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在中国古典诗歌的百花园里，清诗是最后的一度芳菲，我要说，在中国古典诗歌的长河中，清诗虽是大江东去的晚潮，却是殿后的声势与光彩均超过前潮也即明朝的后浪。晚潮澎湃，我们的耳边仍回荡着撼人的潮音；后浪横天，我们的眼前至今也仍然浪花四溅。

清诗的整体成就和名声虽然不及唐诗宋词，而且诗名还往往为《红楼梦》等小说之名所掩，但清诗可说是唐诗宋词之后的又一座高峰，不仅是大江晚潮，而且是高峰落照时分的绚丽晚霞，有待我们游目骋怀，倾心欣赏。本文所记并非晚潮或落霞的大观，而只是速写它的几幅小景，即摘取几朵浪花，剪取几片霞光。

秦始皇嬴政当年一统天下，称“皇”而曰“始”，大行焚书坑儒之暴政，妄图子子孙孙无穷匮地以天下而家之，造成中国历史上第一场空前而未绝后的浩劫，不料，秦代仅历二世至秦二世胡亥而绝，成了中国历史上最短命的仅十有五年的王朝。而且为秦始皇所始料不及的是，他自鸣得意的“焚书坑儒”的创举，自太史公司马迁在《史记 ·秦始皇本纪》中立案存照之后，尽管后来有人力图美化和翻案，但历代诗人与百姓对之却均是口诛而笔伐。

写作时间不算最早却是最早咏始皇霸业的名篇，当推诗人章孝标之子晚唐章碣的《焚书坑》：“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全诗堪称上乘，结尾尤为警策。宋代萧立之《咏秦》诗从“愚民”着笔，反之复之，也颇可一读：“燔经初意欲民愚，民果俱愚国未墟。无奈有人愚不得，夜思黄石读兵书。”明代袁宏道《经下邳》接踵而来，另辟蹊径：“诸儒坑尽一身余，始觉秦家网目疏。枉把六经灰火底，桥边犹有未烧书。”相传张良游下邳（治所在今江苏睢宁县西北古邳镇东）圯上，于桥头遇圯上老人黄石公，授以《太公兵法》。以上三诗，所咏为同一题材，却各开生面，好像同一歌词，不同的作曲家谱写的乐曲各不相同。时至清代，虽然文网森严，但仍有不少作者忍不住于此一试身手：

以上诸诗均写“焚书坑儒”之历史旧事，多引《史记·留侯世家》所述张良在江苏下邳遇黄石老人授《太公兵法》，遂助刘邦推翻秦朝的典故，或引《史记·陆贾列传》所记陆贾在刘邦面前称说《诗经》与《尚书》的故事。不读书的刘邦认为汉朝天下是“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贾传之后世的回答是：“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虽然以上所引诸作各有千秋，但我以为丁尧臣的《阿房》后来居上，更具新意。《史记·项羽本纪》说“项羽引兵西屠咸阳，杀秦降王子婴，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杜牧《阿房宫赋》也说“楚人一炬，可怜焦土”，但今人考证阿房宫当时并未完全建成，也未经项羽焚烧，不过，这是考古学家的事，我们且不必去管它。丁尧臣明写阿房宫，实写焚坑之事，妙就妙在以阿房宫之“不耐烧”反衬“诗书”即“文化”之长在，令人耳目一新。读诗至此，我不禁想起台湾名作家余光中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所作《不朽的 P》一文中的妙语：“精神的力量，是世界上最柔弱、同时也是最坚强的力量。……秦始皇的劫火，烧不掉屈原的胡子；安禄山的兵燹，也烧不掉杜甫的那间破草堂。同样地，纳粹的重吨战车也碾不死康定斯基和贝克曼。”我想，古今一理，中外皆然。

在中国众多的河流中，小小的“乌江”本来是寂寂无名之辈，但因为有一位失败的英雄将它做了自己最后的归宿之地，竟然名闻遐迩，波浪而且溅湿了两千多年的历史和自唐代以来许多诗人的诗章。

公元前二〇二年，刘邦率兵三十万，追击围困西楚霸王项羽于垓下。“垓下”又称古垓下聚，在今日安徽灵璧县东南沱河北岸。韩信设“十面埋伏”，张良令各营夜奏楚乐，以致“四面楚歌”的成语流传至今。美人虞姬在一曲《垓下歌》之后，引剑自刎而香消玉殒。今日灵璧县东之宿泗公路旁有一座坟茔，墓前的石牌楼横额为“巾帼千秋”，左右两侧联语是“虞兮奈何，自古红颜多薄命；姬耶安在，独留青冢向黄昏”。乌江，在今安徽和县东北四十里，今名乌江浦，项羽垓下兵败突围至此而自杀。后人于北岸建乌江亭，于乌江镇东南凤凰山筑霸王墓，立霸王祠，以作纪念。

作纪念的，还有历代有关的诗篇，其中的名作，首推晚唐大而咏历史见胜小而叹爱情见长的诗人杜牧，他任安徽池州刺史时过乌江亭而作的《题乌江亭》一诗：“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耻是男儿。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他宣扬的是真爷们的能屈能伸的海量和卷土重来不向命运低头的硬汉子精神。北宋的拗相公王安石却同他唱反调，也作有《叠题乌江亭》一诗：“百战疲劳壮士哀，中原一败势难回。江东子弟今虽在，肯为君王卷土来？”杜牧是诗人而兼业余史学家，见解虽然不俗，但未免有些感情用事；王安石是大政治家而兼诗人，他从政治上的人心向背与军事上的强弱对比，指出已经崩盘的项羽无法触底反弹，东山再起。这是一场隔代的诗的辩论会，正反两造不仅舌花灿烂，而且笔锋如剑，他人似乎是无法置喙的了。但是也不尽然，南宋女词人李清照有感于国破家亡而巾帼无用武之地，她对于项羽的歌颂有一种特定的时代感与当下感，既不同于杜牧，也有别于王安石，颇有“生的伟大，死的光荣”之意，其《绝句》是：“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以婉约词名世的词人，竟然也有喑呜叱咤之声；纤纤素手之下，竟然也有风呼雷震的交响。时至明代，王象春秉持的似乎是今日美称之“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对刘邦、项羽各打五十大板，其《书项王庙壁》有云：“三章既沛秦川雨，入关又纵阿房炬，汉王真龙项王虎。玉玦三提王不语，鼎上杯羹弃翁姥，项王真龙汉王鼠。垓下美人泣楚歌，定陶美人泣楚舞，真龙亦鼠虎亦鼠！”即使是伟大人物，也有渺小的一面；即使被尊崇为英雄，有时也难免实为狗熊。法国十九世纪名作家、《茶花女》的作者小仲马曾经说过：“大人物不宜近看。”时至明代，对刘邦、项羽应该是远观了，王象春主动充当龙虎相争的裁判，执法应该说颇为公正和高明。

在前代诗人咏唱项羽及其祠墓的众多诗作之后，后来者已经很难突破前人的藩篱而自出新意了，就像大树浓阴匝地，后人已难以逸出其笼罩四方的荫影。不过，凡事都有例外或意外，才、学、识、胆俱备的诗人，即使是对前人写过许多次的题材，他们也仍然会有自己的发现和表现。如晚唐李山甫《项羽庙》曾经写道：“为虏为王尽偶然，有何羞见汉江船。停分天下犹嫌少，可要行人赠纸钱？”明末周清原所著评话小说集《西湖二集》，也记载了一位狂士无名氏的《项羽庙》：“君不君兮臣不臣，缘何立庙在江滨？（又作“嗟今空自作威灵”）平分天下曾嫌少，一陌黄钱值几文？”时至清代，冷饭热炒的诗人仍然不少，其中不乏佳作，如：

无论是批评还是赞赏，或是讽刺与叹惋兼而有之的冷幽默，它们切入的角度均有所不同，表现的手法也因作者而异，和前人绝不雷同，总能让读者得到一些新的思想启示和艺术感受，有如鲜桃一口，而绝非烂杏一筐。

