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乐干井行》
2023.11.20.阳光明媚，贵州省农联会乡村振兴研究院、贵州端超集团、贵州省末来书院领导秦仁智 张继泽 杨书记 赵春雷等一行十人来到了李端棻故里贵阳市南明区永乐乡，在永乐乡干井村委办公室座谈，包本菊书记介绍了该村的情况…
在包书记的带领下，来到了干井村和水塘村（龚道祥书记陪同），走访和拜望了该村米汤井贫困户87岁的刘少珍家和桐木凹组的刘玉芬（85岁）家，并送上了慰问金…祭拜了李端棻陵墓…
这次活动旨在以李端棻文化产业及研究为契机，
打造贵州文旅新名片
《李端棻与曾国藩》
李端棻，（1833年九月十日至1907年十月十二日），字苾园，贵州贵阳人，清朝著名政治家、改革家、教育家，出生于贵州省贵筑县（今贵阳市）。
北京大学首倡者、戊戌变法领袖、中国近代教育之父。
同治元年（1862年），应顺天乡试中举，次年会试中进士。历任监察御史、刑部左侍郎、仓场总督、礼部尚书。
第一个疏请设立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举荐康有为、梁启超，支持《戊戌变法》。
戊戌政变后，被充军新疆。后赦归，主讲贵州经世学堂。晚年归故里，死后葬于永乐乡水塘村。
李端棻幼岁而孤，6岁时随舅舅何亮清饱读经书，16岁随叔父李朝仪赴京城求学赶考。
1872年为云南学政（今教育厅厅长）。
1889年秋季，李端棻以内阁学士身份出任广东乡试主考。阅卷时，慧眼识拔考生梁启超，该生以“熔经铸史”的文笔应答考题，以为是“饱学宿儒”，李端棻非常欣赏，于是将他录取，榜上排名第八。后来，年仅16岁的梁启超前来拜见这位识才的主考官，才华横溢的梁启超给李端棻留下深刻的印象，之后将堂妹李蕙仙许配予梁为妻。“自是颇纳启超议，娓娓道东西邦制度”（《清史稿》）。
光绪二十二年（1896）疏请立京师大学堂，各省府、州、县遍设学堂，并建藏书楼、仪器院、译书局，广立报馆，选派留学生。又举荐康有为、梁启超，支持变法。百日维新期间，授礼部尚书。
戊戌政变后，被充军新疆。后赦归，继续办学，主讲贵州经世学堂。晚年归故里，光绪三十三年（1907）11 月17 日在贵阳逝世，死后葬于贵阳市永乐乡水塘村。
李端棻为戊戌变法领袖人物、北京大学首倡者、贵阳十大文化名人之首、贵阳一中和贵阳市师范学校（现贵阳学院）的创始人。官居一品，不仅是光绪皇帝的重要助手，也是大力倡导全国广办学校、推广现代教育的先行者。遗有《苾园诗存》一卷，载于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版《贵阳文献汇刊》第五期，收集了李端棻百余首诗。
李端棻以天下为己任、为苍生谋福祉的爱国形象刻画得淋漓尽致。梁启超曾指出李端棻幼承叔父李朝仪“古圣贤之教”，故终生“大节凛然不可犯”。本书揭示了入仕之后的李端棻，无论是屡司文衡、为国拔才，还是出任御史、挺身直谏；无论是国难当头、倡言变法，还是位列卿贰、自请裁缺；无论是官阶迭升、跻身尚书，还是革职远戍、风沙饱尝；无论是布衣主讲、培植后进，还是倡办路矿、为民请命，他都始终秉持着“尽忠为国”的信仰理念。即便临终前数月，他还致函梁启超表示“吾年虽逾七十，志气尚如少年，天未死我者，犹将从诸君子之后，有所尽于国家矣。”
中国传统名臣大儒那种“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精神品格，在李端棻身上鲜活体现。也正因为如此，李端棻在世时就被贵州人奉为乡贤楷模，去世后也仍被国人反复称颂和纪念。
年长李端棻22岁的曾国藩，在1833年才考取了秀才，这是他第七次参加考试才考中秀才，次年中举，1838年成功登笫…
曾国藩（1811年11月26日~1872年3月12日），原名子城，字伯涵，号涤生，湖南湘乡白杨坪（今属双峰）人。
