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恒山
我的家乡
我的家乡坐落在江汉平原天门县（现改为市）西南部一片广袤、富饶的土地上。那是一个不足百户、人称“小汉口”的近代繁华小集镇——湖北省天门县蒋场镇。
集镇的各种大小商铺在一个“T”字形的街道两边排开。T字的“一横”是南北向，“一竖”是东西向。我们家位于T字街的下半部。
街道是用青石板铺成的石板路。“青石板、石板青，青石板上钉银钉……”这首歌谣就是家乡蒋场街道的真实写照。齐整的青石板路，呈现了我儿时家乡的繁荣、昌盛的景象。
街道两边的商铺都修有长长的屋檐，青石板铺就的街道中间修有阴沟（就是现在所说的“下水道”），雨水和商铺的生活污水直接向阴沟里排放。在19世纪上半叶就具有如此规模的公共设施，可见当年小镇的繁荣和进步程度。
蒋场镇人崇尚文化，重视教育。小小集镇当时就有两个贡生（即秀才），一个是我们的老师姚普生的父亲姚凤岗，一个是和我一起参加革命的胡照楷的祖父胡光海。
小镇上有一栋比较大的房子，我们称“公屋”，蒋场乡政府设在这里，当时称联保办公处。主任黄宏楷，蒋场附近庙湾人，为人正派有威望，设管教学和公务，他不住公屋。另有文书一人；社会治安管理员一人，蒋场有些青年常跟他学武术；乡丁一名，个子很大。当时花鼓戏上演的“淫秽”剧目多，乡政府禁演，老百姓却要看，因此乡丁经常与人发生冲突，甚至被人打伤。故人们给他起了一个绰号——“黄浑”。他们三人住在公屋内。
公屋内存放着十几条铜制的消防水枪，能喷好几米高的水柱，喷到两层楼房顶。消防工作都是义务的，谁家发生火患，大家都义务去帮忙灭火。公屋里还存放有一套乐器，有二胡、锣鼓等等，以供群众开展当地俗称“围鼓子”或“围局”的文艺活动。
镇上有一小学，教室也设在公屋内。
除公屋外，镇上还有一栋可容一百多人的土地庙，镇上一般的社会活动都在庙内进行。
镇上有商会，会长张庆美。
有一个“更夫”，叫陈水清，是烈士后代，专职打更，每晚提醒大家防火防盗。
小集镇上有近百家商铺，各行各业俱全，生产生活资料应有尽有。
六家杂货铺，经营小型农具和各类配件，以及绳子、竹、篾、洋针、洋线、洋火（火柴）、洋油（煤油）等等。那时国家贫穷落后，好多生产生活用品都不能生产，如洋船、洋布等等，都需要从国外进口，凡进口货物都冠之“洋”字。杂货铺还经营日常生活用品和糖果点心、烟酒茶，特别是油盐酱醋等各种调料。有陈崇德的“崇德杂货铺”，王永清的“王宏盛杂货铺”，还有商会会长张庆美、胡祥麟的父亲等人经营的杂货铺，共六家，这种商铺所经营的商品就在一个“杂“字。
三家染坊，一家是商会会长张庆美家的。当时的染坊是将当地的一种叫蓝草的植物（靛青）放入土坑内，泡在水中，使之腐烂，腐烂后的沉淀物呈蓝色，用这种蓝色的沉淀物染布料和衣物。蒋场的染坊除染纱染布外，还生产很有名气的蓝色印花布。
三家糟房（酿酒作坊），陈曙清家前面是酒馆，后面是糟房。
三家中药铺，一家是我的姨夫贺医生开的。
五家姚姓人家开的杂粮行。同学姚心才家还兼营糟房。
一家匹头铺，商号“同泰和”，专营“洋布”（细布）。这种布料只有富裕一点的人家才买得起，所以当地人通常以“穿的是洋布衫”来形容那些富有人家。农民一律穿自纺自织的“土布”，小集镇上多数人穿的也是土布。
三家打线铺，专门制作和经营妇女绣花的花线。花线是用各种色料将丝线染成。