清人的同类诗作中，还有两首更可说木秀于林，出类拔萃：

宋荦（1634～1713），字牧仲，号漫尘，河南商丘人，官至吏部尚书加太子少师，有《西陂类稿》与《漫堂诗话》。他的诗与王士禛齐名，实际却相去甚远，但其《乌江》一诗，却让我玩味再三。“古庙”即霸王祠，最早至少建于唐代，因祠前有唐代当涂县令李阳冰篆额之“西楚霸王灵祠”字样。据说祠内原有宫、殿、室九十九间半，至宋荦来时，已颓败不堪矣。诗人笔走偏锋，不正写而侧写，虚写项羽当年“力拔山兮气盖世”之伟烈，实写凄凉的乌江落日，寒凉的荒烟古庙，尤其是结句的“野鼠衔髭上几筵”之侧笔细节描写，如同大红大紫之后的一脉冷火凄烟，鼓吹喧天之后的一派幽沉静寂，满天焰火之后的一片凄清幻灭，其蕴含的历史沧桑感和威势难久富贵几何的人生况味，有余不尽也令人思之不尽。蒋士铨（1725～ 1785），字心余，江西铅山人，乾隆年间短暂出仕，后以病乞休，晚年曾主讲绍兴蕺山书院。他与袁枚、赵翼并称“江右三大家”或称“乾隆三大家”，同时又是撰有《临川梦》的著名戏曲家。《项王乌江庙》一诗，以豪气干云的笔墨，美其灭秦之功，盖世之业，歌其纯真之情，磊落之性，“如此杀身犹洒落，怜他功狗与功臣”一结尤为名句。《史记·萧相国世家》说刘邦大封功臣，以萧何封最厚，诸将不解亦不服。刘邦曰：“夫猎，追杀兽兔者狗也，而发踪指示兽处者人也。今诸君徒能得走兽耳，功狗也。至于萧何，发踪指示，功人也。”诗人极赞项羽为“绝世英雄”，而于“功狗”“功臣”则冠以“怜”字，他认为项羽即使兵败自杀，方式仍然潇洒磊落，远胜“功狗”“功臣”之后来被江山已定的刘邦一一屠戮。诗人的这一结句，是对汉王朝“狡兔死，良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的高度概括，但其普遍意义何止是有汉一朝而已？

二〇〇八年九月，第一届中国诗歌节在安徽当涂召开，我应邀忝列。当涂与和县隔邻，我在当涂客舍虽仿佛听到项羽在乌江之畔与亭长的对话，和他最后的喑呜叱咤、千人皆废的杀伐之声，但遗憾的是，我当时只顾去寻觅李白的遗踪，倾听他“大鹏飞兮振八裔，中天摧兮力不济”的绝唱，竟然未能前去和县，错过了和项羽的那场千载难逢的约会。

青春啊青春，中华词典中最美丽的词语，短促人生中最美好的季节，猛然回首就已经一去不返的最美妙的时光。

年轻时拥有韶华在握的青春，像一位超级富豪拥有取之不尽的宝藏不虞挥霍，像一位顶级银行家拥有用之不竭的财富不惮支取，总以为朝阳刚刚出海，人生的帷幕刚刚拉开，一切都还来日方长。谁知似乎只是在转瞬之间，青春早已不知去向，富翁已经败落，银行已然破产，初升的红日已化为一丸夕阳，人生的舞台不久就要谢幕。这时，“太阳下山明早依旧爬上来，花儿谢了明天还是一样地开。我的青春小鸟一去无影踪，我的青春小鸟一去不回来”，你也许会想到你年轻时唱过的王洛宾所谱的歌曲；“百川东至海，何时复西归？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你年轻时读过的那咏叹青春的汉代诗句呢，也许会蓦然重到心头。

远在周代中期名为“吴尊”的酒器上，就有了“青”字的金文，它由上“生”下“丹”组成，本意是草木萌生及其颜色。在甲骨文中登场的“春”由三个木字和一个日字组成，原意为春阳临照，万木繁茂。早在《楚辞·大招》里，就有“青春受谢，白日昭只”的诗句，遥启了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中“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的先声。在中国古代诗人中，对青春时光的珍惜、留恋与歌唱，可以汇成一阕宏大的《青春之歌》或《青春交响曲》。且不要说《召南·摽有梅》的“摽有梅，其实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的关于青春与爱情的吟咏；且不要说李白《将进酒》的“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的青春易逝壮志难酬的伤感；且不要说岳飞《满江红》的“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的慨当以慷忧思难忘的高歌低咏，仅仅是“青春”与“黄金”的关系，古代诗人就曾经多次慨而言之了。

最早吟咏这一命题的，大约是中唐诗人雍陶的《劝行乐》：“老去风光不属身，黄金莫惜买青春。白头纵作花园主，醉折花枝是别人。”诗的主旨亦是它的题目，劝人及时行乐，用今日的时髦语言就是“享受生活”。“黄金莫惜买青春”，照他看来，青春不论是属于自己还是属于他人，是可以用黄金买到或交易到的。时至金元之交，元好问与他唱的则是反调，其《无题》诗说：“七十鸳鸯五十弦，酒熏花柳动春烟。人间只道黄金贵，不问天公买少年？”花有重开日，人无再少年，即使贵重的其价仍不断飙升的黄金，也无法向造化买回少年的时光。元好问的这一说辞，无法不得到别人的认同，在他之后，元代剧作家薛昂夫就在《［中吕］山坡羊·叹金身世》中，投了他的赞同票：“列金钗，捧金台，黄金难买青春再！”

我常常感叹，不甚著名的诗人的佳作，往往远胜那些“著名诗人”的某些作品，而真正优秀的作品，往往能超越具体的时空而具有普遍的甚至普世的意义。时至清代，屈复（ 1668～ 1745）接踵而来，而且后来居上。他字见心，号晦翁，陕西蒲城人，八岁即能诗文，十九岁得童子试第一后，弃家出走而游历四方，终身布衣。他是学者兼诗人，有《楚辞新注》《杜工部诗评》《李义山诗笺注》等著述。诗集名《弱水集》，多故国之思与恢复之志，作品于赋比兴之外，多所寄托，时露奇气。如少为人知的《偶然作》，我以为实在堪称青钱万选之篇：

“百金”“千金”与“万金”，“骏马”“美人”与“高爵”，层层递进而步步升级，此乃“层递式”修辞，一个肯定句式的“买”字贯穿其中，最后逼出疑问句式的“何处买青春”一语。虽故作有疑而问，却问得出人意表，如同一记警世之钟，振聋发聩。清人沈德潜《清诗别裁集》选录此诗，并评点说：“欲觉晨钟，但恐买骏马买美人买高爵者俱不闻耳。”

顺便一提的是，道光年间的诗人与诗论家、《射鹰楼诗话》的作者林昌彝，曾作有《古意》一诗：“千金买美妾，万金买园廛。十万买高爵，无钱买少年！”不仅在语言与构思上因袭前人，而且可谓点金成铁。同是清代诗人的姚燮的《南门行》曰“黄金日多，年岁日少。岁月如宝，黄金如草”，它也许受到过屈复诗的影响，但长情短语，节促气盛，比林作强出多矣。不过，林昌彝之效颦，也说明他对屈复之作的心仪，今日诸种清诗鉴赏辞典与清诗选本，对屈复之作多付之阙如，联想到沈德潜在其选本中都选屈复之诗八首而予他八席之地，不免令人叹息！

秋雨秋风之夜，在现代的台灯下，我读年代久远的《史记》，《史记》中读之再三的是《淮阴侯列传》。灯光如梦，时光倒流，我恍兮惚兮似乎回到了两千年前，仿佛看到楚汉相争的猎猎旌旗、滚滚征尘，听到刀剑的交鸣和壮士的叱咤，仿佛看到那枭雄的心计与英雄的肝胆，听到太史公的歌哭笑傲、大义微言。抚昔追今，怎不令人百感苍茫？

楚汉相争逐鹿中原的韩信，借用台湾名诗人洛夫在四川峨眉山蒋介石旧居对那位大人物的题句，也可以说是“历史中好大的一滴泪”。他是秦时淮阴县人（即今日江苏省淮安市区），年轻不得志之时，曾受无赖少年即今日所谓黑社会哥们的胯下之辱，钓于淮阴城下，幸有一位漂母即浣衣妇心地慈悲，解决了他数十日的吃饭问题。投项羽，不受重用，改投刘邦，刘邦也有眼无珠，韩信只得出走，却被慧眼识珠的萧何追回，今日京剧中的传统剧目《萧何月下追韩信》本此。萧何向刘邦力荐，韩信遂登坛拜将，率兵涉西河，掳魏王，下井陉，定齐地。初立为齐王，后于垓下败项羽，复立为楚王，人将萧何、韩信与张良并称为“汉初三杰”。可以说，刘邦的三分之二的天下，是韩信打下来的。然而，功高震主，流氓无赖出身的暴发户刘邦是湖南话所云之“痞子头”，他早就对韩信心存疑忌，称帝后借故以黑社会手段将其绑架，实在罗织不出什么谋反证据，便将他削为淮阴侯，后又借吕后与萧何之手，用计将他斩于未央官长乐钟室，夷三族。一代英雄，一代为汉朝的创建立了不世之功的英雄，最后惨死于不仁不义的汉代开国帝王之手。