嘉庆十六年十月十一日（1811年11月26日），曾国藩出生于湖南长沙府湘乡荷叶塘白杨坪（今湖南省娄底市双峰县荷叶镇天坪村）的一个普通耕读家庭。兄妹九人，曾国藩为长子，祖辈以务农为主，生活较为宽裕。祖父曾玉屏虽少文化，但阅历丰富；父亲曾麟书身为塾师秀才，作为长子长孙的曾国藩，自然得到二位先辈的伦理教育了。曾国藩五岁启蒙，六岁入家塾“利见斋”。道光六年（1826年）春，曾国藩应长沙府童子试，名列第七名。
道光十年（1830年），曾国藩前往衡阳唐氏宗祠读书，一年后转入湘乡涟滨书院。
道光十三年（1833年），曾国藩考取秀才。
道光十四年（1834年），曾国藩进入长沙岳麓书院演习，同年参加湖南乡试，中试第三十六名举人，并动身入北京准备来年的会试。
道光十五年（1835年），曾国藩会试未中，寓居北京长沙会馆读书。次年恩科会试再次落第，于是返回长沙，于同乡刘蓉、郭嵩焘等居于湘乡会馆。
曾国藩在道光十八年（1838年）中进士，入翰林院；后升迁内阁学士，兵部侍郎和礼部侍郎。咸丰二年（1852年）奉命前往南下主持乡试，途中其母去世，获准还乡，丁忧守制。
曾国藩善于讲“道德”说“仁义”，对程朱理学推崇备至。咸丰三年（1853年）又奉谕组建湖南乡勇，即“湘军”。次年于田家镇大胜北伐的太平军。同治三年（1864年）攻陷天京。次年奉命赴北方镇压捻军起义。同治五年（1866年）被清廷赐予一等“毅勇”侯封号，也是文官中获此封爵的第一人。同年江南制造局成立。在此期间曾国藩还在安庆大营建立起官办学局，重印经史典籍。
同治六年（1867年），曾国藩拜大学士。
次年出任直隶总督。同治九年（1870年），奉命调查并处理“天津教案”。因其对西方列强采取谋求和解的策略，次年又被调回南京原任。
同治十一年（1872年）曾国藩病逝。
曾国藩的崛起，对清王朝的政治、军事、文化、经济等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曾国藩倡议下建造了中国第一艘轮船，建立了第一所兵工学堂，安排了第一批赴美留学生。
曾国藩为首的汉族地主经世派的崛起，促使清地方官员中满汉比例变化。“外轻内重”的局面开始出现。
曾国藩还创立晚清古文的“湘乡派”。与胡林翼并称“曾胡”，与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并称“晚清中兴四大名臣”。
他经历坎坷，其一生波涛汹涌却逢险化䧅，值得一书…
1872年，李端棻从京城来到了边城，任云南学政（今教育厅长），而当年已61岁的曾国藩却在这一年寿终正寝，结束了壮丽的一生…
李端棻穷其一生是要废除科举，他一而再 再而三的向皇帝上奏《请推广学校折》，大办新式学堂，首倡《京师大学堂》，力荐革新派人物梁启超 康有为…《戌戍变法》总第划…不改初心，一生办学，实现人人读书，家家受益…
可是，科举是中国历代通过考试选拔官吏的一种方式，每三年开考一次的会试及殿试，是不折不扣的全国大考。
忆往昔，距今178 年的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乙巳恩科会试很值得一说，是因为湖南籍举人喜中10名进士，轰动一时。四月二十日，担任本科同考官的曾国藩在给诸弟信中说：
今年湖南萧史楼得状元，可谓极盛。八进士皆在长沙府。黄琴坞之胞兄及令嗣皆中，亦长沙人也。
这也就意味着，这些湖南籍学子在历经乡试（省考）、会试（国考）及殿试后，获得了进士身份，即将踏入仕途。尤其，万众瞩目的殿试状元也花落湖南，因此曾国藩这样的湘籍京官是格外欣喜的，在京同乡也不免要热闹庆贺一番，曾国藩是当仁不让的牵头组织者。五月二十九日，他在禀父母信中汇报：
长沙馆于五月十二日演戏题名，状元、南元、朝元三匾，同日张挂，极为热闹，皆男总办，而人人乐从。头门对联云：同科十进士，庆榜三名元。可谓盛矣！
这8名进士分别是黄廷赞、李朝仪（李端棻的叔叔）、黄辅相、孙鼎臣、夏家泰、袁芳瑛、周辑瑞、谢邦鉴（烧车御史谢振定之孙）。明明是“八进士皆在长沙府”，怎么又是“同科十进士”？
这是因为状元萧史楼（名锦忠）没有计入这八进士之内，再就是他的学生醴陵人黄彭年，与伯父黄辅相同时会试中选，为了表示对长辈的尊敬，放弃了参加殿试，延迟两年，与郭嵩焘、李鸿章成了道光二十七年（1847）的同年进士。因此严格来说，黄彭年这次是贡士，亦即“中式进士”。
