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绍年与贵州近代教育的发展》

   冷  强 六盘水市民族中学

   陈培各 贵州医科大学

摘要：在李端棻上奏《请推广学校折》和清末新政的影响下，贵州在教育方面开始了教育的近代化历程。作为贵州巡抚，林绍年积极倡导清末新政，他十分重视贵州的教育，在任上先后开办蚕桑学堂、选派留学生、筹办客籍学堂、振兴女学、高等学堂设立预备科、改设师范传习所等。通过选派留学生和开设各类新式学堂，为贵州培养了大批新式人才，促进了贵州教育的近代化发展。

关键词：林绍年；贵州；近代教育

林绍年（1846-19161），字赞虞，晚号健斋，福建闽县（今福建省福州市）人。

他的一生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官场中度过的，自他1874年中进士后，先后担任过翰林院编修、监察御史、云南昭通府知府、贵州按察使、云南布政使、山西布政使、云南巡抚兼署云贵总督、贵州巡抚、广西巡抚、军机大臣、邮传部尚书、河南巡抚、民政部侍郎、经筵讲官、学部右侍郎、弼德院顾问大臣等职。1904年，林绍年调任贵州巡抚。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李端棻向光绪皇帝上奏《时事多艰，需才孔亟，请推广学校，以励人才而资御侮折》（简称为《请推广学校折》），进行教育体制改革。

1901年，为维护清朝统治、挽救民族危亡，清朝推行清末新政，在教育方面进行系统性改革。

1904年，林绍年调任贵州巡抚，这一时期正值清末新政推行时期，林绍年到任贵州巡抚后，多次选派留学生出国留学和开办各类新式学堂。

他十分重视贵州教育的发展，努力发展贵州地区的教育事业，开设各类新式学堂，为贵州培养了大批新式人才，如蚕桑学堂、客籍学堂、营团速成学堂等；倡导振兴女学，重视女子教育，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女子的教育水平，培养了一批女性人才；大规模选派学生出国留学，开创了贵州史无前例的出国留学热潮，为贵州培养了大批新政和近代化所需的适用性人才。虽然他在贵州担任巡抚的时间不长，仅有一年多的时间，但是他却给贵州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林绍年在贵州的贡献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军事等方面，本文主要从教育方面对林绍年在贵州推行的新政措施进行论述。

一、林绍年抚黔前的贵州教育现状1.科举制的影响从隋朝创立科举制一直到清朝，在教育制度方面实行的都是科举制，贵州也不例外。科举制在创立之初的时候发挥过重要的作用，但到了晚清时期，科举制的弊端就日益显现出来。实际上，“清末新政”之前的贵州教育就是一种传统的教育模式。所谓传统的教育模式就是考试内容仍然以“四书”“五经”和八股文为主题，教育目标仍是以培养维护清政府统治为主的官吏，本质上就是思想专制。正是因为这种模式，使得大批知识分子沉溺于儒家经典，而忽视了其它方面的学习。从他们自身而言，绝大部分的人努力学习的目的不是为了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而是为了改变贫穷落后的局面，甚至是为了升官发财。在这种文化专制下，就造成了贵州士人对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一无所知，这也是明清时期贵州科技发展明显落后于其它省份的重要原因之一。除此以外，贵州地方的各级学堂和书院也都明确规定学生必须严格遵守，“生员之志，当学忠臣清官。”“军民一切利病，不许生员上书陈言，如有一言建白，以违旨论，黜革治罪。”2在科举制下，教育只是官府统治人民的工具，学校只是为官府培养“人才”的地方，这种学问与实际不符的教育，使教育失去了推动社会进步的教育意义。2.经济发展的影响贵州教育之所以发展不起来的最重要的原因是贵州经济发展的滞后。对于贵州这样一个大省，每年的田赋收入才十余万两，还比不上中原地区的一个大县。正是因为财政收入的紧张，才造成了贵州教育投资的不足。由于贵州地理位置偏僻、交通不便、起步晚等原因，造成了贵州社会经济长期落后于其它省份，而贵州的财政收入也只能勉强维持官府的基本开支，实际能够投资到教育方面的资金就寥寥无几了。虽然官府大都鼓励在贵州发展教育事业，但都有心无力，也只是随便提一提而已。所以，对于偌大的贵州而言，如果不把经济发展起来，那么就不可能在教育上有所作为。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西方的教育理念开始在中国进行传播，首先传播的是我国的东南沿海一带，特别是当时经济较发达的地区，如北京、天津、广东、福建等地，这些地区先后创办了一些新式学堂。当时的贵州因为地理位置偏居西南地区，所以仍然处于闭塞状态，直到1894年严修担任贵州提督学政以后才开始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从此以后西方的教育思想才开始在贵州得到传播，各种新式学堂才陆续在贵州得以创办。从最初创办的情况来看，新式学堂主要集中在贵州的各大中城市，如贵阳、遵义等地。由于贵州各地区经济文化发展的差异，使得贵州的教育呈现出极大的不平衡。据统计：在清末创办的840余所新式学堂中，小学堂有781所，占了绝大多数，而中学堂只有15所，与小学堂形成巨大反差。3然而，在林绍年抚黔前的贵州在教育方面也并非毫无建树。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它已突破了过去只考儒家经典的传统，特别是在教学方法和教学内容上。除了学习“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外，还增加了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如：贵阳9所初等小学堂的课程有修身、讲经读经、国文、算术、历史、地理、格致、图画、体操、乐歌10科，每周上课35课时。课程最多的是国文，每周14节，其次是讲经读经，每周6节。4除了在创办新式学堂方面赶不上其它省份以外，贵州在选派留学生方面则表现得更为突出。据统计，1904年，朝廷要求各地都必须推荐优秀学生到国外去留学，其中规定贵州每年推荐3名学生。虽然3名学生不算多，但是对于偌大的贵州而言连3名都无法照办，那么，对于贵州的教育状况就不言而喻了。总之，教育在这一时期的贵州是很难发展起来的。对于清朝统治者而言，一方面本意是希望发展贵州的教育事业，另一方面又害怕人民在接受新式教育后对清朝的统治不利，于是采取了许多措施来阻碍贵州教育的发展。

