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仁智日: 《贵州之贵》 在品牌……
在世人皆知的认识中，人们根深蒂固对贵州的认识是：
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天无三日晴……
夜郎自大……黔驴技穷……
这些对贵州的贬低之辞该休唉。
那么《贵州之贵》贵在何处？
《贵州之贵》 贵在教育、贵在品牌、贵在人才的培养、贵在交通建设、贵在大数据领先……
品牌是一种价值理念，是一种精神象征，更是讲好中国故事的载体。
一个个响当当的民族品牌塑造了国家形象，为民族复兴与社会富强注入了持续前进的力量。
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从中国速度到中国质量，从中国产品到中国品牌，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借助外脑强化软实力建设，提升品牌价值。
贵州品牌如此，
贵州教育如此，
贵州人才培养如此，
贵州交通 建设如此，
贵州大数据更是如此……
由于贵州地理环境、历史条件和经济、政治等诸多因素的制约，教育发展历程与其他省区相较，存在一定的特殊性和差异性，从贵州历史情况出发，大体界定为四个时期。各时期各民族之间的教育发展参差不齐，进程也前后交叉。
贵州多民族，形成了多语种、多文种。世居的17个民族中，都有本民族的语言和不同的方言。苗族、布依族、侗族、水族、回族、彝族等都曾有过粗浅或较为成熟的文字。其中，文字形成早、发展成熟的当属水族、彝族。水族的水书，被称为象形文字的活化石，已发现1400余个单字，存书6000余册。
威宁自治县中水镇发掘的远古文字符号与西安半坡村五千年以前的文字符号基本相似和相同。
据有的学者初步认定为彝族早期的文字符号。
明代以前，彝文基本成熟，已收集整理出的单字、双音字达到7000余个。清代以前，就出现卷帙浩繁的彝文古籍，内容涉及历史、政治、经济、军事、文艺、哲学、科技、天文、工艺、宗教以及民风民俗等各个方面。文字是开展教育的工具，从远古时代到明代以前，在漫长的岁月中，无论文字成熟与否的民族，都使用文字进行过教育活动，古彝族还有从事祭祀、教育活动的毕摩(在彝语中含有“经师”、“教师”、“长老”之意)，还有主持祭祀和整理经典的“呐耄”，也担任教师的职务。毕摩、呐耄，他们通过彝文经书，传授教育彝族子弟。传授内容，包括认识自然，生产劳作，生活实践，道德规范，民风民俗以及民族历史、医药、传统体育等。
明代以前，贵州人绝大部分属于少数民族不仅语种多、文种多，而且还形成多种民俗，以及多姿多彩的民族节日。原始形态教育主要是指少数民族的教育活动。在历史上，少数民族中真正有文字工具的是少数，更多数的民族教育活动，还主要是依靠神话故事、历史传说、诗歌民谣、民风民俗，长传幼，师传徒，代代相传，习俗相袭。各民族寓教于田边地角、山寨民宅的生产、生活之中，属于一种没有教室的“课堂”；少数民族的歌谣，各地比比皆是，大都涉及到天文、地理、科技、文化、历史、尊老爱幼以及民风民俗等各个方面，实际上是一种没有课本的“教材”。
近几十年，贵州考古、民族、教育工作者，先后编撰出版了一大批极有价值的民族民间文化资料。比如《苗族古歌》《贵州人文之旅》(梁茂林编著)等。这些资料佐证，贵州远古各族人民正是依靠他们自编自唱的成千上万支歌谣，寓教育于歌谣传唱寓教育于民俗传承的历史史迹。
而且许多民族还把它当作“无字的信史”，世代口耳相传，习习相因，生动活泼，健康具体。
其内容涵盖着宇宙形成、天文地理、族源发展、生产生活以及民风民俗等等诸多方面，被誉为民间的“百科全书”。
在《苗族古歌》中传唱生产技术的略如：“用机麻粟织/用梳竹子梳/拍呀砰呀砰/才得今娲衣。” “五把锄头挖/两盏灯火点/九架车轮摇/接银金来到/银冒作什么/金冒作什么/银冒作圈项/打银花饬头。”孝敬长辈的略如：“晚上来烘蓆/早上来煆茶/慰妈条心安/慰爹条心安。”彝族先民在庆祝传统的“火把节”等节日盛会时传唱的歌谣很多，略如：“彝历年年有虎月(农历六月)/虎月是彝族的火把节/远行的客人都回来呀/团团圆圆齐过节。”“一支火把一支光/千支火把像火龙/火龙照尾好祈福/火龙照年祈丰年。”
仡佬族人认为本民族自古就是伏羲的后裔，在《仡佬古歌》中的“三月三节”(仡佬族人的春节)即有众多歌词唱颂，略如：“远古有一年里/倾盆大雨洪水起/那时有对亲兄妹/他们名叫伏和羲……”
叙述了仡佬族正是伏羲氏传宗下来的历史传说。……这些古代歌谣，大都通俗易懂，言简意明，人们易于接受，也易于传薪继火。许多古歌古谣、故事民俗，承自上千年甚至数千年以远。
贵州峰峦叠嶂，山高谷深，古代交通不便，被称为“蛮荒之地”。少数民族，被视为“化外之民”。秦汉以后，在贵州这块土地上，虽建立过郡、县、府、州、路等行政机构，但在明代以前，这些行政区划和机构均分属邻近各省，也远离各省的政治中心，中央王朝的政策法令的贯彻、文化教育的影响鞭长莫及，所以原始形态的教育在很多民族山寨持续历史漫长。
