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是环境的产物，杂志如人，一本杂志也是一个环境的产物、一个时代的产物，它随着一个时代应运而生，也将随着一个时代的结束而逐渐消亡。

1984年，中国正处在改革开放初期，反“精神污染”不久，姓“社”姓“资”还时常争论不休。广东作为改革开放前沿地，也是“香三年，臭三年，香香臭臭又三年”。有一个流传甚广的故事，全国劳动模范去深圳特区参观，他们看到了高楼大厦，灯红酒绿，商业繁华，港商外资，拿钱说话，征地建厂，民工潮涌……有个别劳模受到了深深的刺激，晚上回到宾馆关上门痛哭着说：“毛主席打下的红色江山，除了国旗还是红的，这里已经全部变色了，变成资本主义了！”

北京的一些老同志也对广东改革开放提出了不少质疑。为此，中央专门组织了一个新闻采访团，由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的记者组成，实地采访考察广东改革开放搞活后的真实变化。他们写了不少内参，拍了纪录片，带回北京去给老同志们看。

对于改革开放的这些质疑、争论甚至批评的信息回馈，广东省、广州市的领导们当然也知道。其时的广东省委书记是任仲夷，省长是梁灵光；广州市委书记是许士杰，市长是叶选平。叶选平的父亲叶剑英，1950年主政广东，领导广东土地改革，他深刻分析了广东地处东南沿海、毗邻港澳、华侨众多、工商业发达等实际情况，提出一系列保护华侨、保护工商业、保护民主人士的具体政策和措施。不料，南下干部和本地干部的磨合不顺，一大批广东干部竟被扣上“地方主义”的帽子，被整得苦不堪言……30多年来，广东干部们一直小心翼翼，饱受冷遇，抬不起头。

虽说改革开放是中央的决策，也是时代的大势，但毕竟这是前无古人的新探索，改革者不仅要冒风险，更需要具有勇气和智慧。因此，任仲夷、林若、梁灵光、许士杰、叶选平、谢非这些领导们一边埋头苦干，一边也有种种困惑和担忧。这种困惑来自新旧体制、新旧观念交替时的碰撞，冲突不仅表现在广东内部，同时也表现在上下沟通中，在与国内其他地区的交流上。但很显然，如不能很好地解决这方面的问题，必然会对改革开放的许多工作带来不利的影响。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南风窗》应时而生了。

有人说“广东人只会生仔，不会起名字”“广东人只会闷声发财”“广东是文化沙漠”“广东人是只会干不会说”……

若论“说”与“干”，人分好几种：光说不干的，先说再干的，先干再说的，边说边干的，能说会干的，会干不会说的，会说不会干的，说一套干另一套的，干一点说很多的，干完了也不说的……

广东人不能只会干不会说，广东不能没有舆论阵地——我们要务实地干，我们也要大声地说！

广州市委决定创办一份公开发行的月刊，有关提议来自吴迅——市委内部小报《机关建设》的女编辑。在征得市委领导的同意和支持后，吴迅和她的同事汤英，就成了这本杂志最早的筹创者。

吴迅是位个头矮小、其貌不扬的大姐。她本人不会办杂志，就找来了曹淳亮和我。

▲1988年《南风窗》创办人曹淳亮、吴迅、陈中在北京

1984年11月16日，吴迅、曹淳亮、汤英和我四人向市委领导汇报筹办《南风窗》杂志的工作。金秋的阳光洒在窗外的小竹林，微风下，竹叶颤动，金光忽闪忽闪着，在这个收获的季节，我们正酝酿着思想解放的播种，会议民主而热烈，多项工作在讨论中形成共识，最后，市委书记许士杰说：“这本杂志能不能办成功，关键是人才。”于是，曹淳亮和我第二个月即调入市委政策研究室，《南风窗》的筹办工作迅速动了起来。

新杂志的刊名由市委书记许士杰拍板确定。这个刊名是有争议的，对它的本意有各种不同的解读，拿现在的话说，是“羡慕嫉妒恨”全都有。“南风窗”本是一句广东俗语，指的是谁家有海外关系。文化大革命期间，谁有海外关系，常常被攻击为“内外勾结”的“敌特嫌疑”；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有“南风窗”的人家，会收到亲友寄来的提货单，你可以拿着它到友谊商店或“海员出国人员提货中心”提货，彩电、冰箱、洗衣机、自行车、各种紧缺副食品等。人们开始羡慕有“南风窗”的人家，姑娘找对象优先考虑这样的人家。

