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余载圆一梦，不惑之年上大学（二）

文/皋润

1966年5月份，高考已进入综合练习阶段，我们已在开始选择志愿时，“文革”开始了。运动初期，学校还边组织学习边上课，接着的“停课闹革命”使得所有的课都停了。到了六月份，我们接到了“高考推迟半年进行”的通知。尽管对这一决定很不理解，但在无奈之中，我们仍抱着一点希望。在那个度日如年的半年时间里，除少数同学对运动表现狂热以外，大多数同学还在偷偷地复习课本。有的同学怕戴上“只专不红”的帽子，白天不敢看书，晚上跑到路灯下学习。我也不例外，买了一个手电筒，晚上躲在被窝里悄悄地看上几页。我睡在双层床的上铺，看书时动作很轻很轻，怕影响下铺的同学。有一次，我不小心把书掉到地上，下床拿书时，看到下铺同学的被窝里也有微弱的灯光。他把头伸出来朝我笑了笑，我向他点了点头，什么话都没说，大家心照不宣。我们天天掰着指头数日子，希望半年时光赶快过去。几个好朋友私下里还商讨如何填高考志愿的事。半年、一年……随着时间的推延，恢复高考的希望越来越渺茫了。直到1968年，那个令人期盼的时间不仅没有到来，“到农村去授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风暴却把我们送到了广阔天地。我没有参加集体的知青组，而是回到自己的家乡插队劳动。因为父母不在农村，家里没有房子，就暂时借住一位叔叔家的房子。一个人生活是很苦的，饭要自己烧，衣服自己洗。白天参加生产队劳动，一天下来，累得腰酸背痛。就是这样，我们仍怀着“总一天会让我们考大学”的信念，坚持晚上看书学习。因为煤油是计划供应的，每天学习的时间不能长，不然要不了几天，煤油就用尽了。

在农村待了半年，我应征入伍，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我们连队驻地在一个远离大陆的小岛上，和外界的交通完全靠十天半个月才来一次的部队登陆艇。每天开饭时，连队唯一的一台收音机成了我们及时了解国家大事的主要渠道。每天出版的《人民日报》《浙江日报》等各种日报，十天半月的集中在一起才到我们手中，但仍是我们的精神粮食。连队也没有其他学习资料。紧张的训练和施工，严格统一的作息时间，使我很少有自主安排学习文化知识的时间。后来，我当了连队的文书，一个人单住，时间安排上有了自主权。这时，我又想起要学习一点东西了，就请同学寄几本数理化书给我，抽空翻翻。后来恢复高考制度时，看到同班同学基本上都考上了，我非常羡慕，写信表示祝贺。回家探亲时，我会顺路去看看那些在高等学府就读的同学。见面时，有人开玩笑说：“你在学校每个学期都是‘三好生’，如果能参加高考，一定能考个好大学。”听到这些话，我的心里是苦涩的，不知道说什么好。

在部队，我错过了两次进高校学习的机会。一次是为了提高干部的文化素质，部队和省内某师范专科学校联合办一个大专班。师里要我准备迎考。到入学考试那天，我却因刚调到新的工作单位，事情多而无法参加。另一次是1984年，解放军军事学院（国防大学前身）要在全军召一批团职参谋到参谋系深造并参加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五周年国庆大阅兵。这次挑选对干部身体要求特别严格。就连身高和体重都有统一规定。在要塞区113医院和军区总医院体检，我都过关了。要塞区干部处把去军事学院报到所需的“供给关系介绍信”和托运行李的封条都给我了。因竞争激烈，几个军级机关的参谋都一心想去，他们做了大量工作，就把我这个团参谋长刷下来了。后来，我报名参加了嵊泗县的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因为转业也没有坚持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