兹游奇绝冠平生

一、

二〇〇三年岁云暮矣，长沙已瑟缩在寒冬之中，但南方之南的海南岛，却仍然热烈在不肯撤退的盛夏里，我远去那里朝拜流放的苏轼，从长沙至深圳，和维樑、小婕伉俪结伴而行。喷气机在深圳机场振翅而起，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一个小时后就栖定在海口市的美兰机场。唐代贤相李德裕被贬往海南岛最南端的崖州，即今日之旅游胜地“三亚市”。他登上城楼，遥望不可当归的长安，曾发出过“独上高楼望帝京，鸟飞犹是半年程”的长叹，而现在我远去海南，岂止朝发夕至而是即发即至。时近黄昏，西边的远山撑起的，仍是九百年前的那一轮落日，但苏轼在此间流放三载之后，早已在元符三年（1100）从琼州海峡渡海北归了。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那时的友人之间尚且如此，何况隔着九百余年时光的我们？他从海上北去，我们从空中南来，仿佛是上下交会，擦肩而过，其实已经阻隔了五湖烟水浩浩而远隔了历史烟云茫茫。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应时膺海南师范学院中文系主任的友人王春煜教授之邀，前往讲学。我从湛江乘车抵达雷州半岛的徐闻，从苏轼当年渡海之处渡海。匆匆数日之中，虽然游览了海南山水包括海口市郊的苏公祠，但却未去苏轼流放之地的儋州，儋州的东坡书院。以后多年，冥冥之中似乎总听到苏轼的叹息和责问：自称文人，又已千里远来，为什么不到儋州呢？当时，我以自己既不写诗也不写散文为由来搪塞，内心却已明白铸成了失之交臂的大错。此次海南师院举办“中华散文与中华民族精神国际研讨会”，机不可再失，时不能再来。我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想的是借会议之便，补上近二十年前缺席的必修功课，去儋州的山畔水湄朝拜流放的诗神。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在《和子由渑池怀旧》一诗中，苏轼曾这样说过。一九七九年的端午节之夜，其时设帐于香港中文大学的余光中，一壶浓茶，一卷东坡，细味雨夜的苦涩与温馨，写下了《夜读东坡》一诗。诗中说：“九百年的雪泥，都化尽了／留下最美丽的鸿爪，令人低回。”二十四年后，余光中成了海南这次会议的主角。他一下榻黄金海景酒店，就急催会议主办方的喻大翔教授找来海南省的地图，他要清楚自己现时所处的方位，探究苏轼当年在哪里上岸，又从何处走向儋州。不久之前的九月，我和他曾在福建的“海峡诗会”重逢，这回算是小别之后的再聚。和他夜话言欢之后，我伫立在海口市颇为现代的街道上，举目四顾，入眼的是以星月为冠的大厦高楼，和心思颇为暧昧、闪烁不定的霓虹彩灯，人潮汹涌而车声喧嚣，香车宝马奔驰于市区的道路，鬓影衣香流荡在酒店与广场，时间如流水，九百年后我旧地新来，还能寻觅到苏公的一星鸿爪吗？

在北宋，一代才人苏轼经历了数不尽的宦海浮沉。他本可以直挂云帆济沧海，因为他才学过人，当年及第之初，考官们以“文义灿然”议定苏轼入三等，三等即当时的“最高等”，宋代立朝以来仅有二人获此殊荣，就是吴育与苏轼。仁宗退朝后还高兴地对高皇后说：“朕今日为子孙得二相才（另一即指苏轼之弟苏辙）。”然而，客观上是北宋所谓改革派与保守派新旧两党党争不已，愈演愈烈，最后沦落为并非政见之争而是帮派之斗，苏轼不幸身陷也深陷这一噬人的漩涡；主观上则是苏轼生性刚直不阿，崇尚独立与自由，绝不心非口是地唯唯，或是口是心非地诺诺。风不正而一帆悬，他高扬的是独立而不随波逐流的旗帜。他理性上主张改革，但反对进行改革的某些人物和某些具体措施；他感情偏向旧党，但又反对司马光等人之顽固保守，全盘否定新法。左右俱不逢源，遭受来自各方的风吹浪打，甚至蒙受小人掀起的阴风黑雨的袭击，那就是必然的性格悲剧与时代悲剧了。

