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丘，北宋时期为南京，应天府，是北宋龙兴之地。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南京命名的城市。北宋时期的商丘，位于南北交汇处，交通便利发达，繁荣富庶，隋唐大运河横穿东西，是全国重要的交通枢纽，经济贸易主要商品集散地，使得南京应天府成为北宋时期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和经济中心。

彼时南京应天府富庶繁华，人文荟萃，以其独特的历史魅力和文化内蕴吸引无数文人雅士慕名而来，商丘已然成为风流雅韵的文化之都。北宋时期有很多历史人物都曾来到过商丘，比如，宴殊、范仲淹、苏轼、苏辙兄弟、欧阳修等名人，他们的到来无疑为商丘的历史增添了亮丽的文化色彩，也成为可以记载于册的历史大事。

欧阳修，字永叔，号醉翁，六一居士，北宋庐陵人，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文学家，政治家。善工于诗、词、散文，所作文章，为世所重，是当时文坛领袖。

欧阳修是北宋中后期集学者、文人、官员于一身的综合型历史人物，其在史学、文学、经学等领域成就卓越，其爱才之心，求才之意，寻才之举，荐才之为使得一大批青年才俊脱颖而出，成为大宋王朝的朝廷栋梁，深深影响了北宋王朝政局的演变。

欧阳修一生坎坷，屡遭挫折，然而他不折不挠，奋发有为，取得了一个又一个成就，欧阳修的一生是励志的一生，奋发图强的一生，逆改命运的一生。真应了那句话“未曾清贫难成人，不经打击老天真。”

公元1007年，北宋景德四年六月二十一日，欧阳修出生于四川绵州，当时其父56岁欧阳观任绵州军事推官。

北宋大中祥符三年（1010年），欧阳修四岁时其父去世。他与母亲郑氏相依为命，前往湖北随州投奔欧阳修的叔叔欧阳晔。欧阳晔在随州任推官二十五年，为人正直，尤以廉洁自恃，家庭也不富裕。欧阳修母亲郑氏夫人出身江南名门望族，知书识理，是受过教育的大家闺秀，用荻秆在沙地上教欧阳修读书写字。这就是历史典故“画荻教子”的由来。

欧阳修自幼好学，家中没有什么藏书，就到别人家借书来抄，常常书还没抄完，已经基本能背诵了。欧阳修10岁时，已将《左传》《昌黎先生文集》等书烂熟于心，所作诗赋文字，更是下笔已如成人。欧阳晔兴奋地对他母亲说：孩子如此聪明好学，一定能光耀门楣，扬名天下。

欧阳修的科举之路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充满了挫折和坎坷。欧阳修从十七岁就参加科举考试，因种种原因先后两次名落孙山。

后来由胥偃保举，就试开封府最高学府国子监。同年秋天参加了国子监的解试。年轻的欧阳修在国子学的广文馆试、国学解试中均获第一名，成为监元和解元。

宋仁宗天圣八年（公元1030年），欧阳修礼部省试中再获第一，成为省元，也算是“连中三元”。殿试中，被仁宗皇帝唱十四名，位列二甲进士及第。被授任将仕郎，试秘书省校书郎，充任西京（洛阳）留守推官。从此年轻的欧阳修开始了他的仕途之路。

进入仕途的欧阳修为人刚正不阿，敢于仗义执言，因此很受仁宗皇帝赏识，但是也因此仕途屡遭挫折，被贬外放，欧阳修一生的政治抱负未曾施展，抱憾终身，说起来也是令人惋惜的事情。

北宋仁宗时期，北宋建国已经八十多年，社会承平日久，积弊丛生，各级官员日益腐败，大小衙门人浮于事，官僚作风严重，社会土地逐渐兼并在大小地主手里，普通百姓的生活负担逐渐加重，北宋王朝的各种社会矛盾逐渐凸出。随着社会危机和宋朝财政危机的加深，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也日益加剧，士大夫阶层当中有志之士要求变革的声音也变得非常迫切。而欧阳修就是其中的一员。

