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赵恺

中国作为世界上第一个使用纸币的国家，早在宋代便出现了最早的纸币——“交子”。而元代更是世界上最早以统一的纸币作为基本货币制度的国家。目前世界上现存最早的纸币实物，便是元世祖忽必烈执政的中统元年（1260）发行的“中统元宝交钞”。

目前，正在民族文化宫举行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文物古籍展”，展出了一张中统元宝交钞。这张中统元宝交钞长164毫米，宽93毫米，使用桑麻皮等原材料制作成钞造专用纸，颜色发灰、质地较薄，具有柔韧性。上方横印“中统元宝交钞”字样，下方为缠枝花纹边框。看到这张“钞票”，我们不禁要问——在元代，纸币是如何流通的？它的出现又给经济生活带来了哪些便利？

大元之宝

元代之所以会发行纸币，很大程度是受其所征服的金的影响。随着耶律楚材等原本效忠于金的职业官吏改投门庭，他们在金的纸币制度的基础上加以改进，给蒙古人制定了以纸币为主的货币制度。早在忽必烈称帝之前，蒙古就曾在华北地区至少三次发行过纸币。

第一次是太宗窝阔台时期，第二次是宪宗蒙哥时期，第三次是忽必烈称帝之前在自己的封地发行的交钞。这三次持续的时间都很短，流通的地域不广，影响也不大。但是，第二次发行的纸币，因为被1253年奉命出使蒙古的法国传教士鲁布鲁克记载在他写给教皇的出使报告《鲁布鲁克东行纪》里了，而成为欧洲人最早见得到记载的纸币。

这个时期发行的纸币，主要是出于军事战争与财政支用的需要，蒙古辖属的地方汉人世侯势力及蒙古领主为了经营地方，试图印行纸钞来促进商品流通、获取财利。如1227年，何实（元代将领）在山东博州以丝为本印行会子，“权行一方，民获贸迁之利”。元太宗八年（1236）正月，窝阔台接受建议印行交钞，但似乎流通不广。太宗死后两年的1242年，邢州安抚使刘肃“行楮币，公私赖焉”。

元宪宗元年（1251），蒙哥即位后命布智儿主事“印造宝钞”。元宪宗三年（1253），领主忽必烈在京兆地区立交钞提举司印造交钞“以佐经用”。这一时期，各道多发行地方性纸钞，限于特定区域流通，两三年一换，货币分割状态明显。如王恽所说：“各所领发行纸币，交易买卖，纸币皆不出所领。”为了改变这种货币割据的局面，地方世侯率先出台相关措施，以河北真定路兵总管史楫于宪宗元年（1251）所立“银钞相权”法最为重要。

所谓“银钞相权”，指的是由于蒙古沉重的包税银负担，故元代官员史楫奏请以实物来折银，并减少实物、白银的数额。当时，各道货币分立的局面导致商业不通，由于白银的跨境沟通作用，故立“银钞相权”法沟通各地市场。这个方法很快取得了明显的效果。至宪宗末年，真定行用的银钞在燕、赵、唐、邓等地区流通的数额已有8000余贯，可见当时白银发挥了重要作用。值得指出的是，蒙古帝国时期这些地方行用的纸钞大多依托丝、银为本。

从蒙古帝国形成至元建立前这段时期，中国北方地区货币的流通格局呈现多样性和复杂性：赋税折征银确立了白银的某种法偿地位，铜钱虽在流通却日渐消退，呈现银进钱退之局面。局部地区丝绢恢复了货币地位。同时，依托斡脱信用或实物基准出现了三种地方性的纸币：一是依托斡脱信用的交钞；二是以丝为本的纸钞；三是兑付金银、行“银钞相权”的真定钞。

金以来，华北地区的铜钱以及铜料严重不足，铸钱成本巨大。作为称量货币的白银，主要于上层流通，底层民众难有机会接触到。白银价值高，使用时又需要称重验色，完全不适合百姓的日常小额交易。印造纸币的成本低廉，便于操作，且民众也已普遍接受；同时也便于收兑华北地区各个割据势力所发行的纸币，实现货币统一。