二、林绍年与贵州近代教育

（一）开设各类新式学堂，培养新式人才1.开办蚕桑学堂在清政府的激励下，林绍年开始在贵州创办各种新式学堂，以培养各种新式人才。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四月，林绍年上奏清政府开办蚕桑学堂。同年，贵州蚕桑学堂在贵阳创立。林绍年在《开办蚕桑学堂折》中说：“臣查蚕桑学堂之设，主于研究种桑养蚕各实业，用中国之老法，参西洋之新理，因黔省之天时地利，互相考证，期以宜于实用”5。他聘请外省的教习并带种桑养蚕的工人以及购买蚕种和机器来黔发展蚕桑养殖业，同时派遣学生到省入堂进行学习，并派遣按察使全懋绩为总理，将旧有经世学堂整修，制定章程，择期开办。该学堂的学生分为学习理论和学习实践两个方面，理论和实践的学习年限有一定的差异，“学生分别堂内、堂外两级，堂内学生课以养蚕、制种缫丝、栽桑各专门之学为主，以算学、种植、理化、各普通之学为辅，两年卒业。堂外学生专在试验场学习养蚕、缫丝各法，半年卒业。堂内学生正取四十名，备取二十名，堂外学生不限定额。”6该蚕桑学堂的性质为官办，所有经费支出均由政府划拨，与我们今天的公费学生一样。林绍年聘请的正副教习均为浙江蚕桑学堂的毕业生，他们从浙江带来了先进的养蚕技术和经验，在他们的教育下，贵州养蚕方面的技术逐渐得到推广，为贵州培养了蚕桑人才。林绍年创办的贵阳蚕桑学堂，在规模上相对云南等地的蚕桑学堂较小。但是客观地讲，该学堂的创办实际上是贵州农业技术的进步。在贵阳蚕桑学堂的推动下，贵州下辖各府、州、县等也相继创办了蚕桑学堂，如1907年独山蚕桑学堂。他还将此办法推广到广西，在他任广西巡抚后，1906年他便办了广西蚕桑学堂。2.筹办客籍学堂1905年，清政府废除了在中国存在了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在贵州居住的外省官绅和商人的子女教育便成为一大难题。当时仅从云南赴贵州的官绅子弟和经商之人不下数十家，按照清政府之前的规定，科举制度废除以后，这些官绅子弟和商人子女是不能够在客籍享有本地之人相等的教育权利。为了维护在黔官绅和商人的利益，激发他们当官和投资贵州的信心，林绍年于1905年9月筹划在贵州设立客籍学堂，“拟节俸薪捐，集经费于省城，创设客籍中小蒙学堂各一区，为官商子弟就学之所”7。该学堂按照京师大学堂颁发的各种章程，并购买大量仪器和书籍，聘请教习来教授学生，一切都归官立学堂来统一管理。该学堂的毕业生毕业以后和官立学堂毕业的学生一样，由政府统一选拔。外省籍官绅和商人子弟除了享有专门为其筹设的客籍学堂的教育以外，还享有在高等中小学堂的教育权利，“至黔省现当遵旨推广学堂之际，将来高等中小学堂内并应酌量附设客籍学生名额”8。客籍学堂在贵州的建立，是贵州在教育创新方面的一大进步。林绍年建立客籍学堂的初衷是为了稳定在黔官绅和商人的情绪，使之更好地为贵州服务。该学堂的建立解决了官绅和商人子女的教育问题，使他们没有后顾之忧，这就为贵州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3.设立预备科，改设师范传习所为了讲求实际而使社会得到进步，林绍年在担任贵州巡抚后，主张在黔省中的高等学堂设立预备科，“学堂之设有下学之基础，方有上达之阶梯；有及格之人才，方有循序之进步”9。虽然林绍年在任时也曾先后培养了数十人到京师大学堂和日本留学，但是鉴于黔省地势偏远、风气初开的缘故，该地区培养出来的学生的教育水平及管理能力相对其它地区较落后，高等学堂也为此有名无实，“三年以来，空悬高等之名，曾无中学之实”10。虽然1905年夏天黔绅、前礼部尚书李端棻和云南布政使刘春霖等人曾上奏清政府变通高等学堂以整顿中学堂，但效果并不明显，这种情况到了林绍年任贵州巡抚后才有所好转。为了彻底改变不务实际的风气，林绍年详加勘查并要求学堂总理详加监督，并将高等学堂改为预备科，按照原有中学堂制订的规章制度教授学生，在原有中西文、算学、体操的科目上添加中文一科。该预备科共六年毕业，其中一年赴日本学习速成师范，归国后教授预备正科，按照中学堂的章程五年毕业，之后学生再进入高等学堂学习。

