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北京考古研究院发布重大成果，在西城区和丰台区一带，发现目前所见最大的金代“官式建筑组群”，即大定年间赐额的“大觉寺”，出土了玉册（帝王祭祀告天册书，玉石制成；一说是谥册，即刻有为帝后上谥诏书的简册）、瓷器、瓦当、铜印、琉璃瓦件等，并在附近找到陶塑关公像残件。

对于金代，一般印象是笃信萨满，宋人徐梦莘在《三朝北盟会编》中称：“其疾病则无医药，尚巫祝，病则巫者杀猪狗以攘之。或车载病人之深山谷以避之。其死亡，则以刃剺（音如厘，意为割）额，血泪交下，谓之送血泪。死者埋之，而无棺椁。”对于佛教，金代的关注度似远不如辽代，故称“辽以释废，金以儒亡”。

学者于杰、于光度在《金中都》一书中写道：“在金中都时期佛教亦甚兴盛，但其规模未能超越辽南京时期。”“中都城佛寺虽多，其中大多数是唐、辽所建，金代所建极少。从这点也可反映出金王朝对佛教的态度。”

“大觉寺”遗址的发现，或可修正“金代不崇佛”的误会。早在金源时期，金人已崇佛，到金代中后期，佛教的影响力或大于其他宗教，但《金中都》所言有理，金代最高统治者对佛教一边崇敬，一边设限，且对不同信仰兼收并蓄，态度较理性。

“大觉寺”遗址犹如打开一道时光之门，刷新了我们对金中都的认识。

金代木雕彩绘观音像头 故宫博物院藏

灵验只是一个传说

金初重萨满，它更适合当时“俗无室庐，负山水坎地，梁木其上，覆以土，夏则出随水草以居，冬则入处其中，迁徙不常”的生活。

一方面，诅咒敌手。即：“国俗，有被杀者，必使巫觋以诅祝杀之者，乃系刃于杖端，与众至其家，歌而诅之曰：‘取尔一角指天、一角指地之牛，无名之马，向之则华面，背之则白尾，横视之则有左右翼者。’其声哀切凄婉，若蒿里之音（送葬的挽歌）。既而以刃画地，劫取畜产财物而还。其家一经诅祝，家道辄败。”

另一方面，解决疑难大事。据《金史》，金昭祖完颜石鲁（完颜阿骨打的太爷爷，追封为皇帝）无子，求“能道神语，甚验”的巫师，巫师称：“男子之魂至矣。此子厚有福德，子孙昌盛；可拜而受之。若生，则名之曰乌古廼（通乃）。”果然生了乌古廼，即完颜阿骨打的爷爷。

这种“灵验”来自“运气＋心理作用”，金代统治者予以利用。

金景祖完颜劾里钵（完颜阿骨打的父亲）“每与敌战，尝以梦寐卜其胜负”，曾不穿盔甲“突入敌阵”，以示有“神灵护佑”，果然大胜。完颜阿骨打在对辽战争时，一次遇“火光正圆，自空而坠”，连称上天相助，“将士莫不喜跃”。海陵王欲南征，谎称：“闻空中有车马声，仰视见风云杳霭，神鬼兵甲蔽天，自北而南，仍有语促行者。”结果惨败被杀。

金章宗时，这一套已吃不开。一次，京城久不雨，阿鲁不说：“梦见白头老父使己祈雨，三日必大澍（音如树，意为雨润万物）足。”3天后未灵验，被下狱治罪。

佛教受重视 因统治需要

其实，金人建国不久，高层对萨满已不太当回事。

据学者王孝华、高少宇钩沉，名将完颜希尹是萨满（萨满指智者、先知，不都是神婆），他“深识军谋，常自比于诸葛”，创造了女真文字。据说母亲怀他30个月始生，他眼睛发黄，晚上能放光，状如猛虎。完颜希尹出身宗室、战功赫赫，却因金熙宗疑心他“心在无君，言尤无道”，借口完颜希尹未能解决金熙宗无后的问题（萨满职责之一），竟将其赐死。