一家皮匠铺，除给人修补皮鞋外，也卖布鞋。
两家鸦片馆，一家是落户到蒋场的四川人，一家是蒋场本地人。两家老板自己也吸鸦片。
三家肉案，经营屠宰和销售。一家专做牛肉生意，当时不允许屠宰耕牛，出卖的都是死牛或病牛肉。另外两家屠宰、销售猪肉。
五家勤行，门前卖锅盔、馒头、油条等熟食，后面有磨面的磨坊。
一家粉馆，位于T字路口的转弯处，门上方挂着一个灯笼，灯笼上书有“闻香下马”四个字，专营天门名吃“细粉”。
一家豆饼（皮）馆。
一家专门经营汤圆、汤粉、发糕。
三家酒馆。
六家豆腐铺。
一家鱼行。
一家包面馆，早上经营包面（馄饨），午、晚经营炒、蒸、煮各类菜肴。
一家皮影戏馆，主营茶馆生意。人们在这里一面喝茶，一面看皮影戏。
一家花鼓戏馆，花鼓戏的演员都是男人，女人的角色也由男人扮演。
两家茶馆，一家是陈其芳家。陈其芳从延安回来后继续以茶馆为掩护做抗日工作。茶馆大厅经常有唱小曲、拍渔鼓、唱道情和说书的。卖唱的人备有一个写有各种戏名的小折子，供点唱的人出钱点戏。茶馆里面还有1～2间房供人玩纸牌或麻将。
一个武汉汉阳鹦鹉洲人邵骡子的眼镜铺。
一家经营刺绣、发网（妇女们用的一种头饰）的铺子。
一家裁缝铺，老板姓胡（胡祥麟的堂叔），专门给有钱人做洋布衣服。
一家银匠铺，是父子俩经营。主要是加工金银首饰，小孩子们脖上戴的长命锁、项圈以及脚手戴的金银梗子，以及妇女们的耳环、手镯、戒指等。同时还经营卷烟，卷烟的制作工艺比较简单，将当地生产的烟叶经风干后卷起，类似于现在雪茄的样子，地方称之为“叶子烟”。
一家袜铺，老板熊祥佴。袜铺有一台手工织袜机，自织自卖，也经营来料加工。父亲见我身单力薄，不宜农活，便交了三五元钱的“上教礼”，让我拜熊师傅学织袜手艺。
一家木匠铺，既给人打造嫁帘，也经营棺木。木匠铺打造的各种花架床雕龙刻凤，工艺考究、做工精致。花架床还配有踏板，也称床榻。
一家玩具铺，经营孩子们的玩具，如竹木刀剑、口琴、嘀咚、吹架（吹哨）等一些小玩意。“嘀咚”是一种很薄很薄、类似玻璃的制品，形状像葫芦，上有一个长长的管子，吹出来的声音就是“嘀咚”、“嘀咚”，故得此名。“吹架”是在木筒里安装一个细小竹管，可以吹出声音来。玩具铺还经营女伢们玩的布娃娃、花朵，以及糖果、蛋糕等小食品。
一副玩具担子，也是经营以上商品。
一副糖人担子，制作的糖人有文官武将、丫环小姐、花鸟鱼虫等等，栩栩如生。挑子周围总是站满看热闹的人和等着买糖人的孩子们。
一副沿街叫卖的小食品担子，经营糖果、饼干、红蓝色汽水等等。有人吆喝就做买卖。
一家剃头铺。
几副满街游动的剃头挑子。
一个修脚摊子。
一家蔬菜行。
一个骡马行，专门代人买卖耕牛、骡马。
一家竹木行。
一家花行，我大伯国安经营。
一家糠行，我二伯国才经营。
一家饭馆，现称“旅社”。白天有饭菜供应，晚上有铺位供人住宿。
有三位身强力壮的脚夫，每晚到各商铺询问所需货物，第二天到渔薪进货，挑回蒋场。其中一位是李为义的父亲，李为义后跟我当过通讯员。
镇上有几户菜农，专门为蒋场商户供应蔬菜。
每天清早五六点钟，小镇就热闹起来。卖菜卖鱼的小商贩、赶早集的人就在街道的屋檐下做买卖。七八点早集时街上人挤人，过早的（即吃早点）、买鱼买菜的、买生产生活用品和其他杂货的，熙熙攘攘。一些店铺门口还要排队。商铺门口还放有长木凳，供排队的人歇息。老板的服务态度都很好，对顾客总是笑脸相迎，热情周到。特别是“王宏盛杂货铺”的老板，不停地笑着对排在后面的人说：“请等一下，我帮他郎仵了，再帮你郎仵（他郎、你郎：对人的尊称和礼貌用语）。”