1901年，清政府推行的清末新政促使各地方督抚纷纷响应，连偏远的贵州也不例外。由于贵州偏远，教育水平较落后，人才优势也就不如其它各省，加之新式学堂的大规模创办，这就造成黔省人才资源的欠缺，特别是师范人才的不足，从根本上制约着贵州教育的发展。为了弥补师资的不足，林绍年于1905年上奏朝廷，主张改设师范传习所。1905年科举制度的废除，使贵州在师范教育方面的人才显得越来越少。按照之前贵州乡绅唐尔镛、任可澄等人的意见，即按照直隶总督袁世凯等提出的办法“就省城贡院改设师范传习所”11。林绍年即表赞同。该学堂的学生主要是从各属中品行和学识渊博之人中遴选而来，同样以奏定章程为准，“定额一百二十名，先教一班，於十月初三日开办，卒业时试验合格，给予凭照”12。在林绍年看来，贵州要想取得进步，就必须依靠人才，而要培养人才，就必须储备师资力量，只有师资力量具备了，才能够为贵州培养越来越多的实用人才。对于师资的具备，他认为师范教育又是当前之首要任务，“速成师范尤能应我急需”13。预备科和师范传习所的设立，是林绍年推行新政的一大举措。从某种程度上看，林绍年的这些做法还存在着诸多方面的不足。但是这些新式学堂的创办，促进了贵州新式教育的开展，为贵州培养了一些当时急需的师资力量，标志着贵州的师范教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4.支持创办“通省公立中学堂”众所周知，贵州的教育相对于其它省是十分落后的，这种落后的教育模式直到林绍年担任贵州巡抚以后才有所转变。在此之前，贵州的教育在某种程度上也得到过一定的改变，这主要体现为19世纪末在贵州担任提督学政的严修。他认为，中国要想从根本上得到自强，就必须把教育放在首位，只有这样才能培养出新式人才。于是，在他的努力下，贵州创办了经世学堂。除了严修以外，当时对贵州影响很大的另一位人物就是李端棻，他对贵州影响较大的两个方面：一是创办公立师范学堂；二是创办贵州中学堂，“次年改名为贵州通省公立中学堂”14。新政的大力推行，使贵州的士绅认识到推行新式教育的重要性，再不改变落后的教育制度，贵州的教育势必得不到提高。在此情况下，李端棻、于德楷、任可澄、唐尔镛、华之鸿等贵州士绅于1905年10月联名呈请贵州巡抚林绍年，要求创办新式中学堂，这一要求获得了林绍年的大力支持15。1906年，“通省公立中学堂正式创办。该学堂创办的经费一方面来源于贵州士绅的捐款，“如华之鸿一人就捐银七千两”16；另一方面来源于“公款以及过去科举时代的膏火费、学田等项收入作为补助”17。该学堂自创办当年三月开始招收第一批学生，共计54人，自第二年开始，便由旧有的校址迁入新校址，其校舍规模庞大，无论是师资力量，还是学生素质，在当时的贵州都是数一数二的。直到今天，该学堂的办学历史也有一百多年了，这所学堂发展到今天成为贵州省数一数二的重点高中——贵阳一中。