绍圣元年（1094）四月，苏轼在定州（今河北定州）太守任上，贬为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今广东惠阳）安置。当时的皇帝是恢复神宗改革之政的哲宗，宰相是一度被逐并遭监禁的章惇。章惇与苏轼年轻时是好友，当年苏轼任陕西凤翔签判，章惇在相邻的商州做推官，他们同游盩厔（今陕西周至）南山的仙游潭。此潭下临无地，仅有独木横架于万丈深渊之上，章惇提出和苏轼过桥题壁，苏轼不愿以生命做赌注，而章惇则单身涉险，并缒绳题“章惇苏轼来游”六个大字于千仞绝壁之上。苏轼笑着对他说：“能自判（拼）命者，必能杀人也。”苏轼后来任主考官时，还曾量才录取章惇之子为状元。然而，章惇一旦掌权，便“专事报复报怨，大小之臣，无一得免”，即使对苏轼他也化友为敌。其中原因，除了政见不同之外，苏辙在元祐年间曾上奏指陈其奸恶，也使他迁怒苏轼，以为有其弟必有其兄，同时他还念念不忘仁宗当年“为子孙找到两个宰相了”之言，心存忌妒。苏轼的好友佛印和尚虽遁入空门，但却洞见世情，一针见血：“远放寂寞之滨，权臣忌子瞻为宰相耳。”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于是，苏轼便以五十八岁的高龄，水陆辗转，远谪四五千里之外的蛮荒之地惠州。

苏轼一生以诗文鸣世，也为诗文所累，他在“乌台诗案”中身陷囹圄，屈打成招，差一点被死神提前召去，最终贬谪黄州。在来惠州之前，苏辙和许多好友都痛下针砭，劝他不要再作诗罹祸，他也以为“其言切实，不可不遵”，并“袖手焚笔砚”，而且表示“蔬饭藜床破衲衣，扫除习气不吟诗”。然而，苏轼天生是一位诗人，而且是一位不吐不快的真正的诗人，而且是一位自信自己的文字不会与草木同腐的诗人，如同瀑布必然要飞泻，大江必然要奔流，花蕾必然要盛开，夜莺必然要歌唱，于是他在惠州又写了许多出色的诗词。例如下述二首，千百年来就芬芳了不知多少读者的嘴唇：

诗哲泰戈尔曾经说过：“当人是兽时，他比兽还坏。”（《飞鸟集》）章惇之类的小人就正是如此。他曾向哲宗上书，要求将苏轼在内的贬逐岭南之政敌通通处死，也许是碍于宋太祖有“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者”“子孙有逾此誓者，天必殛之”的誓约戒律，哲宗没有同意。苏轼的上述作品传到京师，如同毒蛇猛兽一直在窥伺它心目中的猎物一样，章惇自以为抓到了把柄，狰狞地冷笑：“苏子尚尔快活耶？”据说因为苏轼字子瞻，苏辙字子由，章惇便均取他们的字的偏旁，把苏轼贬到更为荒远的、由来贬谪地不见有人还的儋州，苏辙也因兄及弟，贬到广东之南的雷州。

苏轼贬儋州，时在绍圣四年（1097）四月。儋州又名昌化军、南宁军，州治在今日海南省西北部之儋州市。此地古称儋耳郡，是海南岛建于汉代的最早的两个郡之一，州治在现在的中和镇，离今天市政府所在地四十多公里。幼子苏过将妻儿留置在惠州，陪同年迈的父亲舟车劳顿，取道雷州半岛由徐闻渡琼州海峡，到海口借宿于府城的金粟庵，稍作停留，便沿西北海岸向儋州进发，正式开始了他们的天涯苦旅。他们途经又名“松林山”与“藤山”的儋耳山，桀骜不驯的山峰和路旁投闲置散不知亿万斯年的巨石，赠远来的逐客以诗句，苏轼写成《儋耳山》一诗：

二十世纪之初，诗选家高步瀛在《唐宋诗举要》中，还称此诗是苏轼五绝的代表作。为了实地领略，我和春煜专程去朝觐此山。还在远处遥望，儋耳山就已经傲然兀立，以其磅礴的气势占领了半个蔚蓝的天宇。当年，它就是以这样不屈不挠而又潇洒出尘的姿态，奔入苏轼望眼的吗？及至登临绝顶，只见西北的北部湾在阳光下波光粼粼，以浩阔的波浪与千古的涛声在下面为它捧场，而东南的蚂蟥岭呢，也以连绵的接青叠翠向它致敬。一山峙空，巨石满地，由物及人，它们该撩起万里投荒的诗人的多少感慨？春煜说：