因此，忽必烈在称帝当年便颁旨印造纸币。在此后不及一百年的历史中，元廷曾先后发行过四种纸币，它们分别是：忽必烈即位后发行的“中统元宝交钞”（简称“中统钞”）和“至元通行宝钞”（简称“至元钞”）；武宗时期发行的“至大银钞”，时间非常短暂；最后一次是顺帝时期发行的“至正通行宝钞”（简称“至正钞”）。

其中，最初由王文统主持发行的中统钞最为重要。王文统很受忽必烈赏识，被任命为中书平章政事，实际负责政务。王文统认真总结了金发行纸币的经验教训，提出了发行中统钞应该遵循的原则，大致有五条：

一是中统钞没有时间和地域限制，可以在境内各处长期使用；

二是各路原来发行的旧钞，限期尽数收换，不再流通；

三是各种赋税，都收中统钞；

四是以银作钞本，可以随时兑换白银；

五是印钞只限于流通，不许挪作他用。

上述措施，保证了中统钞的信用。另外，元廷还在各路设立交钞库（或称行用库）作为兑换机关，同时下发新钞和相应数目的钞本银，也就是准备金。百姓持纸钞来兑换白银、用白银来兑换纸钞，或是用旧钞兑换新钞，都依数支发，每两收取手工费三分，收兑的白银就作为准备金储存在钞库。

中央银行

元代纸币制度在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的游记中有着详细记载。虽然马可·波罗的书被认为“掺杂了待证实的事实”，但书中很多生动的细节可以与正史印证，尤其是关于纸币的部分，甚至从时间点来看，欧洲正是在马可·波罗的书之后才出现纸币雏形。

对于纸币，马可·波罗从其制造到使用都有详尽的描述，甚至估算对比了纸币的价值，“在此汗八里城中，有大汗之造币局，观其制设，得谓大汗专有方士之点金术，缘其制造如下所言之一种货币也。此币用树皮作之，树即蚕食其叶作丝之桑树。此树甚众，诸地皆满。人取树干及外面粗皮间之白细皮，旋以此薄如纸之皮制成黑色，纸既造成，裁为下式”，“此薄树皮用水浸之，然后捣之成泥，制以为纸，与棉纸无异，惟其色纯黑。君主造纸既成，裁作长方形，其式大小不等”，这种纸币根据面额等价于不同的银钱，甚至金币。

除了对比价值，《马可·波罗游记》中也记载了强行要求使用纸币的过程：“既用上述之法制造此种纸币以后，用之以作一切给付。凡州郡国土及君主所辖之地莫不通行。臣民位置虽高，不敢拒绝使用，盖拒用者罪至死也。兹敢为君等言者，各人皆乐用此币，盖大汗国中商人所至之处，用此纸币以给费用，以购商物，以取其售物之售价，竟与纯金无别。其量甚轻，致使值十金钱者，其重不逾金钱一枚。”

纸币依赖君主的权威，也为君主带来了便利。君主成为最大的印钞者，在不同领域推广捍卫纸币的法定价值。“此种纸币之上，钤盖君主印信，由是每年制造此种可能给付世界一切帑藏之纸币无数，而不费一钱。”除此之外，元代纸币不仅在军需之上使用，也受到商业欢迎，而且频繁使用之后，旧钞票可以换新钞票。“此种货币虽可持久，然亦有敝坏者，持有者可以倒换新币，仅纳费用百分之三。诸臣民有需金银、宝石、皮革用以制造首饰、器皿、衣服或其他贵重物品者，可赴造币局购买，唯意所欲，即以此种纸币给价”“尚应知者，凡商人之携金银、宝石、皮革来自印度或他国而莅此城者，不敢售之他人，只能售之君主。有贤明能识宝货价值之男爵十二人专任此事。君主使之用此纸币偿其货价，商人皆乐受之，盖偿价甚优，可立时得价，且得用此纸币在所至之地易取所欲之物，加之此种纸币最轻便可以携带也”。