提及贵阳一中，对于贵州人而言无人不知晓，从中我们就可以看出贵阳一中在贵州省的影响力了。5.开设营团速成学堂林绍年出任贵州巡抚后，鉴于清政府军事战斗力的逐渐下降，建议清政府整顿军队，以提高军队的作战能力。他认为当前应把练兵作为首要任务，“维练兵为今日急务，然必有练兵之学而后可任练兵之事，则造就将弁其先务也”。练兵不只是针对实践而提出来的，练兵必须要先具备练兵的一些理论知识，然后才能达到练兵的真正效果，只有将理论和实践综合起来，才能真正实现练兵的目的。鉴于这样的情况，林绍年主张开设营团速成学堂，以培养军事人才。晚清时期，清政府“绿营积惰，久成虚设”18，裁减绿营制兵的呼声日益高涨。

鉴于此，林绍年主张全面裁汰绿营，但是为了弥补军队人员的不足，他也主张兼练团勇。林绍年到黔后，根据新政的需要，着手裁汰旧式练军，大规模编练新军。“整军御武，将材为先”19，随着新军的大规模编练，对军事人才的需求也不断增加。人才的培养，来源于学校教育，军事人才的培养，来源于军事学堂的创办。1901年9月，清政府发布上谕：“练兵必先选将，而将才端由教育而成，……但学堂成效既非旦夕可期。惟有先就原有将弁择其朴实勤奋者遴选擢用”20。

1902年6月，“袁世凯奏请朝廷批准设立行营将弁学堂，并作为经验推向全国”20。林绍年也于1905年创办了贵州营团将弁速成学堂。该学堂仿照日本速成师范学堂的创设办法，招收60名学生，由学堂供给食宿，并在侯補将弁世职内选择年力精壮和文理明顺者30名以及在边要各团绅内选择年龄在30岁以内气体强壮、通晓字义、家境清白者30名进入该学堂学习。该学堂聘用高等学堂教员黄士龙、邓启昆为教习，学生主要学习测算、操练，以攻守进退为宗旨。学堂的毕业生以八个月为期限，学习成绩优良者发给奖学金，并派往各团营担任管带、哨弁、教习等职务。林绍年创办的贵州营团将弁速成学堂，为贵州培养了大批当时比较适用的军事人才，学堂毕业的学生大多成为军队的指挥官，为清末贵州新军的编练奠定了人才基础，客观上促进了贵州的军事近代化。该学堂培养的学生一方面成为维护晚清政府维护专制统治的有力工具，他们多次参与镇压民众的反清斗争；但另一方面，该学堂培养的毕业生也成为晚清政府的掘墓人，与新军一起成为推翻清政府在贵州统治的一支重要军事力量。

（二）倡导振兴女学，重视女子教育1.女学思想的提出中国封建社会，一直流传着“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传统观念，女子的地位显得比较低下，男尊女卑、三从四德等思想长期存在于人们的大脑中。由于长期受到传统观念的影响，女子得不到教育的机会，所以女子的文化素质则显得十分低下。这种状况到了19世纪40年代才有所好转，戊戌维新运动时期有了大的突破。