庆历三年（1043年）范仲淹、韩琦、富弼等人推行“庆历新政”，当时欧阳修任右正言，知制诰，积极参与革新之中，成为革新派主要骨干，提出改革吏治、军事、贡举法等主张。虽说庆历新政的改革措施巩固了北宋王朝的统治，缓解了社会矛盾，改善了普通民众的民生问题。但因触碰侵犯了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庆历新政受到了一些既得利益集团和守旧势力的强力反对。他们攻击范仲淹，欧阳修，富弼等人为朋党，对他们采用各种手段进行诋毁污蔑抹黑，在众多的反对声音和攻击之下，优柔寡断的宋仁宗内心承受不住巨大的舆论压力，逐渐失去了对这些改革者的信任和支持。

庆历五年（1045年）随着范、韩、富等相继被贬，庆历新政失败。欧阳修上书分辩，其年八月，宋仁宗罢免了欧阳修的原有官职，贬为滁州知州。欧阳修开始了长达十年的外放生涯。在滁州任上欧阳修写出了著名代表作《醉翁亭记》，时年欧阳修三十九岁。

几经贬谪沉浮之后，宋仁宗并没有忘记这个始终刚直敢言、行事果敢的欧阳修。公元1054年，欧阳修被提拔为翰林院学士，成为皇帝的近侍之臣。

欧阳修上任伊始，恰好遇上御史台弹劾宰相陈执中，于是上疏请求罢其官职。仁宗皇帝非常宠爱陈执中，所以想袒护陈执中，甚至公开说即便言官集体上书也不会妥协。

欧阳修于是再次上疏道：“夫为人主者，拒忠臣而信邪佞，天下无不乱，人主无不昏也……”欧阳修把批评的矛头直指仁宗皇帝。他直言不讳地批评宋仁宋多疑多虑、意气用事、固执已见。并指出，如果亲小人、远贤臣，天下将大乱，皇帝也将变昏君。宋仁宗看到非常恼火，但又无可奈何，在强大舆论压力下，九天后，陈执中终于被罢免。敢于直言的欧阳修这次不但没有被罢黜官职，还被时人誉为“真翰林”。欧阳修后来历仕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官至翰林学士、枢密副使、参知政事。

欧阳修出身寒门，他用自己的努力逆袭了人生，成绩斐然，还慧眼识珠地举荐了一大批青年才俊。后来有人高度概括了欧阳修的求才之渴、爱才之切、识才之准、举才之功，把他称之为“一代伯乐”。《宋史·欧阳修传》就说他“奖引后进，如恐不及， 赏识之下，率为闻人。”

欧阳修一生桃李满天下，包拯、韩琦、文彦博、司马光，都得到过他的激赏与推荐。“唐宋八大家”，宋代五人均出自他的门下，而且都是以布衣之身被他相中、提携而名扬天下。宋代著名词人秦观赞扬欧阳修说:“惟我文忠，一世之师……如天有斗，如岁有春，四方以正，万物以新。”

欧阳修以文章名冠天下，一生诗文成果颇丰，成绩斐然。被尊为“一代文宗”。以《欧阳修全集》统计，其诗今存八百八十二首，散文有两千两百二十篇，“文章一出，天下士皆向慕，学之犹恐不及，使得一时文风大变”，对北宋文坛，及后世的文风和文学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欧阳修作为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带头人，领导了诗文革新运动，在文坛上独领风骚，开创了一代文风。苏轼评价其文说：“论大道似韩愈，论本似陆贽，纪事似司马迁，诗赋似李白”。欧阳修为北宋时期当之无愧的文坛领袖。

欧阳修的文学成就不仅对中国文学产生了巨大影响，而且对世界文坛也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早在14世纪中叶，欧阳修的作品传入周边邻国，日本、朝鲜等国开始翻译研究其诗文，大受欢迎。19世纪后期，欧阳修的诗文传入西方，先后被译成英、德、法等国文字，散文《醉翁亭记》收入世界文学简史丛书，在世界文坛上享有盛誉。

公元1072年，宋神宗熙宁五年闰七月二十三日，六十六岁的欧阳修在家中逝世，八月获赠太子太师，谥号文忠，一代政治文学的巨星从此陨落。宋神宗御题赞其为“功名事业三朝相，道德文章百世师”。这应该是对于欧阳修的最高评价。

纵观欧阳修一生的所做所为，其出身贫寒，奋然有为，历经挫折，不折不挠，刚正不阿，仗义执言，其品格，其言行，其道德文章无不让人高山仰止，肃然起敬。我们从他身上可以看到一颗正义凛然的胸怀家国之心，感受到一名传统士大夫拳拳报国为民之心，这就是传统文化的精神力量。

