将自己的女儿许给梁启超,只是未料到李端棻已经眼明手捷了。
李端棻去世后,梁启超为其撰写墓志铭,其中写道:
启超以光绪己丑受学贵筑李公,旋婿公妹,饮食教诲于公者且十年。
李端棻曾经4次担当乡试考官、一次会试副总裁。他一眼相中了才华初露的寒士梁启超,也是独到的眼光、难得的缘分使然。梁启超后来在《三十自述》中坦言:
年十八(光绪十六年),计偕入京师,父以其稚也,挚与偕行。李公以其妹许字焉。下第归道上海,从坊间购得《瀛寰志略》读之,始知有五大洲各国,且见上海制造局译出西书若干种,心好之,以无力不能购也。
这也就是说,在中举以前,梁启超的识见还是非常有限的,是中举给他打开了新的机会之窗,是他人生中的第一个重要转折点。
光绪十七年(1891),梁启超从康有为学。该年冬十月,再次赴京,与李惠仙完婚。老师康有为赋诗为贺,内有“贾生正年少,诀荡上天门”之句。
李惠仙大梁启超4岁,在梁启超的影响下,李惠仙也努力学习新学,曾参与创办上海女子学堂,并亲自担任提调(校长)。
梁启超初上北京时,满口广东新会话,别人听不懂,结婚后在李夫人的帮助下,学会了国语(普通话),因而去除了这个语言障碍,极大方便了他的演讲与授课。
李惠仙共为梁启超生育了3个子女:长女梁思顺(诗词研究专家)、长子梁思成(建筑学家)、次女梁思庄(图书馆学家)。
此后几年间,梁启超往来于广东和北京之间。光绪二十一年(1895)二月,他再次参加会试,虽然试卷被会试副总裁李文田看中,但是却被会试正总裁徐桐误认为是康有为之作而未被选中。也就是这一年,梁启超在京城与时任湖北巡抚谭继洵的儿子谭嗣同订交。他在给康有为的信中如此谈论谭嗣同:
谭复生才识明达,魄力绝伦,所见未有其比,惜佞西学太甚,伯理玺之选也。因铁樵相称来拜,公子之中,此为最矣。
光绪二十年(1894)9 月17 日,中日甲午海战爆发。光绪二十二年(1896)三月,梁启超至上海,结交黄公度,共创《时务报》,并担任主笔。
这年五月,李端棻上《请推广学校折》,建议在全国进行教育体制改革,奏请改革专习考据、词章、帖括的旧式书院,在全国遍设新式学堂,首都设京师大学堂,各省的府州县遍设各级学堂,开设外文、算学、天文、地理、格致(理化)和外国历史;还建议设藏书楼(图书馆)、仪器院、译书局,广立报馆,选派留学生出国留学。
上奏遭到清朝王公大臣奕、刚毅的反对,暂时搁置。后来李端棻的这一奏请被总理衙门审议通过和光绪皇帝降旨允准,于两年后逐一付诸实施,北京大学前身——京师大学堂就此得以创建。
光绪二十三年(1897),25岁的梁启超婉辞了直隶总督王文韶、湖广总督张之洞、大理寺卿盛宣怀的连衔奏保,在上海与正在等待授职的谭嗣同过从密切。十月,应湖南巡抚陈宝箴、督学江标之请,任湖南时务学堂总教习之职,于下旬抵达长沙,这大概也是梁启超第一次踏足岳父李朝仪的故里。
显然,主教时务学堂成为梁启超推介自身主张、传播变革思想的一个抓手。他在给陈三立、熊希龄的一封信中更是直言:
今日救中国,下手功夫在通湘、粤为一气;欲通湘、粤为一气,在以湘之才,用粤之财,铁路其第一义也。
光绪二十四年(1898)正月,梁启超以病离湘赴沪,二月赴京,参与“戊戌变法”,李端棻向光绪皇帝密荐康有为、谭嗣同。
李端棻在百日维新的关键时刻,冒着巨大风险为康有为代递《上清帝第五书》,后又上《变法维新条陈当务之急折》(此折已佚),核心内容是“开懋勤殿”。他这个主张与康有为的“开制度局”都要求维新派进宫议政,但是开制度局除要求掌握新政的立法权之外,还要求拥有行政权,而开懋勤殿除要求参与新政的立法权外,只要求内外大臣延聘维新派参与政事,没有行政权的需求。因此他的这番主张总体上比较温和,没有触及慈禧的底线,因此仅与张荫桓一同被革职,流放新疆。中道滞留甘州,直至光绪二十七年(1901),赦回贵阳。
回到贵阳的李端棻初心不改。光绪二十八年(1902),贵州巡抚聘李端棻主持贵州经世学堂讲席。李端棻、于德楷、乐嘉藻(采丞)、李裕增四人出于“谋黔省教育之发展,振兴贵州文化,培养新学师资以应教育发展之需求”的目的,创设贵阳公立师范学堂,这是贵州第一所师范学校。
光绪三十三年(1907)11 月17 日,李端棻在贵阳逝世,终年75 岁,葬于贵阳大关口。
李朝仪李瑞棻叔侄都得益于延续了千年的科举制度。不同的是李朝仪是1840 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涌现的精英知识分子,李端棻和梁启超则是经受了1894年甲午战争惨败刺激的精英知识分子。这或能解释李朝仪为何着力培养侄子李端棻,而李端棻的事功也以选拔人才、革新教育两个方面更为突出的根本原因,那就是培养有用之才。
尤其李端棻又在重要的历史关头,坚决地参与变革,亲眼看到科举这个落后的人才选拔制度的彻底结束,他的勇气与远见,显然超越了李朝仪,也助推了梁启超。
尽管历史是无法假设的,我们并不能简单认定没有李端棻就没有梁启超、没有京师大学堂,但是,如果李朝仪没有在1875年春的那场大考中跻身进士的行列,如果梁启超没有中举、没有李端棻的格外垂青,那么后来的历史必定将会是另一副样子。
那个当时以极高热情张罗庆典事务的曾国藩,也许不曾想到这场大考如同某片森林里的一只蝴蝶,悄悄地扇动了一下翅膀,却是53年后的一场大风暴的先声。

《仁智铭》
我的耳朵似手机
思念着江河涛声
初从文,被友伤;
坚持学,有收获;
刋文章,三万篇;
未从商,五遇骗;
二十年,千万元;
乃学史,有所成;
知仁勤,臻端超;
慕幸福,行永乐。
以他自己的一颗人类的善心对待所有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