早集在八九点差不多就结束了，人们称为“裤子集”，形容时间很早、很短。因为农民赶集后要回去劳作，特别是在采桑、耕种和薅草的季节，每年就只有那几天最忙。农民有一句话说明那几天的忙：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只有四十几天最忙。每年的这些天，街上更是人头攒动，来去匆匆。
八九点早餐后，茶馆都是满员。夏天，如果天阴凉快，人们就把桌子抬到屋外，开几桌麻将和纸牌，桌旁围满了观看的人群。
酒馆也是满员。酒馆只卖散酒，供应的下酒菜只有带壳花生和炸鱼块。人们通常只点一盘花生、两三块炸鱼块就喝一餐酒。
茶馆内的各种娱乐不断，有拍渔鼓、唱道情、唱小曲的，有时还有说书的。记得常来卖唱的有雷华咀的一对盲人男女。
镇上有一个较大的场子，只要无雨，场子上就格外热闹。有拉洋片看西洋景的，洋片放在一个木箱内，四周设有座位，人们要先交费，片子大都是美女、洋房、马车等西方的一套。有一人同时操作几样乐器的表演，就是手里拉琴、脚踩锣鼓、口里说唱，收取看热闹人的一点小钱。还有打三棒鼓的，不仅耍棒还耍刀，多数来自本县干驿地区。打三棒鼓实际就是登门要饭，打到哪家门口哪家就给点钱。天晴时在场子上设一两个赌场，场面很大，大家有站有坐，有赌有看，围有二三十人。
场子上还经常有大型活动，如由各商家出钱，搭台演花鼓戏。有时还有马戏团来演出。马戏团每次演出前，都有一个年轻姑娘骑着马在街上绕行一圈，告诉大家马戏团来了。演出的场子用布围起来，看戏的要预先买票，验票进场。凡有唱戏或马戏团来演出时，街上的人们都邀请自家的亲戚朋友来看。观众一般都有三四百人，除镇上的人外，周围村庄的群众也相约前来观看。
农闲时节，不论晴雨，人们纷纷到皮影戏馆或花鼓戏馆看戏，或到茶馆喝茶，天南海北地聊。
天黑后，说“善书”的贺先生在街道中间放个方桌、一个小凳，点着一盏油灯，拿着一本书，就有板有眼地说起来，四周围满了听书的人。善书的内容大都是教育人们要孝顺老人、多做善事……书名有《二十四孝》、《四下河南》等等。
晚饭后“围局”开始。局内人围坐一圈，有人拉胡琴，有人敲锣打鼓，按生、旦、净、丑分扮不同角色就拉起来、唱起来，自娱自乐，吸引众多观众，热闹非凡。
小孩子们则欢声笑语、雀跃地尽情玩耍……
农忙时人们辛勤劳作，闲暇时尽情享受生活的快乐。
每到夜深人静，就听见更夫的打更声：“梆、梆、梆，防火防盗，人人有责。”闹腾了一天的繁华小镇便沉寂在一片宁静之中。
家乡不愧是文化之乡，人们在劳作时也要歌声相伴。薅粟草时妇女们一人一个小凳子，排成一排，手不停嘴巴也不停，唱一句前移一下；在麦场打麦时也是众人一排，唱一句拍打一下麦子。歌词五花八门，大都是天门民歌或“花鼓戏”曲调，一人领唱，众人和“伊呀吙吙嘞-”。劳动也充满欢乐。
每年春节前后，更是热闹。
春节前的十天半月最为热闹。人们都要准备年货，除原有商铺备有充足的、高档一些的食品（如鱼肉、糕点、烟酒）外，还有不少人在广场或街道两旁摆摊设点，卖灯笼、鞭炮、对联、香烛，以及门神、年画等等。
