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从“棠梅小学”调入
“八二五”中学
1969年，我到棠梅小学上班不觉已经过去近三年，每天从上二街太阳宫31号家中骑自行车上班，几乎穿过芜湖半个城，其中经过北门、鸡毛山、胜利电影院、大砻坊、长虹机械厂最后到学校，常常是一身汗。有时候为了省力，每次到北门上坡路，我骑车跟在正在行驶上坡的大货车后面，一手拉住货车后车厢板一侧的铁把手，在货车的牵引下，带着我行驶一段路，我可以不用任何力气，但这是很危险的动作。一次货车驾驶员从倒车镜看到了，故意一脚刹车，因为惯性我全身猛然地向前冲去，连人带车摔倒在大货车的后轮边。路边行人惊叫，就在我倒在地下的时候，汽车立即启动开走了。我的手掌被地面的石子擦破流血，大白高模鞋子（那时候年轻人很时尚的球鞋）撕开大裂口，裤子也破了、实在狼狈不堪。自从那之后再也不敢这样做冒险动作。到了冬天骑车，刮风下雨最麻烦，虽然天寒地冻到了棠梅小学却总是浑身大汗、热呼呼地一点也不冷。一次天降大雪，我迎着风雪，骑车到棠梅小学时，已经像个雪人，浑身透湿，我在小操场上索性脱光上衣，光着膀子，用雪擦拭自己，感到特别惬意。
在棠梅小学的几年时光，似乎极为漫长，心情压抑，总感自己前途无望。改行的念头一直没有泯灭。1970年的暑假前，突然收到教育局来的调令通知书，要我到教育局报道，调往中学任教。我感到十分意外、一时有点不知所措。后经过打听，问了师范一师班同学，才知道由于文革，大批的中学老师下放农村，虽然陆续调回，但恢复招生的中学开学后，中学教师奇缺，市教育局决定从小学，侧重从师范学校才毕业的学生中，抽调到中学任教，其中我们一师班同学居多，我便是其中之一。这是从郊区农村进入城市了，我不敢迟疑，立即到教育局报道。我被分配到汪家巷的“八.二五”（原九中）中学。
（在上班途中）
“八*二五”学校分两个部分，在王家巷是初中部原为第九中学、原十七中为高中部在现在的赭山西路的交叉口 。学校校长陶向东，为人谦和。教导主任宗玉保大概是肥东人，说话腔调是一口肥东老母鸡。个子高大、眼球突出。对老师学生说话都很不客气，嗓门大、音调高八度。分部负责是一位女性副校长陈玉兰，高高的个子，短发、胖乎乎的脸庞、性格爽朗、做事练达，对我很客气。初到学校这些教师对我都很热情，其中一位地理女教师和本校一位陈姓男教师的丈夫大概因为婚姻不和，经常和教师诉说、很可怜。家在徽州的一个子矮矮的单身李老师教学很有能力，在学校很积极，为学校领导和工宣队重视。一位住校的数学女教师有一个妹妹，天天能看到她妹妹用桶拎自来水，必经过我们教室门口。她往往停下来，看看我们上课。教导处好像有一个名叫韦先武。很能干，学生和老师、工宣队对他都很尊重。教《农业基础知识》的老师姓张，安庆口音，头型为大背头一丝不乱。面孔白净虽然皱纹甚多，很注意修饰自己，很像解放前三十年代的小知识分子。记得一位女语文老师，大概姓赵，性格温和人缘关系极好，而且教学也很不错，她平时说话慢条斯理，感情细腻，文笔如其人。
学校设有工宣队办公室，是由芜湖红旗机床厂派入的干部和工人，负责人为红旗机床厂党委办公室主任章尚武，职能是对我们教师按照“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对教师进行日常性的阶级教育。学校学生班级全部按照部队编制班级叫排，我带的班级叫红十三排，即初一（三）班，我为班主任兼物理教师。那时候物理课叫《工业基础知识》。生物叫《农业基础知识》，在这学校里有两个认识的师范同学，一个是普师班的扬州人叫武学东教数学。一师班乙班的一个同学叫李必田，因为出生好、是团员，他分在总部，颇受学校领导重视。大家都叫他小李子。
