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我国文化建设精神指向的思考

郝怀明

    为什么近代以来中国积贫积弱，备受列强欺凌？为什么建国后我们在工作中屡屡失误受挫？为什么改革开放以来能够取得令世人惊异的巨大成就？人们可以从各个方面去进行考察、分析和总结，本文想从文化价值观的演变这一层面作点探讨，也许对在新世纪中把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继续推向前进不无益处。

从近代以来文化价值观念的演变

看传统价值观念现代转换的可能性

    关于中西文化价值观的不同，不论是西方学者还是东方学者，都认为西方文化价值观是以个体为本位的个体主义价值观，而中国文化价值观则是以群体为本位的群体主义即集体主义的价值观。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是须知，中西文化的这种不同的特征，只是相对而言，如果把它绝对化，那就荒谬了，既不能正确反映历史，也不能科学说明现实。

    现在我们就来看看，中国古代为什么会形成以群体为本位的群体主义的价值观，近代以来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情况又是怎样，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长达二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以及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是个农业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是自然经济。这是一个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社会，是一个自在自发的日常生活世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是农民，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终身封闭在家庭与天然的共同体中，一代代在这种自在的日常生活中度过。这是一种典型的自在自发的经验主体。而以儒家和道家为代表的哲学思想，其主导的价值取向是对自然的回归和肯定，从而也促成了这种自在自发的日常生活秩序的稳固。儒家主张“乐天安命”，“浑然与物同体”，要求人们维护社会整体，克服个人自由意志。宋明理学鼓吹“存天理，灭人欲”，极力抹杀个性的欲望和需求。儒家通过对君臣、父子、兄弟、夫妻、朋友等自然血缘关系和天然情感之上的伦理的强调，道家通过对“自然无为”的赞美，大大强化了重农文化的自在性、自发性和封闭性特征，由此形成了重群体轻个体，重伦理轻科学，重经验模仿轻理性思维，重品德修养轻创造才能的生存状态和行为模式。这种生存状态和行为模式，在思维方式上表现为喜欢“同”不喜欢“异”，喜欢“一”不喜欢“多”，喜欢“一言堂”，不喜欢 “群言堂”。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在我们民族的思维模式中，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向来是尊崇“同”和“一”，强调“舆论一律”“定于一尊”，强调个人必须绝对忠诚于皇权政治，绝对服从至高无上的封建伦理本体。这样一种超稳定的社会结构、思维方式和文化价值观念，就使大多数人在面对需要发挥人的主体意识和创造精神，解决在实践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时，往往采取一种重自然、重经验的行为模式。鲁迅曾尖锐地指出：“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做‘人’的资格，至多不过是奴隶”，中国封建社会不过是“一，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的反复。中国传统文化这种抹杀个性的封建专制主义、皇权专制主义的集权主义，轻视科学、轻视人的创造才能的倾向，不能不说是几千年来我国社会发展缺乏内在驱动力，因而进步缓慢的一个重要原因。

    “五四”运动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高扬科学和民主的大旗，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对儒学和维系封建专制制度的旧礼教三纲五常、旧道德忠孝节义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使人们的眼界大开，思想大为解放。可以说，“独立的思想和自由的精神”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显著特征。“五四”新文化运动之所以“新”，就新在人的个性的空前的解放上。这是一个“人”的觉醒的时代，在中国历史上还从来未曾有过如此猛烈的大规模的彻底否定重农文化价值观念的运动。

    “文化大革命”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一场革命，而是一场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全方位的破坏。就文化价值观来说，它打着“破四旧、立四新”的旗号，企图把所有的人都塑造成为“高尚的人”、“纯粹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实现“六亿神州尽舜尧”的宏愿，实际上，其理想的人格依然是具有传统道德价值观念的人，是无限崇拜、无限忠于偶像的人，而不是具有“独立的思想与自由的精神”的现代人。“文革”在价值取向上的根本失误在于看不到社会的发展必然会对人性、利益、秩序提出一系列新问题，总想通过“狠斗私字一闪念”这种政治批判和阶级斗争的手段，来压制人们对物质利益的正常的、合理的欲望和追求，建立一种理想的社会。其结果，只能堵塞通向物质富裕和精神富裕的道路，不仅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而且思想道德文化领域也是一片混乱，封建专制主义的思想道德大肆回潮，危机四伏，“四旧”没破，“四新”的建立更无从谈起。轰轰烈烈地闹了一场，社会主义离我们不是更近了，而是更远了。号称“文化大革命”，实际上“大革”的恰恰是文化的“命”。个人迷信盛行，思想自由被剥夺，斯文扫地，独立人格和创造精神备受摧残，给我们整个民族思想道德文化精神所造成的严重恶果是难以估量的。