家家户户年前都要更换对联和门神。年画一般是一对胖胖的男女小孩分别抱着一条鲤鱼和一朵莲花，象征来年风调雨顺、年年有余。两扇大门上贴的门神一般都是唐朝名将——秦叔宝和尉迟恭，以防鬼怪。商号门口贴的对联一般是“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老人健在的大都是“福如东海长流水，寿比南山不老松”；当年有老人亡故的都贴孝联“孟宗哭竹终有笋、王强卧冰岂无鱼”。老人故去，出嫁的女儿或孙女要送“灵屋”（用竹篾和纸扎的房子）。
我祖父的“灵屋”是家住张贺湾的姑妈送的，大伯的“灵屋”是家住郑家滩的堂姐送的。周年时要请三四个道士做法事。做完法事、超度亡灵后，才能把灵屋烧掉。我的大伯父和小爹就请道士做过法事。每年农历七月十五，要悼念逝去的先人，给先人烧“纸课”。“纸课”是用白纸将钱纸包成长方形的小包，按一定的格式在纸包上写上名讳：给祖父的写上“故先考胡公讳华桂老大人收”，给母亲的则写“故先妣胡门方老孺人收”。在丰盛的晚饭后将“纸课”（也称“钱课”）铺在麦草上烧掉，寄给先人。
春节前，家家户户堂屋的正壁上都贴书有“天地君亲师”的正方大红纸，辛亥革命后改为“天地国亲师”。正壁下的神台上放有香纸、蜡烛以及荷叶、麻叶、糕点等小点心。“荷叶”是糯米做的呈荷叶状的小吃，麻叶是用芝麻或米泡与麦芽糖混合后切片做成的麻糖或米泡糖。这都是蒋场老百姓擅长制作、过年必备的小点心。大多数商户还用斗余黄豆制作豆腐、干子和腐乳。
堂屋的墙壁上都贴有一张小红纸条，上面写有“童言无忌”四个字，惟恐小孩说了不吉利的话招祸惹灾。家家后门都贴有“光前裕后”的字条，“裕后”就是寓意来年吃喝不愁、富裕充足。
年三十下午，各家各户都要去土地庙焚香烧纸，团年饭前向“天地君亲师”行跪拜礼。
祖坟都在各家的地里。团年饭后，天已黑时，各家各户都去敬祖上坟。上祖坟很讲究，要点灯笼、焚香烧纸、供奉食品。年三十晚，原野上遍布各家祖坟上点燃的灯笼，如天上的繁星一样，星星点点，煞是好看。
年三十团年饭桌上的鱼是不能吃的，要等到正月十五后才能动筷子，寓意富足有余，祈求来年有个好收成。
吃完年饭，小孩子们纷纷出去赛灯，比谁的灯笼扎得好看。当时一般都扎圆灯，方灯是比较讲究的一种，由三根长竹片作架。我的是方灯，上书四个字：“胡泰兴号”（我们家的商号）。
半夜要焚香烧纸，敬灶神，焚“疏表”。“疏表”就是在黄表纸上写“疏文”。我家“疏文”由我按一定的格式用小楷填写，大意是我家住在哪里（我家的疏文地址是安陆府、竞陵县）、几口人、都姓甚名谁，祈求上天安排我家的口粮。
大年初一天还没亮，小孩子要向长辈拜年行跪拜礼，逐个向祖父母、父母拜年，喊一声称呼，磕一个头。
天亮前要敬财神，称“出行”。每家大门下方都贴有“开门大发”四个大字的红纸条，门前堆放一堆柴草。“出行”时要在门前燃放鞭炮，烧掉柴草，寓意兴旺发财。这些活动完成后方出门拜年。
出了门，街坊邻居和亲戚朋友相互的拜年声、恭喜发财的祝贺声、走亲访友的欢笑声以及鞭炮声、吹架声、嘀咚声不绝于耳，一直闹到正月十五，好不热闹。
从正月初一起到十五，不论白天夜晚，挨家挨户玩龙灯，从街上玩到农村。玩到哪家，那家都要烧纸烧香、燃放鞭炮，以示欢迎。玩龙灯不只是一种热闹的娱乐形式，在人们心目中更是无比的神圣。
正月十五夜晚更是高潮。热火朝天的玩龙灯，哪家要求就要玩到那家“取红”（祈福的意思）。办法是将红布条放在房梁上，玩龙灯的队伍以人梯方式上梁“取红”。“取红”后，这家要安排一顿饭，一直闹到天亮。十五晚上，几乎家家户户都要参加“赶毛狗”的活动。“赶毛狗”是当地特有的习俗，不管哪家的柴草堆，人们都可以拉出去烧，闹得夜晚一片通红。同时，鞭炮声也不绝于耳。据说，这一方面有驱赶瘟疫的意思，也寓意“生活红火，来年发财”。一直闹到天亮，过年才算结束。
