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聊斋”故事和外在的文学世界互相阐明——
我何以被中国文言小说所吸引？
《异史氏：蒲松龄与中国文言小说》 蔡九迪 著 任增强 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这部书的英文版于1993年付梓，那时我还是哈佛大学一名年轻的助理教授。时间快得有些令人难以置信，转瞬已是三十年。
为撰写这篇序文，我又从书架上取出张友鹤先生四卷本的《聊斋志异会校会注会评本》（“三会本”）——作为《聊斋》流传史上不可或缺的版本，在我多年的翻阅下，它已是残破不堪。尽管书架上还摆放着诸多其他版本的《聊斋志异》，但是“三会本”的每一页上都存留着我初读《聊斋》以及写作《异史氏：蒲松龄与中国文言小说》时所做的读书笔记。这些翻旧的、朱墨圈点的书页，令我不胜唏嘘！随手翻开，当从头再读其中的一篇故事时，竟然再次体验到了《聊斋志异》最初带给我的惊异与欣喜——那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当时我正在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这些《聊斋》故事，今日读来仿佛故人重逢，依旧充满新鲜感，保留着当年令我痴迷的文学魔力。当然，多年来致力于中国明清文学的研究，我现在能够轻而易举地看到《异史氏》一书的不完满之处，包括当时所忽略的一些事实或意义。但再次浏览拙著英文原版，我依然禁不住为当时写作的青春活力所打动。如果说这部书尚有令人满意之处，那就是它传达出了我在发掘《聊斋》故事以及这些故事中隐含的大千世界时，所深深感受到的兴奋与激动。
并非所有的《聊斋》故事都是短小精悍的杰作，但相当多的篇章可以称得上是如此。比如其中的《巩仙》篇，即可视为蒲松龄艺术创作的一篇自我寓言。蒲公在这则故事中运用了创构幻想世界的一种惯常手法，将一个比喻性的说法转化为实际发生的事件。小说使用的比喻是“袖里乾坤”，即所谓“微观世界中的宏观世界”。在此，一段隐秘的恋情在道士的袖中展开了……当尚秀才与王府曲妓惠哥被无情地分开，巩道人的衣袖成为二人再续情缘的神奇秘府。当惠哥因身怀六甲而灾祸将至之时，道人再次施以援手——先是以风驰电掣之速将惠哥带入和带出，助惠哥在其袖中诞下男婴，而后又迅疾地将婴儿送至秀才家中。道人探袖之际，婴儿仍是“酣然若寐，脐梗犹未断也”。蒲公这种令人无法仿效的神来之笔，也从这一精心安排的细节中浮现出来：一段幽情在短短几段文字中展开，以婴儿的降临达至高潮，而这一切都内含于作为叙事对象的宽敞衣袖的微型空间之中。
最初写作《异史氏：蒲松龄与中国文言小说》时，我凭借直觉将选取的几个核心故事视为一个需要探寻线索和揭示秘密的哑谜。我的目标并不在于将这些故事看作“现实世界”的反映，尽管这些年来我也逐渐意识到蒲松龄对待“异史氏”这一名号的态度比我最初想象的要严肃得多：如果我们核查故事提及的官职、地名、年代、事件等辅助性的事实细节，通常都能找到确切的出处。相反，通过一以贯之的文本细读法，我对每一则故事既入乎其内，又出乎其外，离心式地剥离出故事产生与回归的文化语境。借此，我让“聊斋”故事和外在的文学世界互相阐明。
当我着手研究《聊斋志异》时，学界关于中国文言小说的研究著述依然寥若晨星。我承袭了业师韩南（Patrick Hanan）教授所使用的“classical tale”一语，以对应于中文的“文言小说”，将之区别于白话小说或话本。韩南教授于1973年发表了《〈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与〈杜十娘怒沉百宝箱〉撰述考》一文，从叙事手法和本体论架构两个层面，对这两篇鲜为人知的明代文言小说和其广为流传的白话故事改编版，开展了对比研究，这给我的启发颇深。尽管《聊斋志异》在明清文言小说中独一无二，并且是公认的文学杰作，但当时尚不曾有一本以英文——假如我的记忆不错的话——或以任何一种欧洲语言撰写的研究专著。我有幸得以参考白亚仁（Allan Barr）于1984年在牛津大学完成的博士论文和早期发表的关于蒲松龄的研究文章——这些奠基之作确立了西方“聊斋”研究中考据学的标尺，亦为我减轻了不少这方面的学术负担。不过，总体而言，中外明清文学研究中对白话小说的兴趣远远超过文言小说。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推广“白话文”为旨的文化运动的驱动；另一方面则是来自西方现实主义小说道德和艺术建树的遗产。而我之所以被中国文言小说所吸引，一方面恰恰是因为它动摇了我作为当代美国学者对小说所抱有的成见，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文言小说形式的精练和浓缩——它的简约和跳跃在表达上更接近于诗歌。
刚开始研究蒲松龄并决定以“异”作为探讨《聊斋志异》的中心议题时，我曾与人笑谈道，三百多年后一个洋人女学者会写一本关于“聊斋”的著作，如果蒲公地下有知，一定会觉得这比他故事中的鬼狐精怪还要奇异得多。
来源：北京日报 | 作者 蔡九迪（作者为哈佛大学博士，芝加哥大学东亚语言文明系讲座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