    “文革”结束后，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为开端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是中华民族继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又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和深刻的文化价值观念的变革。以市场经济为目标的改革，承认追求个人利益是市场竞争的原动力，这是中华民族文化价值观最具革命意义的根本性突破。由于物质利益原则的确立，个人利益受到了尊重，个性获得了多少年来未曾有过的发展机会，人们久被压抑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像火山一样爆发出来，创造了震惊世界的中国经济腾飞的奇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巨变的事实充分证明，个人利益和个人活力乃是社会发展最基本的动力源泉。

    从近代以来我国现代化进程中文化价值观念的演变，可以看得清楚，我国传统的以群体为本位的集体主义的文化价值观，经过现代转化，融入个体主义价值观的积极的合理的因素，不仅是应该的，也是可以做到的。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的价值观，必须是建立在尊重个体自主性基础之上的个体与社会相结合相统一的价值观，只有这样，才能与以否定个人利益、牺牲个体自由为条件的封建主义的群体主义的价值观划清界限。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的文化价值观，必须充分尊重个人的利益和人的个性的自由发展，同时又要求在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发生矛盾的情况下，以个人利益服从公共利益，必要时为了公共利益而牺牲个人利益。我想，这样一种道德要求，是任何一个社会尤其是现代社会所必需的。否则，社会秩序就无法维持，社会生活就无法进行。即使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那种极端利己、损害他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的行为，也不会被认为是一种高尚的有道德的行为，也是为法律所不容的，同样是会受到全社会的舆论的谴责的。把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的价值观和西方的以个体为本位的个体主义价值观绝然分割开来，并对立起来，看作完全是两个绝对水火不相容的东西，这是一个很大的误解。这不是对西方文化历史和现实状况的符合实际的科学的认识，由此而得出的某些简单的片面的结论，会导致我们一叶障目，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妨害大胆汲取他人之长，建设中国的现代文化。

从“文化势差”和当前精神危机

看确立文化价值坐标的必要性

    文化确有先进和落后的之分，这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不可否认的事实。任继愈先生在谈到文化发展时曾提出过一个“文化发展势差”的论点。他说：“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经验表明，不同文化接触后，先进的一方必然影响落后的一方，落后的一方必然接受先进的一方的影响，这种现象好象水之趋下，不可逆转，故称之为‘文化势差’。”事实确实如此。在文化交往中，从文化信息量的主要流向来看，从处于相对先进的民族、国家或地区流向相对后进的民族、国家或地区，这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一个客观的规律。

    文化天生要求交流，要求开放，这是文化的本性。没有开放，没有交流，就没有文化。关起门来，在自己的小天地中打转，带来的只能是本土文化的萎缩和灭亡。应当承认，我国把实现现代化作为一个历史任务提上日程，就是在打破封闭状态，摆脱狭隘眼界的同时，以现代西方工业化国家作为参照系提出来的。如果自己还在“桃花源”中，“尚不知有汉，何论魏晋”，现代化的问题就不可能提出；如果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比自己先进和发达的国家和地区，没有发现自己同人家相比差距实在太大，现代化的任务也就无需和无从提出。

    东西文化的差异，从严格意义上说，主要并不是地域上的差异，而是农业文明同工业文明的差异，后进文化同先进文化的差异。现代化任务的提出，必然会带来异域异质文化的碰撞。在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即现代文明转化的过程中，必然伴随着无休止的异域异质文化以及同域异质文化的磨擦。今天，面对突飞猛进的我国现实生活，再抽象地谈论“西体中用”还是“中体西用”，主张“全盘西化”还是固守古代传统文化，已经没有多大实践意义了。文化传统犹如一条奔腾不息的长河，从来就是一部后进学先进，后进超先进，你追我赶，先进更先进的历史，从来就是一个在交流中互相碰撞，互相学习，不断创造，不断超越，不断积累和传承的动态发展过程。今天中华民族怎样生活，就必将有怎样的文化。当代中国人的文化价值坐标，既不可能和不应该完全回到我国古代文化中去寻找，也不可能和不应该完全按照西方的做法去生搬硬套，只能立足于本国，放眼世界，在我们当今的现实生活的土壤之中去探索，融古今中外一切于今有用的东西去创造。我们所要建设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们所要追求的人生价值，我们所要建立的现代社会结构和现代社会生活，要求确立与之相适应的现代文化价值观，简单地说，就是在社会主义集体主义观照下的以人格尊严为基础的民主法制观念和科学精神。这就是当代中国人的文化价值坐标，就是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精神指向。