在秦汉时期，贵州与周边地区交往日增，以儒学为代表的汉文化，就已经逐渐进入，特别是巴蜀文化和楚文化对贵州影响较大。
东汉时期毋敛县(今独山、荔波、正安一带)的尹珍，不远千里到中原地区，师从大学者汝南许慎、应奉，学习经书、图纬，学成为官，离职回贵州后在今正安、道真、绥阳一带办学，成为儒学教育体制的开端，世称贵州“教育先驱”。唐宋时期，贵州地区陆续创办学校，相传在正安州建有旧学和书院，在绥阳建有儒溪书院。古籍记载：南宋时期，播州(贵州省部分地区)的统治者在今遵义
地区“择师礼贤”、“建学养士”、“蛮荒子弟乃多读书”，并向朝廷争取到每年参加科举考试的部分名额。30多年间，播州地区出现了一批进士，从而促进了封建教育的拓展。
1131年~1162年，贵州出现了沿河鸾塘书院。
到了元代，贵州今贵阳、安顺一带均建有一些儒学。
贵州建省以前，从事教育活动类似彝族的毕摩、其他民族中的歌师等的人是很多的；
在执政者中，也有一些人为教育做出贡献。
1388年，妻袭夫位的宣慰使首
领、彝族女政治家奢香夫人在位
15年，先后七次赴明王朝首都南京述职，不仅奉旨在贵州开置官驿大道，沟通云、贵、川、湘的
交通，促进经济发展，还不断向外广聘汉儒，多方接纳文人学士，引入儒学，倡儒学之凤，立儒学之馆，进一步兴办贵州宣慰司学，培养民族子弟。为了学汉语，尊儒学，她带头将其子送入京师大学，结业后，朱元璋亲授三品朝服和袭衣金带，促进了贵州和中原的文化交流与发展。
此后，奢香夫人的子孙和当地执政者，尊儒重教，代代相传，儒士辈出，纷纷在本地和周边地区从政施教，汉文化的影响逐渐扩大。
1413年，贵州建省，封建教育体系迅速形成。一是明朝为了控制西南边陲，推行“安边之道”，使人民“知君臣父子之道”、“变其土俗同于中国”的目的，对当时称之为“蛮夷之区”的贵州，加强“礼乐教化”。明太祖朱元璋御批：
“移风善俗，礼为之本，敷训
导民，教为之先。”要求贵州兴办学校，建立各级教育行政机构。明朝鉴于民族地区多为土司执
政，还明确规定“土司子弟送入州、府、县学习'礼’，未经过学习者，不得承袭土司职务。”
土司子弟，纷纷进入各种学校直至太学(国子监)学习。二是贵州建省以后，一方面与周边省区的
经济、政治等方面交往更加广泛，汉语言的使用、汉文化的影响进一步扩大；另一方面，大量汉族知识分子，或做官、或从军、或如王阳明等被贬谪来贵州，加上本省也逐步培养一些如明朝嘉靖进士、教育家孙应鳌等学者，他们离职后多回贵州办学讲授。
从王阳明到孙应鳌等学者在贵州开一代学风，贡献较为显著，影响尤为深远。由于上述种种原因，百多所官学、社学、书院、私塾等，遍及全省各地；
大量的流官、商贾、土司、头人子弟和少数平民子弟进入了官
学、书院学习，大批的学子学有成效，明代贵州百多名佼佼者还考中进士,1700多人考取举人，从而在贵州初步形成了以汉儒文化为核心的封建教育体系，汉文化也逐步在贵州占居主导地位。
清代贵州教育，承袭旧制，封建教育制度更趋完善。清代，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各类学校数量增加，规模扩大，各级官学、书院达到200余所。除此，清朝官府在边远民族地区还兴办了不同形式的“义学”，有的直接称为“训苗义学”，总数超过300所；至于民间私塾，数量更多。这些学校，特别注重招收民族子弟入学。
清廷还规定各级官学要增加少数民族子弟的名额，并专门开设“苗科”。据清代267年的资料累计，贵州中举者达4300多人，中进士者达600多人。
贵阳的赵以炯、麻哈(麻江)的夏同穌等还以状元及第而夺魁天下，其他名臣文士，也不乏其人。
戊戌变法时，参与公车上书签名的600多举人中，贵州就有95人，约占1/6。
固然，科举考试有其局限性，所取举人、进士，并不是评定人才高下的惟一标准，但这毕竟可以反映某一地域人才兴衰状况。
另一面，有的文人科场不利，只考中秀才或选取贡生，而他们的建树却不在进士、状元之下，成为一时的俊杰。
如明代的丘禾嘉、何腾蛟、杨文聰(字龙友)以及“天末才子”谢三秀等，清代有被誉为黔中三奇男的李世杰、刘清、杨芳及著名外交家和散文家黎庶昌和赵以炯等。
清代贵州封建教育制度的发展中，由于朝廷的目的是维护其封建统治，所以对教育又发展又抑制，比如乾隆时期，贵州民族教育就受到限制。
1751年，吏部复议贵州奏章时恶意指出“苗民遍立义学，并择内地社师训教，无知愚苗，开其智巧，将要奸诈百出。”还密令地方官把社师逐步“裁汰”、“停撒”、“苗童一体应考但不得另设额数”，则苗卷“自难入教”。
这样一来，“义学”大减，少数民族儿童入学不禁而减，直到“咸同”起义(即1854~1876年贵州苗民起义)以后，贵州的“义学”才有所恢复和发展，但全省“义学”总数也才300来所，每个学校学生人数一般只有十几名或几十名。
曾玉平 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