所以，拿“南风窗”做刊名，其实也挺犯忌讳的。

但是，许士杰一眼就相中了它，“好吧，出了事我负责任”。轻轻的一句话，立刻使我们放了心。许士杰书记说： 

其实，在我们草拟的若干个刊名里，我自己最喜欢的也是“南风窗”，因为广东是祖国的南大门（当时广东行政区域包括海南岛），我们就是想在祖国的南大门开一扇“窗口”，透口气，传递解放思想和改革开放的一股清风。

可以说，《南风窗》是衔着光荣的使命出生的。这种使命，从许士杰亲笔写给我们的诗里可一窥端倪： 

开窗光灿烂，宏观识大千。开窗乘长风，扶摇百尺巅。吴迅、汤英、曹淳亮和我，是《南风窗》最早的四个人。

吴迅是个中年大姐，温婉和善，思想开明，她勤于思考，却不善表达，无论是语言表达还是文字表达。她有宽大的胸襟，特别重才、惜才、爱才，为了吸引人才，放手让人才更好地发挥作用。她甘当人梯，更难得的是为了保护人才，她具有承担责任的勇气。

汤英是个川妹子，也是个典型的女汉子，风风火火，泼辣能干。汤英的特长是突破能力强。吴迅和曹淳亮是秀才性格，内秀而不张扬。汤英和我则是大将风格，敢冲敢闯，心里没个“怵”字，办刊初期，我开着摩托车带着她，几乎闯遍了省市领导的办公室和各机关部委，把要办的事一一拿下。

吴迅是伯乐，曹淳亮是千里马，可以说没有吴迅就没有曹淳亮，没有曹淳亮就没有《南风窗》——曹淳亮为《南风窗》定下了最初的内容基调和风格特色。

曹淳亮有着清瘦的外貌，架着一副最普通的工作眼镜，外表是谦谦君子，内心却常常激情澎湃，稀疏的头发和智慧成反比。老曹从小的理想就是当记者。小学五年级时，他一不小心把理想公布出来，结果同学们都嚷嚷：“我也要当记者！”“我也要当记者！”曹淳亮顾全大局，主动退让：“都当记者怎么行？那我就当农民给你们种菜吃吧。”

后来他果真当了农民——高中毕业下乡插队，犁田、耙田、育苗、插秧、割稻全套农活都干过。7年后他回城当了汽车修理工，终于能吃上每顿带点猪肉的饭菜了，非常知足。十年动乱结束，《黄金时代》杂志招考记者，曹淳亮幼时的理想再次萌动。他去考，考上了，那年他32岁。

当记者的第二天，曹淳亮就一个人外出采访了。若干年后，他也用这个方法考核了前来求职的大学毕业生秦朔。很快，曹淳亮升职为《黄金时代》编辑一室主任，在《黄金时代》的几年，他熟悉了杂志的采编流程，也萌发了担纲办一本杂志的雄心壮志。他太知道把握机会的重要性了——机会是给有准备的人的，曹淳亮就是这样的人。

在他的前半生，他扮演过多种角色，了解各种人物的不易，更深知通过沟通加强理解、消除误会、避免而不是激化矛盾的重要性。他的本性是善良的，他希望与所有的人和睦相处，希望所有的人都好，大家都往前看，都向前走。所以，他给《南风窗》确立的宗旨定位是做“桥梁”，他说：杂志应该起到上情下达、下情上传的作用，成为沟通党心与民意的桥梁。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应该让群众多一些知道市委、市政府的决策过程，既是改革开放的窗口，又是沟通理解的桥梁。”总的说，《南风窗》的办刊宗旨就是“四新四桥”，“四新”是指杂志要“反映新事物、宣传新观念、揭示新趋势、促进新潮流”；“四桥”是指杂志要充当“政治与经济、领导与群众、理论与实践以及几代人之间的桥梁”。《南风窗》身处广州这个改革开放的前沿地，我们有这个“土壤优势”。