    人格尊严是实现人格价值的基础。人生在世，都有通过劳动创造发展自己，实现个人生命价值，因而受到他人尊重的欲望。人格是一个人的气质、品格和能力特征的总和，是一个人作为权利与义务主体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统一。现代社会要求人们具有自尊、自信、自立、自强的精神。人格尊严可以激发人们的竞争意识，陶冶人们的情操，磨练人们的意志，激励人们把握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要承认每个人最起码的社会地位，保证每个人受到社会和他人最起码的尊重。尊重自己必须尊重他人，要把自尊和尊人统一起来。抓住了人格尊严，就抓住了人的身心发展和社会需求、传统道德和现代精神的契合点。

    现代社会是民主法制社会。在人类历史上，新兴资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在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斗争中提出主权在民的思想，形成民主、自由、平等的观念，是人类精神的一次大解放。社会主义不仅完全可以，而且应该和必须从中汲取一切合理的因素，形成自己的文化价值观。没有自由，没有民主，没有法制，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我们国家，公民在经济、政治、文化上的民主权利需要建立起一套民主制度和保障民主的法律。民主、自由、平等和社会公正的观念，应当构成我国宪法价值体系的基础性的内容。我们所要建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要给信仰自由、学术自由、言论出版自由以明确的界定，既给自由以某种保证，又不使自由成为人们随心所欲、任意而为的行动。实行民主，依法治国，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国家公职人员首先要成为民主法治的模范。要达到，法律的执行在更多的时候不是靠暴力，而是由商品交换关系和自由、平等观念形成的全社会对法律的认同，并成为人们自觉的行动。

    科教兴国已定为我国的发展战略，科学知识、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科学以事实为依据，以规律为对象，以实践为标准，其精神本质就是实是求是。它通过科学发现、科学实验帮助人们认识真理；通过科学方法，提高人们的思维水平；通过科学探索，培养人们追求真理的精神。它对未知领域的渴望，使它永远保持积极向上、一往无前的探索精神。它不迷信任何偶像，不听命任何教条，不囿于任何传统，不屈从任何压力，其生命的本质就是创新。人类靠科学知识获得了改造自然界的强大力量，推动了物质文明的巨大进步；靠科学改变着人类的思维模式，推动着人类观念的更新，促进了精神文明的飞跃发展。没有科学知识、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就没有现代文明的诞生，更没有人类未来的光明前程。

    毫无疑问，中华民族这样一种现代文化价值座标和文化建设精神指向的确立，对于处于由传统向现代化转型的我国来说是多么重要。大家对当前我国社会存在的严重的信仰失落、道德失范、文化失序的状况很不满意。但是问题并没有因为人们的不满而改变，反而日益加剧。一个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人们为了个人的私利，不顾他人，不顾社会，不顾长远，物欲横流，权钱至上，极端自私，不讲信义，无视法律。“文革”在思想道德精神方面所造成的严重恶果，在改革开放社会转型期得到了报应。在许多人的心目中，所有的价值体系、信仰体系通通崩溃了。封建迷信读物泛滥成灾，神秘文化大行其道，也是价值体系、信仰体系发生严重危机的反映。这个问题如何解决？屡屡强调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呼吁，似乎并未收到明显成效。现实生活表明，当前我国社会的基本价值观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动摇，传统的思想政治工作已经回天乏力，根本出路在于以社会转型期为背景，重新评估原来的价值观念，重新构建新的价值体系。如果大家能够在这个问题上形成共识，把以人格尊严为基础的民主法制观念和科学精神作为当代中国的文化价值坐标和文化建设的精神指向，以此评判一切社会现象和文化思潮，并切实贯彻到各项实际工作中去，特别是通过国家权力机关、学校教育、各种新闻媒体，形成强大的社会舆论和文化氛围，那么，我想，这对消解当前在价值观念、社会心理方面存在消极因素，塑造出大批自由自觉的创造性主体，更好地协调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关系，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健康发展，将会有莫大的助益。