在马可·波罗看来，纸币流通的最大受益者显然是元代君王：“由是君主每年购取贵重物品颇多，而其帑藏不竭，盖其用此不费一钱之纸币给付也。复次每年数命使者宣告城中，凡藏有金银、宝石、珍珠、皮革者，须送至造币局，将获善价，其臣民亦乐售之。盖他人给价不能有如是之优，售之者众，竟至不可思议。大汗用此法据有所属诸国之一切宝藏”，“大汗获有超过全世界一切宝藏的财货之方法，业已备述于前。君等闻之，必解其理。兹请言此城执行大权之诸大官吏。”

整个元代都以中统元宝交钞为主，各种支付和计算均以之为准。元时来华外商与外宾，看到仅一张纸钞可以购得各种商品，与金银无异，都深感奇特新鲜。元代纸钞不仅通行于中原，也通行于边疆各少数民族地区，今西藏、新疆、云南、东北各地无不流通。对此，不仅有古代文献可证，还有许多有关元代的出土经济文物可证。

中统钞更是由于政权信誉强，流通领域更加广泛，扩展到当时的印度、朝鲜、日本、越南等邻近国家。这些国家纷纷与元代纸钞建立了兑换比率关系，中统钞和本地货币均定有一定比值，作为现金使用，畅通无阻。在东南亚许多地区，直到明代仍有流通。可见，元纸币在当时的国际商业交往中已成为通用货币。另外，当时一些国家不但欢迎元纸币在本国流通使用，还仿效发行自己的纸币，如伊朗（波斯）、印度、高丽（朝鲜）、日本等国。当时的波斯伊利汗国在公元1294年乞合都汗时采用中国钞法，纸钞的形制也完全模仿中国，甚至连上面的文字都印上了汉字“钞”字。此类情况在亚洲各国家、地区中出现过，足见其世界影响之大。

开河变钞

经济繁荣，发行纸币；经济继续繁荣，滥发纸币，纸币开始贬值；继续滥发纸币，经济没落，王朝灭亡，纸币退出。

这几乎是宋、金、元三代货币发行的循环特征。马可·波罗笔下的繁华景象也不可避免地成为明日黄花。随着海外扩张以及国内靡费，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曾感叹元代赏赐金银之数为历代最多（其中白银数量超过黄金）。元代钞票好景不长，最开始币值稳定，甚至在各地设立平准行用库，贮备金、银、丝等准备金作为钞本，纸币可以兑换。随着元代中后期时局混乱，钞票准备金集中回收至京城，但民间其实无法兑换，钞票仍走向无本发行，滥发局面并未改善。

自元武宗海山执政以来，元代便出现纸币发行猛增、不断贬值的情况。以后历代大量印钞，给元顺帝妥懽帖睦尔政权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再加上伪钞横行，钞法已经败坏不堪。

至正十年（1350）四月，左司都事武琪建议变钞，吏部尚书偰哲笃支持变钞，并提出了以纸币“壹贯文省”权铜钱一千文（“壹贯文省”指当时最大的面值，每张可兑换白银一两），钞为母而钱为子的方案。执政的权臣脱脱会集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及集贤、翰林两院官，进一步商议。会上进行了激烈的争论，集贤大学士兼国子祭酒吕思诚对这一方案反对最坚决，但遭到了压制。最终，脱脱下决心实行变钞。

元顺帝妥懽贴睦尔批准了中书省的变钞方案，具体办法是：印造“至正交钞”（实际上是用旧日的中统交钞加盖“至正交钞”字样，故又称“至正中统交钞”），新钞一贯合铜钱一千文，或至元宝钞二贯，而至正交钞的价值比至元宝钞提高了一倍，两钞则并行通用。同时发行“至正通宝钱”，与历代旧币通行，使钱钞通行，并以钱来实钞法。

至正十一年（1351）新钞与通宝的同时发行，很快造成了通货膨胀。“行之未久，物价腾踊，价逾十倍”“京师料钞十锭（每锭50 贯），易斗粟不可得”“所在郡县，皆以物货相贸易，公私所积之钞，遂俱不行”。