小小集镇之热闹、之繁荣，真不愧为“小汉口”。
我繁华热闹的蒋场小集镇在日军的侵略和践踏下迅速衰败、没落。
我的家世
我的家世，家里没有人给我们系统讲过，是后来断断续续地听家里人和别人说起才知道一些。因此，在我记事之前的可能不是很确切。
我的祖辈有两兄弟，我们叫他们大爹、小爹。
大祖父去世很早，我没有见过；大祖母我们喊她大婆，很能干。
亲祖父小爹胡华桂有点文化，在蒋场那个地方是个小有名气的头面人物。胡氏宗谱对他的人品和声望评价很高，称他“性耿直，排难解纷，为一乡之善士”。
小爹热心公益事业。蒋场小学所在的公房就是他督办修建的，砖木结构的房梁有红底黑字两色油漆写成的七个大字：“督修首士胡华桂”。我分析，一方面可能是街上的商户掏钱委托他负责修建的，也有可能是他掏的钱多一些带头修的；另一方面可能是因为他有点文化的缘故。
小爹爱好文艺，他组织了一个叫“围鼓子”的文艺小团体，也称“围局”，由街上一些和他年纪相当又较闲散的人们自愿参加。闲时或晚饭后，十几人围坐一圈，一套锣鼓、简板、胡琴之类的乐器就奏起来，他们分扮生、旦、净、丑各种角色就唱起来。那时的汉剧在农村叫“大戏”，他们唱的都是汉戏。他们晚饭后围坐在一起拉唱时，常引了不少人围观听戏。
我的父亲那一辈有三兄弟，我们分别叫大爸、二爸、三爷；三爷是我的父亲。他们是国字辈，大爸叫国安、二爸叫国才、三爷叫国珍。
大爸、大婆（盲人）无子女。大爸在一家药铺屋檐下开设花行，代购代销棉花赚取手续费，同时也自购自销，叫“花经纪”。门上挂着两个大灯笼，上书“胡泰兴花行”几个字。这个行当别人是不许经营的。他有一副“轧花镐子”，就是轧棉花用的老式加工机械，一头耕牛做动力，雇请一名季节性工人，棉花采摘时帮周围棉农加工皮棉，收点工本费。工人既轧花又养牛，可以说还比较富裕。“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有人贴大字报说我家是地主，有钱读了十几年书，还请了长工。实际就是这么个情况。
二爸经营“糠经纪”，帮人代买代卖糠、麸和其他杂品，拿一点手续费过生活。分家时二爸分得一块五六分的菜园。二爸有两个儿子，虽然负担重一些，生活也还过得去。大儿子在公安县一家豆腐铺帮工，我们叫他大哥，大嫂我们叫大姐。他们有一个女儿叫福英。日本人占领天门后，大姐常年带着女儿在外逃难，后来下落不明，福英嫁在王家老台。小儿子夫妇（我们喊小哥、二姐）没有土地，靠下卡子捞鱼为生，二姐帮助理卡子。他们孩子多，两男两女-环儿、双儿、娴儿、酥儿。生活困难一些，勉强可以过得去。日本人占领天门后，二姐逢节日也出去要饭，特别是春节。1950年，双儿到西安石油机械厂工作，后转战到河北沧州华北油田工作。1958年，酥儿也到了华北油田。
大爸、二爸、三爷他们都能喝酒，每天中晚都要喝。
大爸去世还用了一口棺材，二爸逝世时是用楼板钉的匣子埋葬的。二爸是在日本军侵占天门后，蒋场衰败没了生路，又患重病无钱医治，病饿而死的。
我们是第三房。我父母身体壮实，又很勤劳，有多种谋生之道，分家时所有的土地都分给了父亲，约四亩地和四五分菜园地。我的母亲姓方，在我四五岁时难产去世了。后来我又有了一个继母，姓王，她非常勤劳节俭，用积蓄置办了一亩三分地。她对我们兄弟都好，特别是对我。