项羽曾经派武涉游说韩信，愿与他以及刘邦“三分天下”，韩信不听。后来谋士蒯通劝韩信反，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但韩信却念念不忘刘邦对他的“知遇之恩”，他不明白历代统治者可以共患难而不可以共富贵以及伴君如伴虎之理。他心地过于善良，总是忘旧恶而不忘旧德。例如他曾找到当年侮辱过他的市井恶少，竟然委以军职；找到当年救济过他的河边漂母，更是报以千金。须知飞将军李广落魄时曾被霸陵尉所辱，其实那位小尉虽出言略有不逊，但他是严格执法，意在人人平等，但李广一旦召拜右北军太守，军权在握，“即请霸陵尉与俱，至军而斩之”。两相比照，真是令人感叹！在古典诗歌中，历代咏韩信的作品很多，像对项羽一样，众生对韩信大都寄以怜悯与同情，对刘邦则多怀憎恶而大施挞伐。“千金答漂母，万古共嗟称”，大诗人李白在《赠新平少年》中赞美韩信受惠不忘，又在《猛虎行》中肯定他的盖世功勋：“张良未遇韩信贫，刘项存亡在两臣。”刘禹锡《韩信庙》则说：“将略兵机命世雄，苍黄钟室叹良弓。遂令后代登坛者，每一寻思怕立功！”结句宕开一笔，其覃思远意今日仍发人深省。宋代杨万里《过淮阴县题韩信庙》则是一首七律：“鸿沟只道万夫雄，云梦何销武士功？九死不分天下鼎，一生还负室前钟。古来犬毙愁无盖，此后禽空悔作弓。兵火荒余非旧庙，三间破屋两株松！”韩信在长乐钟室被杀时，曾仰天长叹：“吾悔不用蒯通之计，乃为儿女子所诈，岂非天哉！”看来，杨万里也是叹息他悔不当初的。明代徐熥有《漂母祠》：“落落千金报，悠悠国士心。从今惭漂母，不敢过淮阴！”敌国破，谋臣亡，“国士”的命运远逊“漂母”，诗人讽刺针砭之意于言外可想。同是明代，常伦的《和王公济过韩侯岭》则以五律出之：“汉代推灵武，将军第一人。祸奇缘蹑足，功大不容身。带砺山河在，丹青祠庙新。长陵一抔土，寂寞亦三秦。”除了功高震主之外，作者根据《史记》特别提到韩信致祸之由：韩信为了师出有名，对齐、楚有震慑力，派人向刘邦请封为“假齐王”，刘邦恼怒而骂，张良、陈平蹑刘邦足，示意刘邦授封以羁縻韩信，狡诈阴毒的刘邦马上脑筋急转弯：“大丈夫定诸侯，即为真王耳，何以假为！”但却从此更加心怀忌恨，只待他日无毒不丈夫了。

时至清代，诗人们仍然没有减少咏唱韩信的热情，试看如下的两首七律：

钱谦益说韩信少时贫贱，为时不久即拜为大将，封为真王。但他不知高鼻子的刘邦与长脖子的勾践一样，都是屠戮功臣之辈，鹰扬奋厉的元戎竟死于名雉、字娥姁的女人吕后之手。韩信当年在井陉大破赵成安君陈余，拔赵旗而尽立汉之赤帜，相传长乐钟室故地草色尽红，系韩信的鲜血浸染而成。淮阴城东有漂母之冢与信母之冢，如今两冢安在？诗人欲奠无从。全诗多用对比，爱憎分明。当年韩信功居七大异姓王之首，短短五年即死于非命，前人有“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之说，又有“生死一知己，存亡两妇人”之辞，但沈绍姬之作，除了表达对韩信的怜惜之外，批判的锋芒则直指罪魁祸首刘邦。当年项羽俘虏了刘邦的父母妻子，置刘邦之老父太公于高俎之上，声言刘邦不降即烹之，谁知这一杀手锏居然不灵，因为他“有幸”碰到的是刘邦这样一个没有道德底线的超级无赖，刘邦以他们曾受命楚怀王并结为兄弟为由，说什么“吾翁即汝翁，必欲烹乃翁，幸分我一杯羹”，尽管他以前对韩信解衣推食，言听计从，但连生父都可以置之死地的无耻之徒，能对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人保持长久的情谊吗？“分羹父子恩犹薄，推食君臣谊岂终”，真是直指人性的卑劣险恶的一针见血之言，真是毫不假借直指元凶的诛心之论，全诗的尾句也是对普遍的历史现象的高度概括，是当时的暮鼓，也是后日的晨钟！

较之律诗与古风，绝句有言短意长含蕴不尽的长处。康熙年间的进士吴廷桢《淮阴钓台》说：“惆怅王孙去不归，功成无复理蓑衣。汉家只有桐江叟，长保秋风旧钓矶。”首两句写韩信，后两句咏婉拒昔日同学后为帝王的光武帝刘秀之请，垂钓于富春江而不仕的严光（子陵），对韩信惋惜之情明写，对汉王朝讽刺之意暗写，全诗以屈死与善终之对比结撰成章，余味深永。又如清代嘉定人金慰祖的《漂母祠》：

龙游浅水遭虾戏，虎落平阳被犬欺。当时除了淮阴城下河边洗衣的漂母予以救济，有谁知道穷困潦倒的韩信他日是叱咤则风云变色的大英雄？当年刘邦徙齐王信为楚王，韩信至楚即寻访漂母报以千金，并找到令其出于胯下的少年，任命为巡城缉盗的武官楚中尉，可见其之不忘旧恩，也可见其不念旧恶，胸怀仁厚，不同凡俗。然而，韩信奉千金之报，仅仅为了一饭之恩，但他为刘邦打下了偌大的江山，刘邦刚刚坐稳龙廷便对他动了杀机，祸不旋踵。两相对照，善恶分明达于极致，待到韩信终于醒悟过来，已他生未卜此生休而悔之无及矣。

韩信是中国历史上杰出的军事家，既运筹于帷幄之中，复披坚执锐于沙场之上，功高于天，下场至惨。刘邦是元凶大恶，韩信自己是否也有责任呢？韩信韩信，其名为“信”，对漂母讲诚信，令人感动；对淮阴少年讲仁信，令人感佩。但对刘邦如此超九段小人也竟然总是以信义相待，千载之下令人真是扼腕长叹，韩信啊！

芸芸众生常常免不了叹老嗟卑，诸如“老之将至”“老态龙钟”“老气横秋”“垂垂老矣”之词，比比皆是。然而，人的生命究竟是因何老去的呢？医学家认为人的老化是由于细胞的变异与机能的衰退，而诗人的答案则和医学家大异其趣，这也算是另一种“道不同不相与谋”吧？

汉代《古诗十九首 ·行行重行行》有道是：“岁月忽已晚，思君令人老。”说的是刻骨铭心的相思之情容易催人老去。曹植《杂诗》其二有句是：“去去莫复道，沉忧令人老。”在其兄曹丕的忌刻打压之下，他当然深忧苦恨而觉长日如年。忧愁最容易催人衰老，这本是人世的常情，也得到后代众多诗人的认同，唐代诗人苏颋《山鹧鸪词》就说“愁多人易老，断肠君不知”，而杜荀鹤《秋宿临江驿》也说：“举世尽从愁里老，谁人肯向死前闲”，至于陆游《病起》所吟之句“志士凄凉闲处老，名花零落雨中看”，志士有志不申，投闲置散而老去，追根究底仍然是满腹无法排遣的牢愁。当然，使人老去的最终还是岁月，孟浩然《岁暮归南山》早就说过“岁月催人老，青山逼岁除”，李白《将进酒》更是慨乎言之：“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流光容易把人抛，先是唐诗人岑参《韦员外家花树歌》说“今年花似去年好，去年人到今年老”，宋代梅尧臣接着表示赞同他的高见：“今年花似去年新，今年人比去年老。”（《正月十日五更梦中》）一个人老大甚至老去的表征呢？最引人注目的是脸上的皱纹头上的白发。李商隐《大卤平后移家到永乐县居，书怀十韵寄刘、韦二前辈，二公尝于此县寄居》曾叹息“鬓入新年白，颜无旧日丹”。不过，白发毕竟与时光飞逝和忧愁忧思大有关系，宋代陈师道《除夜对酒赠少章》一诗，就不仅说“颜衰酒借红”，而且也言之凿凿：“发短愁催白。”

