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八三工程”回来，我又重新与社员们一道干农活、挣工分，过着鸡鸣而起、日落而息的传统日子。转眼间就到了1970年8月。这是一段难忘的日子，也是一段让我迷惘的日子。“文革”时期，生产队经常开会，学习毛主席语录，贯彻党中央精神，宣传马列主义。一次，生产队长在传达上级有关精神时，把文件里的“邪路”念成了“牙路”。

     因为我总听收音机，知道是队长误读了，就当场指出。队长正读得起劲儿，自然甚是不快，于是睥睨了我一眼，自圆其说：“牙路和邪路是一个意思。”我还想说什么，但发现队长似乎由开始的窘迫变得有些恼羞成怒了，只好作罢。

      也许是队长的虚荣心强了一点，也许是心眼窄了一点，居然对此事耿耿于怀。就在“八三工程”第二次招募正式工人时，虽然公社点名让我去，而队长却私下安排了别人。“

      我认为，一个人硬是把错说成对才不地道。而为了要面子不去承认错误更不地道。虽然因我一时“多嘴”而葬送了当时背景下的“大好前程”，我也不怎么后悔。我想，“正直”乃做人之根本，机会可以错过，而违心的话不能说，违心的事不能做。一个正直诚实的人迟早会被人们认可、被社会接纳的。

      距离我家十五公里有个地方叫做“偏脸城”——说是“城”，其实不过是个秃山而已。但秃可是秃，地底下却有煤。当时，国家提倡发展“五小”，小煤矿自然是财政倾斜的对象。

       长春市有两个区在那儿开煤矿，于是两个月过后，也就是1970年10月份我就应聘去宽城区煤矿当了矿工。是年，我仅仅18周岁。由于年龄偏低，矿领导让我先不下井，在地上开绞车——接送矿工和运煤运矸石。

       煤矿的一切对我来说都是新鲜的，绞车就更能引起我的兴趣了，但正因为兴趣，我玩得太大了……

       在我看来，以何种方式操纵无关紧要，只要能使机器正常运转，生产正常进行即可。我天生愿意琢磨，人家坐着按电钮，而我居然躺着用脚按电钮！我说坐着不如倒着，好吃里不如饺子，能躺着干的活儿为什么偏要坐着干呢？我就这样用脚“按”电钮达一月之久，直至一次领导下来“视察”才“东窗事发”。

      领导说这是严重违反了操作规程，应立即停止工作反省。幸亏是建矿初期，矿工升井下井暂时还不允许乘坐矿车，否则，非给我定个“草菅人命”的罪名不可。

    由于我平时动辄为大家吹拉弹唱，所以人缘还可以，只反省了两天就被“遣送”到井下掘进挖煤。又由于我热爱劳动、不惧脏累、不管分内分外，脚踏实地地干活儿而赢得班长“头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