我带的班级学生来源大部分是小学毕业生，有少量几个是文革期间的夜校班学生转来的，年龄居然有的和我差不多大。一位名叫江家才的学生比我大二岁。人高马大，一点也不像学生，据说文革中参加过武斗组织。学生大部分原来是芜湖造船厂的子弟小学和大官山小学毕业的学生。学校学生中还有红卫兵组织和红卫兵专政队。学生中的名字能记得的是：朱大得、连翠华、陈弋生、张义霞、张爱莲、胡秀英、胡秀琴姐妹俩、学生班长是汪泽红，其思想极左，同学都很怕他，是学校红卫兵负责人也是工宣队和校领导的得力助手。我初看到这些学生，总感到模样很好笑，尤其在前排的学生就像米老鼠，很滑稽，我在讲课时，经常忍不住笑出声来，学生给我一个绰号叫“笑老师”。这些学生因为文革几乎在小学没有上什么文化课，其基础之差，让我瞠目结舌。我一堂课下来唇焦口燥，如同对牛弹琴。但是也有几个同学很优秀，父母是皖南医学院的连翠华和父母是造船厂技术科的朱大得两个同学教他们一点不费事，一点即通。所以一个学校的优劣关键还是学生的素质。有时候我在讲课的时候，总有几个同学在下面叽叽喳喳，我和这几个同学说，你不想听课可以，可以睡觉，但是不准在课堂上影响大家。谁知道那个江家才毫不理会我，继续在下面嘻嘻哈哈，根本不把我当回事。一次，我终于忍无可忍发火了，拿起粉笔就向他砸过去。没有砸中，我又拿起一把粉笔朝他猛砸过去，他一头粉笔灰发火大骂起来，我立即跑上去，扭住他的衣领，要把他推出教室，我们扭打在一起。学生起哄叫：老师打人了！之后此事传遍了整个学校。
根据全市的部署学校 ”一批双打”的阶级斗争的中心运动开始了，全体老师们小心翼翼，每天一、三、五下午都要进行学习，并且开始写自我检查、大字报，开始揭发重点问题。首先由工宣队长章尚武带领大家进行忆苦思甜教育，全体教师在小会议室内，吃忆苦饭，每人一碗带米糠饭和没有一点盐油的野菜叶子，实在咽不下去，卡在喉咙、根本就无法吃，我看看周围老师都低着头、很认真地一口口慢慢地在吃。一会儿章尚武停下来，很严肃而又沉痛地说大家感受到了吧，我们解放前老百姓的生活就这样地艰难。我们不能忘记过去啊！大家都停下碗筷，认真听工宣队长的说教。这种忆苦思甜影响了学生，我班的班长汪泽红对我说，我们学生也应该搞忆苦思甜，还告诉我他的做法，让大家穿上草鞋和破旧衣服，喝野菜粥，比起教师的忆苦思甜更深刻，我没有表态，没有同意也没有不同意，我为这个学生的极端思想感到悲哀、很震惊，在这种气候和氛围中完全可能被工宣队所推崇。他见我不积极也不明确支持，也就再也不提了。这个班长对同学的各种动态，掌握得非常清楚，一个姓汤的同学因为在纸上乱画，画出问题来了，大概有什么字是属于违反当前阶级斗争的。他向工宣队汇报了并告诉我必须要开批判会，在这个班长的要求下，我怕把事情搞大，只好在班上搞了一个批判会。汤学生站在讲台边低头，他自己先做检查，接受同学们的批判，同学也没有人发言批判，最后只有汪泽红班长发言，他的言词非常激烈，把这个同学狠狠地批判一顿，该带的帽子全部带上了，他还走上前去使劲地按下汤同学的头，要他好好检查低头认罪。只见这个同学满脸通红、汗流满面。极为狼狈，我内心对班长的行为极为不满，但他自认为这是革命的行为。
