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城市历史并不长，而城市文化杂合性与爆发力令人惊讶，可称为近现代中国城市的一块异型地。

1842年，中国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战败，被迫开放五口通商口岸。有不少国家在上海设立租界，一些寓沪外侨在此组织音乐活动，上海沦为外国人的娱乐飞地。

倒映在黄浦江中的形状怪异建筑像漂浮着的散碎幻影，有一种声音却是精神的，如一支强心剂，穿透远东第一都市的灵魂，那就是上海南洋公学附小的歌声。沈心工于1903年创设小学唱歌课程，中国第一首学堂乐歌《男儿第一志气高》在校园唱响，清新刚健的歌声像从华夏帝国颓萎背影掠过的一道曦光。

1927年，黎锦晖在上海创办中华歌舞专修学校，为社会输送了一批优秀音乐人才，其中王人美、周旋等歌星，她们是中国近现代早期的流行歌手。作曲家黎锦光、陈歌辛、姚敏、聂耳等吸收西方爵士音乐元素，创作了不少时尚歌曲，如《夜上海》《玫瑰玫瑰，我爱你》等，旋律幽暗阴柔，与舞厅灯红酒绿的情调投合；曼妙的歌声里散发出一种诡秘暧昧的蛊惑，吸引了许多拥趸。而舞民是有阶级性的，有些达官、富商、外侨是出入顶级奢华的百乐门舞厅的常客，小资阶层、白相人(游荡的流氓）等只能在普通舞厅消遣虚幻的时光。社会学家卢曼说：“艺术与供养它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发展比例是社会系统自我参照过程中通过广泛的信息交往后所做出的选择。”由于社会环境、文化结构、市民消费的相互作用，舞厅音乐成为这座摩登城市的特殊风景。

如果说舞女歌声是乱世风云的阴郁记忆，沉沦则是亡国奴性的心理映射。而西方较早将声乐作为一门科学艺术独立存在，则不失为东方新式艺术教育的价值参照。

正是那一年，在蔡元培先生的倡导下，国立音乐院（后改为“国立上海音乐专科学校”）成立，校址在上海法租界俄侨居住集中地区的陶尔斐司路（今南昌路）56号。萧友梅先生任教务主任兼代理院长，这是中国第一所独立建制的国立专业音乐教育机构。萧友梅与同事们借鉴欧美国家的音乐经验，以系统化、科学化的现代教育制度办学。声乐组主任是从国外留学归来的周淑安，当和她年龄相仿的女性痴迷于“三寸金莲”而足不出绣房的时候，她像一只勇敢无畏的小鸟，自由轻盈地纵情于歌唱的蓝天。周淑安和应尚能等人是中国第一代声乐教育家，开启国内美声唱法的先声，培养出喻宜萱、斯义桂、周小燕、郎毓秀、沈湘、王品素、温可铮等声乐俊才。

透过历史时空审视，当时资本主义思想文化强势输入，打破了中国顽固不冥的传统思维，加速了音乐形式与形态的转型。一方面学校美育教育价值取向发生变化，学制与教育模式随之逐步趋向现代化和民主化。另一方面，上海舞厅歌声成为中国流行音乐的滥觞，尽管有些作品内容含有一定的殖民性质，却开创了近代休闲音乐先河，催生了新型的市民生活文化，也为这座木讷的城市脸孔植入了浪漫的气色。

从某种意义而言，或许正是在西方殖民主义与日本侵略者的双重掠夺下，这座城市浴火重生，其文化谱系与特征发生了本质性的颠覆，上海由一个农业文明兼吴越文化基因的区域剧变为一个现代文化气息浓厚的城市。促成这场新旧音乐文化分野的沈心工、黎锦晖、萧友梅等一批有识之士，面对西方现代化理念反躬自省，进行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移植与解构，完成小学、大学声乐教育与社会活动场所的音乐革命。

观照歌唱历史本身，上海歌唱艺术堪称中国声乐史上的一个重大拐点，在民歌艺术方面也做出了有益的探索。

解放初，贺绿汀担任上海音乐学院院长，曾聘请陕西省府谷县山旮旯的一位民间艺人丁喜才为声乐教师，成果不俗，这种不拘一格用人方式对当代学历至上的观点是莫大讽刺。王品素是民族声乐教育的开拓者，在民族唱法教学上注重民间元素，同时对西洋美声理性地吸取精髓，将学生自然的歌唱状态发挥到极致。她培养了近千名少数民族音乐人才，有22个民族的几十位歌唱家，其中何纪光的高腔唱法被称为“歌坛一绝”，他演唱的《洞庭鱼米乡》惊耀尘寰，独特的湖湘神韵展现出浓烈的生活气息与地域色彩。今天的学院派歌手“千人一面”现象，像豢养的清一色的盆景花，怎比得上高山厚土中长出的花蕾那样生气勃勃！

歌声无形，却不断磨炼一个城市飞翔的羽翼，紧贴着大地飞行终究要振翅于万里云霄。 上海众多音乐团体构建了一座体系完整而科学的音乐堡垒，乐团中任桂珍、朱逢博等人的歌声给全国听众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听觉冲击波。尽管有些作品中包含着浓厚的意识形态，但能鼓舞民心，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发挥作用。改革开放至新世纪之际，上海歌唱艺术蓬勃发展，周小燕先生当之无愧地成为了上海音乐学院美声学派的掌门人，培养出刘捷、张建一、廖昌永等一批学生在国际声乐大赛上获奖，他们的歌声如春雷般震动了世界音乐殿堂，让那些当年在大上海趾高气扬的西方列强们瞠目结舌。新世纪以来，上海举办了“为世博献唱—上海世界音乐周”等活动，各国歌唱家纷纷来此展演，舞台接洽五洲四海的歌风，百卉千葩，广博而丰赡。上海经历了与全球音乐图景融合的重要旅程。

百年歌声，蝶变升华。上海以开放包容胸襟与敏感细腻的特质，脱胎出海派特色的音乐大都市。与上海相比，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音乐之都”的哈尔滨是北方边城，历史上也属于殖民文化城市，是我国最早接触欧洲古典音乐的城市之一，与上海有相仿之处，但音乐艺术链接的后续力不足。武汉是内陆城市之王，处在长江与湖泊交汇之处，楚风鄂韵绵延不绝。虽然诞生过家喻户晓的民族歌剧《洪湖赤卫队》，但独戏难以引领航向，其综合艺术形态发展不均衡，更缺乏与世界声乐潮流融合的格局。

北京为五朝帝都，宫廷文化与胡同文化兼融，其等级性与封闭性并存。在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很快成为全国的文化中心，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等院校及艺术团体云集，一批歌坛唱将与声乐专家随之脱颖而出，其惊艳光芒盖过上海，而培养这些歌坛唱将与声乐专家的正是当年国立上海音乐院毕业的喻宜萱、张权、沈湘等靓女俊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