前代诗人对人生易老的原因和衰老的征象，已经说得够多了，后来的有出息的诗人不甘重复，他们从自己与同时代人普遍的人生经验出发，从人在旅途着眼写人生之易老，别出机杼而另开新境。古人为功名为利禄为观山临水而在外奔波，少不了如谚语所云“未晚先投宿，鸡鸣早看天”，“鸡”，相当于手表、闹钟、叫醒铃之类的现代报时器；元好问说“千里关河高骨马，四更风雪短檠灯”（《十二月十六日还冠氏，十八日夜雪》），“马”，则相当于现在的轮船、汽车、火车与飞机等代步工具。晚唐温庭筠《商山早行》乃一首有名的行旅之诗，是他由长安去襄阳投奔故旧途经今陕西商县之商山所作：“晨起动征铎，客行悲故乡。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槲叶落山路，枳花明驿墙。因思杜陵梦，凫雁满回塘。”诗人没有言老，但马铃之响与晨鸡之鸣，当然会使人新添白发而绝非返老还童。清代诗人王九龄正是远承了温庭筠与元好问的一脉余绪，他的《题旅店》我一读难忘，我认为不仅是好诗，而且乃好诗之中的上品：

首句可能是从“鸡声茅店月”化来，次句也似乎有温诗结句的影子，然而，在如此布景之后，却逼出了后两句前人道所未道的情景并兼的精彩议论，如同醍醐灌顶，读者恍然惊觉，人在江湖，“鸡声”与“马蹄声”才是催人老去的杀手元凶。这种古今旅人的生存状态和普遍情感，在王九龄笔下得到了独特的极具诗意的表现。王九龄，字子武，松江（今上海市松江区）人，康熙进士，著有《懒云书屋诗稿》，其《题旅店》乃短语长情的上乘之作。在他之后，蒋士铨的《李家寨晓发》、赵翼的《晓起》等篇，情景相似，但都不及他此作之警策动人。

顺便一提的是，“半……半”句式在古典诗歌中的出镜率很高，即以清诗而论，除赵翼《晓起》的“茅店荒鸡叫可憎，起来半醒半懵腾。分明一段劳人画，马啮残刍鼠瞰灯”之外，尚有方肇夔的“记得离家是首春，与春相伴走风尘。而今杜宇声声唤，半饯春归半劝人”（《客中送春》），张问陶的“旃檀香净好移居，家具何曾满一车？留得累人身外物，半肩行李半肩书”（《庚戌九月三日移居松筠庵》），顾景星的“半红半白杏花色，乍暖乍寒三月天。药盌绳床尝废日，他乡逆旅动经年”（《曹子清馈药》——曹子清为曹雪芹祖父江宁织造曹寅，笔者注）。笔者偶写垂钓之闲情与雨后斜阳中之山色，亦有“远去春郊野水滨，劳人今始作闲人。柳荫撑起遮阳伞，半钓青天半钓云”（《垂钓》）与“四山如墨黑沉沉，何物能量夜浅深？只待雄鸡来领唱，半山碧玉半山金”（《山晓》）之章，大约是潜意识中受到前人的影响吧？不过，今人无论是乘坐何种交通工具，二轮三轮四轮乃至千轮飞转，大都与现代之“轮”分不开，而报时的鸡声也早已退出了历史舞台，如果王九龄重来，他也许要改旧句为“世间何物催人老？半是车轮半日轮”了。

人生天地之间，除了物质生活，还有精神生活，除了物质食粮，还有精神食粮。在前者确保无虞的前提之下，对于芸芸众生，后者应该说更为重要，尤其是对以读书人自命的书生。书之于书生，至少应该如绳墨之于工匠，刀剑之于武士，文房四宝之于书家与画家。

在中国古典诗歌中，有许多关于读书的诗，我姑且称之为“读书诗”吧。在这些诗里，作者们不仅将诗比之为食品，而且也比作其他值得珍惜的事物，林林总总，异想天开，合而观之可以说是另一种五彩缤纷的“博喻”——西方称之为“莎士比亚式比喻”。唐代的司空图说：“得剑乍如添健仆，亡书久似失良朋。”（《退栖》），今日的爱书人对前者应已无多体验，对后者就可能曾经感同身受吧？我有时在家中的书山中寻觅一本待用或者急用之书，每苦于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而百觅不得时，又怀疑是否为同好者所借去或不告而取去，总不免怅然若失者久之。司空图视书如良友，明代的于谦与他遥相呼应：“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忧乐每相亲。”（《观书》）他们的心，有如时空虽然相隔渺远却可以同感共振的弦索。唐人皮日休说“案头见蠹鱼，尤胜凡俦侣”（《读书》），他以为见到饱食书纸的蠹鱼，也胜过那些酒囊饭袋之辈。苏东坡说：“学如富贾在博收，仰取俯拾无遗筹。”（《代书答梁先》）他将读书视为富商之于财富，要广取博收日积月累。不过，在中国古代诗人中，写读书诗最多的还是陆游，他的与读者有关的诗作约有五百首，而直接以“读书”命题的作品，至少有五十首左右，仅仅是《读书》《冬夜读书》《秋夜读书》《夜读兵书》《五更读书示子》等题目，都会使人千载之下如闻书香，如闻一灯如豆之下的书声与謦咳，令人肃然起敬而悠然神往。

“似囚逢纵释，如痒得爬梳”《夜分复起读书》，“持蠡欲测海，遽复迫老死”（《秋夜读书示子》），如果说陆游和以上诗人关于读书的比喻都堪称“正统”，清代的郑板桥与袁枚就不免有些出格与另类了。郑板桥在山东范县做县令时所写的《怀扬州旧居》前四句说：“楼上佳人架上书，烛光微冷月来初。偷开绣帐看云鬓，擘断牙签拂蠹鱼。”他似乎是把书比作佳人，至少是在读书时有非非之绮想。无独有偶，在当时思想即颇为解放的袁枚，他的《偶然作》其三也写道：“见书如见色，未近心已动。只恐横陈多，后庭旷者众。”这位倡导性灵的诗人，对于异性与书籍都颇有登徒子之风。也许潜意识中受到他的“不良影响”，或是文心相通，我赠书给先为学生后是学者的余三定，曾作《散书小记》一文，其中也说过：“已是向老之年的我，日夜面对其数过万的后宫佳丽，常常是忧从中来，不可断绝。若干年后，她们不知会如何风流云散，花落谁家？于是，我便兴遣散之念，与其他日沦落风尘，红颜薄命，不如今朝及早择其善者而从之。”

近日偶然读到明末清初诗人王崇简的《卖珠易书》，在以上种种之外，深觉另饶意趣。他写的也是读书之乐，却别有一番写法与滋味：

王崇简（1602～1678），字敬哉，直隶宛平（今北京）人。崇祯进士，选庶吉士。顺治二年入都补官，十余年而升至礼部尚书，撰有《青箱堂诗集》。上述之诗，可能是写于他十年窗下无人问的未举之时。“上方”，原指仙佛所居的天界，亦以称佛寺道观。诗人听说有一部非同等闲之“奇书”流传于佛寺，求之不得，辗转反侧。“诸”，“之于”的合音，苏轼《后赤壁赋》有云“归而谋诸妇”，王崇简也只得求助于自己的妻子，这位夫人不愧为知情达理的贤内助，欣然解下珠玉制成的耳饰以作书资。书痴诗人喜滋滋地抱回此书，白天捧阅意犹未足，晚上还连宵夜读，他心中的奇书字字都闪耀着明月般的光芒。如此爱书求书读书，作者真是一位货真价实、如假包换的读书种子。当代诗人写夜读者不多，我印象最深的是余光中之《夜读曹操》，开篇是“夜读曹操，竟起了烈士的幻觉／震荡腔膛的节奏忐忑／依然是暮年这片壮心／依然是满峡风浪／前仆后继，轮番摇撼这孤岛”，结尾是“也不顾海阔，楼高／竟留我一人夜读曹操／独饮这非酒非茶，亦茶亦酒／独饮混茫之汉魏／独饮这至醒之中之至醉”，真是古今相接，悠悠我心啊！