我们两兄弟，哥哥叫端清，我叫端泉。
端清哥过继给大爸，继承香火。端清哥的原配大嫂姓王；王姓大嫂去世后，续娶傅姓大嫂。
我们家共有五亩三分地，几分菜田。其中一亩好一点；一亩地势低洼，常年泡在水里，不能耕种；两亩种植棉花，靠天收，风调雨顺就有收成，一遇渍涝就减产或无收；还有一亩三分好田是继母来后省吃俭用买的。全家的生活主要靠那两亩三分好田。
家里没有耕牛和大型农具，耕种时得请人帮忙。
一家人省吃俭用还不能保证生活，父亲只得到较远的地方贩点鱼肉、牛杂，挑到蒋场街上来销售，赚钱养家。当时我因年幼，不知父母的辛苦，只觉继母太抠。
继母是钟祥人，姓王，襄河溃口逃荒到我们家。她人高体壮，农忙时挑大粪，什么都做；冬天农闲时帮人弹棉花收点手续费。她非常勤劳节俭，善于精打细算。
继母真是个好人。我的祖父长病不起，是她亲手照顾吃喝漱洗。特别是祖父生活不能自理之后，大小便和擦洗身子都是她一个人料理。这是一般女人难以办到的事。我小时患过两次痢疾，一次已到死亡边缘，她半个多月白天晚上把我抱在怀里，直到我病愈。
我们家的日子还过得去，但不能受灾。我们那个地方三年两淹水。有一年淹水后父亲带我哥到京山县阮家沟子的胡家上湾、下湾等地逃荒，那里姓胡的族人多。他们是背着族谱去逃荒的，族人看在同族的分上给他们资助一些生活物资。
在抗日战争时期，这一带的胡姓群众都成了我的关系户。
我断断续续读了四五年书。我是在蒋场街上的小学开始读书的。后来小学不办了，就到附近的私塾去读。年成好时可以去读，荒年就不能去读了。
外公外婆早逝，我没见过。外公姓方，住方家拐。
我没有见过大舅舅，只见到过大舅妈，她很能干。他们有两个儿子，大名方世才和方世彪。大舅母有三间草房，一个大基台，房后有个大竹园，因火灾致贫。世才终身没有婚配。
日本人来了以后，世彪到国民党游击队当兵。他在监利县的北口（实行合作化以后改叫铁庙大队）当兵时领回来了表嫂，生了一个女儿叫萍儿。
大概是1944年，世彪脱离国民党的游击队回家时，我任渔北区委书记兼联乡办事处主任。他带着表嫂到区委来找到我，利用方姓关系将表嫂寄居在距坟禁不远的向家巷保长方万文家，跟着我在渔北坚持游击战争，直到1945年日本人投降。
抗战胜利后，为适应斗争需要精简人员。世彪因视力不好，被安排回家隐蔽，可不久就在蒋场被国民党抓住，污蔑其为土匪，在蒋场街上惨遭杀害。
世彪被害后，表嫂因生活所迫，带着女儿萍儿改嫁给国民党的一名王姓保长。
解放后，我们的政府还一直把世彪当土匪。我要地方调查。第一次调查的结果说他是国民党的保长，结论是“不予平反”。后来经天门县民政局郭义文局长第二次调查，才查清是将王姓保长的帽子误扣到方的头上，是张冠李戴了。这才给世彪平了反，承认他是革命烈士。
小舅舅在国民党军队当兵，娶回来小舅母。他们在大舅妈屋旁盖了几间茅草房单独生活。
我有一个姑祖母，她很能干，我们喊她“能干恩爹”。她家有一个又高又大的基台，基台上修了几间草房。因火灾，房子被烧毁致贫。她有两个儿子，大儿子我们叫松叔，到邻居家当上门女婿；小儿子我们叫羊叔，终身未娶。
我有两个恩妈（姑妈）。大姑父姓张，住张贺湾，家里比较富裕，有十三级台阶的三合头房子。他们无子女，收养了一个儿子叫“天儿”。姑父去世后，天儿被张家争夺财产的人赶走。姑妈被逼再嫁渔薪河南岸陈姓老人，生活也算富裕。土地改革时划成富农，姑妈投河自尽了。