《南风窗》是广州市委主办的杂志，我们在市委大院里创刊。虽然《南风窗》编辑部偏居于大院的一隅，但是我们离“常委楼”最近，我们跟书记、市长以及其他常委们经常碰面。那个年代，人和人的关系朴素单纯，同志的成分大于等级的界限，干群关系比较融洽，领导没什么架子，我们也率言直陈。对于我们有关创刊的所有想法，可以与领导平等地讨论。

▲《南风窗》创刊号“市长在想什么”和“运筹篇”栏目，凡之是吴迅的笔名

我们提出的第一个想法：不以机关刊的方式办刊，以民间面目会更好地贴近老百姓。

当时国内媒体分为两个极端，一极是党报党刊，高高在上，那种“文件传达文件，会议传达会议”的党八股，“板着面孔说话”，一个劲儿地灌输教训读者；另一极是地摊文学，我们称之谓“拳头加枕头”，武侠混淆着黑道，爱情掺杂着色情，低俗文化大行其道。两种媒体泾渭分明，一个天上一个地下。我们跟他们都不一样，我们既深知民众的喜怒哀乐，也看到了领导们殚精竭虑的决策过程。我们发现党心、民意之间其实有许多共通点，《南风窗》可以由此搭桥、沟通，而产生对社会问题的共识，形成社会进步的合力，由此也焕发传媒自身的生机与活力。

我们希望市委尽量让我们独立办刊，支持我们闯一闯新闻改革的探索之路。市委副书记张汉青明确表态：“少干预，真支持。”事实上，在20世纪80年代的后五年，省、市的领导们真正做到了“少干预，真支持”。

▲1985年，广州市市长叶选平与《南风窗》成员商讨开展“假如我是广州市长提建议活动”

那是一个真正的思想解放的改革年代。

《南风窗》杂志封面 我们提出的第二个想法：不要财政拨款，只需暂借5万元开办费启动，待杂志运转上路后，再将这笔款还回去。

既然不作机关刊，既然要探索新闻改革之路，既然要独立办刊，就不要包养，从第一步就“下海”闯市场。现在回头看看，这种“零资本创刊”，全世界恐怕也仅此《南风窗》一家吧。

我们提出的第三个想法：不要局级的单位级别，编辑部现有的干部级别也不提。

为什么？当时，市委领导的意见是将《南风窗》定为局级单位，他们深谙体制内的运作，要想有资格靠近核心层，获得核心信息资源，必须有一定级别，否则，有些文件不能看，有些会议也不能参加。同时，市属各机关的相互关系，也须级别平衡，定为局级，这有利于《南风窗》的管理和工作开展（多年后的事实证明领导是英明的）。

那时，我们这些“秀才”压根没领会领导的苦心和深谋远虑。我们几个私下议论：除了挂名主编的市委研究室副主任王利文（他是正局级）之外，吴迅是我们当中级别最高的干部，她才是个副处级，显然她不可能连升三级。如果定了局级单位，上面很可能派一位局级行政官员来当领导，那《南风窗》岂不是又要办成机关刊了吗？岂不又要纳入党政管理系统了吗？我们不要办机关刊，我们要做专业的新闻杂志，我们要做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无前例的新闻探索者！这是我们的追求使然，也可以说是我们的那点“小心眼”。市委领导们对我们的顾虑和愿望了然于胸，他们轻轻一笑，同意了我们的要求，他们也知道“体制病”束缚了多少创造性，他们也知道把一本新闻杂志交给能干的人是多么重要，因为他们自己也深受“官僚病”“请示病”之苦。许士杰书记和叶选平市长都在多个场合批评过这类官员。

许士杰书记跟我们说：“过去有‘恐右病’，现在有‘请示病’。有些同志过去被捆绑惯了，麻木了，现在放了权也不敢用权，不会用权，自己可以做主的问题不敢做主，到处请示。这种‘请示病’，既不利于工作开展，也干扰了上级的工作。”

叶选平市长跟我们说：“那些忧国忧民、关心‘四化’的牢骚正是我们希望的。那些逆来顺受、不声不哼的人不行，不能开拓新局面！”