历史上任何一个王朝，只要君昏臣暗，武嬉文恬，贪图享乐，腐败横行，哪怕它开始时还有一番开国气象，却没有一个不或早或晚走向衰败与灭亡。中国古代的诗人，常常以咏史诗的形式为它们立此存照。

六朝旧事随流水。汉魏之后的东吴、东晋、宋、齐、梁、陈统称“六朝”，先后建都于建康（今江苏南京）。六朝尤其是宋、齐、梁、陈四朝，其君王大都醉生梦死而导致先后亡国，闹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晚唐韦庄的《台城》，就是对六朝总的盖棺论定：“江雨霏霏江草齐，六朝如梦鸟空啼。无情最是台城柳，依旧烟笼十里堤。”在他之前的杜牧，其“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泊秦淮》），则将创作了亡国之音《玉树后庭花》的陈后主陈叔宝押上诗的审判台示众。而在杜牧之前的刘禹锡，则早有《金陵五首》之三的《台城》：“台城六代竞豪华，结绮临春事最奢。万户千门成野草，只缘一曲后庭花。”他将六朝君主作了全面而重点突出的批判，可见真正的诗人虽然往往没有权柄，却握有一支春秋史笔与诗笔。

陈后主，既是六朝腐败帝王的殿军，也不愧为腐败的竞赛场上一举夺冠的冠军。杨坚夺取了北周政权改国号为“隋”而年号“开皇”，雄心勃勃准备南下牧马统一中国。值此危如累卵之际，沉迷于奢侈腐化之中的陈后主还不知国将不国，死之将至，竟然还继续肆意对百姓压榨盘剥，大起楼堂馆所之不足，还新建临春、结绮、望仙三阁，与宠妃张丽华、孔贵妃以及一群帮闲大臣登临游宴，寻欢作乐。当其时也，隋军大将韩擒虎、贺若弼已准备渡江，陈朝人心尽失，百姓纷纷含沙射影暗地传唱“桃叶复桃叶，渡江不用楫。但渡无所苦，我自迎接汝”——这是晋人王献之为迎接爱妾桃叶所写的诗，后代的传唱者乃言在此而意在彼。但陈后主及其帮闲们却懵懵然陶陶然照常听乐观舞，昏昏然梦梦然依旧大言“王气在此”，上上下下还忙于筹备盛大的元旦庆典。待至隋军掩至，仓皇中陈后主却效土行孙“土遁”之法，带着张丽华躲进今日玄武湖侧台城内景阳楼下之景阳井中，如同当世伊拉克之暴君萨达姆之遁于地窖。瓮中捉鳖的结果，张丽华被杀，君王掩面救不得，因为他已经立马投降，他想救的只是自己的蚁命，如同后世马嵬驿之唐明皇李隆基。“景阳井”后来易名“胭脂井”，元代诗人陈孚有《胭脂井》一诗，我以为在众多同一题材的诗作中它最为杰出：

陈孚（ 1240～ 1303），字刚中，号笏斋，台州临海（今浙江省临海市）人，其诗格调流丽雄浑，多有寄托，如《博浪沙》：“一击车中胆气豪，祖龙社稷已惊摇。如何十二金人外，犹有人间铁未销？”《胭脂井》一诗其妙在于构思的巨细映衬，大小反形，“万里河山”与“一井”构成了强烈的对比与反差，嘲讽与批判之意含蓄其中，令人心悸魄动而一读难忘。

近读清诗，与黄任（ 1683～ 1762）不期而遇。他字莘田，籍贯福建永福（今福建永泰县），其《香草笺》中的作品颇有可观之处，沈德潜、袁枚等诗家对其诗都很是欣赏。如“桃花灼灼水潺潺，隔断千山与万山。生怕渔郎漏消息，不流一片到人间”（《题画》），如“天子依然归故乡，大风歌罢转苍茫。当时何不怜功狗，留取韩彭守四方”（《彭城道中》），写别人写过千百次的题材还能自出新意，如同置身于合围的铁壁之中还能突围而出，那就必须有过人的胆略与武功。至于杭州的西湖，自白居易、苏东坡的有关诗作成为西湖的注册商标与诗标以来，历代不知有多少诗人写出过多少可圈可点的作品，足可以编一部卷帙浩繁精彩纷呈的《西湖诗词选》。诗坛有如一个演武场，难以数计的高手在其上演出过了，如果没有独门的绝学武功，最好不要前来自取其辱。然而，有如元代陈孚的《胭脂井》、黄任的《西湖杂诗》的一招一式也不同凡响，让我老年花似雾中看的眼睛骤然一亮：

陈孚诗的起调是悲剧的，悲悲切切呜呜咽咽如江河直下，最后以“只留一井属君王”收场；黄任诗的起调是喜剧的，欢欢乐乐飞飞扬扬如歌吹直上，最后突然反跌为“宋家万里中原土，换得钱塘十亩湖”。宋王朝的昔盛今衰，南宋小朝廷享乐腐败偏安一隅，宋高宗赵构为保住自己的皇位而不欲恢复中原使父兄（徽宗、钦宗）南返，多重之义尽在“万里”与“十亩”强烈对照的深层结构之中。

“万里中原”与“钱塘十亩”，“万里河山”与“只留一井”，黄任诗与陈孚诗在巨细相形的诗意构思方面可谓异曲同工。黄任诗虽不能说后来居上，但至少也可以说不落下风。他是否受到过陈孚诗作的启示呢？我已不能起他于地下而问之了。

在中国古典诗歌史上，歌咏工人的诗作寥若晨星，罕若旷代难逢的稀有的钻石。

飞扬跋扈不知为谁而雄的李白，是颇为自我而傲岸的了，这位自称海上钓鳌客的诗人，他要用彩虹作钓线，明月作钓钩，天底下无义之男人作钓饵。但是，除了众多的名篇俊句之外，他有两首卓异之诗我还是要特为拈出，其一是《宿五松山下荀媪家》：“我宿五松下，寂寥无所欢。田家秋作苦，邻女夜舂寒。跪进雕胡饭，月光明素盘。令人惭漂母，三谢不能餐！”此诗赞美的是贫苦而热情待客的农妇，在中国诗歌史上时间最早也极为罕见。另一首是《秋浦歌十七首》之十四：“炉火照天地，红星乱紫烟。赧郎明月夜，歌曲动寒川！”前上一首诗写于他暮年之时的安徽之旅，后一首作于唐代盛产银与铜的安徽省贵池县，是中国诗歌史上正面描写与歌颂冶炼工人的第一首，即中国诗歌史歌唱工人的开山之作。一以赞农妇，一以颂工人，谁说李白两眼向天而不食人间烟火呢？谁说他只知表现自我或自我表现呢？现在一些热衷咏叹个人杯水风波下笔无关民生痛痒的所谓诗人，与他相比相去何止霄壤？

在李白之后，歌咏工人和他们的生活之作，大约就应该是宋代梅尧臣的《陶者》了：“陶尽门前土，屋上无片瓦。十指不沾泥，鳞鳞居大厦。”如果说李白写冶炼工人的劳动场景，情感热烈，色彩鲜明，场面壮丽，颇有李白本人性格的标记，那么，梅尧臣之作则以劳动者与不劳而获者作鲜明的对比，揭示出社会的弊端，用今日的语言即不公正不公平。不用说供富贵者享用的别墅豪庭了，今日普通住房之房价如同天价，众多打工族工薪阶层固然沦为“房奴”，那千千万万的建筑工农民工更只能兴建而兴叹。封建时代的诗人写工人的劳动生活与生存状态，而且满怀同情，由此而表现并揭露社会的不义不公，那真可以说是凤毛麟角，值得我们时隔千年后向他们致以敬意。

元明两代的诗人，对工人及其劳动生活似乎处于集体失语的状态，任我如何搜索，因目力有限，始终未能大海捞针。及至巡视到清代，发现了清初诗人吴嘉纪，才有意外之喜。吴嘉纪（ 1618～ 1684），字宾贤，号野人，江苏泰州安丰场人，明末诸生。明亡时他年仅二十七岁，即绝意仕进，闭户穷居，僻处家乡淘安盐场劳动，其所居自曰“陋轩”，诗集亦名《陋轩诗集》。其诗作除揭露清兵的暴行与清廷的虐政，更多的是反映世上疮痍，民生疾苦。他属于草根派诗人，独立于当时的诗坛圈子之外，直到逝世前不久，因好友周亮工以及名诗人王士禛的揄扬，他才声名稍著。周亮工甚至将他和顾炎武并论，认为“国朝诗推宁人、野人二家”。如他的《内人生日》：“潦倒丘园二十秋，亲炊葵藿慰余愁。绝无暇日临青镜，频过凶年到白头。海气荒凉门有燕，溪光摇荡屋如舟。不能沽酒持相祝，依旧归来向尔谋。”所谓贫贱夫妻百事哀，妻子生日的景况如斯，在写夫妻之情的众多诗作中，此诗也算是情真意挚别开一格的了。更令我心动的，则是他的下述《绝句》：