至正钞法败坏有两个原因：一是所用料纸极差，“用未久辄腐烂，不堪倒换”；一是多印滥支，钞值大贬。由于爆发了大规模农民起义，战事频繁，军费激增，大片地区沦为争战之地或落入农民军之手，使税赋收入锐减，惟赖多印钞币以给之，又需要广籴粮米诸物供给京师，还有奢侈的宫廷消费，赏赐诸王贵族和维持庞大的官僚机构等，各项经费均极浩大，动辄十、百万锭，虚钞泛滥，钞值随贬，所规定的一贯钞权铜钱一千文，一开始就是不能兑现的空文，到至正十二年（1352），一些地方一贯只值钱十四文。

时人孔克齐《至正直记》卷一历述钞法崩坏过程云：“至正壬辰，天下大乱，钞法颇艰；癸巳又艰涩；至于乙未，将绝于用。遂有观音钞、画钞、折腰钞、波钞、糜不烂之说。观言钞，描不成，画不就，如观音美貌也。画者，如画也。折腰者，折半用也。波者，俗言急走，谓不乐受即走去也。糜不烂，如碎絮筋渣也。丙申（十六年）绝不用，交易惟用钱耳。”可见至正钞法甫行二、三年即涩滞不通，才七年竟化为无用之废纸。

《元史·食货志》对至正钞法有一段很精当的概括：“行之未久，物价腾踊，价逾十倍。又值海内大乱，军储供给，赏赐犒劳，每日印造，不可胜计。舟车装运，轴轳相接，交料之散满人间者，无处无之。昏软者不复行用。京师料钞十锭，易斗粟不可得。既而所在郡县皆以物货相贸易，公私所积之钞遂俱不行，人视之若弊。”实行了近百年的元代钞法，就这样先于元的灭亡而灭亡了。

随着钞票的贬值，银开始在中国繁茂，不仅多数钞票以银作为票面价值，本位也多与金银挂钩，民间用银亦广泛。例如元曲大师关汉卿的作品既有提及钞票，也有不少写银的地方。《窦娥冤》开篇即说：“小生一贫如洗，流落在这楚州居住。此间一个蔡婆婆，他家广有钱财，小生因无盘缠，曾借了他二十两银子，到今本利该对还他四十两。”

实际上，钞票的混乱局面不仅使得人们回归实物经济，同时也加强了对于白银这样的金属货币的信心。为了鼓励人们使用中统钞、至大钞等钞票，元代从忽必烈大汗时期就禁止在市场交易中使用铜钱。这样的做法也曾被后代模仿，却注定以失败告终。最终市场的交易规则会战胜皇帝的意志——元廷最终在14世纪宣布停止发行至大钞，并且取消了对黄金白银的禁令。

有趣的是，重新启用金属货币也被视为元代亡国的根源之一。因为据说设立之初，忽必烈曾和刘秉忠讨论过国家的货币制度。刘秉忠以阴阳玄学的角度提出：“钱用于阳，楮用于阴。华夏，阳明之区；沙漠，幽阴之域。今陛下龙兴朔漠，若临中夏。宜用楮币。俾子孙世守之，若用钱，四海且将不靖。”

所谓“楮”，原意是制造桑皮纸和宣纸的落叶乔木，在这里用来指代纸币。忽必烈接受了刘秉忠的建议，一度在元代统一采用纸币作为流通货币。但到了元灭亡的元顺帝时期却不得不发行金属货币，最终导致亡国。因此，后世对刘秉忠这一建议的评价是：“此虽术数谶纬之学，然验之于今，果如所言。”但客观地说，元最终的经济崩溃，正是源于大量的超发纸币以及失败的货币改革。

如今，作为世界上留存最早的纸币“中统元宝交钞”，早已远离它流通的年代。它静静地陈列在民族文化宫“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文物古籍展”中，仿佛在为我们讲述元代纸币如何在世界货币制度史上发挥重要作用、如何促进世界货币的变革。“中统元宝交钞”已成为中华民族共同历史的载体，见证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如何在漫长岁月中越铸越牢。

参考资料

1、《中国货币演进史》，顾雅君著，华龄出版社2020年。

2、《白银帝国：一部新的中国货币史（修订版）》，徐瑾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年。

3、《元代衣食住行》，韩志远著，中华书局2016年。

来源：国家人文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