“‘突兀隘空虚，他山总不如’，虽然写的是山，但才华过人而长期特立独行的苏轼，潜意识中恐怕也是在象征自己吧？”

“世上之人，尤其是落难的志士，常常要从雄伟的大自然汲取生命的力量。”我说，“‘君看道旁石，俱是补天余’，虽然后来有人听苏过说‘石’当作‘者’，但其意如一，借女娲炼石补天的神话传说，抒写自己经邦济世的抱负和理想无法实现的悲哀。”

“你去过江西共青城胡耀邦的墓地，据说墓侧路旁的石头上也题刻了这两句诗，是真的吗？”春煜问我。

儋耳山上，我实地重温苏轼这首寄托遥深的诗，不禁思接千载。春煜的问话将我惊醒，霎时间从宋代回到了当今。有一年秋日，主持江西《百花洲》杂志的洪亮兄筹办笔会，我得以参加，并有幸瞻仰了位于九江市共青城富华山的胡耀邦墓地。墓地后倚高冈，前对鄱阳湖，青山作伴，碧水长歌，白天红日晴空，夜晚清风明月，自有一番肃穆而阔大的气象。墓地之侧有一方巨石，不知是出自哪一位有心人的主意，竟将“君看道旁石，俱是补天余”十个大字镌刻于其上。犹记当时乍见，开始猛然一惊，随即陷入绵绵无尽的追怀。如今，竟亲履九百年前苏轼登临而赋此诗的儋耳山，山上松风阵阵，仿佛仍从宋代吹来，经春煜一问，虽然西眺远处的洋浦开发区已然高楼成阵，但我一时竟然时空倒错，不知人间何世。

除了春煜，一路偕行的，还有从香港前来参加散文研讨会的友人黄维樑博士。维樑不久前去过惠州苏轼贬居的故地，他说：“在惠州时苏轼的生命已是深秋，岭南虽然艰苦，但比海南还是好多了。海南的三年，苏轼的生命已进入了冬日，而且是严冬，但他却仍然像儋耳山一样傲然挺立，文情诗思像万泉河水一样浩荡奔流，真是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啊！”

我们的汽车朝前奔驰，直指儋州，我的思绪却向后飞逝，远抵宋代。苏轼以前虽遭多次贬谪，但大都还是在生命的壮岁，心理与生理还有较强的抗打击的能力，而这次远放海南，却已是暮年，是“元祐”大臣中贬得最远的一人。相濡以沫的朝云不久前病逝于惠州，他已垂垂老矣，影只形单，暮色已经苍茫，生命的帷幕很快就要降落了。从前流放海南的人很少生还，章惇也是想以海南的瘴气置苏轼于死地，所以苏轼曾说：“子孙恸哭于江边，已为死别；魑魅逢迎于海外，宁许生还？”（《昌化军谢表》）而在给友人王古的信中，他也说道：“某垂老投荒，无复生还之望。昨与长子迈诀，已处置后事矣。”除了老大的年龄和孑然一身的孤独，还有地理的恶劣、生活的艰苦。海南是赵官家最南的驿站，没有前途的终点，孤悬海外，远离中原这一政治文化中心。其时没有电话，没有手机，没有传真，没有网络，流放于岛上等于囚禁于与世隔绝的笼中，亲朋难有一字，家书胜过万金，闭目塞听，地哑天聋，苏轼灵魂的孤寂痛苦可想而知。海南岛当时多的是海氛瘴雾，端的是恶壤穷乡，不像现在早已成了旅游的热门之地，豪阔的宾馆酒楼林立于海畔山隈，豪华的旅游巴士奔竞于高速公路，如果苏轼重来，他当会得到最高规格的贵宾接待，出则有奔驰宝马，住则有总统套间。但九百年前，他只能在日记中写道：“岭南天气卑湿，地气蒸溽，而海南为甚。夏秋之交，物无不腐坏者。人非金石，其何能久？”在这种环境中，衣食住行都成了问题，他就曾从床帐中剔出一升多腐烂的白蚁。