公元1050年，宋仁宗皇祐二年七月，欧阳修写《醉翁亭记》后的第五年，时年44岁的欧阳修接到改知应天府，兼南京留守的诏令。七月二十四日到任应天府，从此欧阳修与商丘有了一段历史相逢的情缘。《庐陵欧阳文忠公年谱》记载：“皇佑二年，庚寅，公44岁。七月丙戌，改知应天府兼南京留守司事。己酉至府。十月己未，明堂覃恩，转吏部侍郎加轻车都尉。”欧阳修在南京应天府的事迹，正史上没有详细记载，其子欧阳发在《先公事迹》中对父亲履政商丘的记载如下：“南京素号要会，宾客往来无虚日，一失迎候，则议论锋起。先公在南京，虽贵臣权要，过者待之如一。由是造为语言，达于朝廷。时陈丞相升之安抚京东，因令审察是非，陈公阴访民间，得俚语谓公为‘照天蜡烛’。还而奏之。

欧阳修晚年曾经自我总结说:“我从政30多年了，遍历中央和地方，甚至做到三公，都是拿“遇事不敢忽 ”这句话来自励的。”

《宋史·欧阳修传》也曾记载欧阳修在地方任上“不见治迹，不求声誉，宽简而不扰，故所至民便之”。

由此可见，欧阳修在应天府任上也一定兢兢业业，尽职尽责，忠于职守，不敢有一丝懈怠，以民乐为己乐，公事从简，不扰民生。这样的作为，商丘民众理所当然会赋予他“照天蜡烛”的赞誉，这也是商丘人民对于欧阳修清正廉洁，勤政爱民的政绩肯定。

欧阳修任职商丘期间，与“睢阳五老”颇有交集，为“睢阳五老图”奉和题跋。此间，他以知己、同道、门生、故吏、知府、诗友的多重身份，与五老之一的杜衍往复唱和并结集。

欧阳修到南都任职不久，就为五老举办“庆老公宴”。时为南京留守推官的苏颂记载当时场景说：“某顷为南都从事，值故相杜公与王宾客焕、毕大卿世长、朱兵部贯、冯郎中平同时退居府中，作‘五老会’。一日大尹庐陵欧阳公作庆老公宴，而王、毕二公以病不赴，中座亦只四人，某时与诸僚同与席末。”由此可见，欧阳修对于睢阳五老的礼遇和尊敬。如果说睢阳五老的风流雅事是商丘历史上最为宏大的文化盛事，那么欧阳修的到来无疑就是锦上添花的神来之笔。

公元1052年，宋仁宗皇祐四年，欧阳修母亲郑氏夫人以73岁的高龄病逝于南京。欧阳修悲痛欲绝,扶灵护送母亲回故乡安葬，从此离开商丘。

从宋仁宗皇祐二年（1050）七月到皇祐四年（1052）三月，欧阳修在商丘任应天知府兼南京留守时间是一年零九个月。

欧阳修和商丘的故事不仅如此，欧阳修和商丘人杜衍，王尧臣，赵概，石延年，宋祁都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尤其是赵概，神宗熙宁年间，二人先致仕（退休），期间二人不时写信唱和。熙宁二年（1069年），赵概邀请欧阳修去他所在的应天府游玩，欧阳修以“病悴无堪、事多稽废”为由谢绝了。

又过两年，欧阳修身体每况愈下，于是希望赵概能来颍州（今安徽阜阳）与他相叙。此时赵概已年近八十，但还是不顾年老体衰，舟车劳顿来到颍州看望自己多年好友欧阳修。

此时，颍州知州吕公著也同来拜访。吕公著有感于二老相会为此堂题匾额日：“会老堂”。

故友重逢，欧阳修感慨万千，当即挥毫赋诗，留下《会老堂》诗三首。其中一句“金马玉堂三学士，清风明月两闲人”传唱至今，这无疑又是一段可以流传千古的风流佳话。

古老的商丘历史悠久，源远流长，而欧阳修与商丘的故事只不过其漫长厚重历史的精彩片段而已。其璀璨的文化，厚重的历史永远都是我们取之不尽的宝藏。其代表的文化精神都会给我们崭新的启示，今天，我们重新思考和审视历史的内在视野，这既是对于当下时代的哲思和质询，也是对于未来岁月的一种叩问和展望。

（作者刘金芳系网商社科特约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