随着中心运动的发展，在学区大会上，工宣队通报了运动中揭发出来的问题，尤其在文革中遗留的问题，我耽心运动的扩大化，会对我们教师再进行揭发批判，因为在工宣队的要求下，在教师之间开始互相写大字报了，揭发某教师的资产阶级思想，揭发一些教师的历史问题，种种迹象看出运动将进一步深入。此刻回想起师范学校我们最初的8人大字报的情形，对我们这些教师今后还会开展什么批判感到非常渺茫。我们教师都内心惶惶不可终日，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搞到自己的头上。
不久，我耽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一次我带学生去红旗机床厂车间劳动，因为我教的是物理课即《工业基础知识》就是学工课，每周必须安排到车间和工人一起劳动，学生也不懂技术，只能做做简单的活，去去锈、铸件打毛刺等，我没有工作服，只能穿了一双破皮鞋和旧短大衣，和学生一起干活。次日在我们教师的大字报室，出现一张大字报，触目惊心的标题为：资产阶级分子的张XX,臭架子。大字报写道：张老师在带学生学工中，穿着皮鞋和大衣，一副资产阶级的臭架子，根本不和工人打成一片，必须彻底检查批判！我当即眼冒金花、血压升高，又气又怕。气的是感到太不讲理了，简直就是欲加之罪！
怕的是不知道工宣队准备怎么对我进行批判，还要怎么上纲上线。接着又发生一件更让我心惊肉跳的事情，教农业基础知识课的张老师 ，写一手好毛笔字，也很爱好文学字画。曾一次他到我家玩，我将祖父收藏的韦师洛（韦昌辉的孙子）的一幅字给他看，他赞不绝口，很欣赏，这件事过后已我也已经淡忘。不知道什么原因，学校工宣队组织教师对他进行批判，所写的一批大字报，其中要我也参加签名。我不假思索于是就签名了。这位很有心计的被批判的老师，也开始写大字报，进行自我检查中，专门写了一篇直接对我的大字报，说我家里藏有封资修的毒草，便揭发出我给他看韦师洛一幅字的事，这简直就是罪恶滔天了。我极其惊恐，生怕会引发对我家父亲祖辈的追查，我知道当时因为我祖父原因、家庭成分复杂，考大学、参军均已被拒绝门外。而这件事再扩大下去，对我今后一生还不知道会产生什么后果。惊恐之余，便将此事告诉父亲、母亲，也怕给他们带来什么后果，父亲很淡定、母亲却很害怕，于是她将祖父的收藏的字和书悄悄地付之一炬。我发现时候已经来不及了。这两件事对我刺激极大，我得了忧郁症，回到家中，整天忧心忡忡，想工宣队是否准备开始整我了，耽心还会有什么坏事降临。
越担心就越有事，1970年4月的一天，在骑自行车去学校上班（这车还是托安庆荣姐找人买的新的凤凰牌自行车）。而此时我心事重重，看看离上班时间很近了，我便加快速度，在行驶经过（十七中）八二五总部、接近公交公司处，迎面一个拉板车的反道前进，正好和我相向而行， 由于我低头骑速很快，当我突然发现一部板车出现在我眼前时候，已经避让不及，我的心口直挺挺地猛地一下撞击到板车的车把，顿时天旋地转栽倒在地，胃部难受极了，五脏六腑好像被搅得翻天覆地，拉板车的人立即蹲下来看着我，大概也吓呆了，我头脑很清楚，此时只想说话，要他给我揉肚子，可是嘴张开几下，一句话也说不出。马路上的路人立即全部围过来，低头看着我，我只能看到上方一个个人头组成的一个圆圈，叽叽喳喳看着我，不知是谁拦住一部公交车，几个人七手八脚地把我和自行车一起搬到公交车上，女售票员大声吆喝，叫乘客全部下车，直接开往芜湖二院，车行驶在途中，我逐渐能说话了，我告诉售票员我的叔叔张衡义在你们公交公司蹲点，请他们转告一下我的情况，当时叔叔张衡义在交通局工作正在公交公司蹲点搞中心工作。我至今想到这件事，我还就很感激驾驶员和售票员救人于危难的精神，到了医院被放到急救室等待医生，居然一直无人过问。