从传统的二重性和东亚国家的成功经验

看从整体上消解重农文化影响的重要性

    人的社会性决定了人不能离开特定的文化传统而存在，他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受着某种传统文化的影响。任何民族、国家或地区的文化传统都具有二重性，既具有积极的一面，也具有消极的一面。在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中，不论是古代文化，还是近代以来的文化，情况都是如此。我国古代文化留下了许多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比如，“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思想，“厚德载物”的思想，“已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思想，“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思想，民贵君轻以民为本的思想，人定胜天的思想，“和合”“和为贵”“和而不同”的思想，尊老爱幼的思想，等等；近代以来的“天下为公”的思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思想，不怕牺牲排除万难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思想，“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思想，“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思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思想，“生产力标准”的思想，等等。这些都可以直接或间接地融入现代文化价值观念之中，成为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推动力量。我们要弘扬中华民族一切优秀文化，继承和发扬民族文化中一切积极的有益的东西，丰富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充分发挥民族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促进作用。

    有一种看法，把东亚和东南亚一些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成功归功于儒家文化。这种看法缺乏根据，与事实不符。韩国黄秉泰先生在所著《儒学与现代化——中韩日儒学比较研究》一书中，对儒学在韩、日现代化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作了比较细致的分析，他的结论是，明治民族革命的成功就是明治现代化的成功，“日本的儒学并未阻碍、相反倒是促成了现代化，其方式是使民族主义的特殊情感和意志、科学运动和功利主义的经济合理主义以及民主平等思想促成的全民动员得以置身于儒学的控制与影响之外。”很明白，日本现代化的成功，是由于它摆脱了儒家文化的“控制和影响”，实现了“民族主义的情感和意志”、“经济合理主义”和“民主平等思想”等“促成的全民动员”，儒家文化在促进日本现代化的过程中虽然也起了一定的作用，但实在是有限得很。而儒家在韩国的情况又是如何呢？作者说在那里儒学已不是现代化的障碍，但也不是现代化的促进因素，韩国通过外来的震撞和内在的动荡消除了儒学的影响，儒学在韩国现代化进程中已经不起作用了。因此，那种夸大儒学在这些国家现代化过程中作用的论点是不能成立的，是不科学的，想以此唤起中国农业文明的本质精神来构建中国现代社会，实在是一个有害于现代化的幻想。古代中国传统文化是农业文明的产物，在整体上是与当今的工业文明不相适应的，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加速前进和最终成功，中国传统文化从整体结构上来说，其功能必将逐步削弱，直至最后瓦解。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是不以任何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

    我国目前正经历着空前剧烈的社会和文化的转型，即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型，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由一元社会向多元社会的转型，由伦理型社会向法理型社会的转型。处于社会转型期的我国，价值观念和社会心理的调适的任务很重。一是我国有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历史，封建伦理道德影响很深，今天我们社会关系中存在的宗法观念、特权思想、专制作风、等级观念、奴才思想、裙带关系、拉帮结派、地域观念、男尊女卑等等，都是封建遗毒和农业文明的反映。二是改革开放条件下处于后现代化的资本主义腐朽思想文化的侵入，对我国也有不小的影响。三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某些错误理解仍然束缚着一些人的头脑。值得注意的是，封建主义的思想道德、资本主义的腐朽思想文化和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曲解，往往搅和在一起，以小农思想、封建主义冒充“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以来人们在价值观念、社会心理方面的困惑以至冲突，莫不表现为这样一个特征。在我国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中，这样一个特征今后还会长期存在，并反复表现出来，有时甚至还会尖锐地表现出来。因此，如何在继承民族优秀文化的同时，注意从整体上消除农业文明的消极影响；如何在有效地抵御后现代资本主义腐朽思想文化的侵蚀的同时，大胆汲取资本主义所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包括物质文明、制度文明、精神文明等各个方面的成果；如何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和基本原则的同时，摆脱那些已被实践证明过时的论点，以及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错误理解加在自己身上的绳索，建立起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文化价值观，就成为一个必须下大力具体研究解决的刻不容缓的课题。

    中国现代化的奠基者邓小平同志已经领导我们大踏步地迈进了现代化的大门。现在世界正在向多极化发展，全球经济一体化正在形成，人类的历史越来越成为世界的历史。在这样一个历史大背景之下，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唯一正确的选择只能是，对世界上任何一种文化都采取“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的自主选择的态度，在梳理民族文化古今之变的过程中，抓住机遇，进一步确立当代中华民族的文化价值座标和文化建设的精神指向，从终极目标上着手，采取具体步骤，扎实工作，逐步地妥善地解决当前在价值观念、社会心理方面存在的问题，继续进行文化价值观念的现代转换，实现人的现代化。这对于实行“全民动员”，汇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高潮，夺取中国“第二次革命”的最终胜利，迎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将是一件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事情。（1999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