两位领导人的谈话，我们都发表到了《南风窗》创刊号上。

我是《南风窗》创刊四人之一，我来是因为我喜欢文化工作。我出身于电影世家，1958年全家随父母从北京中央新闻电影纪录片厂南下广州筹创珠江电影制片厂。受家庭和珠影大院的影响，我从小爱好文学和摄影，对探究影像世界的奥妙感到有无穷乐趣。

▲从后花园看当年《南风窗》编辑部。陈中/摄

在来《南风窗》之前，我从1972年三年学徒一直干到了纺织厂的车间主任。1977年参加高考之后，我一直没接到录取通知，以为考砸了，半年后，党委书记找我谈话，拿出录取通知书告诉我：“你的录取通知来了后，党委会决定，因革命工作需要，正准备提拔你，所以没有同意你去学习，希望你能理解组织的决定。”

我理解，我无语。

但是，我想读书！

终于，1982年，全国的党校系统加强了对党员干部的教育培训力度，开始走向制度化、正规化。我考上了市委党校第一届马列理论大专班——脱产学习两年。我这一生与党校有缘，几次人生的重大转折都与党校有关。同学来自不同的单位，他们开拓了我的朋友圈。市委机关党委的孙宁和市委机关团委的逄忠群是我的党校同学，当吴迅问及他们党校的同学中可有什么人才时，他俩不约而同地推荐了我，吴迅正为办新杂志求才若渴，第一次见面就定下了要我。

创刊初期，人手少，所以每个人要身兼数职，我的主要任务是当摄影记者兼党小组组长（吴、汤、我三人为党小组）还兼人事、出纳、广告、杂志排版、发行、通联等，其实没有明确的分工，只要是工作需要的事，责无旁贷，干！

我15岁就开始喜爱摄影，那是1969年，父母和叔叔阿姨们都下放到“五七干校”去了，整个珠影大院里只剩下200多个7岁至15岁的孩子。我是“孩儿王”，带着小弟兄们“过日子”，两平方公里的大院子是我们的“家”，这个“家”里有山坡、树林、鱼塘，有各种漂亮的鸟儿和东奔西窜的野狗。特别是废弃了的电影置景和黑咕隆咚的大摄影棚，常常是我们玩耍的好地方。我们爬到道具服装仓库里，穿上古装、洋装和军装、“大盖帽”的戏服。弟兄们各自从家里拿来了父母珍藏的“莱卡”“基辅”“海鸥”相机，开演了一场又一场“大戏”，我充当“导演”、“摄影”兼“演员”，加上后期的暗房冲洗放大制作，从此，与摄影结下了不解之缘。

到《南风窗》工作，我终于从业余摄影爱好者转为专业摄影工作了，我全身心地投入，怀着创业的激情，面对新的挑战，潜能大爆发。

老吴、老曹给了我足够多的任务和困难，也给了我足够多的自由和信任。老曹对杂志的品相很有想法，希望《南风窗》能够图文并茂——图片至少要占版面的30% 以上，而不是文字黑压压一片。我负责拍摄和编辑照片，他热切地寄希望于我，但我的希望还不知在哪里。我既没有沉淀多少自己的摄影作品，也没有可资利用的图片资料，怎么办？

好在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叫许国强，在广东外贸轻工摄影中心工作。他那里有好多进口图书资料，我借了过来给曹淳亮看。其中一张国际设计年鉴的照片，曹淳亮一眼就相中了，伸手一指：“就用这个！”老曹说：“目前我们自己制作的封面肯定达不到这个水平。我们想要的感觉、效果，只要它能达到，就得采取‘拿来主义’⸺任何工作都是从模仿开始的，找到感觉了，以后才可能创新。比如我们编发的稿子，你不可能都去现场拍摄照片，只要你编辑配发的资料照片，能够符合文章内容，让读者去产生联想就可以了。”

