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俱乐部之缘
作者：而然
朗诵：黎明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初期，我国的农村还很落后，基本没有什么娱乐场所。偶尔放映一次电影，也只能在村里的空旷处或学校的操场里支起两个杆子，再扯上影布放映，正面和背面都可以看。早去的人往往会自带一个小凳子或捡一块废弃的砖头坐在前排，后到的人就只能在后面站着。
我村的条件还算优裕，因为是公社的所在地，于村子的中心地带建了一个俱乐部，是一栋十多间的长条砖瓦厢房。那时正值文革期间，经常在那里开批斗会和搞一些文艺节目的汇演等，演员都是本乡本土的人。节目的内容大都是革命样板戏的片断或一些革命歌曲的联唱及一些简单的忠字舞蹈，基本都是在晚饭后进行。和野场子看电影一样，早进去的人可以享受到坐位，而进去晚的人就只能站着。所以每到开门放人的时候，为了能抢到坐位，总是很拥挤。
我村为了开垦稻田，特意从外地用高工分聘来了一位资深的水稻技术员，他姓池，生得身材高大，阔口方腮，浓眉大眼，很忠厚实在。某一天的晚上，俱乐部又举行了一次文艺汇演，我早早地就排在了等待看节目的人群里，一但开门便会往里冲。说时迟那时快，只见俱乐部的门豁然地开了，顿时人头攒动，都在使劲地往门口拥，我才十多岁，个子很小，在大人的胳肢窝下被挤的眼歪嘴斜，刚被拥到门框时，却觉得有一个小小的硬物落到了我的头上，于是我顺手把它采下而揣到了兜里，以为是大人们被挤掉的毛主席纪念章。那时代，若能得到一枚较大的毛主席纪念章绝对是奇货可居。进得俱乐部后，我终于抢到了一个优越的坐位，便美滋滋地坐了下来。忽然想起了刚才捡到的东西，于是把手伸到了兜里，呀，原来那物件并不是纪念章，而是一块手表。那年头，没有几个人能戴得起手表，戴手表的人就像是现在的大款和富豪一样，绝对是牛人。我顿时害怕起来，不知所措，急忙离开了那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而抢得的坐位，悄悄地溜出了俱乐部，小跑着奔向了回家之路。
爸爸是一个地道的庄稼汉，忠厚老实，心地善良。此时他正独自地坐在门前抽着卷烟呢，见我慌慌张张地跑了回来，便急忙地跟着我进了屋里，我一边喘着粗气一边掏出了手表。爸爸不识字，姐姐却辨认出了手表的牌子，原来是一块进口的英格牌手表。那时代，别说是进口表，就连一块国产的上海表都是凤毛麟角的稀罕物。姐姐摸着那块手表爱不释手，爸爸却把手表抢了过来，急忙拉起我的手，拽着我火速地奔向了俱乐部。还没等到俱乐部，就听到大喇叭在不停地喊：“各位村民们，我们村聘请的水稻技术员池同志的手表不慎丢在俱乐部里了，有捡到的同志请尽快到后台与失主联系，有重谢”……当我们赶到俱乐部后，爸爸便急不可待地敲开了后台小屋的门，说明情况后，池技术员一只手紧握着爸爸的手，一只手不停地抚摸着我的头，久久不肯放下，感动得热泪盈眶。
第二天上学到校后，一进教室，便见同学们都向我投来了异样的目光，班主任亲切地拉着我的手，一连声地说：“好样的、好样的，你为班级争了光，为学校争了光啊！”然后便领我去了校长室。戴着老花镜的校长立刻站了起来，把我搂进了怀里，还把我抱了起来放到了他的办公桌上，并不停地拍打着我的肩膀……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我的幸福感是难以言喻的。先是学校开大会，表彰拾金不昧的好少年，那个隆重劲儿，远胜于俱乐部里文艺汇演的场面，真是飘飘彩旗如海潮，学习口号透云霄。班主任戴着一朵大红花，拉着我的手站在会台的中央，一会是各班的学生代表向我献花，一会是给我送毛泽东的四卷选集和毛主席的半身石膏像，并纷纷上台给我佩戴毛主席纪念章。我的胸前，此时就像一位屡立战功的英雄佩满了军功章一样。我头一回面对着这么多人站在台上，既兴奋又羞怯，不知道眼睛应该往何处看，更不知道手应该往何处放。然后便是各班级写作文向拾金不昧的我学习，并把我的事迹登载到了市里的报刊上。
经历了这场事情后，池技术员与我们家相处得像亲戚一样，不但逢年过节会来我家问候，还会带上一些礼品。后来他去省里的科协当领导了，但我们的“亲戚”关系却始终没有变色。再后来，我有一个农大毕业的侄女，因为工作的事很苦恼，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情去找了池技术员，结果池技术员给她安排了一个非常合适的工作。她最后还与池技术员的孙子结成了伉俪，生活得非常美满。
如今我已年逾六旬了，总爱回忆一些往事，想从中感悟一些道理。通过回忆这件小事，使我对“善有善报”这句话更加确信无疑。人生还是多做一点善事好，即使不报，也一定会减少做恶梦的机率。
我深信，每一颗善心都是一粒鲜花的种子，只要播撒，必定会绽放出芳香和美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