1844年，英国人在宁波创办的第一所女子学校是女子接受教育的开始，但该学校的影响较小。直到维新变法时期，中国的女子教育开始逐渐盛行，这一时期标志着女子学堂的开始。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人纷纷倡导振兴女学，提倡女子教育。

梁启超在1896年的《论女学》中疾呼，“中国兴女学已成当今急务”21。

 1902年，清政府颁布了《钦定学堂章程》，1904年改名为《奏定学堂章程》，即“癸卯学制”。学制规定，女子只可以采用家庭教育的方法，“少年女子断不宜令其结队入学”22。

直至1907年，清政府公布《奏定女子小学堂章程》和《奏定女子师范学堂章程》，标志着中国的女子教育才最终获得清政府的承认。作为贵州巡抚的林绍年，也认识到女子教育的重要性，并于1905年9月在给清政府上奏的《振兴女学折》中，详细阐述了振兴女学的必要性2.女学思想的主要内容林绍年说：“学者益复专心实学，其人才之辈出，风俗之改移，皆可以如操左券”23。

在此情况下，他提出希望借助当时全国已对振兴女学有一定认识的基础上，更大规模地开办女学，以提高女子的教育水平。他分析了中国女子的现状，认为女子虽多，但她们大多都是对社会无用之人。只有振兴女学，才可以收到“少一坐食之人，即多一生财之人”24。为了打破人们对女子教育的顾虑，他还提出了奖励女学的办法，“凡民间妇女能教成女学生若干人，无封者给封，有封者加一级给封，其能教实业及各种科学者，更以难易多少为差”25，这足以体现林绍年对女学的重视。林绍年还进一步通过颁布法令以取得禁止缠足和获得女学经费的双重效果，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取缔妇女缠足的不良习惯，他规定“凡民间光绪二十年以后所生女子，有仍习缠足者，罪其父兄，由各乡自行议罚，以充女学经费，有功名者其罚惟倍，现任之官罚又倍之”26。林绍年振兴女学所采取的种种措施，是基本上符合晚清社会发展的潮流的。

（三）大规模选派学生出国留学派遣留学生是清末新政中一项重要的措施。为之，清政府发布上谕：“造就人才时系当今急务，前据江南、湖北、四川等省，选派学生出洋肄业”27。这标志着清政府开始大规模选派留学生出国留学。从1901年开始，清政府就已经陆续派遣学生出国留学，但是作为偏远地区的贵州却一个也没有派出过，就连清政府1904年规定的“选派学生各省须有定额，山西、甘肃、广西、贵州各三名”28也没有实行。可以看出，贵州在选派留学生方面的落伍。林绍年调任贵州巡抚以后，认识到贵州教育的落后。他认为，要想振兴贵州，就必须依靠教育，教育的关键在人才，所以他一方面开设各类新式学堂，另一方面大规模选派留学生出国留学。贵州在开设新式学堂以后，林绍年逐渐认识到贵州在人才方面的劣势。他认为，一方面是贵州师资力量的欠缺不能满足教育的需要，另一方面是师资水平的低下，他们大多接受的是传统的教育，对西方新式教育、专业设置等模式较难掌握。为了培养比较急需的专业性人才，林绍年决心选派学生出国留学，他于1905年7月在给清政府的奏折中提出：“整顿学堂，必自广求教习始，然与其求之于人，不若求之己，与其画地而谋其旧，不如游学以图阙新”29。在他的倡导下，先后分几批资送官费、公费和鼓励自费学生出国留学。林绍年认为，日本集各国之长，且大多技术、专业等是当前所急需的，所以当时选派的留学生主要是以留学日本为主。鉴于留学经费的不足，林绍年除了从财政抽拨经费外，还积极筹资，并鼓励自费留学。在林绍年的努力下，仅半年时间就已资送过共64名学生。其中，“官费、公费共51名，包括习速成师范者29名，习专门科学者22名；自费学生11名，包括考察学务者2名，习速成师范者2名，习专门科学者7名；随宦子弟自费生2名”31。这些官费和公费生按照选派章程，学生毕业后应当回到贵州并在各属供职，成绩突出者给予奖励。这开创了贵州大规模选派留学生的先例。1905年10月，林绍年又派遣14人到日本去考察学务，“一面遴派知府吴嘉瑞、陈鸿年，通判闵世荣、李绶，知县刘华琼、罗万华，从九周篆训，教职吴鼎、宋葆昌、季熙照、李立成，教员黄禄贞12员，由官给费前往日本；又直隶州知州谢祖禹，知州李大森2员自备资斧一同前往考察学务”32。1905年12月，林绍年在贵州面临留学生多以师范为主、而专习实业者寥寥数人的局面下，建议清政府要求在黔续派留学生学习专业技术。林绍年从预备科的学生中选择资质较好的12人，以4人学习速成师范，以8人学习完全师范。鉴于贵州财力的匮乏，林绍年首先选派一小部分学生赴日留学，待经费稍足再酌量添加。