▲1985年《南风窗》创刊时期的办公室

在我的印象里，老吴除了睡觉，90%的时间都在工作，端着碗边吃边谈工作，连星期天也不放过。在她的带领下，我们几乎是刻意选择了一种艰苦的、类似于职业革命家的创业方式。我们身无分文，亦无立足之境，市委将大院封闭了的偏门旁一间废弃的传达室给我们当办公室，它内外两间一共才十几平方米，摆上七张办公桌，交错地坐人，最里面的人要出来，全体起立才能让出道来。我戏称：“一人撒尿，全体起立，若不让道，就得憋爆。”房间里没有空调，以广州之热，我们何止是汗流浃背，所以我们常常在露天树荫下开会办公，简陋程度类似于陕北窑洞。事实上，也真有人称其为“窑洞”的。1995年，《南风窗》庆祝创刊十周年，广州市委研究室原副主任、《南风窗》首任主编王利文写了一首小诗《〈南风窗〉十载偶感》：

我们夜以继日，我们把身边的朋友甚至爱人和孩子都动员来帮忙，曹淳亮还找了几位志同道合的朋友，有的是调过来了，有的是借用他们做“指导”，对我们这些新手“传帮带”，我们只用三个月就完成了杂志创刊的全部准备工作。

1985年4月1日，《南风窗》创刊号诞生了！封面照片是一美少女的半边脸，裹在严严实实坚硬厚重的赛车头盔里，仅露出一只清澈、深邃的眼睛，静静地看着这个世界。

1985年至2010年的25年间，是中国新闻改革和中国传媒业大发展的重要历史阶段。

在这25年里，《南风窗》破茧成蝶，达到了顶峰，成为中国具有影响力的新闻杂志。

《南风窗》诞生于中国经济建设的改革开放正在探索中启步前行之际，以改革开放前沿地的环境优势、观念更新优势、信息资源优势“开启思想之窗，搭沟通之桥，吹清新之风”，被读者称为“华不失实，活而不邪”，“带来一股新闻改革的清新之风”。

从现代传媒的语境去理解这个25年前《南风窗》所提出的“桥梁”作用，它更接近“建设性”一词，或者说试图建立一种沟通对话制度，让社会各个阶层能更广泛地参与到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去。良好的沟通是真正解决存在问题的良方。一些问题及冲突的恶化也许仅仅在于缺乏良好的沟通。发现了问题，不是恶意炒作和渲染，而应该尽量帮助有关各方信息互通，减少因信息不畅造成的误解，化解由此产生的困境。这也是我们媒体的责任与方向。25年来，这种“建设性”的沟通和桥梁作用一直体现在《南风窗》的具体办刊方针中。即使从今天办刊的角度来看，《南风窗》这种经验依然具有生命力。建设和谐社会更需要这种沟通和桥梁，25年来，《南风窗》稳健而不激进地深入参与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就是因为《南风窗》这种建设性的力量更契合中国社会前行的脉搏。

当时的中国经济建设开始遇到比改革开放初期更多的问题和矛盾。人们所关注的也不是单纯的经济增量问题，而是更关注包括政治经济和社会转型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南风窗》以敏锐的目光和更具有责任感、更富于建设性的姿态介入政经生活，关注社会转型的进程。“一份有责任感的政经杂志”此时正式提出，这是国内首次鲜明提出“聚焦政经”的概念。改版后的《南风窗》发行量稳步上升，很快成为期刊界发行量和影响力最大的时政、经济杂志之一，被称为中国“聚焦政经”的新闻标杆。

中国的改革开放，不仅在经济建设上取得令世人瞩目的业绩，解决了人民生活的温饱问题，而且在社会变革方面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在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的现阶段，站在“准小康的门坎”上，中国社会已经悄悄步入了一个转型期。这个转型期的课题就是可持续发展的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的构建，就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就是共产党领导下的政治文明的构建，就是全民族公共利益的构建。

《南风窗》一直关注中国社会的转型问题，提出了“社改元年”“构建和谐社会”“底层关怀”“公共利益”“宪政文明”“告别GDP 崇拜”以及“生态政治”等一系列产生重大社会影响的“核心议题”。基于此，2003年，《南风窗》再次调整确定了最新的定位：做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新闻杂志。这可以用四句话来概括：做最出色的主流新闻，为了公共利益，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以及聚焦政经。