不过，金代高层保留了部分萨满文化。

比如世婚制，据学者李忠芝钩沉，金朝共9位皇帝，除金宣宗的王皇后，其余8位皆出自世婚家族（即徒单、蒲察、唐括、乌林答、裴满五姓），婚姻状况明确的金代公主共53人，51人嫁入世婚家族，仅海陵一女下嫁奚人萧玉之子，及卫绍王的歧国公主嫁给成吉思汗。

再如金代重祭天，据学者富育光、孟慧英钩沉，金世宗曾下诏：“国莫大于祀，祀莫大于天，振古所行，旧章咸在。”每年重五在鞠场（古代足球场）、中元在内殿、重九在都城外，皆行拜天礼，遇日食、月食、旱灾等必办大祭。

随着统治范围扩大、局面日渐复杂，金代需要一种仪式感更繁复庄重、解释体系更完整的宗教，佛教因而受重视。

《金史》称：“金之始祖讳函普，初从高丽来，年已六十余矣。兄阿古乃好佛，留高丽不肯从。”说明先民中已有人信佛。完颜函普本渤海国人，唐代时因亡国而出逃，据考古发现，渤海国上京城（史称忽汗城，今属黑龙江省牡丹江市）至少有10座以上的佛寺。

金世宗最“大方”

金人崇佛，可能也受来燕地经商的回鹘人影响，他们“奉释氏最甚，共为一堂，塑佛像其中，每斋必刲羊（刲音亏，意为割，即刲羊祀神），或酒酣以指染血涂佛口，或捧其足而鸣之，谓为亲敬。诵经，则衣袈裟，作西竺语，燕人或俾之祈祷，多验”。

金太宗吴乞买已倾向佛教。一次出猎，“恍惚间见金人挟日而行”，认为是“佛陀变现”，“欢喜赞叹，为作福田以应之”。天会十三年（1135年）正旦，长期瘫痪的吴乞买请人扶着上朝，“忽见东方一佛，随日而出，未几，殂于明德宫，时年六十一”。

据学者王德朋钩沉，金熙宗皇统二年（1142年），皇子济安降生，洪皓在《松漠纪闻》中记：“（金熙宗）令燕云汴三台普度，凡有师者，皆落发。”据说“得度者，亡虑三十万”，超过30万人，有文献称“普度僧尼百万”。正因这次大赦，让被扣15年的洪皓回归南宋。

然而，济安未满周岁便患病，“上与皇后幸佛寺焚香，流涕哀祷”，济安不久去世，金熙宗“命工塑其像于储庆寺，上与皇后幸寺安置之”。

海陵王暗杀金熙宗后上位，给寺庙的赏赐大增，“御宣华门观迎佛，赐诸寺僧绢五百匹、彩五十段、银五百两”。后来的金世宗更豪横，大定二年（1162年），“金国移都燕京，勅建大庆寿寺……赐钱二万，沃田二十顷”。

据学者张洪玲钩沉，金世宗给寺庙的赏赐最多，因他的母亲李氏即通慧圆明大师。金睿宗去世后，“旧俗，妇女寡居，宗族接续之”，李氏为照顾年幼的金世宗，不愿再嫁，遂出家为尼。

有热度但被限制

《大金国志》称：“浮图之教，虽贵戚、望族，多舍男女为僧尼。”此时热度已不亚于辽代，但金代从未大撒把。

以海陵王为例，他发现左丞相张浩、平章政事（亦属宰相）张晖见高僧法宝，必坐下座，大怒：“佛者本一小国王子……卿等位为宰辅，乃复效此，失大臣体。”将二人各杖二十，杖法宝二百。

据《金中都》一书钩沉，赏赐最多的金世宗则表示：“至于佛法，尤所未信。梁武帝为同泰寺奴，辽道宗以民户赐寺僧，复加以三公之官，其惑深矣。”他多次下令限制佛寺，称：“闻愚民祈福，多建佛寺。虽已条禁，尚多犯者。宜申约束，无令徒费财用。”“禁民间无得创兴寺观。”

明昌二年（1191年），金章宗令：“敕亲王及三品官之家，毋许僧尼道士出入。”同年，知大兴府（即金中都）事的名臣王翛（音如消）听说“僧徒多游贵戚门”，令“僧午后不得出寺”。某僧犯禁，皇姑大长公主求情，王翛说：“奉主命，这就放了他。”立刻打了僧人100杖，将他打死，“自是，京辇肃清”。