经统计，1905年底，林绍年共选派73名学生，“习完全师范者8名，习专门科学者5名，习速成师范者37名，随宦子弟及绅商自费生23名”33。林绍年在担任贵州巡抚一年多的时间里，他先后分三批共计派遣官费生113人、自费生38人，合计151人赴日留学，这为贵州以后的留学教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贵州省志.教育志》记载“1927年以前的16年，贵州官费生只有41人，新中国成立的十年间，全省公派留学生也只有23人”33。数字是最好的事实，林绍年派遣留学生，是他对贵州教育史上的一大贡献。一部分留学生回国后成为贵州辛亥革命甚至民国贵州史上政治、军事、经济上的响当当的大人物。如任同盟会贵州支部长的平刚、加入同盟会的于德坤、杨荩诚等人以及后来担任国民党交通部长的王伯群和对贵州人最为熟悉的何应钦等。留学生中对贵州教育、经济等方面做出过贡献的人也不少，如后来任贵州教育总会会长及贵州大学校长的周恭寿，贵州早期的经济学家刘显治，开办贵州省立医院的邓光济等。

三、结语晚清新政措施中影响较大的当推教育改革，其内容主要包括废除科举制度、办学堂、振兴女学、派遣留学生等。其中，废科举开创了教育改革的序幕。林绍年调任贵州巡抚期间，恰逢废除科举制度的过渡期，他到任后一改过去落后的教育方式，注重新式教育的发展。他开办了各种新式学堂，为贵州培养了各式各样的新式人才。如蚕桑学堂的开办、将前任巡抚创办的名不符实的高等学堂降为预科、中学堂及师范传习所的创设等等均是他对贵州教育的贡献，大多还是贵州教育史的“第一”，属创举之列。此外，他还振兴女学，提倡女子同男子享有同等的权利和义务，反对女子缠足的做法不仅让贵州女子教育没有落在全国之后，而且他的思想在当时也属前驱者之列。林绍年在教育改革方面的成就，对贵州影响最深远的要推派遣留学生了。贵州由于长期落后和闭塞，在派遣留学生方面极为落后，只有到林绍年来黔之后。在他的鼓励下，贵州积极行动起来，先后分三批赴日留学，到20世纪初出现了第一次“留学热”的浪潮。从全国来看，“留学生从1896年的13名，增加到1904年的2400名、1906年的12000名，仅贵州就有151人”34；

据统计，“辛亥革命前贵州派出的留学生在全国留学生总人数中1901年为1/136,1904年为1/63，而1905年即升到1/27。而当时贵州人口为全国总人口数的1/53。

可见，按人口比例看，贵州出国留学生大大超出全国的平均数”35。这个数字直到贵州改革开放前也没有达到。这151人在日本毕业后并没有选择留在日本，而是全部回国，这些学生在不同的领域为贵州的建设都做出应有的贡献。林绍年作为一个地方督抚，而且是一位具有一定新思想的有作为官吏，他是地主阶级的代表，本质上代表的是清政府的利益，所以他在贵州推行的新政措施首先是以统治阶级的利益为出发点的。在贵州教育方面，林绍年为了振兴贵州教育事业，大力兴办各种新式学堂，“黔抚林绍年以新学为属吏课最”，但地方官吏为了迎合林绍年，往往借“新政”之名横征勒派，遂使许多“善政良法”成为“作奸为虐之一端”，林绍年推行新政所带来的后果恐怕是他没有估计到的。加之兴办学堂之费用皆由广大人民身上所搜刮以及人民保留旧传统、对新式学堂的抵制，最终激起了广大人民的反抗。

从人民的角度来看，这是对人民的摧残，是千百年来统治阶级维护自身利益采取的惯用伎俩，这是不可取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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