《南风窗》的这次定位调整，显得更准确、更成熟、更丰富，也更鲜明。由此，更凸显了《南风窗》杂志的宗旨定位与风格特色的相得益彰，更凸显《南风窗》主流性、可读性、原创性、思想性、前瞻性、客观性与建设性的特色。这不是几个简单的口号，而是有灵魂、有骨头，也有血有肉。正因为《南风窗》的责任感、使命感、成熟感，才形成了《南风窗》特有的理性和务实的品质和气质，才形成了《南风窗》对社会问题特有的视角，才形成了《南风窗》特有的文采风格，才吸引了中国社会主流人群的读者认可，这也许就叫“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吧！可以说，《南风窗》是一个理念的聚合体。

《南风窗》25年来所坚持的是严肃的新闻理念、敏锐而深刻的新闻价值探索与判断，强调兼具建设性与分寸感的务实的新闻操作。能够25年始终秉持这种态度是难能可贵的，因为这25年的中国社会既有风波变化和转型，也有多元诱惑与陷阱。我常常感叹：“一个社会，如果主流失语，一定是低俗商业文化与庸俗艳媚文化的泛滥。”

《南风窗》向着“做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新闻杂志”的目标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南风窗》以其坚守责任、理性、良知的形象，成为备受读者和全球主要报刊、通讯社关注的具有代表性的中国主流期刊之一——他们非常注重采用《南风窗》的报道或采访线索。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和斯坦福大学东亚图书馆等图书馆或研究机构均长期订阅《南风窗》，将其作为了解中国经济和社会改革进程的重要窗口和参考资料。据统计，《南风窗》平均每期有10多篇文章被国内外约80余家媒体转载，被全国文摘研讨会评为国内文章转载率最高的杂志之一。

2010年，《南风窗》各项指标均达历史新高。根据慧聪媒体研究中心、新生代市场调研机构等国内外6 大调查公司所公布的2010年度最新的调查报告：《南风窗》在发行量、阅读率、转载率、传播率、引用率均以高比率数据成为全国同类杂志的排行第一，《南风窗》已经成为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新闻杂志。

复旦、人大、清华、武大、暨大等知名大学的新闻学院，均将《南风窗》纳入解读和研究的媒体案例。这个时期的《南风窗》，在中国新闻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南风窗》的成长和成功，离不开省市领导给予的高度支持和开明的管理，任仲夷、许士杰、叶选平、谢非、朱森林、黄宗春、肖呜、张汉青、杨资元、高祀仁、黎子流、陈开枝、黄菘华、石安海、于幼军、陈建华、朱小丹……还有好多好多，数不清了。

当年，他们戏称《南风窗》为“竹林七贤”，不为“五斗米折腰”，要把《南风窗》办出特色来、办出水平来、办出影响来。任仲夷同志多次鼓励并要求把《南风窗》办成全国性的新闻大刊。

高祀仁同志从自己的岗位工作经费中拨50万给《南风窗》，要求《南风窗》向全国新闻大刊冲刺。

张汉青同志说：“市委对《南风窗》的态度是：少干预，真支持，尊重首创精神。”

陈开枝同志为解决《南风窗》办公场地问题而奔走，亲自到《南风窗》杂志社召开市长现场办公会，也是希望解决《南风窗》的后顾之忧而更好地发展。

▲作者陈中，资深媒体人。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新闻杂志《南风窗》创办人之一，曾任《南风窗》的社长兼总编辑。

陈建华同志25年来一直为《南风窗》的健康发展而排忧解困，把关护航。

想起他们，心里温暖，眼睛湿润，真是思念这些共产党的好干部！

难怪外地的媒体同行羡慕：《南风窗》虽然没有中央级大机构做靠山，虽然广州没有新闻资源的优势，但有一个好的政治小环境，有一群好的“婆婆”，才有坚持严肃理念、充满责任感、富于才气和创造探索的《南风窗》人，才有中国的《南风窗》！

1985年至2010年的25年间，《南风窗》不仅记录和见证了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历史阶段，而且以绵薄之力参与了正面推进社会进步和新闻事业的改革与发展的进程，成为南方传媒业的一张文化名片，成为中国对外文化与新闻交流的一张名片。

一本时政新闻杂志是一个时代的体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