东淘，是两淮的重要盐场之一，也是吴嘉纪的家乡。此处百姓多以烧灶煎盐为生，称为“灶户”，诗人自己就正是这样的角色，所以此诗并非第三者纯粹旁观的记写，而是诗人直接的现身说法与自我抒情。他所写在一，所指在万，在“炎日”与“乘凉”的相反相成的情境中，我们可以看到“煎丁”也即下层弱势群体恶劣悲苦的生存景况。在许多诗人忙于向新朝献媚邀宠之际，在许多诗人依旧流连舞榭歌台、热衷吟风弄月之时，这首诗的出现，不啻是空谷的足音，震耳的异响，弥足珍贵。

当代的时下文坛，多的是莺歌燕舞吹拍逢迎，多的是粉饰或歪曲历史的正说与戏说，多的是权力寻租与商业炒作，多的是伪贵族的自命不凡俯视苍生，多的是小资们搔首弄姿而无病呻吟的文字游戏，读吴嘉纪的生平和他的血泪交迸的诗作，我不禁憬然有悟，慨然而叹。

古城邯郸，故址在今河北省邯郸市西南，乃战国时赵国之首都，黄河北岸之商业中心，芸芸众生博名争利之地。除了诞生过“邯郸学步”这一成语，唐代传奇作家沈既济还将这里当成了他的一部名作的故事之发源地。

沈既济的《枕中记》是一部传奇小说，写的是落魄的卢生在邯郸旅店遇见吕翁，将其当成倾诉对象，自陈贫困，大倒苦水，吕翁给他一个枕头，其时店主正炊黄粱，而卢生却伏枕入睡。梦中卢生娶崔氏女，后中进士，仕宦而至将相，子孙满堂，享尽富贵荣华而不亦快哉，但好梦初回，却空空如也，店主的黄粱尚未煮熟。这一传奇，给我们留下了“黄粱美梦”“一枕黄粱”“黄粱一梦”之类的成语。除了宋之话本中有《黄粱梦》，元代散曲名家马致远有同题剧作，明代大剧作家汤显祖有《邯郸记》，清代小说家蒲松龄有旧题新作之《续黄粱》，它还刺激了历代许多诗人的诗兴，留下诸多由此而生发的诗篇。

清代以此为题材的诗作较前代更多，我选择几首角度不同意境有别的作品，为它们举办一个小型的展览会，让我们观赏虽然同是珍珠，却有怎样的不同的质地与光彩。

第一个出场的是宋荦之《邯郸道上》。宋荦之诗，前已引用其《乌江》。《邯郸道上》是他的可与《乌江》比美之作：

诗的开篇，即点明是秋风萧飒的邯郸道上，景物则是野外古木林中一座荒凉的祠庙，那正是祭祀卢生之处，而特写镜头则是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求名嗜利之客，一身尘土，均先后在庙中跪拜。荒凉与热闹，虚幻与纪实，构成了强烈的对比，诗人的感喟也尽在不言之中。不过，作者身为大学士宋权之子，顺治四年即以大臣之子侍卫禁廷，后来由黄州通判而晋吏部尚书，加太子少师致仕，可谓荣贵集于一身。此诗该是他年轻时的作品吧？不知寄寓了他什么言外的感喟？试看今日之域中，诸多庙宇又重新香火鼎盛，许多人不是皈依一种宗教信仰而修身养性向善付出，而是向冥冥之中的菩萨索取，不外祈子求福发财升官之类，甚至还有一些贪官污吏也跪拜如仪，希望菩萨保佑他们“好人一生平安”，不要东窗事发。大肚能容的菩萨有知，不知是否能容此天下难容之事？

第二个出场展示的是屈复之《黄粱卢生祠》。屈复这位诗人特立独行，其诗作在精神层面和表现艺术方面，也往往与众不同，标新而立异。前述他的“百金买骏马，千金买美人，万金买高爵，何处买青春”（《偶然作》）就是如此，而其《黄粱卢生祠》也不同凡俗：

屈复之前的作者，大都是讽刺卢生好梦的虚幻，批评朝拜者的痴迷，屈复却反其意而用之，竟然对卢生大加赞美。富贵而至将相，飞升而作神仙，是世俗人间最顶层设计的梦想了，天下尽入囊中超过所有公侯只是没有做成神仙的，就是秦始皇汉武帝这些帝王了，但他们都赶不上卢生一顿饭时间的美梦。如此如此，作者对功名利禄的彻底否定，尤其是对至高无上的帝王之威福的冷嘲与蔑视，都尽在其中，其思想之锋芒，堪与刀颖交寒光。

诗贵创造。有价值的作品，绝不是重复自己或重复他人，而是在思想上给人以启示或震撼，如春夜的好风喜雨，润物无声，似黑夜中的亮电惊雷，发人深省；在艺术上给人以惊奇和喜悦，使人一见难忘，似美人之秋波临去，如佳茗之口舌留香。清初诗人陈廷敬《邯郸道上》说：“炊熟黄粱已是迟，海门归路几人知？却怜朝市纷纷客，怕说卢生梦醒时。”清代后期曾作曾国藩之幕僚长的李元度有《邯郸庙题壁》一诗：“邯郸道上吕仙祠，门外纵横官辙驰。热客到来应猛省，世间好梦有醒时。”他们的作品虽是写他人写过多次的热门题材，却仍各有亮点。时间与李元度相近的周士健，也有《题邯郸卢生庙》一诗，想法却有些另类。周士健字仲健，浙江嘉兴人，清宣宗道光二十九年（ 1849）举人，历官凤邻盐法道，有《师竹居》集。他在清代诗名并不彰显，但其《题邯郸卢生庙》却颇可一读：

作者曾从戎塞外，于锋镝之中屡建奇功，自铸印章为“三十曾提十万兵”。此题庙之作原为二首，第一首是：“三十曾提十万兵，同袍队里最年轻。而今更比先生早，未到封侯梦已醒！”二诗合参，既有对功名未就的幽默自嘲，也有对立功塞外的豪情壮志的抒发，更有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苍凉悲壮，但却均从卢生的传奇故事生发。虽然万变不离其“梦”却另开天地，有艺术最可宝贵的新鲜感，如此当然就令人耳目一新了。

纪晓岚，在清代是一个妇孺皆知的名字。他不仅于乾隆嘉庆时期的士人中享有博学鸿儒之盛名，甚至当时及其后在民间的形象也颇为亲切可喜。因电视连续剧《铁齿铜牙纪晓岚》的风行，他的大名重新升温，在芸芸百姓中知名度直线飙升。

纪晓岚，清雍正二年（ 1724）生于直隶（今河北省）河间府献县，名纪昀，字晓岚，一字春帆。乾隆十二年（ 1747）乡试第一名举人，乾隆十九年三十岁时中进士，从此虽小有坎坷却仕途通达，官运亨通，曾任礼部、兵部尚书等正部级高干职务，嘉庆中擢内阁（副宰相）协办大学士，加太子少保，管国子监事。卒，谥文达。我并不看重这些高官显爵之头衔，它们于纪晓岚也应该如过眼烟云，因为他从不以富贵骄人，不像今日官场中某些人之一阔脸就变，嘴脸极为难看而洋洋自得。令我眼为之热心为之动的，是他的学问与成就以及他的一些清词丽句。

纪晓岚群书博览，学问淹通，读书人美称其为“两脚书橱”。他在总纂《四库全书》期间，家藏珍典，宫中秘笈，均在他一目十行之列。他曾作《自题校勘四库全书砚》一诗：“检校牙签十万余，濡毫滴渴玉蟾蜍。汗青头白休相笑，曾读人间未见书。”其腹笥虽为“书库”，但他绝非尽职尽责的高级保管员或管理员，而是源头活水化作滔滔的江河。他是清代文化史乃至中国古代文化史上罕见的奇才，集学者、诗人、小说家、编纂家、史地学家、文艺评论家于一身，甚至于骈文与楹联的创作也均极具成就，被视为中国文化史上的“通儒”“怪杰”与“一代文宗”。仅以他二十四卷的笔记小说《阅微草堂笔记》而论，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就称其“隽思妙语，时足解颐，间杂考辨，亦有灼见”“叙述雍容淡雅，兴趣盎然，故后来无人夺其席”，而当代名作家孙犁，也誉之为“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其他同类作品所不能超越的位置，它与《聊斋志异》是异曲同工的两大绝调”。