苏轼初到贬所，就遇到了一位好人，那就是昌化军使张中。张中是武人，却崇仰苏轼这样的文士，他让苏轼暂住行衙，又修葺伦江驿作为苏轼的居所，不时馈赠酒米，并和苏过成了棋友。苏轼前后写了三首诗赠他，还作《观棋》一诗，留下了“胜固欣然，败亦可喜。优哉游哉，聊复尔耳”的苏式人生哲理之名句。然而，令人古今同慨的是，雷州长官张逢礼遇苏轼兄弟之事被人告发，章惇派湖南提举常平官董必察访岭南，张逢被迫停职反省。董必又派爪牙去儋州，张中也遭罢黜而后致死，苏轼当然也就被扫地出门，赶出官驿。苏轼从来居官清正，在杭州时他就曾捐献自己的积蓄五十两黄金，用于公共福利事业，在惠州也曾捐钱修桥。儋州三年没有薪俸，海南岛不产大米，全靠从大陆以海船运来，米珠薪桂，这位美食家不但吃不到自己发明、传于后世的“东坡肉”，一日三餐都难以为继，甚至到了“卖尽酒器，以供衣食”的绝境。他写了一篇杂记《学龟息法》给苏过，准备和他共行这一传闻中的绝食而生之法，不知是苦闷中的调侃，还是聊以解忧的自嘲？苏过为了改善生活，曾挖空心思以山芋作羹，富于幽默感的苏轼，为之赋诗一首，题为《过子忽出新意，以山芋作玉糁羹，色香味皆奇绝。天上酥酏则不可知，人间决无此味也》：

儋州海滨牡蛎鲜美，他曾著文幽默地说：“每戒过子慎勿说，恐北方君子闻之，欲争为东坡所为，求谪海南，分我此美食也。”以前贬惠州时，他就说过“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现在他又如此“自吹自擂”，将聊以果腹的野食比作天上人间皆无的美食，将一肩沉重的苦难化为虚无缥缈的云烟，不知京中的政敌和新贵们在弹冠相庆、饫甘餍肥之余，读后有何感想？

许多人临此绝境，真的就会要自寻短见、了此残生，或者万念俱灰而只图苟全性命于乱世了。苏轼没有轻生，没有消沉，他的力量来自他入世的信念与出世的精神，“优哉游哉，聊复尔耳”的化解苦难的人生态度，以及对艺术生命的珍重与执着。苏轼性格幽默，董必之“必”与“鳖”谐音，他就写了一篇寓言，含沙射影地称其为“鳖相公”，幽他一默；苏轼后来遇赦北归经过南昌，太守问他：传说你已从海上乘槎仙去，怎么今天还在游戏人间呢？他竟然笑而作答：我本来已魂归地府，途中碰到章惇，转念一想，还是折回阳间了。除了基于生存智慧的幽默，苏轼的个性还极为豁达，他贬海南，随身带的是陶渊明和柳宗元的文集，称为“南行二友”，他《独觉》一诗的结尾，竟然是“回首向来萧瑟处，也无风雨也无晴”，那是十五年前贬黄州时写的《定风波》的结句，表达的是坎坷中的放达、苦难中的超脱，多年后在诗中旧语而新用，可见他对这种精神境界的看重。“无官一身轻，有子万事足”（《贺子由生第四孙》），他对于污浊的官场和众人趋之若鹜的官位，早已彻底看穿看透：“霜风扫瘴毒，冬日稍清美。年来万事足，所欠唯一死”（《赠郑清叟秀才》），“死”是人生的最大考验，所谓“千古艰难唯一死”即是，而苏轼却说自己早已勘破死生，颇有“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之意。百般打击迫害，诸多艰难困苦，又能其奈他何呢？除了以上种种，苏轼还有凡人所无的精神动力，屡见之于海南之诗，这就是他对于艺术的自觉与自信。“但令文字还照世，粪土腐余安足梦”，这是他《过于海舶，得迈寄书、酒。作诗远和之，皆粲然可观。子由有书相庆也，因用其韵赋一篇并寄诸子侄》一诗中的诗句，一朝的富贵荣华何足道哉，只有杰出的诗文不朽，这和后来西方哲人的名言“人生短促，艺术长存”，竟是中西同调。在海南的三年凄风苦雨之中，他“食芋饮水，著书以为乐”，总共写诗一百二十七首，词四首，各类文章一百八十二篇，还有其他著作。当时的官场政客、鬼蜮小人都早已灰飞烟灭，苏轼的诗文却历经时间的风雨而长留于天地之间，九百余年后的今天，我们不是仍然在和他作灵魂的交流与对话吗？