至于“三名元”，也是有来历的。曾国藩在五月初五日给诸弟信中说：
萧史楼既得状元，而周荇农寿昌去岁中南元（指顺天乡试第二名），孙芝房鼎臣又取朝元（指进士一甲第一名），可谓极盛。
状元是指殿试第一名，南元是指顺天乡试第二名，朝元是指除殿试前三名外，进士分为三甲，第一甲第一名叫朝元。因此曾国藩把状元、南元、朝元合称“三名元”。
茶陵人萧锦忠，号史楼，他是湖南历史上第九个、清朝第二个状元。他同时也是黄彭年的老师，于道光十二年（1832）中举，当时寄居于黄家在北京的住所内。所以萧锦忠得到的“状元及第”匾，当时就挂在黄家门上。状元是一个读书人的最高目标，也是最大的荣耀。遗憾的是，萧锦忠后来没有入仕，而是回家奉养父母，咸丰四年（1854）冬因烤火一氧化碳中毒而亡故。
袁芳瑛是咸丰时期的著名藏书家，官至江苏省松江府知府，咸丰九年（1859）卒于任。他是曾国藩的好友，还结为了亲家。
在同科10名进士中，相较而言，李朝仪的官途还算顺利，中进士后分发直隶，先后在河北多地任知县。咸丰九年，英军进攻大沽，他协助僧格林沁击退英船。其间，他曾不顾旁人的劝阻，开仓取粮练兵，以阻挡英法联军进逼通州。十一年（1861）任顺德知府，参加镇压捻军。同治四年（1865）后任广平知府、大名知府，授永定河道，署按察使。光绪五年（1879）升山东盐运使，山东按察使，顺天府尹，光绪七年卒于任上。李朝仪因修永定河有功，成效卓著，辞世后民众为之立祠。
李朝仪的特别之处是，尽力培养了自己的侄子李端棻（1833—1907），从某种角度而言，李朝仪这个侄子的作为远远胜于他自己的6个儿子，历史影响也远远超越了他。
缘于李朝仪的直隶职官身份，李端棻于同治元年（1862）参加了顺天乡试并中举人，次年参加会试，又中进士，入翰林院任编修，以直言不讳著称，擢内阁学士，为大学士倭仁、尚书罗敦衍所器重。
同治十一年（1872），李瑞棻出任云南学政，跋山涉水，足迹遍全省，认真考核各地生员，多方促进。不数年，云南的文教大有振兴。
《国朝御史题目录》上载李端棻为贵筑县人（今贵阳市），原籍湖南清泉县（今衡南县），于光绪五年补授陕西道御史。
光绪十五年（1889），李端棻主考广东乡试，十分赏识年仅17岁的梁启超，将堂妹李惠仙许配给梁启超。李惠仙即李朝仪唯一的女儿。该科广东乡试，梁启超中第八名举人，发榜之后，李端棻即请副主考王可庄做媒，孰料王可庄也有意将自己的女儿许给梁启超，只是未料到李端棻已经眼明手捷了。
李端棻去世后，梁启超为其撰写墓志铭，其中写道：
启超以光绪己丑受学贵筑李公，旋婿公妹，饮食教诲于公者且十年。
李端棻曾经4次担当乡试考官、一次会试副总裁。他一眼相中了才华初露的寒士梁启超，也是独到的眼光、难得的缘分使然。梁启超后来在《三十自述》中坦言：
年十八（光绪十六年），计偕入京师，父以其稚也，挚与偕行。李公以其妹许字焉。下第归道上海，从坊间购得《瀛寰志略》读之，始知有五大洲各国，且见上海制造局译出西书若干种，心好之，以无力不能购也。
这也就是说，在中举以前，梁启超的识见还是非常有限的，是中举给他打开了新的机会之窗，是他人生中的第一个重要转折点。
光绪十七年（1891），梁启超从康有为学。该年冬十月，再次赴京，与李惠仙完婚。老师康有为赋诗为贺，内有“贾生正年少，诀荡上天门”之句。
李惠仙大梁启超4岁，在梁启超的影响下，李惠仙也努力学习新学，曾参与创办上海女子学堂，并亲自担任提调（校长）。
梁启超初上北京时，满口广东新会话，别人听不懂，结婚后在李夫人的帮助下，学会了国语（普通话），因而去除了这个语言障碍，极大方便了他的演讲与授课。
李惠仙共为梁启超生育了3个子女：长女梁思顺（诗词研究专家）、长子梁思成（建筑学家）、次女梁思庄（图书馆学家）。
此后几年间，梁启超往来于广东和北京之间。光绪二十一年（1895）二月，他再次参加会试，虽然试卷被会试副总裁李文田看中，但是却被会试正总裁徐桐误认为是康有为之作而未被选中。也就是这一年，梁启超在京城与时任湖北巡抚谭继洵的儿子谭嗣同订交。他在给康有为的信中如此谈论谭嗣同：