一个人在某个领域有所建树就颇为不易了，一株树能花开照眼就已让人一饱眼福了，天赋过人的纪晓岚却有多方面的成就，犹如繁英满树而落英缤纷。除了其他种种之外，他还有诗十六卷。虽然作为乾隆的近臣与第一文学侍从，伴君之侧近四十年，如同古今的御用文人一样，难免有许多奉和应制、歌功颂德乃至代笔捉刀的无聊之作，也无论古今，那些作品在历史与文学的天平上都轻如鸿毛。但是，一旦离开死板如冻土、僵化如槁木的宫廷，心灵稍释禁锢，呼吸较为自由，纪晓岚也有一些可读的登山临水之作，可观的直抒性情之篇，如中年贬谪新疆的大型组诗《乌鲁木齐杂诗》，可以说是唐人边塞诗的新章和余响。只是他的诗名为文名所掩，复为今日近乎戏说的电视剧所累，不大为众人所知矣。

我们不妨从他的诗歌园圃中，采摘几朵养眼亦复养心的花朵。汉代张衡有《四愁诗》，纪晓岚有一首垂训子孙之作《戒后》，今日尚不乏教育意义，亦可称之为“四莫诗”：“贫莫断书香，富莫入盐行，贱莫做奴役，贵莫贪贿赃。”管理盐务，最易敲诈勒索；为人奴仆，缺乏独立人格。尤其是首尾两句，可说是他的座右之铭、戒后之箴。他不像某些官人台上满口仁义道德之言，台下尽为男盗女娼之事，他位高权重却廉洁自守，从不索贿受贿。他的弟子陆平泉在贵州做官，致函座师请安，说路远不便奉送礼物云云，他答之以诗：“一札迢迢自日南，只将绫刺贮空函。老夫得此心原喜，知汝居官定不贪！”他的乌鲁木齐诗多达一百六十首，只有以后贬此之林则徐所作《竹枝词》组诗才可与之相比。其中也不乏佳作，如“断壁苔花十里长，至今形势控西羌。北庭故堞人犹识，赖有残碑记大唐”，这是写唐代北庭都护府之旧城；“烽燧全消大漠清，弓刀闲挂只春耕。瓜期五载如弹指，谁怯轮台万里行”，这是咏边塞安宁烽烟不起的新景。大唐故地，边地新风，是地理铭，是风物志，也是声调流美的可读之诗。纪晓岚素称“风流才子”，他的爱情诗感情真挚，悱恻缠绵，非时下诗歌中所谓“下半身写作”可比。他远戍西北时，其爱妾郭彩符念想成病，去关帝庙求得之签有句云“绣纬重结鸳鸯带，叶落霜凋寒色侵”之句，及至他从乌鲁木齐东归不久，彩符即不治去世。他的悼诗是：“风花还点旧罗衣，惆怅酴醾片片飞。恰记香山居士语，春随樊素一时归。”“百褶湘裙展画栏，临风还忆步姗姗。明知神谶曾先定，终惜芙蓉不耐寒。”可谓旧梦前尘，深情浓至。人生的初恋常常是美好难忘的，纪晓岚也是如此。他少年时与四叔母季安人之婢女文鸾青梅竹马，但棒打鸳鸯之后文鸾抑郁早逝，纪晓岚终生念念未能忘情，四十八岁时曾忆旧而作悼亡之《秋海棠诗》，及至七十六岁的迟暮之年，还将文鸾的事迹及悼亡之作《秋海棠诗》记载于他的《滦阳续录》之中：

德国大诗人歌德《少年维特之烦恼》的开篇曾说：“少年男子，谁个不善钟情？妙龄少女，谁个不善怀春？”东方的少男少女纪晓岚与文鸾就是如此，但他们的爱情同样“有惨痛的血泪飞迸”。从纪晓岚诗的情调、韵脚以及结句，我们都可以听到宋代陆游暮年时追怀唐婉之作的遗响。

纪晓岚登山临水，有一些特别精警或清雅之作。乾隆二十七年（1762）冬，四十岁的纪晓岚出京任福建学政，作《南行杂咏》七十五首，其中有一诗题为《涿州过巨马河相传此水不出桥下遇桥则溃而旁行》：“一带寒波作怒声，石梁断处气纵横。多应未读淮阴传，不见英雄胯下生！” 联想巧妙，意兴深长。无声诗与有声画，须在桐庐江上寻，他另有《富春至严陵山水甚佳》组诗四首，以下引前面二首：

富春，古县名，即今日之浙江富阳。萧山至桐庐一段之钱塘江称富春江，桐庐西南之富春山又称严陵山，系东汉严子陵垂钓处，下有严陵滩。纪晓岚此诗造语清雅，可与清雅之山水相映成辉，如“琉璃镜”之喻，如“翠色”之妙不可言的拟人化，如“绿”之形容词作动词 ——宋代固然有王安石之“春风又绿江南岸”（《泊船瓜州》），同代之前人也有朱彝尊之“五月新苗绿上衣”（《夏日杂兴》），査慎行之“牛背渡溪人，须眉绿如画”（《青溪口号》），沈德潜之“行人但觉须眉绿”（《过许州》），然而，纪晓岚先有“浓似春云淡似烟”的比喻铺垫，故其“参差绿到大江边”更觉意象新鲜而生气弥漫，后来而居朱彝尊、査慎行之上。如今，富春江严陵为黄金旅游线路，纪晓岚上述之诗，我以为可以作黄金导游语，只是不知今日纭纭纷纷之旅游者，在观山览水之余，有多少人知道纪晓岚如上绝妙之诗？

还要写一段并非题外的话，作这一节文字的尾声。纪晓岚之绝妙好辞“翠色随人欲上船”，人说它可能受到王维“山路元无雨，空翠湿人衣”（《山中》）、“坐看苍苔色，欲上人衣来”（《书事》）的影响，其实，此诗还另有故事。乾隆二十一年秋，纪晓岚随从乾隆赴热河避暑山庄编纂《热河志》，于古北口旅店墙壁见到两句题诗曰“一水涨喧人语外，万山青到马蹄前”，他以为明人浦源的“云中路绕巴山色，树里河流汉水声”（《送人之荆门》）也无从过之，赞叹不已而可惜不知作者姓名。后来他主持顺天府乡试，得到举人朱孝纯（子颖）的投诗即有如上两句，他感叹“翰墨姻缘，良非偶尔”，师生遂成莫逆之交。纪晓岚日后所作上述二诗特别是“参差绿到大江边”一语，正是从朱子颖之句联想衍化而来。朱子颖能诗善画，才华秀发，人称“小李白”，后任泰安知府，作为座师的纪晓岚曾当面对他说：“人言青出于蓝，今日乃蓝出于青。”清人陈寿祺的《郎潜纪闻初笔》记载此事，并盛赞纪晓岚“虚心盛德，不没人长”。放眼今日文坛与学府某些压制后进、排挤同辈、抄袭他人据为己有的种种现象，不是可以令人深思而长叹息吗？

十年前撰《唐诗之旅》一书，专作《诗咏金钱》一文，对唐诗人从各个角度咏钱之诗，作了一番走马看花也看钱的匆匆巡礼。后读清诗的同类题材之作，发现它们有许多并没有重复前人而有自己的创造，有如同是好山好水，仍有各自的水态山容。我在观奇览胜之余，意犹未尽，乃作如下一段文字，作为《唐诗之旅》的回声，《清诗之旅》的补白。

对于“钱”，历来有俗与雅两种称呼。民间之俗称望字生义，因钱偏旁为“金”而右迭两“戈”，故戏云“金二戈”或谐音“金二哥”。雅称呢？则出自晋惠帝时隐居不仕的鲁褒先生之《钱神论》：“亲之如兄，字曰孔方。”鲁褒为钱之雅称“孔方兄”举行了命名礼，一直传至今日。除了唐宋诗人咏钱之作外，明代大画家沈周《咏钱》有句说“有堪使‘鬼’原非谬，无任呼‘兄’亦不来”，远绍鲁褒之文的主旨而意在翻新。小品文名家袁宏道也有《读〈钱神论〉》一诗，云“闲来偶读《钱神论》，始识人情今盖古。古时孔方比阿兄，今日阿兄胜阿父”，嬉笑而怒骂，可见在明朝即已世风不古。时至清代，引人瞩目的是沙张白的古风《铸钱引》：