金朝统治者也反对极端行为。公元4世纪起，“焚身供养”开始流行，被视为“于诸施中，最尊最上”。据学者王德朋钩沉，到“公元5世纪，自焚成了一种可怕的时尚”，《高僧传》《续高僧传》《宋高僧传》等便记31例，辽金仍有，金代高僧金烛打算“起筑坛场，欲构宝塔一十九座，焚此身以供养之”，被金代地方官发现，“辄阻其事”。

金认为辽代亡于崇佛，观点未必正确，但因此处处小心，避免过激行为。

还有一本经济账

金代佛教不过热，还有一个原因——重视经济账。

学者张洪玲在《金代僧人群体研究》中钩沉，当时寺庙多“二税户”，即“辽人……多以良民赐诸寺，分其税一半输官，一半输寺”，政府税收受损。金世宗时，多次下诏放免“二税户”。

辽金大寺多参与典当业，据《松漠纪闻》，仅延寿院便有“质坊二十八所”，致“昔有为僧者，往往指射佛宇，诳诱世财而干没者有之，市膏腴之田为子孙之计者有之，举息与人而获厚利者有之”。

社会出现食利阶层，不利于发展生产力。金代应对方法是：

首先，限制寺庙数量。不经官方“赐额”，即可拆毁。“赐额”需“投状纳缗”，冯大北先生据《行香院碑》等碑刻，提出：在金代，纳100贯才得“院额”，纳300贯得“寺额”。

其次，控制僧众数量。金章宗时，“敕僧、道三年一试”，80人仅取1人。

其三，僧人不免税。唐初，僧人可免税，不服徭役，两税法后，类似权力被剥夺，从金代寺庙石碑看，僧人不仅交税，还要交“物力钱”，以代徭役。

大定十一年（1171年），金世宗下令：“禁私铸铜镜，旧有铜器悉送官，给其直之半。”因中原缺贵金属，商品经济一发展，铜钱便不足，为补缺口，唐朝曾几次“灭佛”，熔铜佛制铜钱，乃至收缴民间铜镜。

金世宗则“惟神佛像、钟、磬、钹、钴、腰束带、鱼袋之属，则存之”，只收存，不销毁，达到不让人们迷恋于此、浪费铜资源的目的即可。相关窖藏已在辽宁彰武县出土，证明金代重经济账，但相对理性，行事留余地。

为何会有关公像？

此次出土文物中，有关公像残件。关公被道教列神祇，明清较普及，为何与大觉寺也相关？大安寺本是古井，辽代建义井精舍，金代扩建为大觉寺。传统寺庙中，天王殿中供奉的护法伽蓝菩萨是韦陀，也有很多是关公。

唐代关公庙少，北宋时，笃信道教的宋真宗令广建关公庙。南宋时，宋高宗为凸显半壁江山的正统性，尊崇古代曾对抗北方的将领，关公被封为“壮缪义勇武安王”，成了战神。唐人称赞关公，只提神勇和义气，南宋转向抵抗外侮，后人以对联概括此转变：

先武穆而神，大汉千古，大宋千古；

后文宣而圣，山东一人，山西一人。

关公与岳飞并论，则金人为何推崇关公？大觉寺的残件或许能印证，金代较宽容，皇家寺庙亦少避讳。

金代是关公形象变化的关键期，目前所见较早的关公像是金代版画《武安王像》，收藏在俄罗斯，包括此次出土残件，关公均“五绺长髯”。日本学者渡边义浩称，“五绺长髯”本是“三绺长髯”，原长在五胡十六国前赵开国者刘渊脸上，长三尺有余，被赞为“英雄相”。关公被封神后，刘渊的胡子也被嫁接了过来，还多送两绺。

《武安王像》上，关公周围有5个卫士，身后一人持大剑，或是周仓原型，与其他人没区别。到了明代，周仓改持刀，一个版本是大胡子，一个版本仅下巴有胡子。清代时，前者成标准像。

到了元代，郝经称：“其（指关公）英灵遍天下……而燕赵荆楚为尤笃，郡国州县、乡邑闾井皆有庙。”在关公形象变迁史上，大安寺也留下了证据。（责编：沈沣）

来源：北京晚报·五色土 | 作者 蔡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