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桃·
回想起来，我爱好读书的习惯还是从初中二年级暑假开始养成的。那时候，一些稍微有点规模的行政单位差不多都有图书室，母亲所在单位的图书室就有几千册图书。
那时我家住在市物资局的家属院，院内和我一般大的女孩子就有6个，全在一个学校上学，又都在读初二。我们每天结伴去学校，结伴去蔬菜店买菜，结伴在一起做作业。那时作业还很少，暑假时间又长，家里甚至连台电视机也没有，感觉很无聊。一日，有人提议去局里的图书室借本书看看，于是我们6个人就结伴去了。
我清楚地记得，我看的第一部小说就是浩然撰写的《金光大道》。它讲述了五十年代初华北一个名叫“荒草地”的村庄，在支部书记高大泉的带领下，农民们由个体单干到组织起来搞生产互助组，进而创办农业生产合作社，由生产资料私有制变更为集体所有制的“合作化”的故事。虽然现在看这部小说塑造的人物并不生动，而且概念化，将主人公“高大泉”塑造成了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英雄，后来被大家戏称为“高大全”式的人物。但不可否认，这本书有着浓郁的乡土气息，故事情节也丰富曲折。我是从农村走出来的，对这类农村题材的小说有一种天然的亲切感，于是很快看了进去，不到一周就将两本《金光大道》全部看完。意犹未尽，于是又去借了浩然的另一部作品《艳阳天》。这部小说篇幅更长，写得也较精彩，我一头埋进去就忘记了周围的一切，完全沉浸到了小说描绘的情境之中。
不得不承认，《金光大道》和《艳阳天》成了我最初的文学启蒙老师。
一开始我们6个女孩子还一道去借书，渐渐地有人就不去了。其中有位女孩借了一本小说一个暑假也没看完，她说一看小说就打瞌睡，倒不如看数理化课本有精神；另一位女孩只爱看薄薄的《故事会》；还有一位女孩则什么书也看不进去，而是热衷于唠家常做家务。
于是我便知道，即便是在同一个环境里长大，各人的兴趣也会各不相同。我也知道，看这些课外书要有节制，不能占用了学习时间，开学以后就要少看了。可我却管不住自己，只要借到一本书，就会不管不顾地一口气读完。就这样，我以两三天一本的速度阅读着，很快就又读完了《欧阳海之歌》《海岛女民兵》《三探红鱼洞》《沸腾的群山》等长篇小说，不到一年就把图书室的文学书籍看了个遍。
上高中的时候，书籍开始丰富起来，一些尘封多年的老书也浮出水面，我于是跑到市图书馆办了个借书证，开始从那里借书看。印象最深的是看周立波的《山乡巨变》，这本书不但为我展现了一幅熟悉的农村画卷，书中人物的刻画也让我惊叹不已，主人公邓秀梅、落后分子“秋丝瓜”“符癞子”、大胆的村姑盛淑君，一下子就刻在了我的脑子里。不但如此，书中穿插着的爱情故事也让我怦然心动。
我一度沉迷于小说中不能自拔，完全忘了自己是一个即将面临高考的高中生，这让母亲和老师都大伤脑筋。他们苦口婆心地和我讲道理，强行收走我的书，我却与他们“斗智斗勇”。在家里，我会在作业本下面藏着小说；在学校，我会把小说摊在课桌抽屉里偷看。即便到了高考前夕，我甚至还在如醉如痴地看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和张扬的《第二次握手》。
有句俗话说得好，“出来混总是要还的”。正因为我没有在数理化上花心思，高等学府的大门自然也不会朝我打开。好在老天爷还为我留了一扇侧门，本市的一所卫生学校录取了我。
高考的失利虽然让我感到很自卑，却依然没有警醒我，在读卫校的3年中我更加迷恋着文学。不过，经过几年的阅读，我已经有了一定的辨别能力，不再漫天撒网式地逮着书就看，而是有意识地选取人物传记、历朝演义，特别是中外名著，很快也就把卫校图书馆里有限的文学书籍翻完了。一部《红楼梦》，我就通读了3遍，里面的不少诗词甚至能够倒背如流。班主任见我如此不务正业，多次找我谈话。学校也把我当成了反面典型，为杀一儆百，毕业时竟把我“发配”到了远离市区的青山镇卫生院。
当时的青山镇卫生院地处偏僻，三面环山，一条通往镇上的沙土路，晴天尘土飞扬，雨天泥泞不堪。医院只有30多个职工，20多张病床。因为只能治些感冒发烧的小病，也就没有几个人住院。住院的病人少，护士自然也就少，我虽然学的是护士专业，到青山卫生院却改行做了中药房的司药。那是一段不堪回首的岁月，每天一下班，同事们都回家了，医院一下就变得冷清下来。人离开了，动物便登堂入室了，我曾看见几只野鸡落在病房通往食堂的长廊里，也曾看见一条竹竿粗的黑斑蛇慢悠悠地从护士办公室的桌子上穿堂而过，甚至还发现大白天一条有着黄褐色斑纹的菜花蛇竟然懒洋洋地横躺在花园的小径上。每当夜深人静，就会传来野猫野狗的哀鸣狂吠，和不知名的虫子此起彼伏的吟唱声。
生活在这样一个几近与世隔绝之地，我感到很苦恼。可我不是一个轻易会向命运低头的人，自怨自叹也不是我的性格。我家里的亲戚都是普通农民，没有任何人可以帮助我。要想走出困境，唯有自救。
我想到了文学。
是的，文学。我想我是这样的痴迷着文学，对文学作品似乎有着与生俱俱来的热爱，而热爱、兴趣，往往是成就一个人事业最大的动力；一个人一生能够从事着自己最热爱、最有兴趣的工作，将是最幸福的一件事。于是经过几天的思考，我萌生了一个计划：参加汉语言文学专业的自学考试，去系统地学习大学中文系的各门课程，为成为一个作家打基础。