我有一个堂姐，姐夫姓饶，是红军，突围时受伤不治身亡。堂姐在郑滩小镇以开豆腐铺营生，很能干。堂姐有两个女儿，都早逝。为续香火，堂姐收养了一个儿子。堂姐死后，这个儿子被争夺财产的人赶走了。
家住襄河南岸五支角的姑父姑母早逝，我都没有见过。
从1940年我参加革命、反动政府实行“打捉交”政策开始，到1948年解放战争时期，我父亲一直受到牵连，遭受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
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在蒋场筑了碉堡。王克强、胡祥麟带人去攻打不克。在那次战斗中手枪队长牺牲，指导员邓春生的手被打残。这次战斗后，国民党发布了布告，以威胁群众和我部人员家属。
王、胡撤走以后，国民党乡公所说是我带队去打的，还说我藏了八条枪在家里，把我的父亲抓去关进牛屋。当时正值暑天，酷热难耐，蚊虫又多，他老人家的手脚都被捆着喂蚊子，吃尽了苦头。后来又被送到天门的监狱里关了个把月。当时他们连我哥哥也要抓，幸亏他跑脱了。后来哥哥把家里五亩田中的两亩三分好田卖了，托燕家湾绅士燕元阶才把父亲保释出来。父亲因受到的刺激太大，导致精神失常，以后一有我的消息就往水里跑，意图自杀。哥哥都看不住他了。
我奉调参与开创鄂西北根据地时，在保康县的马良坪给家里写了一封信，说我在外经商，是什么时候走的，生意做得还可以，不赔不赚，暗示我平安无事。由于信件是马良坪的邮戳，敌人误认为是荆门县的马良小镇，要父亲到马良去把我找回来。这对我的父亲又是一个很大的刺激，也显示出了敌人对我们家监视控制的严密。
1948年重返天京潜，我在永隆河区工作时，又给父亲写了一封报平安的信。他一见到信精神病就被诱发，在屋后的长坑（堰塘）投水自尽了。我知道以后回家给他送葬，组织上还给了我几块银洋为父亲办理丧事。
在1946年我们最困难的时候，蒋场街上一个姓姚的人在街上大声嚷道：“姓胡的这家完了！”意思是胡家绝户了。当地骂人最毒的话就是“断子绝孙”、“绝户头”。而哥哥的几个孩子都夭折了，我只有虞香一个女儿（虞——族谱辈分：肇、端、虞、圣……），且又在外面打仗，哪晓得生死？在当地老百姓的观念里，男孩子才算是延续香火的，女孩子迟早要嫁人的。所以我哥哥听了很气愤。
由于我们家孩子少，哥哥晚上去做豆腐都把虞香背在背上。可见他是怎样的心疼孩子。天门解放后，我又有了一个男孩名“遂意”，就是哥哥起的名字，他觉得有了男孩，遂了他的意，胡家有后人了。
为了革命，我家里死了两个人。一个是我的父亲受到牵连被逼自尽，一个是我的第一个儿子欣荣夭折。欣荣出生于1943年，正处于抗战最艰苦的时期。给他取名欣荣，我的意思是希望革命事业欣欣向荣。
胡恒山全家福
作者胡恒山（1921年1月-2021年1月28日），男，湖北省天门蒋场镇人，1940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天京潜县区委书记。建国后，历任中共天门县委组织部部长、书记，荆州地委书记兼沙市市委第一书记，湖北省纪委书记，湖北省第五、六届政协副主席。2021年1月28日，胡恒山在武汉逝世，享年100岁。
（来源：荆楚天下 推荐：张忍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