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散了的恩人（一）
春节前，一位老师傅的儿子专程从天津来看望我，说起他活了96岁高龄的父亲，临终时还提起我，还念念不忘我曾给予他的帮助时，我的心猛的一颤，突然想起了另外一个人，想起了半个多世纪前，想起了遥远的记忆中那段温暖的岁月。
那年，我在父亲的小戏班里“一炮走红”后，很快就出名了。当地人都说，恩察柳家班一个桌子高的小孩儿唢呐吹得太好了！
那可真是一传十，十传百呀！很快，就有好几个文艺团体通过县里，或是公社联系我父亲，其中就包括了总政文工团、济南前卫歌舞团的老师前来探班。他们不仅仔细地观看了我的演奏，而且还提出了要招录我。
可让人没想到的是，就是这样的好事，却被我的父亲婉言谢绝了。因为母亲觉得我太小了，生活还无法自理，死活不同意我一个小孩儿，去那么遥远的地方。
但没过了几天，于1968年11月，11岁的我还是被招录进了离家最近的县文工团，担任了一名唢呐独奏演员。
我依稀记得，文工团大约有四十多人，女队员居多，男队员除了几个有专长的，如拉板胡，吹笙，打鼓敲锣的中年队员以外，大多是20岁上下的 青年男女。
我们男队员住在县文化馆临街的一个大房子里，是大通铺，头都冲外睡。近20人一字排开躺在一起，倒也显得颇为壮观。偶尔有人放个响屁，都会引起一阵阵笑声和嘁嘁喳喳的抱怨声。
父亲第一天把我送到文工团以后，团领导怕我在睡梦中从床上掉下来，便刻意让我睡在最里边靠墙的位置。
只是没想到，当天晚上脱衣服时，却引起了人们一阵哄堂大笑。由于时间匆忙，母亲连夜为我做的新棉袄新棉裤，又纳底子做了新棉鞋，但没顾上为我做内衣和小裤衩。说实在话，在那之前，我还从未穿过小裤衩。
当我脱光了衣服，大伙见我一丝不挂的光腚猴儿，又从没洗过澡，凡是不露的部位都积了一层黑泥时，一屋子的人全都笑了，有的人甚至笑得前仰后合，我也感到了羞愧和脸红。
而就在这时，从另一头走过来一个人，这个人没笑，只是顺手给我掖了掖被子。轻声说道：“睡吧。”又像似自言自语地说:“太小了”。
从那一刻起，我就觉得他像似一位亲人一样——关心我，帮助我。这个人名叫张云鹏，中等身材，黝黑的脸膛儿，显得敦厚而健壮。
云鹏哥的老家在城西宅城公社、张郝村大队，他父亲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多次立功授奖，是失去了整个一条腿的特等残废军人。而他本人也是有着六年军龄的复员兵。因为三弦弹的好，人又长的精神，比我早半年就被招进了文工团，是乐队的骨干。
文工团是军事化管理，早晨5点40分起床，6点正式出操。云鹏哥是我们团里唯一一位退伍军人，在部队养成的训练有素，纪律严明，工作雷励风行的作风在这里得到了充分发挥。
是他组织我们出操，凡是动作不规范，表现涣散者，他都会给以耐心的说服和纠正。开始那几天，他担心我醒不了，便会提前过来喊我，并教我如何又快又整齐的叠被子。
云鹏哥在家里是长子，18岁当兵，20岁就入了党，算得上少年得志，恃才而骄。
他天资聪慧，多才多艺，不仅三弦弹的好，还会拉二胡，会吹笙和箫。尤其还会编导节目，那年他自编自演的快板书《王老汉赶集》获得了全区文艺调演一等奖。
那时，我们团里没有食堂，一日三餐都要排着队去县招待所吃饭。但第二天中午用餐时，我却没看到云鹏哥的身影，心里很是纳闷。心想，云鹏哥去了哪里？为什么不来吃饭呢？直到下午两点开始排练时，才见他有些慌张地赶了回来，并顺手抄起了三弦跟着乐队合奏。
中间休息时，他从衣兜里掏出了一件绿色的裤衩和一双袜子递给我，微笑着说:“你可别嫌旧，这是我在部队时发的，我没穿过，今儿中午我骑车子回了趟老家，让我母亲给你改小了，你就先凑合着穿吧，如果觉着不合适，等开了工资，你再去供销社买新的。”
春节前那两个月，我们主要是排练和创新节目，平均一个星期要在大礼堂演出一场，叫汇报演出。
大礼堂能容纳1400多人，几乎是场场暴满，而我每次登台吹奏唢呐时，整个大礼堂都会欢声雷动，激情四射，至少都要让我返场两到三次。当然了，观众们主要还是看我是一个小孩儿，觉得稀罕好玩儿。于是，在观众们的欢呼声中，伴随着台下热烈地鼓掌声和呐喊声，我便在台上起劲的猛吹。
由于我每次演奏都大受观众喜爱，感觉自己仿佛已经成了团里的主角，内心自然是沾沾自喜。但云鹏哥却很快发现了我的问题——不识谱。
那天我刚走下场，就见他急忙端着水杯走近我，一边让我喝水，一边低声说道:
“小昌，你吹的确实不赖，这是你的天赋。但我也知道，你父亲教你时，靠的是言传身教，死记硬背。这在小戏班还行，但你如今来到了文工团，来到了正规的文艺团体，今后不识谱是绝对不行的。今后怎么和乐队配合，又怎么能快速掌握新的曲目呢？”
他见我脸上露出了委屈和疑惑的表情，便又语气温和地说：“不过，这没关系，我来教你识谱。只要你用心学，我保证把你教会。”
此后，只要有时间，他就会不厌其烦地向我传授识谱的要领。仅用了半个月的时间，我就能熟练地谱曲并与乐队配合了。这为我后来能在文艺舞台上走的更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69年的春节，我们只放了三天假。节后正月初三，就立即进入了一个半月的紧张、封闭式排练当中。等到了3月中旬，我们离开了县城，开始了长达四个半月的下乡巡回演出。
不管走到哪里，都是云鹏哥用自行车驮着我。
直到有一天，女演员朱姐的出现，需要云鹏哥驮我们两个人时，他那自行车前边的大梁上，便成了我的专用座位。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