我昏昏地睡去，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忽然父亲和弟弟来了，父亲非常着急去找医生，医生终于来了，用很长的一根针插进我的腹部，抽取腹内液体，便走了。过了一会，医生来了告知没有什么大问题，可以回家了，要我注意胃部的养护。开了一些药我便和父亲一起回家了。而那位反道拉板车的工人仅仅只来了一次，带了一包饼干看望表示了一下再也没有见到，之后我也就没有再找他了。应该说他是没有按照交通规则是让我遭到这次受伤直接原因。
学校知道我的情况了，工宣队长章尚武还代表学校到我家里来看望我，要我安心养伤.......，对学校的阶级斗争的耽心，终于可以缓过气来了。从他们的表情和关心的程度都可以感到我还不是阶级斗争的对象。我开始了大约一个多月的养伤的历程，先到泾县医院霖姐那里做了全面检查做一次胃部钡餐透视，基本没有什么问题，我藉此机会到了泾县乌溪宣纸厂参观了一下。对宣纸的生产过程和该厂的历史有所了解。为宣纸的神奇之处，惊叹不已。之后又去荣姐安庆剧团住了数日。登上了我一直怀有敬仰之心的振风塔，观看了安庆原汁原味的黄梅戏演出，......。但是内心时时刻刻都并不很安心，一种趁此机会摆脱教师改行的念头越发强烈。
（在泾县乌溪宣纸厂前）
休息近一个月，总不能无限期继续下去，回到学校，工宣队的阶级斗争一批双打运动告一段落，正好已经快到学期结束了，我被学校安排去配合毕业班的分配工作，当时学校毕业生有四个面向即面向农村、建设兵团、街道、就业。我按照所分配给我的学生去进行家访，了解家庭情况和家长对自己小孩毕业去向的意见。这些家长对我这个近乎和他们子女年龄差不多大的老师来家访，总有点看不起，我也只有费尽口舌说清楚........，此时，我走遍了大官山、造船新村、弋矶山附近的所有学生家庭。其实基本上这些学生的安排基本大致确定，我不过是帮助做一些辅助性的工作。
（图1在鸠江饭店门前的宣传台合影。拍照是汤老师学生那时已经颇有名气的油画家的小林，中间是汤立中老师、左一为本人
左二为钱念生同学、）（图2、在学校里我（右三）和汤老师（右一）、钱念生（右二）同学作画））
这时候芜湖市所有学校都在进入下乡插队落户的高潮。各个学校在街头巷尾贴上大标语宣传这个内容：“毛主席挥手我前进、上山下乡闹革命”、“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大有作为”、“到农村去广阔天地炼红心”我也就参加了学校这个宣传工作，当时总校美术教师汤立中，他能写一手好毛笔字，自然会大量生产标语。我们到主要街道的墙上贴标语。学生中有一位钱念生爱好画画，他画主席像很像，我们两开始作画，主要是水粉画。我们画画的兴趣很高，画好之后就张贴在芜湖市街头比较显著的地方。尤其我们画的工农兵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奋勇前进的大幅宣传画铁在鸠江饭店前的一个台上，很醒目。学校校长陶向东骑自行车经过，看到我们贴上的画落款是：八二五中学几个大字，他非常高兴，特别对我们夸奖并鼓励了几句。
钱同学之后上了安师大开始为美术系，后继续上文学系，在文学研究上颇有造诣，毕业之后到合肥，进入安徽社科所，在文学研究所长岗位上退休。
（钱念生在为芜湖作协讲课）
（钱念生和我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