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9月，新政协在北京召开，作为上海市市长的陈毅被安排在了北京饭店一间颇为豪华的房间里，陈毅看了一眼后不甚满意，又得知傅作义目前的住处还没有安排好，就告诉接待人员：

“我住什么地方都可以，傅作义将军住惯了好地方，他是朋友啊，不能委屈他，就把这间让给他吧！”

陈毅的此举引起了一些同志的不满，他们纷纷议论：“天下是我们打下来的，傅作义一个败军之将，有什么资格住陈老总的房子？”

陈毅听到这些议论，在一次会议上专门提出批评：

“傅作义将军在电台上讲了半个钟头，湖南就起义了两个军！这挽救了多少解放军战士的生命？你们谁能做到？谁要是能让国民党起义两个军，我不仅把房子让给你，还要送给你10辆小汽车，待你为上上宾！

我不住北京饭店，照样能吃饭、上班、骂人；傅作义将军住了北京饭店，他就会觉得我们是朋友，不是过河拆桥！他的一个活动能减少我们多少伤亡？我们共产党人，心胸应该像太平洋，而不是三国周瑜的小肚鸡肠！”

一番慷慨发言，引得台下掌声如雷。事后，陈毅果然以上海市军管会和市政府的名义给傅作义送了两辆小汽车。

傅作义促使北平和平解放，居功厥伟，名垂青史，成功开创了毛主席所谓的“北平方式”，不但保住了一座千年文化古城——未来的新中国首都，也保护了北京200万市民的生命财产，可以说是国军起义将军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

除了促进北平和平解放，傅作义在平津战役后还另有一番贡献，这一点，在上面陈毅元帅的话中可以看出。

北平和平解放后，绥远暂时还未解放，负责镇守此地，是国军绥远保安司令董其武，董其武是傅作义的老部下，他当时统兵近8万人，他如果不起义，攻打绥远也需要付出很大的伤亡。

当时，蒋介石为了拉拢董其武，将其任命为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并派徐永昌和空军副总司令王叔铭专门飞到绥远与他会面，要他站稳立场。

傅作义此时主动请缨，向毛主席建议由自己出马，亲赴绥远，向董其武将军陈明大义，释疑解惑，并组织其起义。毛主席闻言大慰，派傅作义和邓宝珊携带银洋20万到绥远，对董其武进行工作。

当时董其武部的二号人物、9兵团司令孙兰峰就对绥远起义颇有怀疑，他对傅作义说：“他们在北平同我们定的和平解放条件很好，但有的就不执行，这样的起义给我们带来什么好处？我不愿参加。”

傅作义向他解释：“某些地方做的不够太好，那也是难免的。双方的协议是很好的，但有的人不能很好地执行，执行上不得力也是有的。这些是掌握和执行政策的人的水平问题，不能说协议不兑现，说话不算数。仗是绝对不能再打下去了。”

在傅作义的说服和争取下，孙兰峰最终决定参加起义。

此时的傅作义带着20万银洋到绥远，离开了解放军的控制，他如果有想法，实际上有很多机会可以趁机离开。比如，蒋介石得知傅作义去了绥远后，便让元老张群给傅作义发电，建议傅作义来重庆；蒋介石本人也通过孙兰峰告诉傅作义，自己会派专机接他到重庆，但两人的建议都被遭到了傅作义的拒绝。

之后，蒋介石又派了和傅作义私交很深的徐永昌到包头，邀请傅作义去广州，但傅作义再次拒绝。

最终，在傅作义的推动下，绥远和平解放，所部被改编为2个军和1个骑兵师，而且，其成员中多为国军，解放军战士只占少数，这在全国是绝无仅有的。

据曾任书记处政治秘书室主任师哲回忆，抗美援朝第三次战役后，傅作义曾找到毛主席，说自己还有多少电台，多少枪支存在什么什么地方，可以都交给国家，毛主席听后回答：“你留着用吧。”可见，中央对傅作义的信任和宽松。

绥远和平解放后，傅作义又利用自己的私人关系和在国军内的重大影响力，对推进湖南、新疆多地和平解放做出了一般人难以发挥的贡献，避免了万千生灵免遭涂炭，可谓又一功德无量的贡献。

陈毅元帅主动让出自己的房间给傅作义，并送给他小汽车，将他奉为功臣，正是因为陈毅元帅深知战争的残酷，以及傅作义的贡献所在。

然而，说来奇怪的是，在1955年的授衔中，陈明仁、董其武、陶峙岳这三位起义将领都获得了开国上将的军衔，开国中将中，也有孔从洲、曾泽生、韩练成这些起义将领作为代表，而最具有知名度和影响力的傅作义却并没有享受这一殊荣。这背后有什么原因呢？

1949年9月，第一届政协上，傅作义当选第一届委员，会议期间，他曾向主管绥远工作的薄一波建议：“后可耕地为10万顷，而现耕种面积只4万顷，如果政策允许的话，他愿意在此修水利搞合作农场。”

薄一波非常重视傅作义的建议，便汇报给了中央，不久后，毛主席就在傅作义意愿的基础上提名他为中央人民政府水利部部长（1954年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部），在水利部长的职务上，傅作义一直干到离世。

1955年授衔时，政府干部不参加授衔这是中央的规定，很多同志因此错过了元帅、大将、上将军衔，傅作义自然也不能例外。

在最初讨论上将名单的时候，傅作义本来也在其中，但毛主席说：“这对宜生先生（傅作义）不是光荣，而是委屈。”

因为傅作义已经是享受副总理待遇的行政4级，而上将为5级，待遇不升反降。况且，董其武、陈明仁都是傅作义的后辈，让他们一同位列上将，对傅作义来说都算“委屈”了。

有资料显示，周总理曾专门就这一问题对傅作义进行过解释，傅作义对此也是欣然接受。

傅作义在水利部长任上，每年都会拿出1/4以上时间出北京视察各地，数十年间，他走遍长江、黄河、淮河、珠江、黑龙江、松花江等地的水利工地，为人称道的是，他每次外出视察，总是轻车简从，有时还自带行李，展现了其“布衣将军”的风采。

1974年中央召开纪念“二二八”起义座谈会，彼时的傅作义住院无法出席，特别委托老部下董其武代其宣读书面发言：

“我是1895年出生的人，正是台湾被日本侵占的那一年。现居台湾的许多老年人，都是在那前后出生的。这些人以及晚出生一二十年的人，都受过外人的欺侮凌辱。你们骂我是降将，表示对我的话你们是不屑于听的。但我当时就认为，我做了一件正确的事。二十五年的历史充分证明了，我做的确实是一件最正确的事。我现在仍然要劝说你们……”

同年4月19日，傅作义在北京病逝，享年78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