苏轼当年被逐出官驿，幸亏有当地父老子弟帮助，在州城之南的桄榔林中结茅为屋，聊蔽风雨，他曾作《桄榔庵铭并序》，并作《新居》一诗。迁居的那天晚上，听到邻舍儿童琅琅的读书声。别人也许会无动于衷，但在苏轼这位与民休戚相通的文化人听来，竟“琅然如玉琴”，并写下《迁居之夕，闻邻舍儿诵书，欣然而作》一诗。桄榔庵坐落在现在的儋州市中和镇南郊，我们怎能不去那里进香呢？

桄榔庵，见证和陪伴了苏轼贬逐岭南的三年岁月。苏轼去后，当地的官员与士绅对旧居总是悉心维护，时予重修。原是五间茅屋，全盛时期竟有正殿五眼，讲堂五眼，头门三眼，还有照壁耳房之属。及至清代，地方上的文人官吏还于斯成立“桄榔诗社”，作对吟诗，庆贺桄榔庵的重建。民国时期，旧居改为“中和高初小学校”。然而，当我们满怀期盼之情来到桄榔庵旧址时，这里已了无当年的丝毫痕迹，茅屋数间当然早已交给几百年前的历史烟云，以后重修的屋宇校舍以及历代题咏的诸多石碑，也断送在二十世纪中叶的风风雨雨之中。这难道在应验苏轼于《桄榔庵铭》中所说的“生谓之宅，死谓之墟”吗？虽然有不少人呼吁重建桄榔庵，但许许多多高楼大厦、酒店宾馆和追赶国际潮流的娱乐场所纷纷拔地而起，遍布海角天涯，但桄榔庵的重建却仍是一纸空文，只有今人补种的几株桄榔树，枝叶迎风，喃喃自语，企图为历史做暧昧的说明。四顾苍茫，到哪里去再睹苏轼的笠影履痕，到哪里去寻觅他的往迹遗踪呢？离桄榔庵不远有苏轼为百姓开凿的水井，至今水井犹在，称“东坡井”，我们已无暇去那里凭吊了。倒是桄榔庵之侧原来有一曲莲花池，那也是苏轼当年的游息之处，桄榔庵早已失踪，而莲花池却奇迹般地留存至今，似乎是有心为苏轼旧居做地久天长的旁证。人去诗留，椰风蕉雨之中，于桄榔庵侧的莲花池畔，我听见的是苏轼永不消逝的歌吟，那是他的《被酒独行，遍至子云、威、徽、先觉四黎之舍》：

苏轼被贬海南，在渡海之前，他曾倔强地说：“他年谁作舆地志？海南万里真吾乡！”（《吾谪海南，子由雷州，被命即行，了不相知。至梧乃闻其尚在藤也。旦夕当追及，作此诗示之》）三年后北归，在渡海时他又说：“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六月二十日夜渡海》）“吾乡”的桄榔庵，我们只能凭虚怀想了，而地不在远约两里许的“东坡书院”呢？却以它的短墙深院久远历史将我们召唤。

时间虽然已经是二十一世纪，但由桄榔庵至东坡书院，一路上见到的多是头裹花巾的黎族妇女，吱呀作响、悠然怀古的牛车，坐在牛背上口吹葱叶的牧童，仿佛是苏轼海南诗卷中一帧帧并未过时的插图。还在远处，一座古旧的大门便撞入我们的视野，一溜黑瓦红墙，在大门两侧如折扇一般抖开，楼台殿宇的屋脊檐角，挑起的是往昔的岁月，招呼我们的望眼。及至近前，门楣上黑底金字“东坡书院”四个大字照亮了我的眉睫，那是清代书法家张炽的手迹。门侧的一株参天大树，植于明代万历年间，至今已有四百多年，也算是饱经沧桑、见多识广了，但我问它当年苏轼的故事，它却一脸茫然，在晚风中不知喃喃说些什么。大约因为此地僻于海南的所谓“西线”，平时很少游客，门房里的值班人员无精打采，也没有或娓娓或滔滔为你指引迷津的导游。“鹿回头”啊，“度假村”啊，“海滨浴场”啊，“天涯海角”啊，还有如同新贵的新建旅游景点啊，游车如蚁，游人如织，而东坡书院却冷冷清清，悄无人迹。然而，正是这种空旷与寂寥，正好让我俯首皈心，静静地将这座千年庭院的庄严肃穆一一领略。