字介远号定峰的诗人沙张白，江南江阴（今江苏省江阴市）人，性耿介，长于史学，终生布衣。钱谦益见其乐府近于白居易，愿为之序而沙张白却之。吴伟业引介给龚鼎孳，龚颇为赏识，赠以二律，有“藏山名士业，入洛大人才”之句。沙张白是身处民间的“草根诗人”，又认为“诗乃有韵之春秋”，“匹夫匹妇之心声”，诗之功用在于“奖正、刺邪、讽谏、箴规”，所以他的诗作大都语言通俗而锋芒毕现，此诗就是如此。诗人以一个乡下老者的视角与口吻，写私铸官钱者惨遭刑戮，官铸而监守自盗的贪官污吏却优哉游哉、逍遥法外。他认为只有移此刃而刃之，社会才可望澄清而和谐，真是诗笔如刀，诗胆如铁。

“百金买骏马，千金买美人，万金买高爵，何处买青春”，屈复的《偶然作》已经惊心动魄了，将此诗选入《清诗别裁集》中的诗人兼诗论家沈德潜，谓之“欲觉晨钟，但恐买骏马买美人买高爵者俱不闻耳”。今日贪官污吏，有几人“闻”过屈复此诗呢？屈复还有一首《邓通钱》：

黄头郎君忽有钱，王侯公卿皆比肩。

尔钱来何路？乃敢凌豪贤。

古无不崩之铜山，

日中有钱人所羡，

日夕饿死人谁怜？

邓通为西汉蜀郡南安（今四川乐山）人，汉文帝时先为黄头郎，后至上大夫，赏赐无数，复赐铜山铸钱，是为“邓通钱”。景帝即位后罢官，藉没其家，邓通只得寄食于人，穷困而死。屈复写这一历史往事，意在警示后世之财出不义而多钱自雄者，其意真乃朝花夕拾，其诗无异暮鼓晨钟。

岭南顺德（今广东佛山市顺德区）人陈恭尹，为明末清初爱国志士与诗人。王隼取屈大均、陈恭尹、梁佩兰之诗刻为《岭南三家集》，三人并称为“岭南三大家”。陈恭尹诗多亡国之痛，故国之思，庶民之苦。《金钱》一诗，则是其诗作中的另类：

颔联写贫富之悬殊，今日读来也远非明日黄花，而是颇具现实意义。尾联以反说正，意为富有者只需认识铜钱上所铸如“××通宝”之类几个字，便可笑傲众生，甚至横行天下，令饱读诗书而清风两袖者羞愧。

清代乾嘉诗坛的才子袁枚，写过不少与钱财有关的诗，专门咏钱之作有三题九首之多。他曾作组诗《咏钱》，咏钱而以组诗出之，以前得未曾有，可说是他的首创。如其中之一：

曾经为官为宦亦复丰衣足食的袁枚，并不故作清高，像一些士大夫那样心虽好货而口耻言钱，如西晋的王衍就称钱为“阿堵物”。袁枚在《秋夜杂诗》中也曾坦率地自称“解爱长卿色，亦营陶朱财”，在上述之诗中，他开宗明义就强调芸芸众生拥有钱财的必要，同时，又以汉灵帝卖官鬻爵、灵帝之母永乐太后拼命敛财、邓通贪婪无度而败家为例，批判了取之无道者的贪鄙及其下场。从古及今，贫富悬殊总是社会不公正的表现，是社会难以和谐稳定、长治久安的祸根，也是执政者必须认真面对与妥善解决的重大社会问题。“拟把婆心向天奏，九州添设富民侯”，二百多年前的袁枚关于钱的观点是辩证的，尤其可贵的是，他强调的是“富民”而且是“九州同富”，这种祈愿与呼吁，今日仍为切中时弊的警世之钟，传扬的是警钟不绝的余音！

如同百川之奔赴大海，百花之朝向太阳，世上的芸芸众生都向往和喜爱春天，而和青春作伴的诗人，更是春天的歌手。

在中国古典诗歌中，从各种角度不同侧面咏春之诗不计其数，仅仅是其中的佳作，就可以编纂成一部珠玉纷呈的专书。春天中的春天，就是早春二月。下引的诗句或篇章，都点明了“二月”二字，且看古代诗人如何向早春二月献上他们不倦的赞歌，心灵的恋曲，至于那些咏叹早春而未标明二月的篇章，我就只能割爱而不予援引了。

请贺知章第一个出场。他的《咏柳》早已传唱千年：“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晚唐的杜牧呢？他在《赠别》中赞美自己心仪的扬州美眉，也要请早春时节来帮忙：“娉娉袅袅十三余，豆蔻梢头二月初。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在诗中，大自然的春色与人间春色合二为一。他即使写秋光秋色，杜牧也要请二月的鲜花来衬托：“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生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山行》）北宋的诗人呢？欧阳修《春日西湖寄谢法曹歌》较长，我只引其中的名句“雪消门外千山绿，花发江边二月晴”，读者就可想象位于安徽颍阳的那座西湖的旖旎风光。南宋的杨万里，在《春晓》一诗中对早春二月也念念未能忘情：“一年生活是三春，二月春光尽十分。”时至元代与明代，杨维桢《寄卫叔刚》诗说：“二月春光如酒浓，好怀每与故人同。杏花城郭青旗雨，燕子楼台玉笛风。”一壶浊酒喜相逢，远谪云南的四川才子杨慎对酒说愁，也对景消愁，他在《滇海曲》中曾说：“天气常如二三月，花枝不断四时春。”

以上的诗句或诗篇，都是出自名家之手，或写景抒情，或寄怀寓托，均各有胜长，但出之以绝句的形式，将早春二月的美好风物和诗人的独特感受，剪裁熔铸为一种典型的引人遐想的情境，并且在诗中点明“二月天”，我印象最深的，是韦庄、黄庭坚和清人高鼎之作。

晚唐诗人韦庄，有许多诗词名作。他的《丙辰年鄜州遇寒食城外醉吟五首》的第一首是：“满街杨柳绿丝烟，画出清明二月天。好是隔帘花树动，女郎撩乱送秋千。”前两句写景，“清明二月天”由柳丝画出，后两句写人，启发过后来者苏轼，写出“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蝶恋花》）之妙语。北宋的黄庭坚《观化》一诗写道：“竹笋初生黄犊角，蕨芽已作小儿拳。试挑野菜炊香饭，便是江南二月天。”诗人体物入微，比喻新颖，前两句分写，第三句合写，结句则水到渠成地归结到“江南二月天”。他们的诗虽各有千秋，但我以为清人高鼎的《村居》堪称后来居上：

“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这是南朝齐梁时丘迟《与陈伯之书》的名句，高鼎借用“草长莺飞”作全诗的大背景，并且将暮春三月的时间提前为“二月天”，然后将镜头移至杨柳堆烟的长堤之上，一个俗而出新的“醉”字写尽了春光骀荡，这是全诗的小背景。布置完毕，人物出场，一群放学归来的儿童，嬉笑喧闹着将风筝将欢笑也将他们对明天的憧憬，一起放送到蓝天之上。这首诗，一派活泼天真，一派天机云锦，是写早春二月别开新径的富于创造性的好诗，儿童与少年读了，自然会滋润他们的童趣童心，而成年人读后呢，除了享受到艺术创造的喜悦之外，该当会恍兮惚兮回到他们遗失已久的童年吧？

高鼎，生卒年不详，大概生活在晚清咸丰年间，浙江仁和（今浙江省杭州市）人，字象一，又字拙吾。浙江古籍出版社的《千首清人绝句》，竟然没有他的一席之地。社会生活中不少杰出的人物常常埋没于草莽，文学创作领域内也往往有佳篇胜构被视而不见，然而，俗云“是金子总会发光”，诗不在多而在精，高鼎即使仅仅只有这一首诗，也足以笑傲江湖而传之后世了。乾隆贵为帝王，在他名下的大作近五万首，约等于现存全唐诗的总数，尽管当时红得发紫，吹鼓手们众声吹捧，俨然诗坛至尊，只差没有开全国性的最高级别的作品研讨会，然而，今天有谁还能记得半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