当然，这些计划我都只能利用业余时间完成，现在毕竟还是医院的职工。我不允许自己再犯以前的错误，在不恰当的时间做不恰当的事。虽然这份工作我不太喜欢，但我还是要用心去做。药房的卫生我一个人包了，进药、抓药、晒药、制药我都抢着干。药柜里的几百味中草药我不仅烂熟于心，各自的药性、配伍禁忌也都很快掌握。抓药的时候我甚至不用戥子份量也会相差不多。那两年我还很努力地参加了自考办的辅导班，每周都风雨无阻地往返市区上3次晚课，但从没在医院请过假，也从来没有迟到或早退过。
当时的医院尽管人并不多，成员却比较复杂，院长是从大队书记的任上过来的，纯属外行；不少医务人员还是以前的赤脚医生，大集体的编制；还有一部分是从学徒或招工顶替进来的，像我这样从专业学校分配来的只有少数几个人。医院不大，可也是个丰富多彩的小社会，我很喜欢与同事们聊天，喜欢和他们玩在一起。尽管我已看了大量的书，可那些知识都只是来自书本。我要想写出好的作品，还必须读好置身其中的这本大书，我把青山镇卫生院看作是老天为我安排的一本无字的书。
心中有了计划，有了目标，我的生活也就变得充实起来，甚至不再感到孤独和痛苦。白天上班，晚上不回市区上课的时候，我就在台灯下看书或写作。离开学校了，无所谓课内与课外，我可以随心所欲地去读我喜欢的一切书。从现代文学，到古典文学；从中国文学，到外国文学。这时我看书的速度也明显放慢了，不再像以前那样只热衷于故事情节，而是慢慢品味，细细琢磨，分析作者为什么要用这样一段文字表达。同时，我也由借书变成了买书，常常会拿出一半的工资用于买书。因为在萍乡新华书店里，我需要的文学书不太多，于是我曾两次乘火车赶到100多公里外的长沙新华书店，买回来《简爱》《呼啸山庄》《红与黑》《包法利夫人》《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泰戈尔飞鸟集》《莎士比亚全集》等世界名著。我很喜欢欧洲文学，尤其喜欢《简爱》，主人公简·爱虽然身材矮小其貌不扬，但她有睿智的头脑，有顽强的意志，她不安于现状敢于抗争，最后终于获得幸福和自由。这本书我读过无数遍，每次都有不同的感受，英国女作家夏洛蒂·勃朗特也因此成了我心中的写作老师。 尽管环境依然很糟糕，但我一拿起书本，在周遭一片寂静中，我一下就全身心地沉入到了那些书中描绘的场景中。在那些最快乐的时光中，我生活的圈子也随之变大，变得很大很大，我每天都可以尽情地漫步在历史的时空里，周游在世界各地，和不同肤色、不同地域以及不同身份的人一道喜怒哀乐，生活由此变得特别有意思。尤其是一些经典名著，让我领略到大师们的思想，使我懂得了怎样做人，怎样为人，一个人应该有着怎样的人生。总之，我从此活在了过去不曾想、也不可能想象到的一个全新的世界里。
我几乎把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都花在了阅读上。当然，也开始了写作。虽然仍是只身枯坐在书桌前，但我一拿起笔，就会变得激情奔放，心醉神迷，日常生活中各种令我难以忘怀的情景，便一幕幕浮现在眼前，于是，一篇散文或是一首诗歌，就油然而成。
1987年的夏天，我的第一篇散文《晨曲》发表在《萍乡日报》上，这让我更加有了信心，从那以后，差不多每个月我都会有一两篇作品见诸报端。萍乡是个地级市，只有《萍乡日报》和《萍矿工人报》两家报社，它们刊发的那些现在看起来还很幼稚的作品，却让我在当地的卫生系统有了一定的知名度，我的命运也因此被改写。
也就是1987年的年底，我用两年半的时间修完了大学中文系专科三年的课程，全部课程考试合格，取得了大专毕业证。因为这是中文专业自考的第一批毕业生，市教育局非常重视，局长特地赶来参加了我们的毕业典礼。座谈会上，他问我是否愿意去市里的一所中学做老师。我毫无准备，只能回答“容我考虑一下”。
其实还没等我考虑清楚呢，我所在的安源区卫生局局长就亲自给我打来电话，要调我到区医院做护士。既然区医院就在市区，同样可以回到城里，我自然当即就答应了。还因为这时候正好赶上评职称，我凭借着那张大专毕业证，很顺利地由“护士”晋升成了“护师”。想不到，阴错阳差，我居然成为我们那届卫校同学里第一个取得正式职称的学生。
只过了两年，我又被一位爱好文学的区委领导发现，把我调出卫生系统，成为一名专门为政府写文字材料的公务员。于是，我有了更多的时间阅读和写作，发表的作品也越来越多，有的作品还发表在了较有影响的杂志上。
1991年秋天，我有幸参加了中国作家协会鲁迅文学院主办的培训，成为第七届进修班的一名学员。就这样，不知不觉，我就走进了作家的队伍。终于，梦想成了真。
【作者简介】春桃，生于湖南醴陵，长于江西萍乡。已发表出版各类文学作品600余万字，代表作《中国农民调查》《南下北上求学记》《国医》。曾获国内外多种文学奖，部分作品被翻译成多种文字。现为国家一级作家、民盟安徽省直文化支部主委。
精华热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