东坡书院原名“载酒堂”，从元代直至民国年间，历代都曾或重修或扩建，而“东坡书院”之名，则自明代嘉靖二十七年（ 1548）始。“文革”中书院破坏殆尽，斗转星移之后又经多次重建，才有今日的规模。书院现在共有三进，除了左右两侧宽阔的庭院，还有载酒亭、载酒堂、迎宾堂、书画廊及陈列馆大殿等主要建筑。载酒堂，取《汉书·扬雄传》中“载酒问字”的典故，是苏轼在儋州讲学和以文相会的场所。《琼台纪实史》记载：“宋苏文忠公之谪居儋耳，讲学明道，教化日兴，琼州人文之盛，实自公启之。”海南岛其时仍火种刀耕、文化极其落后，苏轼当年虽是戴罪之身，但热心教育。他设帐讲学，岛内外学子纷纷前来从学，儋州就有黎子云兄弟、符林、王霄等人，外地有琼州的姜唐佐、湖州的吴子野、江苏的葛延之等辈。苏轼后来离开儋州时，姜唐佐向他求诗，苏轼在他的扇上题诗两句，并劝勉他说：“异日登科，当为子成此篇。”渡海之后，苏轼还托人赠以自用的端砚。那两句诗是：

三年之后，当姜唐佐破天荒地成为海南前无古人的举人时，苏轼早已病逝于江苏常州。与他手足情深的苏辙继承乃兄的遗愿，为姜唐佐足成此诗：

我曾教书多年，新加坡与会的许福吉是作家也是教授，任教于南洋理工大学。我们在“载酒堂”内流连，在塑有苏轼、苏过和黎子云像的大殿瞻仰，福吉不禁口中念念有词：“苏轼在海南最大的贡献，就是重视教育，作育人才。他最早在这里实施了‘希望工程’啊！”

苏轼当年有一次外出，归途遇雨，只好向黎民借用斗笠和木屐，明人唐伯虎就据此画了《东坡笠屐图》。在东坡书院的展览馆前，四时不谢的鲜花和冬夏常青的绿树，将苏轼的铜像簇拥其中。他立于汉白玉座墩之上，头戴竹笠，足登木屐，大袖宽袍，手持书卷，霜髯仍在宋代的风中飘拂，双目凝视的仍是九百年前的风云。他的《纵笔三首》之一曾经写道：

三年前，他就是因为那首“白头萧散满霜风”的《纵笔》而得罪当道南迁海南，他在海南竟然仍用同一题目、同一诗句，这既是语妙天下的自嘲，也是一身傲骨、绝不同流合污的他讽。我们在苏轼的铜像前久久伫立，并合影留念。我不由想到他北归后途经仪真（今江苏仪征）金山寺，北宋名画家李公麟为他画的肖像还悬置其中，此画也许曾一直留传到清代吧，诗人翁方纲就曾在朱野云临摹的画像上题款。苏轼当时对像自鉴回首生平，写下了他晚年的力作《自题金山画像》：

前两句比喻，后两句直叙。“平生功业”竟是一生中三个重要的贬逐之地，这真是说一生的功业呢，还是平生怀才不遇、壮志难酬的沉痛反讽？这仅仅是苏轼一生的写照呢，还是从古到今许多有志无命之士的悲剧命运的概括？苏公已渺不可寻，我只好抬头去问鲜花丛中的铜像，开口是银，沉默是金，铜像默默不语，兀自在夕阳西下中抵挡薄暮的风寒。

“光中先生因故提前返回台湾，许多文朋诗友也远在天涯。”维樑仰望铜像，不忍离去，他说：“他们未能在东坡书院与文豪‘神聚’，听他讲学论文，并慰他暮年的寂寞，真是遗憾！”

暮色不知何时已悄然掩至，开始从四面八方向东坡书院合围。我们当晚还要赶回三百里路之外的海口市，只好匆匆来去了。多少遗踪还来不及探寻，多少疑惑还来不及询问。桄榔庵和东坡书院后面有一条清清的江水，苏轼写于海南的《汲江煎茶》，有名句为“大瓢贮月归春瓮，小杓分江入夜瓶”“枯肠未易禁三碗，坐听荒城长短更”，就是它赠与的灵感。这条清清江水啊，也是苏轼三年流放生涯的伴侣与见证，只恨我儋州来去匆匆，来去匆匆，竟然未及近前打听它熟知的苏轼的往事，无奈那乡间公路上车尘滚滚，车尘滚滚，我甚至未及从窗口一询它的姓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