谭复生才识明达，魄力绝伦，所见未有其比，惜佞西学太甚，伯理玺之选也。因铁樵相称来拜，公子之中，此为最矣。
光绪二十年（1894）9 月17 日，中日甲午海战爆发。光绪二十二年（1896）三月，梁启超至上海，结交黄公度，共创《时务报》，并担任主笔。
这年五月，李端棻上《请推广学校折》，建议在全国进行教育体制改革，奏请改革专习考据、词章、帖括的旧式书院，在全国遍设新式学堂，首都设京师大学堂，各省的府州县遍设各级学堂，开设外文、算学、天文、地理、格致（理化）和外国历史；还建议设藏书楼（图书馆）、仪器院、译书局，广立报馆，选派留学生出国留学。
上奏遭到清朝王公大臣奕、刚毅的反对，暂时搁置。后来李端棻的这一奏请被总理衙门审议通过和光绪皇帝降旨允准，于两年后逐一付诸实施，北京大学前身——京师大学堂就此得以创建。
光绪二十三年（1897），25岁的梁启超婉辞了直隶总督王文韶、湖广总督张之洞、大理寺卿盛宣怀的连衔奏保，在上海与正在等待授职的谭嗣同过从密切。十月，应湖南巡抚陈宝箴、督学江标之请，任湖南时务学堂总教习之职，于下旬抵达长沙，这大概也是梁启超第一次踏足岳父李朝仪的故里。
显然，主教时务学堂成为梁启超推介自身主张、传播变革思想的一个抓手。他在给陈三立、熊希龄的一封信中更是直言：
今日救中国，下手功夫在通湘、粤为一气；欲通湘、粤为一气，在以湘之才，用粤之财，铁路其第一义也。
光绪二十四年（1898）正月，梁启超以病离湘赴沪，二月赴京，参与“戊戌变法”，李端棻向光绪皇帝密荐康有为、谭嗣同。
李端棻在百日维新的关键时刻，冒着巨大风险为康有为代递《上清帝第五书》，后又上《变法维新条陈当务之急折》（此折已佚），核心内容是“开懋勤殿”。他这个主张与康有为的“开制度局”都要求维新派进宫议政，但是开制度局除要求掌握新政的立法权之外，还要求拥有行政权，而开懋勤殿除要求参与新政的立法权外，只要求内外大臣延聘维新派参与政事，没有行政权的需求。因此他的这番主张总体上比较温和，没有触及慈禧的底线，因此仅与张荫桓一同被革职，流放新疆。中道滞留甘州，直至光绪二十七年（1901），赦回贵阳。
回到贵阳的李端棻初心不改。光绪二十八年（1902），贵州巡抚聘李端棻主持贵州经世学堂讲席。李端棻、于德楷、乐嘉藻（采丞）、李裕增四人出于“谋黔省教育之发展，振兴贵州文化，培养新学师资以应教育发展之需求”的目的，创设贵阳公立师范学堂，这是贵州第一所师范学校。
光绪三十三年（1907）11 月17 日，李端棻在贵阳逝世，终年75 岁，葬于贵阳大关口。
李朝仪李瑞棻叔侄都得益于延续了千年的科举制度。不同的是李朝仪是1840 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涌现的精英知识分子，李端棻和梁启超则是经受了1894年甲午战争惨败刺激的精英知识分子。这或能解释李朝仪为何着力培养侄子李端棻，而李端棻的事功也以选拔人才、革新教育两个方面更为突出的根本原因，那就是培养有用之才。
尤其李端棻又在重要的历史关头，坚决地参与变革，亲眼看到科举这个落后的人才选拔制度的彻底结束，他的勇气与远见，显然超越了李朝仪，也助推了梁启超。
尽管历史是无法假设的，我们并不能简单认定没有李端棻就没有梁启超、没有京师大学堂，但是，如果李朝仪没有在1875年春的那场大考中跻身进士的行列，如果梁启超没有中举、没有李端棻的格外垂青，那么后来的历史必定将会是另一副样子。
那个当时以极高热情张罗庆典事务的曾国藩，也许不曾想到这场大考如同某片森林里的一只蝴蝶，悄悄地扇动了一下翅膀，却是53年后的一场大风暴的先声。
《仁智铭》
我的耳朵似手机
思念着江河涛声
初从文，被友伤；
坚持学，有收获；
刋文章，三万篇；
未从商，五遇骗；
二十年，千万元；
乃学史，有所成；
知仁勤，臻端超；
慕幸福，行永乐。
以他自己的一颗人类的善心对待所有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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